这个故事正如书名，无证之罪，先用代入法确定嫌疑人再求证正确性，亮点在于如何设定无证之罪，而个人认为不够严谨的点和不太认同的点在于，一是骆闻辞职后还能登录内网查询信息似乎不太符合一般认知里的管理规定，二是严良最开始怀疑骆闻是因为他的豪宅装修简陋且买了豪车却不常开，两点之间存在矛盾，说明买豪车另有目的，个人觉得说服力不够，三是骆闻作为一个认为“任何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的人，即便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和极度悲伤的原因，选择这样极端的方式寻找真相也太突破常理，有种为了故事刻意为之的感觉。

这个故事引发读者讨论的另一个层面在于，法理和情理哪个重要。坦率得说，这个故事读来是有些悲伤的，骆闻犯下重罪，但他本质里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坏人，两个小年轻失手杀死小混混，他们只是最常见的普通人，如果不是生活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揭露真相的严良本身也是一个曾将情理置于法理之上的人，从情感上来说，多多少少还是会希望好人能有好结局，不要因为意外毁掉原本平凡但充实的人生，但从理性上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要遵守法理。

故事的结局选择了尊重事实和法律，从情理来说，内心善良的人没有办法背负心理重担一生坦坦荡荡，从法理来说，之所以需要法律，是因为其规定了一个统一的、公平正义的标准，严格的执法不因身份、地位、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改变结果，提供了公正，而公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情理出发则很难做到。合情合理的未必是合法的，这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也杜绝了讲人情导致的混乱；法理不外乎人情，也在司法允许的范围内做到适当的考虑；脱离法理的人情是错误的，完全不考虑人情的法理是冰冷的。两者虽有纠缠之处，但要分清主次，法理是首要遵守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讲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