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山雨风满楼

山雨风满楼

凡天下之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此乃颠扑不破的规律。

三国兴起，乃是由于东汉衰落。东汉衰落的原因，与其他王朝相比，显得十分特别。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尝言：“国恒以弱丧，而汉独以强亡。”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强大怎么会亡国呢？

纵观中国历史，王朝的衰亡，与国家军事力量的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对外战争的失败，往往是灭亡的导火索。中国几个比较重要的王朝，如唐、宋、明、清，其衰亡的过程与外敌压迫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东汉则不然。

自光武帝开国，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帝国的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周边的蛮族势力，无论是匈奴、羌或乌桓，都不是东汉的对手。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人被打得落荒而逃，远遁中亚；即便到了东汉后期，汉军的战斗力仍是雄视天下。

以段颎平东羌为例，这位东汉盖世名将，在征羌最后一战中，以战死四百人的代价，歼灭羌军三万八千人，创造了冷兵器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战绩。鲜卑在北方的崛起，一度对东汉帝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只是这个游牧民族由于内乱而很快衰落，终究未能撼动东汉超级强国的地位。

既然东汉帝国如此强大，为何会“独以强亡”呢？

大帝国何以会走向分崩离析，最终导致群雄割据，三国并起呢？

祸不起于萧墙之外，而在萧墙之内。

大帝国如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壮汉，表面上看起来神勇无敌，可是体内已是疾病缠身，五脏六腑不知不觉地腐烂掉了。这是因为有两大毒瘤在作怪，其一叫外戚，其二叫宦官。

外戚与宦官，每个朝代都有，可论及其带来的惨烈祸害，没有哪个王朝能与比得上东汉。东汉宫廷斗争血腥而残酷，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轮流作庄，相互倾轧，令帝国的中枢组织一步步坏死，最终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宦官之祸与外戚之祸又是如何酿成的呢？

是什么土壤培育出外戚与宦官这两朵邪恶之花呢？

有果必有因。

这个因，很令人惊讶。

当我们深入挖掘历史时，发现东汉的皇宫，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上空飘荡着不散的咒语。命运之神似乎有意捉弄高高在上的皇室，皇帝与皇后都被一种不可言说的宿命所左右。

宿命之一，东汉皇帝多是短命。

东汉总共有十四个皇帝，活过四十岁的只有三个，分别是前两任皇帝光武帝（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与末代皇帝汉献帝（五十三岁）。其余十一位皇帝，没有一个超过三十五岁，甚至有三个婴儿皇帝，没活过三岁。短命皇帝之多，在中国各个朝代中堪称第一。在我们的想象中，皇帝吃穿不愁，还有一大堆宫廷御医不时望闻问切，就算不长寿，也不致于连续十一任皇帝都活不过三十五岁吧。

但事情就是这么离奇古怪。

莫非皇族有先天的遗传病，或者被下了毒咒？

看来，皇帝的职业不值得羡慕。

宿命之二，东汉皇后大多不生育。

皇后的数量要比皇帝多，一个皇帝可能有两、三个皇后。我们知道，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要继承皇位的。东汉十四个皇帝，除开国皇帝光武帝是自己打天下的，其余十三个皇帝都是继承大统。这十三个皇帝里，有几个是皇后所生呢？只有两个，其余的十一个都不是。

皇帝短命、皇后不生育，与外戚之祸、宦官之祸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而且有直接的关系。

皇帝短命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继位者都是未成年的小孩甚至婴儿。除了前三任皇帝之外，其余的十一位皇帝，登基时无一人超过十五岁，全部是未成年人。登基时年龄最大的是汉桓帝，当时也只有十四岁。这些未成年人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显然力不从心，太后临朝听政就成必然了。

太后作为一个女流之辈，久居深宫，没有能力约束众臣，只能信任自家的兄弟、亲戚，这便导致了外戚势力的兴起。

更糟糕的是，这些皇帝大多不是太后的亲生儿，与太后没有血亲关系。太后显然更愿意把权力交给与自己有着血亲关系的外戚，而不是皇帝。小皇帝们自从登基后，便受到太后—外戚势力的压迫，内无实权，外无可以引为羽翼的臣僚，即便他们长大成人，也改变不了大权旁落的现实。

只有一个办法能夺回大权：政变。

别的朝代是臣子搞政变，东汉是皇帝搞政变。皇帝搞政变，无一例外，都是靠宦官的帮忙。汉和帝政变，整垮了窦氏外戚；汉顺帝政变，整垮了阎氏外戚；汉桓帝政变，整垮了梁氏外戚。

大致说来，东汉宫廷长期存在两大利益集团，一为“太后—外戚”集团，一为“皇帝—宦官”集团，两大集团势力此消彼长。一般规律是这样的：皇帝登基之初，太后临朝，外戚力量雄厚；然而外戚集团最终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铲除、连根拔起，宦官势力取而代之，直到皇帝死后，新的外戚兴起为止。

太后临朝必用外戚，皇帝夺权必用宦官。

宦官之祸，比外戚之祸还严重。

在外戚集团中，还有过几个识大体的人，能够扶植朝中正义力量。而宦官集团中，几乎没有哪个握有权势的宦官能为国家、百姓做点贡献，他们做的事只是陷害忠良、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贪赃枉法、鱼肉人民。

当这个帝国的内脏败坏、衰竭之时，走向灭亡是必然的。

三国时代名臣诸葛亮曾这样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在诸葛亮看来，东汉政局之所以无法挽回，乃是汉桓帝、汉灵帝时代“亲小人，远贤臣”的必然结果。

汉桓帝、汉灵帝时代，帝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简单说来，就是外戚擅权、宦官用事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外戚权臣梁冀统治的时代，是整个东汉史最黑暗的时代。梁冀猖獗到了什么地步呢？连皇帝都敢杀！他大权独揽、目空一切、飞扬跋扈，虽为外戚，实则形同太上皇。年仅九岁的汉质帝在忍无可忍之下，当着他的面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这一句话，让小皇帝丢了性命。梁冀暗中命人在食物中下毒，毒杀汉质帝。紧接着，他又处死朝中最为正直的大臣李固、杜乔，遂令天下士人敢怒而不敢言。梁冀一手遮天，陷害忠良，结党营私，奴役百姓，天下生杀权柄，全在他一人之手。

毒死汉质帝后，梁冀立了十五岁的汉桓帝，自己仍大权独揽。

在他看来，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只不过是可以随时踩死的蚂蚁罢了。皇帝只是象征性地坐在至尊无上的宝座之上，呆若木鸡，机械地充当梁冀的传话筒。梁氏帝国看上去固若金汤，坚不可摧，这个权势家族出过七位列侯、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根深叶茂，谁可撼动？

只要时机成熟了，刘氏帝国定会被梁氏帝国所取代。

梁冀对此毫不怀疑。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人，一个他本不该忽略的人。

这个人就是皇帝，汉桓帝刘志。

难道一个被密密蛛网捆绑住的木偶皇帝，也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么？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若被逼上绝路，总能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与勇气。木偶皇帝面对梁冀时，总是心惊胆颤，仿佛脑袋上被架着一把刀。这个皇帝当得够窝囊的，哪天梁冀若是心情不爽，皇帝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为了自保，汉桓帝鼓起绝地反击的勇气。梁冀爪牙广布于朝廷之上，汉桓帝甚至不敢依靠宫廷之外的大臣，他唯一能依赖的，仅仅只是皇宫内与梁冀有隙的几个太监。梁冀过于轻心了，他既低估了傀儡皇帝，也低估了几个不入眼的宦官。宦官们凭着守卫宫廷的羽林军及虎贲战士一千余人（为了凑人数，把马夫也派上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包围梁冀的老巢。

仅仅一天的时间，梁氏帝国灰飞烟灭。

梁冀及其夫人服毒身亡。

皇帝这一旷世豪赌，居然赌赢了，他赢回了权力，赢得了未来。

一个黑暗的时代结束了，大家睁大眼睛，等待光明。

帝国臣民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的只是失望。

汉桓帝除暴并非为了安良，而只是夺回自己的权力罢了。去了一个梁冀，来了一堆宦官，政坛上依然黑云遮空、暗无天日。

皇帝得以翻盘，全靠几个宦官。东汉宦官权势本来就重，如今仗着政变之功，更加无法无天。宦官专权是皇权制度下变态的衍生品，这些皇帝身上的寄生虫一旦大权在握，无不祸国殃民，无恶不作。

在与外戚、宦官集团的斗争中，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悄然兴起。

富有正义感的士人们走到一起，他们深持传统的名教观念，重视人格操守，嫉恶如仇，淡泊功利，高蹈名节，是非观念明确，不肯随波逐流。他们被称为“清流派”，强调正义，与邪恶势力绝不做妥协。然而宦官集团仗着皇帝的撑腰，大兴“党锢之狱”，禁锢清流党人。

公元167年，汉桓帝之死，把清流党人与宦官集团的生死较量推向最高潮。

表面上看，清流党人胜券在握。

向来力挺宦官的老皇帝已死，新上台的汉灵帝不过才十二岁，大权落入外戚大将军窦武之手，而窦武正是清流党的支持者。堂堂一个大将军，手握天下兵权，要扳倒几个太监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宦官集团得悉清流党人的计划后，居然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劫持小皇帝，再次动用宫廷禁卫军的力量，矫诏捉拿窦武。

在宦官的反攻倒算之下，清流党大溃败。大将军窦武自杀身亡，太傅陈蕃被杀，清流党领袖纷纷被捕入狱。

当大太监曹节炮制一份所谓的“奸党”抓捕名单上交灵帝刘宏时，小皇帝显然对“奸党”的概念不清楚，他天真地问道：“什么是奸党？”

曹节回答道：“奸党就是相互勾结的党人。”

小皇帝听不明白，又问：“奸党犯了什么大罪，为什么非杀不可？”

曹节又说：“他们图谋不轨。”

小皇帝再问：“图谋不轨又怎么样呢？”

曹节看着呆头呆脑的皇帝，加重语气答道：“那就是企图夺陛下的江山社稷。”

小皇帝似乎明白了。既然要谋夺朕的江山，铁定是坏人了。

捕杀“奸党”的诏令下达，曹节转过身时，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笑得那么天真浪漫。

好人斗不过恶人，总是因为不屑使用卑鄙手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者被卑鄙者踩在脚下，肆意蹂躏、折腾，直到彻底摧毁其肉体。清流党领袖李膺、杜密、范滂、虞放、朱寓等，不是被拷掠至死，就是自杀身亡。

“党锢之狱”从汉桓帝持续到了汉灵帝时代，前后长达十八年之久。士人精英遭到大肆杀戮，宦官势力如日中天，社会正义受到空前摧残。

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

从一开始，宦官们便左右着皇帝的意志。

终汉灵帝一朝，对宦官的宠幸毫不动摇。

无论是梁冀的外戚集团或是宦官集团，虽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祸国殃民这点上，并无二致。

这里举一个例子。

大宦官王甫有个干儿子，名叫王吉。王吉本不学无术，有干爹撑腰，当了沛相。他大概是东汉历史上最坏的官吏了，此人有一大爱好：杀人。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了一万多人，平均每年要杀两千多人，每月要杀两百人，每天要杀六七人。不仅如此，他杀人手段特别残酷。每杀一人，就将其尸体支解成几大块，扔在囚车上，四处展览。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尸体容易腐烂，他用绳子穿在骨架上吊起来，尸体发出的腐臭味数里之外可闻，路人都得捏着鼻子转过头，实是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