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考古发现

第1章 农民挖井发现陶俑秦砖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大地，坐落在骊山脚下的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也是地裂苗枯，万木凋敝。

为了抗旱救灾，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带着本队社员四处寻找水源。

3月22日，杨培彦来到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他们决定在这里打一口井，以解决燃眉之急。

杨培彦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说：“依我看，就在这里吧！”

西杨村的杨全义、杨新满、杨志发等9个青壮年听到队长吩咐，立即挥动大镢就开始挖掘起来。

根据杨培彦的要求，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直径为4米的大井。

西部的早春，天气还有些凉，但杨全义等人脱了外衣还干得热气腾腾。当他们挥汗如雨地挖到1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

这层红土异常坚硬，杨志发一镢头挖下去，只听到“咚”的一声碰撞，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

但再坚硬的泥土也无法抵挡人手中的镢头的进攻，杨志发、杨文海等9人经过一个星期的苦干，这口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

3月29日，杨志发等3人在井的最底部挖土，地面上有人再把土转运到别处。

11时左右，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井下突然有人发出惊呼：“呀！这是什么？瓦爷！”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形象极为恐怖。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

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

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又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多数人还是很快将秦砖哄抢一空。

4月25日，晏寨公社管水利建设的干部房树民前来检查工作，看到扔弃在土堆里的瓦人残体觉得奇怪。他下到井底，从井壁抠出半块砖，去掉泥土一看，发现同县文化馆里的秦砖一样。

于是，房树民找到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赵康民一起来到井旁，仔细察看了从井里挖上来的土堆。察看的结果令他们十分震惊。

因为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两三公里，在陵区保护范围之外，而这里却出现了大量的陶俑，这是怎么回事呢？

赵康民觉得这些疑问需要研究，便把碎片统统收拢集中保管。

他还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碎片，同时去废品收购站把被农民卖掉的碎片作价收回，然后带领社员用铁筛子把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他让社员们把破碎瓦片装了满满3架子车，拉到文化馆。

赵康民把这些陶俑残体碎片作了初步整理，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便亲自到井旁扩大发掘。

此后，赵康民整天在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里忙碌，仔细清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像绣花似的进行拼对、粘接。经过他的细致工作，粉身碎骨的陶俑一个个复原了。

他修复的陶俑，竟是英气逼人的武士陶俑。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考察时看到修复的秦俑，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了大功。”

第2章 新华社记者写出惊人内参

1974年5月底，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临潼探望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陶俑的事。

他当即断言：

这是2000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

6月24日，蔺安稳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王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

但围绕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在《人民日报》发内参，如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时再说下一步。”

就这样，王永安将此消息以“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一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内参。

当时，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看到这份内参，立即作了如下批示：

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这一重点文物。

李先念将此件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

王冶秋看到文章时，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掠过脑际，在当时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在他的指示下，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成立了。

7月15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来到西杨村。他们参观了赵康民复原的陶俑后，非常高兴。

随后，便围绕赵康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

没想到发掘了半个月，连俑坑的边都没找着。

这太令人惊奇了：“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考古人员觉得有些不对劲。

正在大家踌躇不前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在开始钻探的第一天，一个年逾七旬的白发老汉，斜坐在不远处的大树下，眯着花眼向发掘工地观看。

太阳西沉，当程学华等考古人员拔出探铲要休工时，白发老汉从树下慢慢地走过来，向持铲的程学华问道：“怎么样？你们铲到什么没有？”

只顾收铲的程学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说道：“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嘛。”

老汉不再说话，怏怏而去。

第二天依旧如此。在考古人员对着挖掘地挖掘时，那位老汉同样躲在一旁看，可当他们探铲移至离俑坑100米处时，老汉又走到程学华跟前说：

“怎么样？今天铲到什么没有？”

“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嘛。”程学华依然这样回答。

这次，老汉却没有离去，他表情有些愤然，说话变得生硬起来：

“我不是问你吗？是你在铲，又不是我在铲。”

程学华抬头仔细打量了老汉一眼，见老人生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颇有几分仙气与神韵，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什么，口气缓和下来，坦诚地回答：

“我看地下好像有，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老汉眯着眼睛微微一笑说：“你跟我来。”

程学华被带到离井口大约200米地方，停了下来。

程学华正纳闷着这是怎么一回事时，老汉却面带笑容地对他说：

“你不用铲了，俑坑的边就在这里。”

“什么？大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信不信由你。”老汉依旧微笑着。

当程学华回过神来，却见那老汉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

第二天，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再继续西探，陆续又发现了一些陶俑的踪迹。

老汉的话被证实了。

一年之后，整个俑坑被揭开，事实证明那位白发老汉所指的位置完全准确。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考古人员大体弄清了俑坑的范围和内容。

这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宽度62米、距地表4.5米至6.5米，共有6000个左右武士形象的陶俑组成的军阵。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

随后，此坑定名为“秦俑一号坑”。

一号坑坑深5米，面积1.4260万平方米，地下坑道为土木结构，东西两侧各有斜坡门道5个，南北两侧各有便门两个，立木封堵门洞，坑上以棚木、芦席、泥土覆盖。坑内每隔3米有一道夯土墙，墙间空当处陈列兵马俑，底部铺以青砖。

坑内是由步兵俑和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军阵。东端是3列面向东的步兵俑横队，每列70件，共计210件，为军阵的前锋。

其后是骑兵和驷马战车，前后共38列纵队，每路长180米，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这是军阵的主体。

军阵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别面向南北横队，每队均有武士俑180余件，为军阵的侧翼卫队。

西端有3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军阵的后卫。整个军阵布局严密，酷似整装待发之势。武士俑分别执有不同的青铜兵器，近战的有刀、矛、剑、戟，射击兵器有弓弩和箭镞。

南北两翼后卫部队是军容整肃，气势雄伟的地下军阵。他们是秦始皇当年横扫六合的百万雄师的艺术再现。

这批兵马俑在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

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

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

身高达1.96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

那个武士俑，头微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昂扬而又带有几分稚气。

那个身披坚甲，右手执长矛，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他是保卫的车士俑。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批兵马俑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了光彩，也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第3章 考古队证实为秦始皇墓葬

考古队对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从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无疑。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1.5公里多地，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当时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先例。

尤其令人不能迅速作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与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

正在这时，一把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

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2.88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

从外形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戟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

这一发现，在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重要证据的同时，也再现了2000多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和吕不韦。

秦俑一号坑中戟与铭文的出现，证实了秦始皇为王初期，吕不韦曾达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高峰，也证实了眼前的兵马俑坑确与1.5公里外那座高大的秦始皇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创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当时，秦朝总人口约2000万，而筑陵劳役达72万之多。修陵冢用土，取自今陵园以南2000米的三刘村到县采石场部之间，有高5米至25米的多级黄土崖。修陵园所用大量石料取自渭河北的仲山、峻峨山，全靠人力运至临潼，工程十分艰难。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当时，仲山、峻峨山下死尸成片，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整个工程的残酷。

不久，考古人员又在其他出土的兵器上相继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如秦始皇四年、五年、七年、十六年、十七年等等。

吕不韦的名字出现的时间跨度将近10年，这10年正是他以丞相之职，谋国摄政，登上权力顶峰的时期。而监督制造对国家兴亡极为重要的兵器，正是丞相的职责。

有意思的是，就在秦王22岁加冕亲政的那一年，吕不韦的名字从兵器上消失了，直到秦始皇死去再也没有出现。兵器铭文的出土，以确凿的实物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真实。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考古队又在坑内西南角一个残破的陶俑下，发现了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

它静静地躺卧在泥土中，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泥水浸蚀的漫长岁月，它依旧闪烁着昔日的雄风华彩，通体光亮如新，寒气逼人。

此剑长达91.3厘米、宽3.2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

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同时，它又诱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前222年，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秦国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燕国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煨淬过的特殊武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

荆轲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挥臂欲刺，也就在这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座椅上跳起来，荆轲抓住他的衣袖，“哧”地一声衣袖断为两截。

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紧急。

奔逃中的秦始皇下意识地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宝剑，可剑身太长，连抽三下都没能出鞘。

在这生死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负剑抽。”

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后斜抽出来。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齐刷刷斩断，顿时血流如注……

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负剑抽出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一次就将荆轲左腿斩为两截的程度？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否秦始皇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91.3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120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地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1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一号坑青铜剑出土之后，考古人员张占民曾作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在桌面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张纸。

后经科学测定，此剑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境地。

而使秦剑历2000余年泥水浸蚀依然光亮如新的秘密，经研究发现，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10至15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化验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

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失传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现并取得专利权。

至于中国古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于秦剑之上，这个谜至今未解。

第4章 二号坑惊现秦代兵马俑

1976年的春节过后，考古人员发现，就在离一号坑东端北侧约20米的地方，居然还深藏着一个俑坑、埋伏着一批兵马。这一天是1976年4月23日，考古人员将这个俑坑编为二号坑。

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2000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弩兵、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大型军阵。

这个军阵与一号坑军阵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手组成的小型方阵。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作为秦代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不难设想的是，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

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

而那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着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称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

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系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各个显得英武神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

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使敌人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

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2000多年后的人民解放军在应用小口径半自动步枪无依托射击中，所采用的跪姿势与秦俑弓箭手的动作完全相同。

神奇的地下骑兵军阵从秦始皇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既有古代兵书所说的“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

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中国古代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渐渐在战场上消逝。

而另一种新锐部队——骑兵，开始大规模地驰骋疆场，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已被公认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

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镫，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

到春秋时代中期，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

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剧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加强。

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

所以，这时的秦军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盛况。

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于茫茫烟尘之中。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2000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从另一角度观察，秦俑坑的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米以上。

从体形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

第5章 三号坑再现秦军指挥部

1976年5月11日，距发现二号坑18天后，考古人员于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25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一发现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1977年3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作了小型的试掘，发现这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

当它的庐山真面目完全显现出来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怪异的俑坑，整个建筑面积仅为300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二十分之一。

但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高深莫测，令考古人员一时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

从总体上看，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唯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

遗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一号坑陶俑虽然有被破坏的迹象，并有许多陶俑被打碎、陶片被移位、兵器被盗等现象，但这些陶俑的头却大部分留在坑内，经过修复后，陶俑缺头者并不多。而三号俑坑的陶俑大部分没有俑头，陶马的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

由此，考古人员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是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又成为一个待解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三号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车马房和北半部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一览无余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及出战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显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摆布，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周灭殷的“牧野之战”，只是一种单调的车步配置一线的横排方阵，双方交战时均作全正面冲突，在战术上没有策略性的变化和艺术的表现。

秦俑坑军阵布局和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而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

执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主力形成犄角夹击敌人。

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趋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略战术所替代，兵法中所云的“雁行之阵”也由此形成。

秦俑军阵无疑是已趋成熟的“雁行之阵”的再现。可以想象的是，当战争一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穿坚摧锐的威力。

一号坑的步兵主力乘机向前推进，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目的。

一号俑坑是以传统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3倍，而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兵车、战马以“取锐”、“迅疾”的快速进攻战术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与敌军正面交锋。

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结，又有各自摧锐致师的性能和目标。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的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得这个雁行之势攻无不克。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正是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席卷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皇帝。

第6章 殉葬墓群揭秘千年血案

1977年10月，程学华率领的秦陵考古钻探小分队，在陵东又发现了17座殉葬墓。这些殉葬墓群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透视2000年前一段血案的窗户。

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于沙丘撒手归天，丞相李斯断然决定秘不发丧，知情者仅限于胡亥、赵高和几位近侍。

李斯与赵高秘密筹划后，秦始皇的遗体被放入一辆可调节温度的韫椋车中。放下车帷，其他臣僚都无法知道车内虚实。

每日由近侍照常送饭递水，臣僚奏事及决断皆由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李斯代传批示。

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危急之时，李斯急催赵高速发诏，召扶苏立即赶回咸阳守丧和继承皇位，以免发生不测。

然而，这时的赵高却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和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苏罗织罪状命他自杀，并改立胡亥为皇帝。

为等待扶苏的死讯，车队故意从井陉绕道九原再折回咸阳。

漫长的旅途和酷日的暴晒，使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变质。李斯、赵高命人买来几车鲍鱼随韫椋车同行。以鲍鱼之臭掩饰尸臭，使随行臣僚不致看出破绽。

当车队就要驶进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传来，于是，李斯、赵高才公开秦始皇的死讯。

9月，将秦始皇早已腐烂的遗体草草葬于骊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称帝。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6位王子和10位公主捕捉，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

紧接着，又逮捕12位王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则在出逃中被“御林军”截杀。为彻底斩草除根，胡亥下令对朝廷中那些持有异议的臣僚也一一斩杀。

随着秦帝国大厦的倾塌，这段震惊天下的血案也渐渐埋没于岁月的尘埃之中。

然而，程学华率领的秦陵考古钻探小分队，由于在陵东发现了17座殉葬墓，又为后人揭开了审视那段血案的帷幕。

考古人员发现，墓葬形制均为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状，其中斜坡道方圹墓2座，斜坡道方圹洞室墓6座。

墓的独特形制表示了墓的主人应是皇亲宗室或贵族大臣。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巨大棺椁推断，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

棺内尸骨有的下肢部分被埋入棺旁的黄土，头骨却放在椁室的头箱盖上。

有的尸骨头盖骨在椁室外，其他骨骼却置于椁内。

更为奇特的是，一具尸骨的躯体与四肢相互分离，零乱地葬于棺内，唯独头颅却在洞室外的填土中。

经考古人员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头颅的右额骨上有一块折断的箭头，显然是在埋葬前被射入头部的。

在已发掘的8座墓中，共有7具尸骨存在，其中有一座竟找不到一块残骨，却发现了圆首短剑一柄。

一切迹象表明，墓中主人是受到外力打击而死亡的。

证明墓主人是皇亲宗室、臣僚贵族的理由，除独特的斜坡墓道外，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金、银、铜、玉、漆器及丝绸残片。

其中一件张口鼓目、神似鲜活的银蟾蜍，口中内侧刻有醒目的“少府”二字，说明此件葬器来自秦代少府或由中央铸铜官署——少府制造，后为墓主人所有。

如此珍贵的器物，亦是平民所难拥有或见到的。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和见证物，不能不令人想起胡亥制造的那场宫廷血案。

这一具具凌乱的尸骨，无疑都是被杀的王子、公主或宗室大臣。

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挖墓人员当时取暖留下的灰烬，这就进一步说明挖墓时间是在冬季，而胡亥诛杀王子、公主、朝廷臣僚的时间也是在冬末春初的寒冷季节。

考古发掘，为秦二世屠杀兄弟姐妹的历史惨案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这些实物的证据，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秦始皇的诸位公子公主，都死于骨肉相残，他们都是在非正常死亡后单独埋葬的。

由此看来，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也就是秦始皇的有子女的后宫们，或许已经过世，或许还在人世间孤独而悲哀地生活着。至于更详细的情况，考古人员暂时无法得到更多的线索。

人们往往把秦帝国短命的原因一味地归结为秦之暴政以及刑罚的残酷、劳役和兵役的繁重，但秦亡的根本原因，是胡亥篡位后的倒行逆施。

秦始皇陵的17座殉葬墓，以及秦都咸阳城内的血雨腥风，无不昭示着这种结局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