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贻白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专辑

精神之自由与天壤同久——纪念我的父亲

周湘斌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3年。33年前的历史似乎已经远去，可是，一当提起纪念父亲，曾经的一切就立刻回到眼前，历历在目。如今的我，已到父亲有我时候的年纪，似乎也懂得了生活、工作、教书、做事；可是，在妈妈跟前，在父亲的遗像面前，我依然回答不出该怎样做人。

一

当我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以后，在努力完成学校工作的同时，也做一些学科课题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学者？学者的品格是什么？进而，人之为人，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父亲身为学者，如果他活着，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尤其是，在他经历了“文革”中先无言而后无意识之后离开我们，他若有知，在如今学术与权力、学术与商业联盟的时代，他那种学者独立、学术自由的观念还能被今天的人认可吗？

妈妈36岁生我，父亲和我更是相差54岁。也许是老来得女，或者是生活别无选择，我得以一直在父母身边。与父亲，也只是他被下放到坦克部队那一年我们没在一起，其余时间，自我6岁和哥哥们跟随妈妈从苏州来北京后，就没有离开过父亲，我们共同生活了17年，直到他去世。然而，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使我从记事起，见到的就是老年的父亲，对他的学问和思想全然无力理解，如今也并不明白。那么，我们纪念父亲，能纪念他什么？如我这样的晚辈又有何资格去评论上一代学者的成就与品格？特别是纪念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父亲，我又知道什么呢？

第一次知道父亲有学问，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那时妈妈在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经常晚上值班。大哥大学毕业后远在苏北教书，二哥、小哥都住校读书，我晚上跟着妈妈到图书馆玩。在书库里，我看到书架上整整两排的书都有父亲的名字，很惊讶父亲写了那么多书（大概是为学生课程阅读准备的许多复本）。懵懂觉得，父亲的生命与书分不开……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加入少先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填写履历表。拿回家问父亲：“什么是家庭出身？”父亲替我写：“自由职业者”。那时候已经开始论阶级和出身，工人、贫农、干部被认为是好出身，资本家、小业主、地主、富农是坏出身。戏剧学院宿舍院的孩子大多写“革命干部”出身，连学院医务室大夫的孩子都写“干部”出身。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是“干部”，而且明明有职业，却写“自由职业者”，像是无业的。在我当时有限的理解力来看，父亲同戏剧学院其他的大人不大一样。比如，别人家都挂领袖像，我们家没有，却高悬着“清代名伶十三角”；别人家书架上有领袖选集，我们家只有满屋满墙的线装书，像旧书店；别的大人都穿皮鞋上班讲课，父亲永远是一双圆口布鞋。还有，戏剧学院别的大人很多是党员，父亲却是“无党派人士”。在那个集体主义至上、以革命为时尚的年代，父亲不肯跟从潮流。这在当时，我完全无力理解。在我看来，父亲每年被邀请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多少表明父亲是被社会尊重的，至于社会尊重与父亲的“自由职业”和“无党派”是什么关系，就不明白了。

父亲从没在孩子面前谈过他的学术，更不会和我们谈什么学术思想或独立人格之类的严肃问题。我们只是从他日常的行为做派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他的性情与品格。记得二哥华斌为考大学被师范学院录取而不愿报到时，父亲对二哥说，鲁迅也是当过教师的。在父亲看来，无论什么职业，只要自己努力，都能做一番事业，无须刻意进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学问是靠自己勤奋钻研出来的。在妈妈和我们兄妹都还没到北京来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在戏剧学院宿舍院住，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对父亲的印象，就是随时都看到他在写字，以及他满房间的书。如今的我们，也以读书写字为职业了，然而在我这里，却仅仅是职业，没有做成事业。不是没有事业心。学术事业，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以及对学问的诚实钻研、独立思考、自由想象，不是想做就能做，也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做到的。

正如父亲在多本著作前言惯写的一句“都在书中，毋庸多赘”，父亲的思想与学识，不仅是我无力评论的，也是无须后人多说什么的。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无言无语的几年？讲课那么生动、思想那么丰富的父亲，为什么最后几年没有了思维？医生说父亲成了“植物人”，而我要追问的是：是什么使父亲变成了植物人？显然，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劫难”，父亲在那几年里不会变成植物人，也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如今，狂潮虽已过，沉冤虽已雪，死者可安息；可是，面对学术的诚实，在我们纪念父亲的时候，难道不该再次发问：那样的事情真的远去了吗？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真的来到了吗？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父亲最后的无言无语进而无思无忆更能说明一切。还没有人这样写过，也许是不愿意，也许是不忍心。而到父亲老年才生活在父亲身边的我，却正是从父亲最后的处境，才真正认识了父亲和这个时代的。

二

大凡评价父亲的学者，都会提到王国维先生。如我之辈尚不敢评论我父亲，当然更不敢妄论王国维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而勉励我求知的一个座右铭，是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受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委托，为王国维先生题写的纪念碑文，他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谙之桎捁，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榷，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国学者的气概，就在这“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豪迈中。王国维先生大概就是这样死的。父亲是尊重王国维先生的，不然他不会那么认真地研究中国戏剧史。而王国维先生对思想自由的崇尚，以我之短视，父亲虽比他晚二十年，仍可认为是同代学者。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王国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榷”，他关于宋元戏剧的研究，是被父亲找出了漏洞的。当然，前提在于如果没有王国维先生的成就，父亲无从开始他的中国戏剧史研究。这从父亲论及中国戏剧（戏曲）起源问题，必先讨论王国维先生的“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就可以看出来。父亲这样直陈自己的观点：“依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戏剧所包含的东西很多，除了以歌舞为基本，和音乐具有密切联系外，在表演方面却以古代的俳优为起点；同时，还参合了一些杂技和武术。”他反驳王国维先生：

中国戏剧在表演形式上虽然是歌舞的成分较重，但以歌舞本身历史而论，在唐代，既然歌词还不曾合舞蹈动作相结合，可是以他种形式而作故事表演的东西已早出现。试问，到底是故事表演采用歌舞形式，还是歌舞加上故事内容呢？我们决不否认中国戏剧的形成，歌舞是其中一项因素，但不能把歌舞放在主要地位，而把故事内容认作是以后加上去的东西。相反地，中国的歌舞由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发展到载歌载舞，这中间，还是因为有了故事表演。直到宋代，才完成“歌舞合一”的表演方式。二者中表演方式的采用，主要是依靠了当时的一班“俳优”或“倡优”。

这一大段通俗的论述，在我看来，说明白了中国戏剧（戏曲）脱胎于歌、舞、乐、优及杂技、武术等多种古代技艺的道理，也澄清了中国戏剧（戏曲）乃综合艺术这一本质。而令我敬佩的，首先是王国维先生开创中国宋元戏剧研究那敢为人先的思想勇气，而后是父亲首次将中国戏剧（戏曲）放在剧场演出和案头剧本一起来研究、并敢于质疑前人的学术勇气。在我看来，无论他们谁对谁错，毋庸置疑的是，学术就是在这种自由讨论中才有发展和繁荣。对学者来说，讨论的自由、发言的自由，前提是他们思想的自由。王国维先生和父亲，虽然时代稍有先后，但都在社会动荡环境下，一边讨生活，一边做研究。支持他们研究的，除了学术兴趣，应该主要是学术自由带给他们的精神满足。令人敬佩也不无惋惜的是，王国维先生最后终因思想的不自由而选择了“毋宁死”，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当时思想禁锢的抗议。

父亲敢于挑战王国维先生，当是有了足够底气才发言的。在《中国戏剧史》凡例中他写道：

编著史书，不在纪述往迹，而在穷其流变，本书宗旨，即循此意。故于每一事物，必究来源，设为前人意见，亦必疏明出处，不敢即谓为创获。……至于引证之剧本，概取今存之常见而易得者，间及稀见之本而为私人所珍秘者，亦必记明藏处，俾识来源。

这段话在我这外行人读来，无异于一种治学宣言：第一，父亲著史，不为罗列史实，而为表明他的史学观点，正是史学家“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治学方法之一。第二，既然是表明观点，必要言之有据有理，绝不抄袭，旁征博引一定注明资料来源，尽量引用常见资料，不常见资料一定注明收藏之处。在我看来，这本来自然的治学声明，在1950年那个时候，表达出父亲当时的学术自信。那些资料、那些观点、那些思想，无不出自他独立思考、勤奋工作、认真研究十年而得。这十年磨出的一剑，使他足够自信去挑战王国维先生。那么，谁又能说，精神自由不是在独立研究的清苦与寂寞中生长的？

1957年，父亲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出版，这次的自序这样写道：

出版以后，曾承各方加以指正，初拟毁版重写，嗣经与戏剧界同志商量，认为本书对于资料之引用尚无大谬，但能纠正缺失，仍可有助于中国戏剧发展之研究。

这话在我看来，又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学者，父亲愿意接受批评，哪怕“毁版重写”。第二，“经与戏剧界同志商量”，原来的中国戏剧史改为“长编”史料。十年的辛苦，就这样删掉了自己的思想，仅留资料给人参考。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大肯这样做的，因而才有“初拟毁版重写”之说，父亲以为，自己写的东西，你们不认可，我就自己毁掉。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毁版，却接受了同志们的商榷？是同志们说服了他？不知学术深浅的我，不这样认为：如果思想成了糟粕，证明思想的资料又如何能有价值？父亲当初敢于挑战王国维先生，决不是轻率之举，此时删去观点只留资料，出于迫不得已。那么，1957年发生了什么？如父亲这样的学者在担心什么呢？

父亲并未遭受“反右”的迫害，这大概与他一贯不问政治有关。作为独立学者，他倾心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那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家完全就是放了床的资料室和书库）。中国戏剧及其流派的演变已成他的自治城堡，无论宗教还是政治，甚至经济状况，都无法影响他从城堡里走出来。据说他年轻时还说过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这是他不与任何政治或权力为谋的一种姿态。他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既有三四十年代他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而从事电影的、戏剧的、剧场的、戏剧史的独立写作之实际含义，也有他对自己独立研究者身份的自我认定。在他的研究城堡里，父亲只遵从研究本身的规则，那就是以材料说话。只要是有道理的，他一定认真倾听；如果没道理，即便有多大的压力，他都不屑一顾。他最看不起当时一些以政治资本代替学术论证的事，而且不屑理喻。他心甘情愿做他那个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里的权威。他不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是十年寒窗冷板凳做出来的。他付出无数的生命时间保持在中国戏剧史领域里的全职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而丝毫不愿意浪费时间去过问政治。这可以说是父亲与“右派”无缘的庆幸。而他后来的不幸，我也不认为与他不关心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有关。后来的不幸，用得上一句套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亲的学术独立性，使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忙着给领导提意见，他根本无暇也无意顾及。但是，他并非不了解政治，或许正因为很了解才刻意疏远。陈寅恪先生之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谙之桎捁，真理因得以发扬”，父亲对民族、对国家的情怀，还有什么比倾注全部生命、精神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更能显明他的赤胆忠心？中国知识分子素以儒学道德“以天下为己任”自律，父亲做中国戏剧史的学问，早已超越职业范围而为天下立心，还有什么比在自己所专长的领域，发展出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关切更真实的政治怀抱？所谓政治权力的争斗是非，实在不过是蝇营狗苟。

然而，你不关心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和意识形态却关心着每一个人，这就是1957年以后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像父亲那样的学者，再怎么清高不问政治，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去做学问。1957年显然已完全不同于40年代初父亲写中国戏剧史的时候。父亲是感激新社会的，他在40年代写成却多年无法出版的著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就出版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学者身份，也是新社会给予的很高评价。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全依靠自己而任意维持一种身份，学者的自我意象只有在社会网络中才能维持。学者在特定社会网络（如学术网络）中被他人承认为学者，才是学者。如果这个承认被撤销，学者的自我意象也就瓦解了。这是社会学的道理。父亲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誉能够稳定保持，与他的勤奋固然有关，也与他在专业领域里的社会关系分不开。来到1957年，环境发生了变化。

父亲有很多既是同乡又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那应该就是他的社会网络和学术圈子。比如，同为湖南人，父亲在1927年上海南国电影剧社初创时就与田汉先生、欧阳予倩先生一起做事，结为同乡好友。同乡（当时也有同乡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萌发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上海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民间社会最蓬勃的地方，湖南同乡，在20年代已是艺术界一支不小的力量。我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过铁狮子胡同欧阳先生家；也跟着父母去医院看望过病中的欧阳先生；还跟着父母去过田汉先生家参加为其母亲93岁寿辰办的家庭聚会。而去得最多的，莫过于阿英（钱杏邨）先生家。父亲与阿英先生的友谊，也始于30年代上海，甚至阿英先生还做了父母结婚的证婚人。1950年父亲来戏剧学院，50年代中期，阿英先生恰好搬进棉花胡同16号，紧邻我们住的戏剧学院宿舍院。父亲常常晚饭后走过去聊天，那时带上我是因为妈妈常常值图书馆晚班不能在家。我称阿英先生为“英伯伯”，几乎每次在英伯伯家都是我睡着后被叫醒再跟父亲回家。那时候我太小，根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他们很有话说，每次要谈很久，是不一般的好朋友。

到1957年，父亲的这些朋友，大多已有高位行政职务。田汉先生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1957年之前，他不仅担任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曲学校校长，而且担任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这种全国性组织的高位职务。阿英先生，也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他也在1957年之前就担任了行政职务，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以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欧阳予倩先生，则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实验话剧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并于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术界有人探究曹禺先生50年代以后不再有传世之作问世的现象，认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行政职务和社会活动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在政治逐渐侵占民间社会并日益发展为全能主义的过程中，行政职务虽然尚未具有权力资本功能，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民国时期备受打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却绝对是一种地位和荣誉。更何况当时处于国际封锁之下，严密的单位制已经把每个人编入体制，迁徙的空间完全没有了。

那么，一个不愿屈就权力、无意染指政治的独立学者，在这种环境之下，要么放弃学术，做个无所事事的人；要么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毁版重写”。父亲曾自述当年成书经过之艰辛：

一瓻往来，无间雨雪，历境虽艰，不以为苦。本书脱稿之后，曾有人愿斥巨资，列名合著，拒之，嗣于某书局有成约，将付排矣，而太平洋战起，遂遭搁置。……计自属稿至今，共凡十年。中经敌伪搜查，几被抄没。而予亦因不甘屈服之故，而为敌伪捕系。方其严刑逼拷，目睹死者累累，自分不及见本书之刊出矣。

此时为了出版，让他放弃或修改观点，依他的性格是断然不肯的。因而，他选择第三条路也就可以理解了：既不放弃也不修改，只删去学术观点，保留学术资料。资料自己也会说话，读了资料的人，自会从中得出结论，相信后人自有评说。这既是独立学者对自己独立学术观点的坚持，也是对后人独立思考的确信。

三

1966年，对于几乎所有的北京学者来说都是恐怖的一年。据后来报纸报道，仅1966年八九月间，北京被打死的就有1772人，被抄家33695户（《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不堪忍受屈辱和陷害，不少人只能选择王国维先生的反抗方式。

那一年夏天，频频传来学者自杀的消息，妈妈不由得担心父亲，让我晚上睡觉警醒一点，父亲出家门跟在后面。从大人的片言只语里我知道，父亲挨了斗，站在平时学生们排戏的舞台上，汗流浃背地“交代问题”。还听说父亲扫厕所时说了句“扫地出门”，又遭猛烈批斗。我们家，所有的书箱书柜书架都被戏剧学院戏文系学生贴了封条，里里外外像个仓库。不过，如父亲这样的学者，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北京已算幸运。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没遭毒打、没被戴高帽子游街，已经万幸。戏文系学生虽然贴了我们家满屋子封条，倒没拿走一本书、一个物件。和当时所有被打倒的学者一样，沉默，是“靠边站”的父亲唯一的选择。他原是个爱讲话的人，讲起课来口若悬河，高兴了还能来一段声腔表演。父亲“靠边站”以后，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看着他每天默默地走去学院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做清洁工，我觉得他不会选择死。在政治诬陷与迫害面前，死，是容易的，一了百了；生，则意味着要迎接不可预测的更大的灾难。父亲经历过战乱与拘押，被关押时他尚能研究戏剧史，这次和平时期的革命，还能怎么样呢？

1968年，利用中学生“造反”、“破四旧”的浪潮差不多过去，军人权力介入争斗，军代表开始控制北京各文化教育机构。就在大家以为运动将趋缓和的时候，新的劫难来临。而这次灾难，对父亲是致命的。

十月中旬一个中午，上了初中的我放学回家。刚进宿舍院就一眼看到，我家屋门大敞，不少陌生人正从我们家出出进进搬东西。绕过满院子东西走进家门，只见两年前戏文系学生贴的封条已全被撕下，所有的书箱书柜书架都被打开，妈妈的衣箱也不幸免。父母默默地站在角落，注视着那些人如入无人之境般把屋里的东西往外搬。妈妈轻声嘱我到院子里看着，我出去了。父亲的书箱全被掏空，横七竖八散落在院子的地上。那些人不说话也不交谈，只顾低头飞快而熟练地把我家的物品一件件分类、包裹、装箱。父亲的线装书还一一夹了纸条（用的是他们自己带的信笺纸），写上书名，有的还写了父亲的名字。然后，搬书、捆书、装箱、装车，仿佛那是从他们自家的仓库拿东西。最后，他们给父母看一张字条，上面是当时“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手写的点名“查抄”父亲古籍文物的指令和亲笔签名，这些搬东西的人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公室”。

我一直追着那卡车出了棉花胡同，过了马路，又进府学胡同。当我赶到离府学胡同西口不远、卡车开进去的院子大门口时，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看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挂在二道门墙上，二道门内的人们正忙着卸下我们家的东西。天真的我跑回家告诉父母亲眼所见，还希望这是个不太坏的消息：我们家的东西没被毁掉也没拉远，说不定检查过后能归还。这时，父亲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普通人，都是内行。”父亲已经从他们熟练捆扎、包装、夹纸条等动作看出来，他们不是“破四旧”的，而是来劫掠文物古籍的。父亲这时候已经明白，运进文物管理处的东西是不会回来了。

棉花胡同在那一天被抄家的，还有甲5号袁永愈家和16号阿英家。袁家被抄走两大箱明清古董和字画；阿英家被洗劫一空，满满装走一卡车。应当说，这次行动，实是一次打着“抄家”名义进行的有明确指向的文物古籍劫掠之举，一次无视人权的掠夺私有财产的行动。至今，我无从知道，谁该为这次劫掠承担责任。

父亲的书，跟了他大半生。战乱年代，为了保存，这些书曾存放在外公家。父亲来中央戏剧学院时，因为没地方放，绝大部分书放在苏州的家里。那时，苏州家里楼上中厅全是父亲的书箱。记得1960年8月我们跟随妈妈来北京时，苏州家具除了一个写字台、一张吃饭的四仙桌和两张方凳，其他家具都没带，父亲的20多只书箱一个不落都托运了来。到北京后，父亲原先独住的一间房根本放不下这些书箱，戏剧学院为此还调整宿舍院住房，重新为我们家安排了房子。记得当时这些书箱在院子里露天放了半个多月，妈妈一直担心风吹日晒损坏了千辛万苦带过来的书。如今，父亲燕子衔泥般积累了大半生的书，就这样瞬乎间全部被掠走。这对于那一代学者来说，岂是用“权力争夺”几个字就一笔能勾销的？那掠走的分明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所有，劫持的分明是学者所有学术理想、学术勇气的精髓。如果王国维先生遭遇这样的劫掠，他又将以怎样的惨烈之举来抗争呢？

关于这次抄家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为寻找30年代蓝苹的材料，由陈伯达亲自点名抄家。另一种说法：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中没发现有价值的古董，因而命陈伯达指挥了这次点名抄家。历史真相已难考证，事实是，这不仅是一次具体意义上的文化和财物的抢劫，而且是一次对学者思想权力的疯狂剥夺，以及对学者生命的残酷扼杀。书被劫走之后，父亲一下子变得精神沮丧。本来“文革”开始后已沉默寡言的父亲，这时更加消瘦，更不肯说话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言语功能开始关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父亲都一言不发。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父亲究竟犯的是什么“错误”，究竟有什么“把柄”可以被政治化。父亲只是个一心做学问的人，他只是想安静地研究中国戏剧史，只是想保持一份学术的独立自主，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学术要求。父亲对政治问题一向不随便发表看法，他也根本没有兴趣关心意识形态。我成年以后，读了陈寅恪先生1953年写给中国科学院的信，才略微明白，做一个学者，不仅要捍卫学术本身的真理，而且要争取学术生存的自由。陈寅恪先生在信中解释他24年前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话：

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代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陈寅恪先生的一句“且须以生死力争”，道出了学者坚持研究独立和思想自由之艰辛——在一个学术自由不被允许的环境里，不会有学术诚实的自由，甚至不会有学者的生存自由。在政治权威取代民间社会占领了所有人的生活空间后，处于单位体制控制下的知识分子，要么做“皮”上之“毛”，要么放弃学术，否则就被体制抛弃。学者的学术地位，不再由学术网络（学术圈）认可，改而由权力体制决定。一旦离开权力体制，学者的地位顷刻丧失，连他们的生计也会成问题。这种处境下，一个人如果脱离体制，就根本无法生存。体制说一个人是学者，他才是学者；体制说一个人不是学者，他就什么都不是。

四

1971年3月，二哥华斌把父亲从天津军粮城坦克部队接回来，经过一年多军队生活的折腾，父亲已经十分衰弱。妈妈直到5月份父亲在家出事才被批准回来一个星期安顿父亲和我的生活。那时候，大哥依旧在苏北；小哥被分配到山西；二哥结婚了，不住家里；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还在读初中，每天中午、下午放学后，到戏剧学院留守处食堂打了饭回家和父亲一块儿吃。

5月的那个中午，我放学回家，推门即见父亲瘫坐地上，身边一片狼藉：暖瓶碎了，痰盂翻了，牙缸、毛巾、脸盆扔在地上，满地是水，父亲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扣好。他什么都不说，随我搀扶他起来、扣好衣服。原来，父亲早晨起床倒热水刷牙，跌倒在地爬不起来，一直瘫坐到我回家。不懂事的我，以为父亲只是跌了一跤，过去也跌过，扶他起来，照常吃饭就是。不料，这次他却怎么也握不住筷子。我急着下午上学，匆匆吃过饭就走了。直到晚上回家，看到中午的饭父亲没动。这才吓得我叫回二哥，送父亲去医院。自那以后，我已记不得去了医院多少次，在隆福医院那狭窄的过道里守候观察床上的父亲多少回。只记得每次都非常紧急，每次都非常担心，每次都低声下气地乞求医生……

远在河北玉田坦克部队“改造”的妈妈，5月匆匆回来一个星期，又不得不回到玉田。直到1972年秋天戏剧学院所在的“大学营”全部返京，妈妈才回得家来。此时的父亲已经不能行走，妈妈果断地办了退休手续。从此妈妈全身心扑在父亲的照料上，这才使父亲艰难地一次次挺过来，尽管他一次比一次更虚弱。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妈妈的伟大，决不仅在于她为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兴趣追求，支持父亲成就了学问，也不仅在于她一边工作一边养育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妈妈的伟大，更在于她以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支撑了父亲最后几年的精神和生命。妈妈出身江南富商之家，30年代在上海接受了西式教育，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长。高中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由校长安排在上海海员工会做事。认识父亲后，妈妈成为父亲最坚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伴侣，在战乱年代与父亲共患难度过无数艰难困苦。而父亲最后的生命，在完全被抛到体制之外后那缺医少药、工资被冻结、存款被冻结的条件下，若没有妈妈的坚强努力和不屈不挠，父亲坚持不了那么久。现在回想那时候妈妈艰难的身影，我仍克制不住泪流满面。

为了给父亲治病，妈妈到处问药寻医。父亲作为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原本有定点医院定期体检、看病的待遇，北京医院是父亲“文革”前看病的定点医院。“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这项医疗待遇就被剥夺了，只能在医疗条件较差的隆福医院看病，还不准医生转院。为了治父亲的病，我已记不得跟着妈妈去过多少个地下私人小诊室。只记得，冬天的寒风里，父亲穿一件中式旧棉袄，一条双膝缝了补丁的旧棉裤，坐在旧椅子改成的轮椅上，妈妈和我轮换着推那沉重的轮椅。铁轮子划过小胡同的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总引来不少路人侧目……

1975年父亲75岁。那年春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阿英先生的夫人。她也还认得我，告诉我他们已被赶出棉花胡同16号，现在住在炒豆胡同9号的门房间。第二天，妈妈和我就一起推了父亲去炒豆胡同。自从1968年父亲的书被劫走之后，父亲就不大说话了。我多希望以前谈不完话的老朋友患难中相见，能叙叙旧，唤回父亲说话的愿望和能力。

阿英先生夫妇住的门房间只有大约十平方米，一张大床占去大半个房间，一张小小的两屉桌挤在床头，桌上摆满各种药瓶，床边一张方凳，再没有其他家具。我注意到，墙上挂了一幅很小的列宁素描画像，是过去在阿英先生书房见过的，也许是抄家后唯一的残留吧。阿英先生坐在床里侧的角落，靠着墙，身上围着被子，大概是因为我们去才特地坐起来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中风，腿脚不便，人很瘦消而且苍老。父亲坐在唯一的方凳上，默默望着老朋友。我看到父亲微微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说话。后来，这对同龄老友再没见过面，阿英先生先于父亲在同一年去世。我相信，他们是为同样的原因未能坚持到最后。

记得东城区查抄办公室通知我们“领取归还物资”，是1975年夏天。父亲的书领回来大约一半，说只有那些被文物管理处夹纸条写了名字的书，以及有父亲印章的书才能确认是父亲的，没有父亲名字的书无法归还了。我却认为，这是借口。虽然无法证明那些同样有父亲印章的书在什么地方，但很明显的是，父亲非常珍惜并一直仔细保存的那些极有价值的善本书，是有印章的，却绝没有归还。当我们去追问时，答复却是，曾经有一些大学去挑过书，也许被挑走了。当时年少的我倔犟地认为，如果认真寻找，那些书是找得回来的。可是，父亲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善本书又值什么呢？历尽艰辛的妈妈早已看透这一切，跟我们说：不找了。

这一年，父亲的生命即将耗尽。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虚弱的父亲还能每天坐在椅子上，看看院子里的情景。他只是不肯看书。领回来的那些书，陪伴过他大半生，是他生命赖以维系的珍爱之物，如今放到他面前，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碰一碰。书，这承载人类文明的媒体，此时也承载了学者太多的辛酸与苦难。父亲还经常无端地发脾气。每次发脾气，父亲都皱紧眉头，不说一句话，用力地拍桌子，非常非常用力，像要把桌子拍碎似的。每到这时，妈妈就默默陪在父亲身边，无语相对。妈妈知道父亲心里的痛苦，妈妈又何尝不苦？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妈妈变卖一切、想尽一切办法，却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父亲的生命一点一点逝去。我们已经完全被抛到体制网络之外，完全得不到任何救助和医疗的资源。

如果说，60年代初父亲还可以自喻知识分子为“自由职业者”，他内心还存有凭自己的学术立足于社会，随便到哪儿都可以凭本事生存的希望；那么，“文革”中的父亲终于完全明白，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只剩了职业已没有了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连放弃学术的自由都没有，只能任人宰割地接受莫名的批判，接受生活的困窘。哀莫大于心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一直不认为父亲是消沉或妥协才不说话。他那时的精神状态确实低沉，但他不是王国维先生那种以死相拼的人，却也不是肯轻易低头的人。能够行走于民间又能够俯首于案头的父亲，是既能游刃于喧嚣又能甘心于寂寞的性格。父亲在战争年代被军阀抓捕拷打过，被日本宪兵关押审讯过，决不肯轻易放弃生命，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父亲沉默，一方面，是他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他因自己的学术成就而完全被体制抛弃，他的藏书被全部掠走意味着被剥夺了研究的所有权利；另一方面，不愿出卖自己的学术和学者的良心，父亲就只能选择沉默来表达自己的坚持。

1975年底，父亲终于再也不能起床，再也不能说话、不能思考了。父亲虽然每天照常睡眠、照常醒来，却只能安静地躺在床上，任由我们给他翻身换衣、洗脸洗脚、喂水喂饭。父亲失去了所有的自主能力，也失去了思维和记忆。在妈妈的呵护照料下，瘦弱得皮包骨的父亲以这种状态坚持了两年，直到1977年离开我们。

在父亲最后无思无忆的那两年，看到妈妈那么艰辛地坚持悉心照料父亲，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这种坚持的意义是什么？长大后我逐渐明白，那绝不仅仅是在等一个公正的结论，也不仅仅是妈妈对父亲的夫妻情意，那里面饱含着妈妈对父亲深深的理解，妈妈是在帮着父亲坚持作为学者的尊严和尊严背后独立的人格。在已全无空间表达自己自由意志的处境下，坚持生命，就是最后的抗争。妈妈在生命和独立人格面前坚强不屈。到今天，和92岁高龄的妈妈在一起，我一直都无比地敬佩。

五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父亲从出版第一本著作《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到他最后一本著作《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短短27年，留给后人七种专著，数百万字。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里父亲被剥夺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他没有屈服。他既没有修改或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出卖学术，也没有屈从权力出卖学者的良心。他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他内心对独立和自由的坚持。这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urdieu）所定义的那类知识分子：

文化工作者要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治的领域，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和其他权力，他们必须尊重此领域专门法则。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政治之外的实际的知识学科发挥自己特有的专长和权威，他们必须保持全职的文化生产者身份，而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

我想，父亲所代表的正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怀。那一代人，崇尚自由意志，以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为他们最深层的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坚持“自由职业者”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他们可以受雇于某个机构，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创造，与职业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将学术旨趣放在人类的和社会的终极价值，决不局限于职业机构的范围。一旦他们的价值遭遇干涉，他们会以书生意气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愿意也没必要妥协投降。那一代学者，相对于今天，可以认为是中国近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古代儒学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接受西方启蒙思想，虽经战乱与革命，大多命运坎坷，却始终抱持自己的信念：为天地立心，为自由立言。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都是那一代学者中最高的典范。

21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现代科技带来无限多样而便捷的物质条件，通讯、交通、国际互联网把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工具化风气正在控制人们看待学术活动的视角。对知识和学术的看法不再取决于其内在标准，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用于其他目的的作用。知识和学术成为工具，积极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等实用目的。市场价值，成为衡量学术水平和学者能力的唯一标准。

另一方面，革命的遗产以新的形式传承下来。学术活动不仅成为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且，知识分子工作的制度化，即学者的职业化，深深影响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和户籍制，曾把学者牢牢固定在一种行政关系中，没有改变也没有迁徙的自由。这种状况反而强化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抗争意识，所以陈寅恪先生才固执地坚持“为学术争自由”（陆键东，1995）。如今，独立感的追求让位给了要求获得机构的肯定和承认，而且那不是外在工具化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自我工具化的选择。他们在知识实用主义价值观下自愿追逐知识与商业、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并且积极推进着以市场和权力为标准的专业化制度。无论是革命的逆反效果还是现代技术影响的力量，知识分子的抱负不再关心人类的终极价值，学者的权威也不再建立在追求真理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捍卫特定利益群体或自己的专业身份的能力上。知识分子不再属于人类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属于他们从业的机构，并情愿与社会大众保持距离。

那么，传统知识分子赖以支撑自己生命和学术的自由精神，是否正在衰落为一种历史的怀念呢？那么，或许正因为这样，今天重提学术之独立、精神之自由，才更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上一代学者的后人，我相信，只要学术还在、知识还在，人类就需要独立的学者以及诚实的研究，就需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那就有理由相信，独立自由的思想能与天地同在。或许，这就是我们纪念上一代学者和他们的精神之意义所在吧。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