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中央决策与规划 第1章 邓小平决心修建成渝铁路

邓小平决定：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了第一个重大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毛泽东最后作出批示：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

1949年12月31日，此时西南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决定：

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

邓小平在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同刘伯承、贺龙领导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康四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

随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带领西南人民迅速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混乱状况，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其实，早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常说，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1949年6、7月间，邓小平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家里，曾经两次同陈毅的堂弟陈修和详细而郑重地谈到修建成渝铁路问题。

陈修和早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兵工学校，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专门委员，沈阳第九十兵工厂总厂长。他熟悉清政府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曾计划修筑成渝铁路的一些情况。

陈修和说：“蒋介石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不修，给法国人修。这个法国代表来的时候，我是留法的，我和一个同学请他吃饭，招待他。和那个法国人在一起，我就质问那个法国人，你说要来帮我们修成渝铁路，你们法国人二战后铁路都破坏了，你们自己国家都修不好，你还来帮我们修铁路，你们怎么能帮得了？那个法国人怎么告诉我，他说，‘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随便分一点给你们，你们这个成渝铁路就修起来了，成渝铁路只有400多公里。’”

邓小平当时就邀请陈修和与他一起到四川去修建成渝铁路。

陈修和说，他不久将赴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抽不出时间去参加修建成渝铁路。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就请陈修和物色一些兵工技术人才，让陈修和写一份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并要求9月时交给自己。

陈修和高兴地答应了，并表示8月中旬即可完成任务。

到了约定时间，邓小平立刻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找陈修和询问寻找兵工技术人才的事。不久，陈修和就推荐了几十位技术人员。

9月的一天，邓小平兴奋地对陈修和说：“你邀请来的几十位技术人员，全部报到。我们还组织他们学习了政策。这些留法留德的人才，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爱国！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重庆解放仅仅一个星期内，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开会，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陈志坚被委任为成渝铁路军代表，而当时，成都战役还没有开始。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邓小平担任副主席。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了第一个重大决策：

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1950年初，重庆许多厂矿的生产还未恢复，劳资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停工待业的现象极其普遍。再加上还要支援解放西藏，肃清特务土匪，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千头万绪，困难重重。

但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经过周密研究，竟另辟蹊径，当机立断，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1个月后西南的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他特别提出：

着重于修成渝铁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西南刚刚解放，战争尚未完全平息，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等各种不利因素。

但是，党中央和政府从彻底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出发，决定即使在这样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也要立即开始兴建成渝铁路。

很快，中共中央、政务院批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报告，并同时提出：

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

这一决策，反映了西南7000万人民的愿望。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川人对改变这种状况早就怀有强烈的愿望，成渝铁路更是四川人民心中埋藏了多年的夙愿。

6月1日，铁道部长滕代远下达成渝铁路动工的命令。6月12日，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邓小平出席了成立大会。

其实，早在1903年7月，即清光绪二十九年，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联名奏请清朝政府，修筑川汉铁路。

帝国主义、清政府及军阀统治下的四川铁路从19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就将掠夺中国的铁路权作为扩大侵略、输出资本、宰割中国的重要手段。

自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地处西南内陆，四川盆地海拔不高，但四周被高山和高原环绕，除东面长江与外界沟通外，北西南三面封闭。

交通不便，使帝国主义难以畅通无阻地在四川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因此，帝国主义首先用武力夺取和控制了四川航运权。

但这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夺取四川铁路权方面。

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四川人民提出了自主筑路的要求。

当年川汉铁路预定线路，从四川成都经内江、重庆、宜昌，终点到达湖北汉口。后来修建的成渝铁路，也就是这条铁路线在四川境内从成都到重庆的一段。

1904年1月，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乐府街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铁路公司。

为了修筑成渝铁路，爱国志士纷纷到国外学习铁路工程和路政管理经验，并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兴办了铁路学校。

成渝铁路的资金采用股份制集资办法，全川人民都成为铁路股东。然而腐朽的清王朝任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1908年清王朝执行所谓“利用外资开发实业”，大借外债修筑川汉铁路。

1909年10月，川汉铁路部分路段开工。

四川人民强烈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为，痛斥清王朝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灾祸”，但是卖国卖路的清王朝仍不顾四川和全国人民的反对，竟以“铁路国有”为名侵吞了四川人集资的修路款。

1911年4月，清朝政府与英、法、德、美4国签订借款合同，将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5月9日，清政府宣布“干路均归国有”。

1911年8月，修筑近两年的川汉铁路，不得不宣告停工。

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了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和强国之志，四川各阶层民众纷纷卷入“保路运动”，并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专制统治的“保路同志军”武装反清运动。

清政府为镇压四川爆发的武装起义，慌忙从湖北调集兵力进入四川，造成武昌守备空虚，这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立即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被推翻了。但是，成渝铁路的前景却没有任何改观。

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四川籍的老革命家，都曾受到过保路斗争的影响。

亲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刘伯承曾经说过：

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铁路连影子也见不到。

少年邓小平也曾亲历了这一切。在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后，四川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再度陷入内忧外患中。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辛亥革命以后，无论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还是后来控制了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无论是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土皇帝，还是国民党、蒋介石，都大言不惭要修成渝铁路。

1936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成渝铁路筹备处”和“成渝铁路工程局”的招牌挂了几十年，历届反动政权以修路为名派款拉夫，搜刮了人民无数物资钱财。

虽然成渝铁路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四川，蒋介石逃到台湾时，成渝铁路才只完成全部建筑安装工程量的一小部分，而且线路标准都很低，整个成渝沿线连一根枕木也没有铺上，一根钢轨也没有安装。

大家觉得，修筑成渝铁路真的成了四川人民的一个现代神话！

1947年5月，成渝铁路的整个工程已经陷入瘫痪。成渝铁路只在重庆到永川段修建了部分路基、隧道、桥梁，才只完成了总工程量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