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证博览1

前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使孩子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至关重要。为此，我们精心编辑出版了本丛书，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开阔孩子的视野，增长孩子的知识，启迪孩子的智慧，开发孩子的智力，陶冶孩子的情操，从小培养孩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辉煌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无数珍贵的世界遗产，也留下了众多至今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世界之谜”。尽管今天人类已掌握了相当发达的科学技术，但我们现有的知识和手段仍无法解开这些谜团。本书搜集了许多21世纪鲜为人知的真实考古大发现，包括历史考证博览、名胜探奇博览、恐龙科考博览、宝藏新探博览、飞碟追踪博览、失踪之谜博览、考古发现博览、医学破译博览、科技难题博览、人体怪象博览等等。让读者能够迅速阅览最新最全的考古与发现。

武丁妇好

商王武丁是盘庚弟小乙之子。武丁为太子时，小乙让他久居民间，所以深知民众的疾苦。这对他即王位后进行稳定的统治，使商王朝得到发展有一定作用。

武丁是商王中很有作为的一个君王。他即位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决心“励精图治”。他先用其师甘盘为相，以后又从民间寻找贤人，得到傅说，举以为相。让他“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使得“殷国大治”。在傅说的辅佐（甘盘早故）下，商王朝得到了空前发展。《史记·殷本纪》说“武丁修政仁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所以，武丁被称为“中兴”之王。在他在位的五十九年中，商王朝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这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是有反映的。

在殷墟发掘中，武丁时期的遗存最丰富。一些大型建筑、墓葬、作坊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等，以武丁时期的最多，工艺水平最高。

在王陵区发掘的大墓中，编号为1001的大墓有学者认为是武丁的陵墓。此墓有四条墓道，分置于亚字形墓口的四周。墓口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深10.5米。最长的南墓道长30.7米，宽7.8米。该墓的总面积达712.75平方米。椁室也是亚字形，以柏木铺地。四壁用木板搭成，雕刻有花纹、涂红色。并镶嵌野猪牙片。该墓被盗掘得很厉害，仍清理出不少物品。墓中杀埋的殉葬人超过164人。

武丁有三个法定配偶，目前发现最大的方鼎——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他的儿子为武丁的一个夫人（庙号为戊）所作。他的另一个夫人就是妇好。

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北100米处发现的妇好墓，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墓的规模虽然说不算太大，长不足6米，宽4米，深8米。但随葬器物竟有1928件之多。其中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象牙器3件，（另外还有2块雕花残片），陶器11件，蚌器15件。还有红螺2件，绶贝1件，海贝6820多个。这些珍贵的文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都是殷墟发掘以来所罕见的。在468件铜器中，礼器有210件，有炊煮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等，个个铸造精良。据统计，墓内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在1600公斤以上，实属惊人！尤其是大方鼎、三联甗、偶方彝、鸮形尊、汽柱甑形器等，更是其中的上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210件青铜礼器中，有190件铸有铭文，其中二分之一为“妇好”的。

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一般认为，妇好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之一，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妇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据统计，至少有180条以上。她生前曾参与国家政事，从事征战，主持祭祀、地位相当显赫。妇好曾多次带兵征伐四方，叱咤沙场。其中对羌人的一次战争中，她统率1万3千军队。妇好还参加过征战巴方、土方、夷方的战斗。墓中出土的铜铖两大两小是她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

妇好为武丁主持过不少重要的祭典。有侑祭、焚祭、御祭、宾祭等，所祭对象有父、妣和神泉。妇好能直接参与国家大事——征伐与祭祀，说明她在商王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武丁时期，为了加强对周边各国的控制，经常派诸妇、诸子、功臣使外，这些人不仅要率部为商王服役、贡纳，要从征、戍边，而且还要定时回到京城觐见商王。甲骨文中有商王卜问妇好来归与否及关心妇好奴隶逃亡的记载，还有妇好一次向商王贡入50只宝龟的记录。商王武丁还多次占卜妇好怀孕生子之事，并为她举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

根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死于武丁晚期。武丁晚期的卜辞已有不少卜问关于妇好死葬的材料。武丁时代，已经把妇好列入祖先岳、河、王亥、上甲、报乙、示壬、唐、大丁、大甲的行列，举行祈求之祭。武丁还常常专门祭祀妇好，祭名有哭祭、侑祭、酒祭、嫔祭等。

妇好墓发掘中以下内容也是不能不提的：

妇好墓的墓口上有房基一座，平面为长方形，长5.5米，宽5米，上面排列有规整的柱洞，柱洞底部有卵石作柱础。外偶还有成行的挑檐柱。这是为祭祀墓主人而建造的享堂，也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墓上建筑。

墓中出土的五件青铜乐钟，大小有序，是我国最早的青铜编钟。

妇好墓出土的“俏色”玉器——用玉料的自然色泽制作动物的特定部位，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雕刻制品。

墓中出土的三件象牙杯，用象牙的根段制成，上面雕刻有精细繁褥的各种花纹，巧夺天工，是目前发现的三千年前工艺最高的工艺制品。

墓中出土的一批玉石雕琢的人像，是商代墓葬中出土最多的一个，对商代人种、商人服饰制度和阶级关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总之，妇好墓的发掘和时代的确定，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古蜀文明之谜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

在成都东北广汉县，有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叫真武村，村旁有一条小河，河南岸有三个小土包，排列起来就象天上的星星，于是被村民们叫做“三星堆”，在河的北岸有一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如同一轮月牙似的地段，被称为“月亮湾”。它们隔河相望，成为当地著名的自然景观“三星伴月”。农民燕道诚的家就安在这里。老燕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再熟悉不过了的三星堆，让他的家，还有这个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热闹竟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三星堆”三个字被人们无数次的提起，更有无数的专家学者、记者慕名而来。

那是1929年的一个春日，老燕带领家人到家旁掏水沟，准备安放水车，老燕掏着掏着，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以为是挖到了石头，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块白色的大石环，撬开石环一看，绿莹莹的一堆玉器出现了，道诚一家惊呆了，当他们回过神来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运气来了，精明的燕道诚连忙将这堆东西原样盖好，若无其事的收工回家。当晚夜深人静时分，道诚倾家出动，悄悄地取回了那堆宝贝，数一数，竟有400多件，道诚当时并不敢声张，于是将宝贝谨慎地分藏在了房里各个角落，准备待价而沽。

转眼四年过去了，并无任何动静，直到道诚将其中的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陶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时成为抢手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仿冒燕家玉器的赝品。

老燕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广汉县乃至四川省的每个角落，当传到成都市的华西大学时，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的葛维汉（美籍学者）、林名均非常兴奋，他们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产生了。1934年春天，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在长12米的探沟内，出土玉石、陶器残片600余件。经过初步研究，他们认定玉石器的时代大约在“从铜石并用时代到周代初期”。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兴奋，当即写信给林名均，鼓励他们继续关注这一重大发现。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任何正式的考古发掘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三星堆玉器一直是一个谜。

直到新中国成立，四川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家佑先生来到燕家，才在燕家人的指引下，又从田埂边挖出了玉琮、玉瑗、玉钏等，并全部上交国家。1958年和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来到三星堆，在出土玉器的地点作了小规模的发掘，著名考古学家冯汉冀根据已有的资料，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以后的考古工作证明冯先生的推断是非常正确的。

三星堆的正式考古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198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正式进驻三星堆，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一批重要的遗迹现象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考古学家而言，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资料往往比精美的文物更加重要，这次发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这就为早期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从来没有的新资料，同时对考古学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者而言，是充满了收获与惊喜的一年。

这年仲春时节，林向副教授和陈德安助理研究员率领的四川大学和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发掘区内，文化层厚2.5米，根据包含物的不同被划分为15个文化层，经过碳14年代测定，其最早的一层距今4800年左右。这次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出土文物既有与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而这些浓郁的地方风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线索。

考古发掘在临近夏天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队员们撤回成都休整。好象上天专门与考古工作者开玩笑，考古队离开没几天，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而首先见证这一重大发现的不是考古队员，而是砖瓦厂的工人。7月18日，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等正挖土方时，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器。考古队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断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内心又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期盼多年的夙愿，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马上就要诞生了。于是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封闭现场，一边报告省文管会，一边简单的部署之后，迅速召集考古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

7月的川西平原早已不适于野外作业，但是就在这么一个白天烈日当空，晚上蚊虫叮咬的夏季，考古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巨大的宝库（器物坑）被打开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只在传说中才能见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400多件各式金、青铜、玉、象牙等珍贵文物，塞满了这座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坑。

这个坑被定名为一号祭祀坑，因为坑内埋藏的文物大多带有一定象征意义，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雕有人和动物图案的纯金卷包的金杖、与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铜头像和黄金面罩、青铜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铜和玉制礼器。一个月之后，又一座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的坑（二号坑）在附近发现，坑内躺着一尊长2.6米的青铜人像，周围是一大堆青铜器和玉器。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很快推断出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正如张爱萍将军参观三星堆后的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那造型独特、表情各异的青铜头像，那雕琢精湛、线条优美的玉石礼器，更有那不同种类的、富有神秘色彩的人像和面具，顿时成为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关注的焦点。与新闻记者不同的是，专家们关心的是这两个坑乃至三星堆的文化性质，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古蜀国的关系以及古蜀国的礼仪制度等等。总而言之，一个以三星堆遗址命名的新的文化类型诞生了，它为各学科学者提供了一片广阔的研究天地，它不仅为地方性的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而且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冶金史、工艺美术史上的多项空白。由于它在学术上和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随即召开了几次大型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数百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

三星堆留给人们太多的谜，但是在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三星堆的神秘面纱正被揭开。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三星堆曾是古蜀国的一个重要统治中心，那些人像，面具和青铜、玉石礼器的集中发现就是有力的证明。

蜀国曾是活跃在川西平原的一个十分发达的古国，但是它的真实面貌一直不为人所知。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了解主要仅限于两本史书里十分残缺的记载：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在一直以中原为正统所在的古代，蜀国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不知礼仪的小国寡民之邦。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只能通过零星的文物和文献记载得出古蜀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夏商时期的结论，但是对于这一古国的文明程度及政治形式还一无所知。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学者们开始对历代发现于川西地区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些古器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先肯定了巴蜀文化确实存在，进而又通过考古学原理，对有明确地层依据的遗迹和遗物进行综合研究，结合文献记载已能大致勾画出古蜀国文明的初步轮廓。

80年代以来的几次系统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总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在遗址群的东、西、南三面发现了巨大的城墙，三星堆遗址实际上就是一个古城，这个城东西长1800多米，南北宽1400米，现存总面积2.6平方公里，城墙的始筑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早商时期。城内还发现房屋基址40多间，房屋一般面积在15—30平米，其中一间大房面积达200平米。此外，祭祀坑和其它文化遗存均依功能不同而分布于城内各个部位，可见三星堆古城是一个经过系统规划的非常发达的城市，从古城的发现可以看出蜀国是一个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高度文明的古国。尤其是两个祭祀坑的发掘，让我们兴奋地意识到古蜀国是一个实行神权统治的国家，而三星堆遗址就是这个神权国家的统治中心。

一号坑出土的金杖自然而然地让人们想到“令牌”，它用纯金潜包卷木芯而成，长142厘米，上端为一段平雕纹饰图案：上面为两背相对的鱼和鸟，下面为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耳坠的人头。金杖与大量礼器、面具、象牙等同出一坑，毫无疑问是象征着权势与财富的令牌。但是在古代中国以杖作为权势的象征找不到先例，却是西亚一带曾有过的文化现象，因此古蜀国的文化大概曾与西亚文明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作用应该与中原王朝以列鼎作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相似。从金杖本身的造型和与之伴出的其它带有神秘色彩的器物来看，金杖的象征意义甚至超过鼎。它不仅代表了王权的至尊，而且集神权和财富的至高无上于一身。它是蜀王的化身，蜀王不但牢牢地控制着蜀国的臣民财富，而且能够象杖上的鱼和鸟一样下能潜渊，上能通天。

两个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雕像包括人物像和动植物像及黄金面罩。最大的人像高260厘米，最小的仅3厘米。人物的发式、服饰、脸像和姿势各异，栩栩如生。动植物像包括鹰、鸟、鸡、夔、龙、凤和三棵神树。这批雕像制作精美，富于神秘色彩，但是它的真实功能和来源如何，至今仍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与金杖一样，这些雕像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先例，文献上也是毫无记载，于是学者们只有从临近的文化圈内寻找可能的蛛丝马迹。

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已开始制造青铜雕像，在当时的一些古代遗址里均发现了青铜的人物、动植物雕像和青铜面罩。考古学家将不同时期和地区发现的雕像作了一个排比，惊异地发现这些青铜雕像的形式在逐渐向东传播，以近东出现最早，并慢慢传到南亚次大陆。三星堆的雕像群不见于中国本土，又与近东雕像文化的传播路径符合，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批雕像是在吸收近东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近东青铜雕像群大多出土于神庙和王陵，其祭祀和纪念意义不言而喻，因此三星堆的雕像无疑也是统治者用于祭祀的。

三星堆青铜雕像的主要功能是祭祀，各个不同的个体雕像实际上代表了祭祀活动中不同身份和级别的巫师。有学者将所发现的雕像按照衣冠发式分为几类，分别代表不同级别的巫师。在任何一个早期文明里，巫师都被视做神的化身，大大小小的巫师被奉若大大小小的神明。在神权国家里，最高统治者本身就是最大的巫师，也就是最大的神。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大立人身着左衽长衣、脑后椎髻，与《蜀王本纪》里所记蜀人一致，应该代表了蜀王，同时也是巫师的首领。而其余各式头像则代表了各级首领或巫师，可以说祭祀坑里的头像实际上代表的是蜀国统治集团。

既然蜀国是一个神权国家，这两个器物坑又具有祭祀功能，那么蜀人祭祀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学者们从祭祀坑本身内涵，并结合文献记载作了许多大胆的推论。

《尔雅·释天》：“祭天日燔柴”。《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可见祭天的目的是为了祀日月星辰，但天空高不可及，故需筑坛架柴烧燔，使气达于天，向天上的神灵传递祭祀者的愿望。三星堆祭祀坑内的遗迹明显分为三层，最下一层主要是大量草木灰烬和木炭，器物上大多有被焚烧的痕迹，祭祀坑附近的三个人工土台子可能是祭坛。祭祀时，先在坛上燔烧，燔烧过的器物便具有了通神的意义，然后将其与祭祀者的愿望一起埋入同样烧过的坑内。如果说各式青铜头像和面具代表了统治阶级本身即祭祀者的话，那么那些精美的玉器则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道具。《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三星堆除了燕道诚挖出的一批玉器外，后来又陆续发现了一批玉石器坑，坑内有次序的摆放着圭、璧、环、璋、琮、瑗等礼器，皆成组成套的出土。玉石器在中国一直是礼仪用品，从商周时期的礼玉到汉代的金缕玉衣，无不具有强烈的礼制意义。三星堆玉石器的普遍发现表明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

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信仰中，往往是多神崇拜。三星堆的先民也不例外，除了祭天，还有祭地、祭祖先的习俗。一号坑内的动物骨渣被认为是祭地所致，即以动物的血渗入地下，为地下之神吸收。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几件青铜面具被认为是祭祀祖先的遗存，如其中一件阔眉大眼、眼球突出，与《华阳国志》所载蜀王的先世蚕丛“纵目”形象比较符合。

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许多以前不能认识的遗物、不能解释的文化现象找到了识别的线索。成都附近尚有许多与之类似的遗址，其中最著名的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有许多共同之处，如玉石器和大量的建筑基址。正是诸多重要遗存的不断发现，使我们对于古蜀国辉煌文明的认识在逐步深入。

尽管对三星堆祭祀坑乃至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但作为一个千古之谜，完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并非易事。而且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一些已有的结论将会受到挑战，一些学术焦点问题仍在继续讨论。以似乎得到大家认同的两个器物坑的性质为例，许多学者并不认为它是“祭祀坑”，而提出了“鱼凫灭国器物坑”、“窖藏”、“蜀王大葬墓”等诸多新的观点。学术上的争论将有利于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相信总有一天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会被完全揭开。

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三星堆文明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对大多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来说，三星堆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失落的文明，重温了曾有的辉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星堆文明，在海内外学者的倡议下，总投资两千多万元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已经建成开馆。三星堆正展开翅膀，热情迎接八方来客，让大家走进三星堆的悠久历史，共同领略古蜀国辉煌的文明。

新干大洋洲商墓

一

1989年9月，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地农民在程家沙洲取土护赣江堤坝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埋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的古代墓葬。新干县文化局闻讯后，连夜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次日清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也应邀赶来，随即投入科学的发掘当中。1990年11月5日，《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

在这座大型的墓葬中，共出土青铜器480余件、玉器一百余件、陶器三百余件，其中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铸工之精巧，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尚属首见。依据出土器物的特征，专家们推断，墓葬的时代应与吴城文化二期相同，即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墓葬坐落在高耸的沙丘中央，墓底仅距地面2.15米，东西向，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东西两端各有高0.6米、宽1.5米的二层台。出土时，墓室中的各种器物均有规律地分布着，大部分器物都有用麻、丝织品包裹的痕迹，有的铜兵器上还明显地涂有红色，并用漆盒齐整装置。有的铜刀、玉戈等被有意折成数段后堆放在一起。同时还发现有大批陶器以及分属三个不同个体的24颗人牙等。根据发掘后整理的结果，墓内随葬的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家具和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具诸类，仅礼乐“重器”就有鼎、鬲、卣、簋、壶、豆、带把觚以及铙、镩等60余件。兵器有戈、矛、刀、镞、短剑、甲胄等等，计250余件。农具和手工工具有铲、犁铧、锥、砧和刻刀、靴形器等，计120件，器型大中小都有。大者气魄宏伟，十分壮观。如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的大方鼎为巨制。小者制作细腻，纹饰繁褥，精美绝伦。如仅高10、13、5厘米的双耳鬲，假腹豆和扁兽足方鼎等。此外尚有奇异的双人面神器、羊角兽面器和立鸟双尾青铜虎等。堪与青铜器媲美的还有精雕细琢的玉琮、玉壁、玉块、玉环、玉簪和绿松石饰件以及玛瑙人物饰品等。陶器以鬲和小口折肩罐为大宗，还有尊、豆、壶、钵等器形，有的为带色釉系原始瓷质。

二

在考古学史上，商代的大墓多有出土，但像新干商墓这样的规模和出土如此多的器物，则是罕见的。除殷墟王陵外，考古学界还发现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等，但遗憾的是十墓九空，考古工作者只能由仅存的遗物来想象原来的宏富。真正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只有殷墟妇好墓可与新干商墓相比。如果说像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大批青铜器曾使学术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同样使人惊叹不已。我们知道，在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代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自豪，为之感叹。然而，地处鄱阳湖周围地区的同时期的文化居于什么样一个水平？这里的青铜文化的面貌、特征、发展道路又是怎样的？它与周围的青铜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以往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文献中常将这一地区称之为“荒蛮服地”，更影响到我们对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