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在《女佣的生活》推荐语中，谈及她也曾体验过低薪生活，这引发我的兴趣，我想作为一次对比，看看美国不同阶层的人，对底层低薪生活的感受有何不同。
芭芭拉的身份是，博士、记者、作家、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人士，这些身份无疑是她的退路，一旦做不到收支平衡或出现任何意外，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她立刻可以从灰姑娘恢复为中产阶级，无论如何放下身段，体验者和真正的底层人士终究是天壤之别。但是记者身份和全力投入的体验，让芭芭拉看到的和斯蒂芬妮终究不同，前者的眼界更高也更能看到核心，当然这本身并无对错高低。
芭芭拉看到，无论多低阶的工作，都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的“不需要技巧”。低薪并不意味着“无脑”有手就能干，看似简单的清扫和端盘子，都有科学的逻辑统筹工作法，能帮助从业者尽可能短时高效的完成工作。在这些工作自成一格的社会化世界，有阶层关系也从业者约定俗成的习惯和标准，比如不要“懂太多”、不要过于“突出”以至于使身边人难做。
身兼多职同时精打细算，没有意外和病痛，身体精神双层疲惫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收支平衡，低薪人士想略有结余无异于奢望，根源在于住房租金太高并且薪水太低。“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食物费在平均家庭预算中占24%，而住房费用占29%。在1999年，食物费只占家庭预算的16%，但住房费用则遽升至37%。”最低工资起始基数太小，即使逐年上调，也还是被大基数的住房费用上调将差距越拉越大。况且，雇主对拒绝加薪有千方百计的手段，他们会提供免费早餐、免费班车等看似为员工节省开支的福利，从能量守恒角度说，节省的=上涨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雇主不干脆给员工加薪？“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市场的改变使这些福利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些额外福利会比加薪“更容易取消”。“它看起来像一份多得的赠礼，而且能够不需要解释就停止实施。”
资本和劳工从来不存在博弈，劳工根本没有上拳台的资格。芭芭拉疑惑“为什么我的同事们似乎缺乏起而反抗的能力？她们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去找更高薪的工作？”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试错成本太高，她们都承受不起。芭芭拉说“当人们越穷困，他们的行动力也通常越加受限。”这不光是只单纯的交通成本，还包括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居住环境和孩子的学校的改变等等，比起主动求变但结果未知，现在的艰难至少都是可见的，“你往往不愿意拿已经认识的恶魔和不认识的恶魔交换。”
长期为了生存疲于奔命，低薪人士丧失了思考能力，精神上的伤害慢慢被接受，“被迫在自己所生产的社会体系中落入屈从位置的动物，会根据该位置而改变脑部化学作用，它们的行为焦虑而退缩……它们也会不愿意奋斗挣扎，即便是为了自卫也一样。”人类自我认知的形成来源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环境，“如果你被弄到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就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就该领导那么点薪资。”更可怕的是，现在的影视、媒体、网络上，穷人几乎消失了，影视剧无论题材如何，打工人都衣着光鲜居所奢华，媒体鼓吹消费主义，网络上充斥着带货晒单，歌舞升平背后， 谁还记得多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上。
芭芭拉辗转于不同城市的不同行业，从事过招待、看护助手、售货员、清洁女工、旅馆房务员等工作，她通过自己的观察，结合大量统计资料，展现了低薪劳工的生存状态，努力难以维持生计，劳动并不能让生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