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武士道》的时候，想起的是林语堂“两脚蹈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写下的《吾国吾民》，同样是东方的学者向西方人推介东方的生活方式和智慧，二者的风格却大相径庭。 　　 　　林语堂是幽默蕴含智慧，豁达却不失自嘲，将东方的智慧不偏不颇、娓娓道来。而《武士道》却更像是向西方传达日本的精神，以削除西方世界对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的偏见。因此林语堂的语言就带着些戏谑的语气，而新渡户稻造则显得平实和诚恳，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能与日本精神相参照的细节，以说明深刻影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合理性。因此，作者不惜笔墨，大量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来印证日本古代圣贤的教诲。 　　 　　你在读这本小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武士道”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东西，这里所谈到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些早已存在的体系的延伸。正如谈到武士道的渊源的时候，新渡户稻造提到的几个成因——禅宗、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孔子和孟子的儒家经义与王阳明。由此也可洞见武士道的内核与中华文化的底蕴其实是统一的。 　　 　　武士的形象非常接近于《史记》中的“游侠”，以及稍后的幕僚和门客，而其区别则在于两者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发展在动乱之后一般能够形成一段较长时间的清平时期，以武立身不为传统知识分子所热衷，重文轻武是历代历代的训条，因此中国的“游侠”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抛弃了剑与铠甲的文人知识分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 　　 　　这并不是说文官制度就与日本的武士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实际上，二者只是阶层的外在形象的区别，而其内在的道德体系和社会责任赋予了他们相同的职能。由于他们本身的特权也使得社会对于他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无论是日本的武士阶层还是中国的文人阶层都将内在修养作为个体的首要要求。 　　 　　在太公所谓六守中“仁、义、忠、信、勇、谋”，勇是排在倒数二位的，而在武士道的信条“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中却列在第二位，可以看到两者对于自身定位的不同。中华的智慧讲求“先道义、后谋略”，而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轻生取义”变成了一种了最大的美德。同样是“仁”，孟子说“仁者无敌”，而在《武士道》里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仁”的形式：勇猛的武士熊谷在战场上揭开一个敌人的头盔时看到一张少年的面孔，他以慈父的语气让少年离开，而少年坚决拒绝离开，并且为了双方的荣誉而要求熊谷砍下他的头。熊谷的心碎了，但他最后仍然挥起刀染红的刀刃。熊谷凯旋而归，但是他却不再想念功勋，剃度出家将其余生托付游方生涯。 　　 　　武士道和文官制度其实就是相同内在的两种状态——内在的都是道德标尺和社会规范，只是在不同的国度中，他们寻找到了不同的附着体，也因而有了不同的侧重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