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显然是一位对国际关系情况熟悉，对世界各国文化渊源把握到位的时评家，而他对本书的定位也仅仅是“提供一种理解世界时局的范式”而已，这是十分审慎的。“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是本书中最有价值的时局描述，在一个比较松散的限度里面，读者可以用它来解释很多当代的国际关系问题。不过笔者仍然想指出，对“现实冲突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两种文明之冲突？”这一问题的考量乃是亨廷顿有所疏忽的，而其要害就是概括现实得出的理论范畴——文化、文明跟现实脱了节。这一问题可以分成两块来领会——文明在何种程度上和现实中的政治实体契合？书中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何种程度上和现实中的冲突契合？笔者这里以“儒教文明”为例。儒教一词因为20世纪初的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而闻名，但它能否确切地反映当下的“中国—东亚文明”之状况却尚未可知——至少笔者没有看见过哪个东亚政治实体把孔门礼教的实践作为一种“抗衡西方性”的东西视为官方纲领（这种纲领与“现代化”是否一致也得打问号），而近代以来最符合中国士人“儒教”思路的康有为之孔教会已然消逝达百年了。“文明的冲突”是亨廷顿对现实冲突的一种解释，以亨氏着重强调的中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