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转阴 今天上午，我见着亮河的女儿了，她叫朱鹤，我叫她鹤姐。她比我大十岁，在艺术博物馆工作，也在那儿住，只有周末回来待两天。她好像很喜欢我，一边把包摘下来挂到墙上，一边就对我问长问短的。我画画的时候，她在我后面的沙发上坐着看我。我虽然看不见她，可这仍然让我很紧张，觉得一团火在我身后烧着。我知道自己很笨，连怎么拿笔都不太清楚，但她也没笑话我，反而是在我自己想到了一些办法来解决难题的时候，她笑出了声。亮河并不从线条之类的基础开始教我，他让我自己先画，然后一点一点地来帮我修正错误的画法。他说，这样才能让我明白为什么要那样改。今天我画的是他家的暖壶。那是个红色的铁皮暖壶，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一边画，我一边听鹤姐和亮河讨论下星期一个印象派画展的事。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好听，又亲切又随便，不像父女，倒像朋友，谁也没打算去教导或者说服另外一个人。我想这就是成年的好处吧。但这也不光是因为她成年了，还因为他们都懂画，有共同语言。鹤姐留我吃午饭，我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答应了。我给伯祖母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中午不回去。鹤姐炒了三个菜，其中有我最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她的做法和我母亲的不一样，她把西红柿切得非常碎，让汁液和鸡蛋混在一起，尝起来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腻。鹤姐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开始没提我父亲，她可能觉得我不方便说，就没再问下去。我觉得她真体贴。不过后来，我还是忍不住说了父亲的事：他在我十岁那年离开了我。别人都告诉我说，他在外地抓逃犯的时候殉职了，是个英雄。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父亲去世后，她就不光是严厉，而且经常无缘无故冲我发火，好像是我把他害死了似的。我说了这些，鹤姐流泪了，可她马上就擦掉眼泪，笑着给我夹菜。亮河在旁边低着头，我想他一定也替我难过吧，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其实我自己早就好了，不需要别人安慰我。我后悔了。离开餐桌的时候，我说我去洗碗吧，鹤姐不许，让我到沙发上躺着去，下午好继续上课。正在这时，亮河接了个电话，我听见好像是说，有个领导要参观学校的展览室，让他下午去接待一下。他和电话那边的人说话非常客气，甚至有些卑躬屈膝的意思。我突然有点可怜他。他放下电话，就回屋换了一身新衣服，白衬衫和他发暗的脸色显得不太搭。他安顿鹤姐，让她下午给我上课。临走的时候，他用手在我右肩膀上轻轻地扶了一下，他的手心烫乎乎的。我按照鹤姐说的，在沙发上躺下，但我睡不着。听到厨房不再叮当乱响，鹤姐大概是回卧室了，我就再也闭不上眼睛了。屋里很热，我轻轻地下地去开了一扇窗子，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犯愣。我想上厕所，可我不敢去，因为我必须路过鹤姐卧室的门口，我怕她误会。我只好坐着，像昨天一样看那些画。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我还做了一个梦，但是因为睡得并不舒服，梦也不是美梦。后来我听到一声门响。不是外面的门，是鹤姐从卧室里出来了。我才知道，她一直是关着门的。鹤姐换了一身橘色的半袖、短裤，头发跟亮河一样也扎成马尾。她很苗条，比油画上那些胖乎乎的模特们好看多了。我们就在下午的阳光里开始上课。她坐在我旁边，非常细心地给我示范，给我讲软硬不同的铅笔和炭笔分别都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还把自己新买的一套炭笔送给了我。现在它们就被我藏在书包的内袋里，我决定将来能画肖像的时候再使用这套炭笔，而且只在为她画像的时候才用它们。下午五点多，亮河才回来，他看起来非常累，直到回卧室换上了一身旧衣服，他才张口说话。不过他没有抱怨，只是问我下午学得怎么样。鹤姐说我学得很快，还把我画的第二只暖壶给他看。亮河点点头，说我的那些毛病看来并不深，一个下午基本上就都扳过来了。他的评价听起来没有赞美的词，可是比鹤姐的夸奖还要让我脸红。我没有留下吃晚饭。回家见到伯祖母，她的脸色有点不对劲，没有生气，可也不像昨天那样热情，说话时眼皮耷拉着。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伯祖散步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开始扫地，扫完地又拖地，然后再扫地。伯祖母也没有向平常那样拦着他，只由好我去很费劲地告诉他，他刚才扫过一遍了。这时，我闻见一股很刺鼻的气味。一抬头，我吓了一跳，原来阳台上的几盆花从头到脚都被烧焦了，黑乎乎的一大片，残破的叶子和花瓣掉得满地都是。我连忙去扫，一边还问伯祖母这是怎么回事，她便指着在沙发上看报的伯祖，咬着牙说：“还能有谁！你大爷爷干的好事呗。现在你去问他，他肯定告诉你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去问。我觉得就算是伯祖烧的，那么大岁数头脑不清楚的老人，谁能责怪他什么呢？他可能是把花草当成过年笼的旺火了。我听说年纪越大，就越容易想起小时候的事儿。伯祖母发完火，心情就好多了。她还主动去帮着伯祖把运动鞋脱掉，给他端来晚饭，然后安顿他上床睡觉。这是挺温馨的一幕。两人毕竟是老伴，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谁也不会为了这么点过错就不肯原谅对方。他们这样的感情也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好学习。不多写了，我要睡觉了。明天早上我去亮河家，又能看见鹤姐了。我真希望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亲姐姐！ 第三夜前半夜的梦：我在河岸上站着。我想下去。我怕它凉，我怕它把我带到一个不熟悉地地方去。河边的花丛里，花瓣变了颜色。黑斑蜕掉了，露出鲜亮的橙色来，在暖和的微风里摇摇荡荡的，像火一样烧着。我看它们实在可爱。我弯下脖子，衔了一束在嘴里。花的红色，花的火焰，顺着我的血管流动，在我的羽毛上燃起。我不再是一只鹅了。我站了起来，看见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凹凸不平、簌簌乱抖的，可我认出来了：我变成了一只火烈鸟。长长的腿脚，鲜艳的羽毛，我走进冰凉的水里，水也变成温热的了。我嘴里的花，它的颜色都流到了我身上，它慢慢地变成一种纯洁的白，就是鸽子的羽毛那种白，天边的白云那种白，婚礼上的鲜花那种白。我四处踱步，浑身冒着自信的光彩。我来到死水边。突然，我看见岸上躺着一具尸体。一只鸽子，本来是白色的，现在变成了漆黑，有黑色顺着它的血管、它的羽管渗透到它全身。是什么杀了它？我没有亲眼看见。我担心那是水里的东西。 后半夜的梦：亮河开着车，我坐在后面。没有别人。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他哼着歌，跑着调，可我知道，这是他最喜欢的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他不会唱别的。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奇怪，好像是电话里的声音、广播里的声音，或者梦里的声音，和我隔着一层。窗外黑漆漆的，只有忽明忽暗的路灯。车正走在大桥上。我知道，我们俩不在一个地方。也许他不在这儿，也许我不在这儿。我都知道。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或者车轱辘底下发生了什么。他猛地一转方向盘，脚底下踩的不知是刹车还是油门。车头撞断了栏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车子从桥上飞了下去，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它掉进了江里，可我没有。我还在桥上站着。我什么都没听见，只听见他的嘴里还哼着那首跑调的歌。奇怪。我很悲伤，可我不惊讶。我好像来过这儿不止一次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一睁眼，我躺在床上，身上空落落的，什么都没穿，盖着被子。周围的家具都是橙色的，暖暖和和，又好像藏着什么危险。我的身体很舒服，但我心里没有底。我不该躺在这儿。一扭头，我旁边躺着个女人。那是鹤姐，扎着马尾辫，醒着，没穿衣服，也没盖被子。她侧躺着看着我，发现我也扭过头来，就笑了。“怎么，不喜欢我？”她说。我浑身冒冷汗。我在哆嗦。因为我尿炕了，就在她面前，不过隔着一层被子。可她还要伸手去掀我的被子。我用两腿夹住，死活不让她掀。可她力气比我大，最后还是掀开了。可我没有尿炕。那不是尿。她没有嘲笑我，但她还是笑了。我听得出来，是温柔的笑，体贴的笑。我流泪了，但我没有哭。我安心了，因为现在谁也伤害不了我。她可没碰我，只是和我对视着。她好像在等谁。果然，他来了。亮河推开门，一股凉风吹了进来。这时候，我开始有点怕。可他来到我旁边，手按住我的肩膀。他的手真暖和！他不是鬼。他复活了。“如果你还不理解我们，我可没办法了。”亮河笑着说，可是他没有看我，也没看他女儿，而是看着对面墙上那幅画，“女儿，你回去吧。”鹤姐从床上起来，把束发的皮筋褪到长发的中间，脚步轻快地走向画框。她慢慢地融进画里，她的皮肤变得像鸡蛋壳一样光滑、坚硬，而且有细微的裂痕。她站到了贝壳上，周围是玻璃一样易碎的水面。她又变得忧郁起来。“她不是忧郁！”亮河说，“她那是对凡人的世界不习惯！不习惯有一个身体！可是要没了身体，谁又能认识她呢？你想想，她可是美神哪！神像和鲜活的漂亮姑娘，区别在哪儿呢？……”慢着。这句话我听着耳熟。这时候，我觉得我理解他了。我看着那幅画，觉得他的手热乎乎地在我后背上搁着，我真想哭出来，因为我感觉到了幸福。这时候，就有一种声音开始喊叫。不知道那是女人，还是男人，还是别的东西。从地底下传来的。像开了锅一样，那声音伴随着热气。不是水汽，是干燥的空气，还有焦味。我害怕地想钻到亮河怀里，可他突然不见了。

第四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 今天早晨，伯祖母躺在床上起不来，说是胸口不太舒服。我吓坏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犯了心脏病该怎么救，连忙救去找手机打120。伯祖母说不用，她只要在床上安静地躺几天就好了，让我把救心丸找出来，放在床头预备着。她的眉头都拧到了一起，每说一句话就得喘几口气，我就让她尽量不要说话，躺着别动。我给她倒来了温水，插上一支吸管，放到嘴边。她喝了几口，眉头算是展开了，还没来得及说话，可看着我的眼神非常奇怪：那么明亮，那么专注，简直不像一个老人的目光。她好了一点之后，我赶忙上网查心脏病的知识。看来让她少说话、少活动是对的，而且救心丸放在舌头下面，比直接咽下去更有效果。我就把这些念给她听。她盯着我，小声说，我该去学画了。我笑了笑说，今天我不去，她身边必须一直陪着人。伯祖母的嘴角开始一抖一抖的，我有点紧张，以为是她又犯了病，可马上我就发现，那是她想笑而又笑不出来的表现。我跟这位瘦弱的老人对视着，突然之间，我的笑容不那么尴尬了，而且我感觉，以后也再不会尴尬了。半个小时之后，伯祖母好多了。我扶她靠在床头上，在她的腰底下塞了两个枕头。她已经可以轻声说话、伸手拿杯子了。这时，我听见一阵门铃响，就去开门。鹤姐站在门外，穿着她昨天从外面回来时穿的那身短袖运动衣。她问我怎么没去上课，我就把伯祖母犯病的事告诉了她。她跟我一起来到老人的床前。我们俩差不多是一块儿进的门，伯祖母盯着我们，显得特别惊讶。我一提醒，老人才认出她是谁，可我马上就后悔这样做了，因为老人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表情，这种表情我之前好像见过一次。“哦，闺女。你和你爸一起住啊？”她的口气听起来也酸溜溜的。“嗯。”鹤姐很快地说，“您好点了吗？”“哎，每次犯病都得躺个一两天的。现在还行，一会儿就说不准了。现在是你爸教他画画呀？”“这两天我爸学校有事儿，是我教他。”“噢……哎呀，他今天可能去不了。要不你就在这儿教，你让他看着我，我也顺带看看你们怎么上课呢。”“……其实也不着急这一两天。让燕明再消化消化昨天的课，自己练一练吧。”鹤姐不太自然地笑着说。“行，那就这样吧。你也歇一天，不麻烦你了，你是放假回来的吧？”“嗯。”鹤姐点点头，可她不想再和伯祖母说话了。她扭过头来，眼神忧郁地对我说：“明天是星期一，我晚上就得坐城铁回单位。下星期学校放假，我爸能腾出时间来教你了。不用我留下帮忙吗？”说后半句时，她朝伯祖母那边扬了一下头。我摇摇头。虽然我很想让她留下来，可如果这样，她肯定也不会自在的。而且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老人为什么不喜欢她。只是因为那种去不掉的偏见吗？如果是别的原因，我害怕老人憋在心里，对身体更不好。就这样，鹤姐走了。我希望下个周末还能见到她。可她还愿意见我吗？我心里很难受，可是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伯祖母需要安慰，而不是刺激。对老人，我们就应该宽容一些，尤其是对我们的亲人，而且是深深地依赖着我们的亲人。老人家灰白的头发间脆弱无助的眼神，难道还不能唤起一个人的责任心吗？等伯祖母能从床上坐起来了，我就搀着她到客厅去，陪她看了两个小时的电视，等伯祖散步回来了，我就去做饭。我本来会做很多菜，可今天想也没想就做了西红柿炒鸡蛋。我学着鹤姐那样，把西红柿的汁液溶进鸡蛋里，而且没有放葱花，让一盘菜里没有一点黑色，全都是火辣辣的鲜红和亮黄。一边铲炒，我就一边流泪，想象着鹤姐如果在旁边看到我这样做菜，她会不会原谅我。盛盘的时候，我把鸡蛋铲成小碎块，让伯祖、伯祖母吃起来方便一些。主食我熬了米粥，但我忘了粥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熟，后来我又把鸡蛋热了热，才端到他们面前。我本来担心伯祖会给帮倒忙，让伯祖母的病再犯一次，可她冲他指了指自己胸口，他就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躲到角落里去看报，不再麻烦她了。我把粥锅端上茶几时正好看见了这一幕，脸上被蒸得热乎乎，心里也被感动得热乎乎的。伯祖看来已经习惯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我是谁。看报时他还指着一个字问我这念什么，我过去一看，鼻子当时就酸了：每天一定要读几小时报纸的他，已经糊涂到连“大会”的“会”字都不认识了。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强大得，怎么说呢，就像一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蚕茧，就算里面的蚕已经死了，茧却还在那儿，还是那么结实。两位老人都没有午睡的习惯。伯祖一边手里捧着报纸，一边每隔十几分钟靠在沙发上打个盹，一两分钟后又准醒，继续看报。伯祖母则一直很专心地在看书，是一本哲学书。我在旁边写一会儿作业，画一会儿素描。就这样，一个中午过去了。下午三点左右，伯祖母放下书，摘下眼镜，好像很累、或者很失落地叹了口气。她让我把她书柜里的那个手提箱搬出来。搬来之后，她又让我从侧兜里找一本硬皮的证件。我伸手掏了半天，找到一个有小孩的手那么大的红色布面小本，上面印了三个繁体金字：“记者证”。我打开一看，第一页的右边就是伯祖母三十多岁时候的黑白照片，左边写着她的名字——吴涟、发证单位——潭城日报社，和发证时间——1959年X月X日。哦，原来她以前当过记者。她从我手里接过小红本，仔细地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用枯瘦的手指在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上摩擦着，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她告诉我说，当年的很多地方大事、甚至国家大事都是她跟踪报道的，她也报道过许多劳模的先进事迹，自己也被很多次评为省劳模、全国劳模，八十年代她退休了，还有记者来采访过她，她的事迹也登上过各种各样的报纸。她让我打开箱子，我看见里面搁着一摞报纸，比三本新华字典都厚，她说，这些报纸每一份上都有她的文章。听到这些，我惊讶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了。她让我从里面随便挑她的一些报导来念。我读了一篇，她还让我读下一篇，再下一篇。我一连读了六篇，她开始是闭上眼睛听，后来听着听着就开始轻轻地笑，但不像是欣慰的笑、反倒像是苦笑。当我念到第七篇的时候，她伸出手来让我打住。她的眼睛闭得紧紧的，好像在逃避眼前的什么东西。“别念了。”她哑着嗓子说，“都装起来，给我扔楼下去。”我还以为她也像伯祖一样糊涂了。可是她随后就说，她当了三十年的记者，却从没有在报纸上写过多少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真心话。她只报道那些“该报道”的东西，但她从来就没有想清楚过，到底什么是该报道的、该让读者知道的。她到处跑新闻的时候，她得在文章里体现主编的意思；等她当了主编，她又要在报纸里体现更高级的领导的意思。除了领导的想法，她还要顺从读者的想法，考虑读者欢迎什么样的立场、反对什么样的态度。这两把尺子仿佛就规定了“真理”这两个字该怎么写。几十年里，她好几次想要写一部小说，可她始终找不到自己说话的风格，甚至不知道“该”写什么。她说她非常明白，文人需要凭着良心来写作，可是“良心”在她这里，已经没有那么鲜活、那么直观了，它变成了一架不容深思的审判机器。她分不清说话和思考，她的头脑完全被词语带着走，她不知道是她的脑子在转、还是那一架机器在转，或者她的脑子就是那一架机器的一部分。她说这些话，我好像理解了一点，可还是不会用我自己的话转述出来。她遇见的困难可能是我这种年龄、我这种层次的人没遇上过、或者永远也遇不上的吧。可我有过一些类似的感觉，我对她说了。人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轻得像一只塑料袋，你不知道你为什么飘来飘去，从来不能像一颗种子一样落进土里、生根发芽，可是你又不得不飘着，因为你还要活着，狠不下心来去死。几年前我爸死的时候，全世界都告诉我他死得特别英勇，让我将来要学他的精神，可我后来听见我妈和我姥姥聊天，才知道那就是场普通的车祸，他开着车从桥上冲进河里去了。当时是下雪天，我不知道是路滑，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想去死。为什么我这么猜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那是个偶然事故。一场事故杀不死他，他不该死得那么荒唐。可这世界就……[1]这么荒唐。下午出去买菜的时候，我真的把那个手提箱、连同伯祖母半辈子的劳动成果全都扔进了垃圾堆。冒着黑烟的垃圾堆里什么都有，泛着一股烧塑料的味儿。我突然觉得我也在里面被缓缓地烧掉了。晚上，我做了饭，安顿刚散步回来的伯祖睡下，就开始写作业。伯祖母就在我旁边躺着，可我很少和她说话。九点多的时候，她终于睡着了。我回到屋里写日记。还能怎么样呢？这就是我的一天。 第四夜前半夜的梦：我慢慢地在死水旁边踱步。我从水面上看见了自己鲜红的倒影。慢慢地，死水发生了变化，它变得不那么黑、不那么暗。它开始流动。它变成了一条深色的河流。我迟疑不决地迈向它，直到我的腿浸在里面，我甚至能感觉到水流的力量。水悄悄又变回了黑色。刚才死掉的鸽子在扑棱翅膀，活了过来。它刚要飞走，被水里窜出的一条蛇，一条漆黑的、没有眼睛的蛇，一口给咬死了，甚至都没挣扎一下。我知道，我看见了它。我自己浑身像被撕扯地那样疼。剧烈的疼痛。之后，我被撕开了。火烈鸟从我身上猛地一下飞走，飞向天空，那团火灭了，被乌云遮住了。我变回一只鹅，浮在水面上，失魂落魄地悲哀。我还想飞走。那黑蛇从水底游了上来，在我周围盘旋，好像只要我一展开翅膀，就要立刻冲上来咬住我的脚掌。我的脚掌是我天生属于水的部分，它们是我的，可又背叛我。我只能继续游着。水也不再流动了，黑洞洞的，蛇也潜回水里，只在水面上露个脊背。我也累了，不想再飞了。天空中飘下一大片像雪花一样的东西，那是火烈鸟嘴里叼着的白色花瓣，它们落到死水的水面上。它们沉了下去。 后半夜的梦：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黎卢浮宫举办法国印象派油画展，有莫奈、塞尚、波提切利、萨特、福柯、黑格尔、宗白华、朱光潜、鲁迅、邹韬奋等画家的名作，由博物馆研究员朱鹤女士担任讲解员，展览将面向全社会开放，由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持续三个月，这一盛事……今天《潭城日报》的头条，是一篇展览会的报道，伯祖母写的。她刚从那儿回来，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脸怒气。我问她为什么这样生气，她说博物馆的人拦着不让进去，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采访到。我说，就算这样，她的报道也上了头条，可见她多么受领导和群众的重视。这让她宽了心，她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喝保温杯里的茶。可是她喝完茶就去卫生间干呕，说她恶心，但什么都吐不出来。我怀疑她知道了。我手里有一张门票，鹤姐送给我的。我在兜里把门票攥得很紧，生怕伯祖母抢了去。可我又可怜她找不到新闻素材的那种难受劲。票早就卖光了，鹤姐说，一张都没剩下。她让我一定要去，要不然就再也别想看见她。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把票给了伯祖母，可想着想着，那一天就来了。我迈出门去，打车到卢浮宫，走了很长时间，天都要黑了。哦不，现在还是上午十点。外面那是阴天。我听说今天就是世界末日，黑沉沉的天空，也许是火山灰吧。天气真热，开车的阿姨把衣服全都脱了，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院做模特，她说没有，就是热。我也很热。可我不好意思脱衣服。下了车，我发现卢浮宫门前的人很少。大概是因为今天世界末日，没有人来欣赏艺术了。我走了进去，检了票，上了站台，一列火车在我面前停下。列车员告诉我，先上车，后看画展。原来画展在火车上。我走到七号车厢，那是一个大厅，金碧辉煌的，穹顶高得像一座教堂，所有的画全都挂在墙上，而且全都没装裱过。最高那一排，想要看的话得爬上摇摇晃晃的脚手架。有一个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拿着话筒讲解，我爬上去一看，那不是鹤姐。我不认识她。鹤姐没来，虽然门口的海报上写着她的名字。我一边忍不住流泪，一边向她打听鹤姐的去向。她说，鹤姐刚刚下去了。我就朝密密麻麻的人群里看，却什么都没找着。我就跳下去，像鸟一样展开翅膀。我往下坠得太厉害，差点摔在地上，可还是飞起来了。我的眼睛不在原来的地方长着，而是在我的背上。目光越过我的脑袋，和我一起寻找着她。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眼睛都快出血了。最后，在一个角落里，我看见一个女人。她很像她，那么，我就努力地把她想象成她。我朝她俯冲过去。我知道，这几秒钟的时间里，如果她还不变成她，我就再也没机会了。最后，我成功了。我就这样找到了她。我控制不住自己。我面对面地去拥抱她，把她整个抱在怀里，我们的胸贴得紧紧的。她喘不上气来，还在我耳边不停地说：“你找到的不是我，你找到的不是我……”我知道她不会说谎。可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此处作者涂掉两个字。

第五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阴转小雨 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很累了。今天发生的一些事，让我非常难受。但我得把它们记下来，不能撒谎。伯祖母早上又犯病了。她说自己难受得比昨天还厉害，所以我还是像昨天那样，让她千万不要动，我帮她洗脸，做早点。整个上午，她不停地用那种虚弱的声音跟我描述这些年她孤独的日子。她说自己报导了那么些个大事件，可是到头来，那些事件没有一个是因为她的报导才被写进历史书的。该被记住的，没有她的努力也被记住了；该被忘记的，也并没有因为她而被记住。现在连她自己都被别人忘得一干二净。我听她说得伤感，就让她继续说下去，她一连说了一个上午。我既担心她话说多了心脏受不了，又觉得让她说说，心里痛快些也好。但不管我怎么想，我肯定是拦不住她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伯祖母在骗我。她根本就没有犯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表现有点奇怪。她总是在重复一句话：“我难受，吃不下了。”虽然我看她的脸色并没有昨天早晨那样惨白。她确实吃得很少，可吃饭的速度并不慢，不太像是没胃口的样子。我扶她上沙发去躺着，然后我去冲了个澡。洗着洗着，我就看见有一道阴影从门和地面的缝隙中一闪而过。我洗澡从来不开灯（因为我一看见浴室贴的白瓷砖就会头晕），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大约五分钟后，这道阴影又闪了过去。我知道这不可能是伯祖，他早就去睡觉了，而且就算醒着，也不可能走得这么快。出来之后，我特地去厨房看了一眼，只见剩下的饭菜都少了很多。我这才确证了我的怀疑。这时候，我真的开始害怕了。伯祖母为什么要说谎呢？回到客厅，伯祖母还在那儿躺着，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显得比上午还要虚弱。我和她对视了一阵，最后也没说什么。在我看来，她几乎连个撒谎的理由都没有。假装吃不下饭去，这是为了继续装病。可装病又是为了什么呢？要是想让我不再去学画、而是陪在她身边，那么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呢？这是在她家，她又是我的长辈，她又是个大人物。我可怜她，我理解她。但是我害怕她。我已经不敢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了。前天，客厅里的那些花呢？我知道，伯祖只会做他习惯做的事。晚饭后，我很早就回屋了。这间屋子给我的感觉，和第一次看见它时不太大一样。它变得阴冷阴冷的。我在冰凉的地板上走来走去，总觉得墙上那些遗像在盯着我，眼睛随着我的来去而左右转动。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穿起衣服，偷偷地跑出门去。幸好他们都睡了。我关上伯祖母家的门，去敲亮河家的门。他当然没想到我会这么晚来。我把这几天的经历跟他说了，包括伯祖母骗我的事。亮河露出了他接电话时的那种笑，说老人家肯定有她的难处。我本来想着他会站在我这一边的。真的，他的马尾辫和这种笑容非常地不配套。他请我吃了夜宵，还问我明天来不来上课，我就哭了。因为我想到以后不知该怎么办。我说不想回去，想住在他家里。我知道他不会同意，可那时候忍不住。我甚至想过装病，就像伯祖母那样，可是亮河不会看不出来的。果然，他说不行。他的理由是家小，没地方。他都懒得用别的理由来回绝我，大概是觉得我太幼稚了，听不进道理去。我就说，我可以住在鹤姐的卧室里，等她回来了我在到沙发上去住。没想到刚说出这句话，亮河就生气了。他没有大声喊叫，而是突然铁青个脸，站起来赶我出去。他这两天没刮胡子，挥胳膊的时候十个指头也绷得很直，好像电影里那个剪刀手爱德华。他关上门，我就站在楼道里。声控的灯亮了一会儿就灭了，可我还站着。就算他从猫眼里看着我，后来也看不见了。那时候，谁也看不见我，我自己也是。我累了。我哪儿都不想去了。我真后悔去敲亮河的门。现在，我趴在床上写日记，还是在这间阴冷的屋子里，墙上还是有那么多被压扁了的死人看着我。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怕了。人累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挡不住他去找个平整的地方、一觉睡够了再说。写这种睡前日记，除外。 第五夜前半夜的梦：我在水面上浮着，浮了好多天了。我脚上的蹼都给泡得皱了起来。死水就是死水，它又变回以前的样子，而且更浓，更黑，蛇的脊背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沉下去，到处冒着灰色的气泡。我知道我脚下的那些水草，其实都是蛇，它们从各个地方露出头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齐窜上来把我拉进水底。我的两只眼睛往外突着。有一只鸽子从我身上飞了出去，带走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长在它背上。它好像是我，可它不是。我的蹼还在水底划着，我的肚子还浮在水面上。鸽子飞向对面那条波光粼粼的大河。它飞得不太稳，摇摇晃晃的，可也没掉下来。它落在水面上。它想要浮上去，可它是只鸽子，它身上没有属于水的部分。它挣扎地落到岸上。它看见开满白花的河岸上，那些白花都长出了斑点，越来越浓、越来越黑、越来越大的斑点。那河流开始变暗，最后停止流动，变成了死水。鸽子想要飞回来。它飞到半路就掉下来了，摔进了淤泥里。我的眼睛也摔进淤泥里。它们闭上了。 后半夜的梦：我去买早点。伯祖母说巷子口那家的羊杂碎还不错。在豆浆馆门口，我碰见我妈了。她刚吃完早点，狠命地擦嘴，然后一边走一边拿个小镜子补口红。她穿一身白，连高跟鞋也是白的。她不是去上课，因为学校放假了。马路对面是个别墅区，门口有一家咖啡馆。我跟在她后面，看见她进去了。墙是玻璃的。她坐进最里面的一张长椅里，不到一秒钟，不知道从哪儿闪出个男人。他穿一身西装，刺眼的白。他走过去，两团白色就凑到一起了。他们在亲嘴。我的两只眼睛突然开始火辣辣地疼，头也疼，我一头就栽到外面长椅的椅背上了。我擦着眼泪，可是越擦越多，眼睛里甚至开始流白浆子。我是不是瞎了？到处都是白的。我勉强能睁开眼睛，看见了一个让人发疯的白世界。我只好再闭上眼，摸着黑走路，透过眼皮还能看见一点路。可我最后还是转圈了。亮河在我面前站着。我盼着他进去咖啡馆瞧一眼，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嘴就像被白胶水粘住了一样。亮河到底死了没有？是没死，还是复活了？要不然这就是他的鬼魂？这一次我没感觉到他有热乎气，虽然我真希望他有啊！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难道亮河真的已经死了？如果是这样，他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就算他进去，他也插不上话。他们俩能看得见鬼魂吗？我开始跟着亮河走。可他哪儿也不去，我就知道，他得回家。我跟着他进了门，换了衣服，看见他躺在鹤姐的卧室里，就那么躺着，不闭眼睛，什么都不干。他一个人把这张床都占满了。我才知道，他是在盯着对面那张画看呢。画上的维纳斯已经穿上了那件橙色的长袍，系好了腰带，那凹凸起伏的身形，比她的裸体还要诱人遐想。我从他家哭着跑出去了。门还开着，可是我没再进去。回家见到伯祖母，我冲她声泪俱下地疯狂大喊：“巷子口没有买羊杂碎的，只有豆浆！”她的话一句都不能信。我觉得，她把豆浆馆说成是羊汤馆，一定有什么伤害我的阴谋。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第六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转阵雨 伯祖父傍晚出去散步，一直没回来。我们都急坏了。找了一个晚上，又报了警，我还在同城网上发了寻人启事。看门大爷也答应帮我们盯着点，但今天估计不会有消息，除非他自己摸着黑回家来。着急也没有用，只能等着。伯祖母都吓得目光发直了，说话不看人，嘴里不停地念叨说，人死了，人死了。已经几十年了，她说，从没有迷过路，不回来就肯定是死了。我只好劝她说，交警没发现附近有交通事故，伯祖一定是走丢了，他走得那么慢，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可她不听。她把我关在卧室外面，自己去收拾伯祖的东西，说发现尸体后一起烧掉，那些“遗物”里还包括伯祖看了几十年的、摞起来一人多高的报纸和杂志。她的这些行为让我又酸楚，又无奈，还又担心，她万一真的犯了病该怎么办。好在我最后还是劝得她去睡了，答应明天早上一定告诉她好消息。为什么偏偏我来了之后出了这么一件事？我实在是忍不住要抱怨。可抱怨有什么用呢？我找不到别人帮忙了。现在我不想给我母亲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打。我相信警察能处理好。今天派出所的那个宽脸膛民警，我给他留了我的电话。有好多人都怕跟警察说话，可我一点儿也不怕。我先前觉得伯祖母是个很理智的人，可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死的事情这么敏感。我都怀疑她已经疯了。我没法再计较白天发生的那些事，我心里的那些小情绪，它们跟伯祖的失踪相比，简直就是鸡毛蒜皮。不过既然是日记，还是应该都写下来的。早上我起得晚了，发现我学画用的所有东西全部失踪。我连忙检查书包的深处。幸好，鹤姐送我的炭笔还在。不管是谁（还能有谁），她要么就是没发现，要么就是害怕把我逼急了。我估计是前一种。伯祖母说，她早上看见老头拎了一包东西出去，她还以为是垃圾，就没管。可我真的没法再信了。我下楼去垃圾堆里检查了一通，没有。大概是在旁边哪个小区里吧。我来回跑了一趟，连赌气的劲头都没了。我没奈何地对她笑着说，没关系，我本来也不打算再去学画，亮河也不想再教我了。她可能是知道昨天晚上我出去过。这大概就是她表达愤怒的方式吧。听我说不再去学画，伯祖母脸上的喜悦就再也止不住了。我本来应该感动，可我的感觉却是相反的，说句不该说的，简直有点恶心。她开始围着我转，而我则想方设法离她远一些，因为她那张热气腾腾的笑脸简直就像是在讨好我。我开始瞧不起她。因为她毕竟是个大人物，我对她的敬佩是真的，可现在，这种失望也是真的。如果她每天看的不是哲学书，而是老年杂志，她今天的表现就不会让我难以接受了。我预感到今天要出事。直到下午，每个人都高兴得奇怪，连我也是。天一直很晴，直到黄昏时候，下了一场阵雨，噼里啪啦的，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伯祖就是雨后丢的。这些事好像都有那么一丝联系，但你也说不上什么来。屋里开始凉了。我从柜里翻出了冬天的被卧，心想这套东西最让人省心，在这种晒不着太阳的卧室里，有理由一年四季不换。真踏实。比它更安稳的，大概只有坟墓了。 第六夜前半夜的梦：这潭水越来越少，咕嘟嘟地冒着热气，温吞吞地沸腾了。我脚下没什么东西在盘绕着、随时准备攻击我了。它知道，我出不去。旁边还有一潭水，也像开了一样翻滚着，最后，两潭水汇到了一起。这潭新的死水向四周的岸上吐出无数张皱巴巴的丑陋的蛇皮，它们从头到尾缩成一个拳头大小，在风里摇摇晃晃，哆哆嗦嗦。一个漩涡，开始在水面上形成，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水已经黑得像一潭墨。我发现，在我周围游着的是一条大蛇。它的腰像鲸鱼一样粗，长得没法估计，游得很慢，用它巨大的身体搅起了漩涡。它浑身冒着恶臭的黑水，溶解在潭水里，潭水才变臭、变黑的。它是这潭死水的主人。我正在被脚下的漩涡慢慢地吸进去。它的底下肯定有个黑洞，不管什么东西到了里面，都会被压得留不下一丝缝隙，哪怕是光。我还担心什么呢？反正我逃不掉。就算逃掉了，我也无处可去。我的眼睛还在淤泥里。它们早就睁开了，看见了一切，看见了我是怎么样一声不吭地沉下去的。 后半夜的梦：我手机响了。这个电话我等了很久了。“喂，爸。”“燕明啊，老头回去没有？”我没回答，因为我已经快要哭出声来了。“喂，燕明？”“嗯。没。”“记住我说的啊：出去巷子之后的那条环路，你往东走，我往西走，谁找到线索谁打电话，最后在对面会合，听见了吗？”“嗯。”“你就一个人吗？”“爸，你先到的话，一定在那儿等着我。”说完，我把电话挂了。我才发现，这条路我很熟，小的时候经常梦见它。我知道它不是环路。最东头，老是悬着一大片红日，可它更像堆上去的油画而不像真的。它底下那片海也是假的，而且说是海，却只有一个池塘那么大。最西头，有一颗很小的夕阳，它不像太阳，反倒像一个洞，正中间有个极黑的黑点。它隔着老远，吸着东边太阳的油彩，弄得那颗红日捉襟见肘，拆东补西，快要露出画布的底色了。我不管往哪边走，最后都绕不到另一边去，只能越走越远。可我只能往东走。如果我折回去，肯定赶不上他们了。我得听我爸的话，因为我们在合作，就我们两个人。天黑沉沉的，刮着狂风。清晨还是黄昏？我不知道。满街的碎纸、垃圾，都从我头顶上飞过，或者从我身边螺旋着升上天空。原来那些是……伯祖每天看的报纸，它们本来是一捆一捆地放在路边的；还有我的纸本，我画的素描、肖像……不对，我记得，伯祖母已经把它们烧了。“夜台无晓日。”这句诗谁写的来着？我真的来了。这儿是阴间。这种念头一闪过，我眼前就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千百个影子，耳边就响起了一片含混、空洞的说话声。原来这就是我对阴间的想象啊，或者阴间就是个心想事成的地方。我安慰着自己，但心里开始越来越紧张。我知道我走不出去。不管往哪儿走，都不行。我电话又响了。“喂，燕明！人找着了，找着了。在——”没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扔进了狂风里。老头不应该在这儿。这肯定是个梦。这果然是个梦。我猛地一睁眼，从床上坐起来了。我妈在敲我的门。“妈！妈！”我隔着门就开始大喊，“老头回去没有？”“你说什么？”我妈不耐烦地问道，“老头？哪个老头？”“我大爷爷，老头，昨天晚上走丢了，你不知道？”“什么大爷爷小爷爷的！做梦呢吧你。哎我能进来吗？”她轻轻地推开门，“你不知道你爷爷就哥儿一个吗？”我放心地吐了口气。哦，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可书包里的炭笔呢？算了，那可能也是个梦吧。

第七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 嘎噔噔，嘎噔噔，嘎噔噔，嘎噔噔……从潭城到农村老家，坐火车只要四五个小时，可我母亲给我买了张卧铺票。她非说我累了。现在她也在火车上，半个小时以后到潭城，去处理我留下的事情：寻找失踪的，照顾犯病的。中间的空档，我请了亮河帮我盯一阵儿。我母亲坚决不许我在老人家里再待一天，就差说那地方是凶宅了。她埋怨我为什么昨天不给她打电话。我说不上个理由，只好低头认错。就这样，我被扔上了火车。是我自己来车站上车的，当然，可我不记得一路上发生了什么，连坐的是出租还是三轮、司机是男是女都没有半点儿印象。伯祖母犯病的原因很简单，也很荒唐：早上她被阳台上的一只黑猫吵醒了，她就从地上抠起一块碎地板砖去砸它，砸中了前爪，砸得血肉模糊的，最后猫惨叫一声跑了，她也就犯了心脏病。我看得出来，这次是真的。我给她倒了好多救心丸，一着急连含在舌根下面的秘诀都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总算救过来了。她休息的时候，我赶忙去凿亮河家的门。亮河穿着个灰色半袖，衣服裤子上抹得都是油彩，正在阳台上画画，我请他帮忙的时候，他还不放心地看了一眼颜料盘上刚调好的色彩。我当时真有心给那东西扔到窗户外头去。他来到伯祖母床边，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说照顾病人我来，让他帮着联系一下派出所，看那边找人找得怎么样了。可他一和警察通话就特别紧张，半天也没说清楚自己是谁。知道那边还没信儿后，他又大声地直接告诉我，这让我对伯祖母编一个善意谎言的计划彻底泡汤了。亮河可真是个画家。他什么时候都没忘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除了画画，别的都做不好。可惜我这里还真没有什么画需要他帮着完成。我这儿只有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和一个半活不死的人；说错了，后面那个还不是人。它今年才十三岁。中午，我给亮河做了饭。我们俩没多说话。我说，我要走了。他问我还来吗，我说不一定。他让我留个电话，我说，我留下他的号就行了。他有点尴尬，可还是听了我的。临走时，我把伯祖母家的钥匙给他了。迈出楼道门的那一刻，我心里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更不知道将来还愿不愿意回来了。命运大概不会只管手脚、不管大脑吧。我应该买个硬皮本来着。铺上太软了，左手还被手电筒占着，写的字都飘起来了。现在十点半，离到站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再躺一会儿。放心吧，放心吧，明天的日记肯定不一样啦：新鲜的地方，新鲜的人，新鲜的词句，最主要的，还有新鲜的水果。嗯，我会把这之前的事请全都忘干净的。燕明，加油！ 第七夜火车上的浅梦：黑漆漆的墙纸。窗帘拉着。我好像又回到了伯祖母家。这地方我再熟悉不过了。可我为什么要回来呢？我在走廊里慢慢地移步。伯祖母的卧室一点一点展现在我眼前。那张深灰色的床，铺着黑色的毯子，毯子上躺着伯祖母的尸体。她死了。对了，这也许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只有我才有钥匙。我去请亮河来帮忙。他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问我要干什么。我说，请他给伯祖母画一张遗像。他一脸悲哀地说，他非常乐意帮这个忙。亮河在伯祖母旁边支起画板，正要用铅笔画轮廓，她的尸体就迅速腐烂，好像被点了一把火似的那样起皱、塌陷，变成一具狰狞的干尸。她用这种办法拒绝被画到纸上、裱进相框里。同时，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来，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亮河告诉我，她是在乞求我们不要忘记她。我想不到让她闭嘴的办法，因为她的嘴唇和舌头早就烂净了，牙齿裸露在空气里，可那声音是没有消逝。这时候，鹤姐走了进来。她一身鲜艳的橙红色，手里拿着鞭子，气愤地朝尸体狠狠地抽打下去，直抽得它皮肉碎裂，骨头飞溅，不再发出任何声响。 

你好

1

虎

感觉挺好的

写的很好，加油!

好吧

嗯(⊙_⊙)

除了亲情，爱情。就没有别的吗？在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中可以自我提升

还可以

好

性格内向稳重

看得到看肥皂剧分

不错

这写的也太好了吧，这么有深度。。。

不错

故事带有一点暗黑色彩。

棒棒哒，为你加油！

青春，我们都走过，或者，也会错过。
遇上，对的人，幸福很温暖。
遇上，不完美的世界，狂风暴雨之后，会回归平静的祥和。
狂澜，终归要归于平静。

1111122458

写得真心不错
添加梦境的情节这个做法效果很好，而且梦境也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叙述视角运用的很好，突破了其局限性。值得学习！

很新颖的手法，加油。

很不错，文章寓意深远！

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