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大婶儿的口述6号是吧？警察同志，你问的是6号吧？让我想一想。嗯，那天我确实碰到了一个和你们说的那位很像的人，而且也姓薛。我每天都早早来到医院1楼，拿起墙角的扫帚和拖布，例行打扫。可6号那天，我来到医院门外时候，发现广场边上的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个尖角，就去跟管物业的打了个招呼，让他们修一修，耽误了点儿时间。就这样，本来7点多就可以打扫完医院的一楼大厅，可那天我在一楼一直打扫到了8点多。那天8点刚过的时候，进来一个挎着包的中年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薛先生。那人我现在都印象深刻，他进来时候东张西望、不知道往哪儿走，肯定是第一次来市医院。他走近时候，我问他要治啥病，他也不应声，我就纳了闷儿了，就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腰。幸亏这一拍，他一侧头，这才看见我。凑近了看正脸，我发现那人面相挺和善的，厚嘴唇大耳垂。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块小黑板，大小也就……现在年轻人玩儿的平板那么大吧，小黑板上还带着一根粉笔和一块儿抹布。他拿着粉笔，在小黑板儿上划拉一会儿，又弯下腰，两只手把着黑板，递给我看。我一看那黑板上的字就明白了，敢情他是个聋哑人，前一阵儿做了个什么耳蜗手术，好像是要来检查恢复的情况，可不知道该去哪个房间检查。他感觉我已经懂他的意思了，用抹布擦掉字，写下了他的住址和名字——绝对是姓薛，我记性好着哪。警察同志，我看这薛先生挺有礼貌，想的又周到，后来怎么会摊上那样的惨事儿呢？当真是好心没好报啊！呀，老糊涂了，先不说这个了，接着说我那天给他指路。在这老医院打扫了很多年了，我对医院的房间科室还是都知道的，耳鼻喉科在501室，从最右边的电梯上五楼，往左一转就看见了，也就是五楼最右边的一个房间。就这样，我往右指了指，又把手斜往上抬，最后张开右手，伸出五个手指头，意思就是让他去右边电梯坐到五楼，一眼就能找到。薛先生边笑边点头，把黑板收进包里，深深弯下腰给我鞠了个大躬，就沿着走廊右通道走了。我看他往里走，就没再看。我还得忙我的活儿哪。哎呀，对，差点忘了，那天中午的时候，一个长得挺俊的妇人颠着高跟鞋匆忙跑了进来，一看就非常着急，都要哭出来了，进来就打听耳科手术是在哪个科室做。我就告诉她五楼501是耳鼻喉科门诊室，她就火急火燎往楼梯方向跑过去了。现在想一想这事儿，6号这一整天问我耳科手术室的就这俩人，一个是薛先生，一个是这个姑娘。那妇女可能是来找薛先生的吧，没准儿他俩是两口子。要真是那样，这姑娘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啊，这家人哪，太可怜了。

(二) 霍大夫的口述8月6号那天8点，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签到之后就进入我的科室——外伤科工作了，外伤科是在一楼的105室，从医院一楼大厅向右走个几十米就到了。一般这时候是没什么门诊病人的，可那天我椅子都还没坐热，就听见了敲门声。我刚要说“请进”，那人就开门走了进来。我脸上没露出怒色，但心里多少有点不悦。我头也没抬，没好气的问：“请坐，说一下您的症状。”安静了几分钟，对方没有回应我的问题。我抬头看过去，一个中年男子稳稳地立在墙边，手伸进包里翻找着什么。我更加不悦了，加粗气息，更大声地说了一句：“请坐，请说一下您的症状好吗？”男子依然不紧不慢地翻着包。在我的诊室里竟然不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当我不存在啊！我再也掩藏不住怒意，大喊一声“请陈述你的症状！”男人还是什么也没说。他拿出了一块小黑板，摊在了左手手掌上，又用右手掏出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起来。我的火气顿时全消，心里像被夹了一下——显然，他是个聋哑人。果然，他用粉笔在小黑板上熟练地勾画了几下，写完后拿起黑板朝我的方向走了几步，微笑着看向我。那位先生把黑板立得笔直笔直，角度刚刚好，正对着我。我清清楚楚地念出了板上的小字：“您好，我叫薛安，一个月前我做了人工耳蜗手术，现在想开机检测，谢谢您的帮助”。很显然，他找错了房间。真是个不幸的男人，我想，不知是谁这么不负责任，给这位先生指错了房间？不过既然他来错了地方，凭自己的交流询问去找房间是很困难的，我应该领他找到正确的房间，反正这个时候我的科室几乎不会有病人来，暂时离开一下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我们医院负责人工耳蜗手术的是技艺精湛、堪称远近闻名的杨教授，我跟他还算挺熟的。他的手术室在六楼的601室。想到这儿，我站起身来，走到薛先生身旁，冲着他拍了拍胸脯，然后拧开门，左手伸展开来做个“请”的姿势。薛先生一看我要给他引路，欣喜地点了点头，深深地弯腰鞠了个躬。这个鞠躬我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标准的90°鞠躬。薛先生的腰恰到好处地弯到标准的直角，停留片刻，然后慢慢地起身、直立，抬起暖和的笑容。他一定是对任何人都这样鞠躬，否则不会这么熟练随和。就这样，我把他带到了601室，向杨教授说明了一下情况，处理了一下填表程序，就回楼下坐诊了。没想到，后来薛先生身上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很诧异，也很遗憾。我们的杨教授在开机检查这种小事上不可能出什么差错的，这次案件应该不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会不会是有人蓄意陷害薛先生呢？

（三）杨教授的口述8月6日那天，不到8点半的时候，外伤科的霍医生带着薛先生来到我的耳科手术室，向我说明了一下大致情况。陈医生刚来医院半年多，人很年轻，谈吐也利落，三言两语就把来龙去脉说明白了。随后，我和薛先生用他的小黑板来了一次“问诊”，了解了一下术后情况。薛先生的回答很详细到位，很快我就掌握好了情况。警察先生，为了理解方便，接下来，请先让我简介一下薛先生所做的人工耳蜗手术。人工耳蜗手术是一种在缺乏听力的人耳里植入助听装置的手术，这种手术做完后每隔一个月要来医院打开助听开关测验一次听力。薛先生正是约一个月前做的耳蜗手术，这次是来进行第一次开机检查的。给人工耳蜗开机检查远比手术要简单得多，我这儿正好带了几个实习研究生，于是便立刻通知了一个同学过来做助手。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插曲。那是在万事俱备之后，我把填表单给薛先生看了一下。薛先生小心翼翼地拔出台笔固定座上的圆珠笔，浏览着填写表单上的事项。他的手指很灵活，食指、拇指灵动之际，一行行优美标准的行楷字流泻出来。当薛先生看见家属签字一栏的时候（我目测是看到家属签字栏）的时候，明显地愣了一下，拿着圆珠笔的手也僵在了空中。然后，薛先生微微欠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来是太过心切没考虑要有家属签字这个问题。他把圆珠笔稳稳地插回固定座里，把脸微微低了低，抄起粉笔写道：“不好意思，我一个人来的，我妻子要去工作，我不想麻烦她，所以没告诉她”。看到这儿，我不由得皱了皱眉。要知道，亲人在场陪同，病人出现突发情况才能有人做主，没有熟悉病人的家属陪同，我们无法确保在病人出现紧急情况时、给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没办法，很遗憾，我只能等到病人家属到来才能进行检查，我只好把情况一五一十写黑板上告诉薛先生。薛先生看后，轻轻摇了摇头，似乎沉入了轻微的失望里。但很快，薛先生又恢复过来，冲我笑了一下。他轻轻把黑板滑进包里，举起右手，做出个“再见”的姿势。如果薛先生真的立刻离开了，也许就避开这次灾祸了。但事情没有朝万无一失的方向顺利发展。薛先生的手势还没收回去，一直站在一旁的霍医生大步迈过来，一只手搭在桌上，不耐烦地说：“不就是签个字嘛，我来签吧”。没等我说话，陈医生扯过表单，抽出台座上的圆珠笔，熟练地填了起来。陈医生年轻气盛，写的字也比较潦草急躁。我很怀疑这两位是否确实有亲属或邻友关系，但看到霍医生咄咄逼人的眉毛，我的疑问硬生生咽了回去。因为霍医生自告奋勇的帮助，检查前的准备勉强算是准备就绪了，霍医生看了看填好的表单，神色放松下来，转身对我说：“有什么情况打我办公室105的电话”，说完就快步走了出去。助手随后不久就到了，我们开始给薛先生进行开机测验。第一个声音信号发了出来，薛先生怔了一下，摸了摸自己的耳洞。很快他意识到了，这是对声音的感知，这就是听觉，惊喜的笑意从嘴角蔓延到了眉毛，那是像一个生活在赤道上的人第一次摸到了北国的雪一样的惊喜。随着旋钮的调节，一个一个频幅的声音传入薛先生的耳朵里，他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准确回应。当然，最欣喜的还是薛先生本人，他的心情全写在脸上。测试声音的频幅旋钮一点一点的旋向终点，测试慢慢地接近尾声，结论将是薛先生的听力得到了全面恢复。尽管薛先生的手术不是我做的，病人开机测试的良好反应还是令我感同身受。我的心里越来越满意，也越来越有完成一项伟大使命的感觉。在这种荣誉感的作用下，我仿佛听到远方奏起了雄伟的交响乐声。旋钮又转过了一个小角度，我看在眼里，不禁摇了摇头，真是的，这种紧要关头怎能胡思乱想呢？要集中精力完成这测试啊。但是，尽管我收起了满足的情绪，一瞬间后，我分明再次听到了遥远的、并不响亮的交响乐声。这下，我不得不侧耳分辨一下，刚刚的声音是幻想还是什么现实事件。那乐声渐渐地由远及近，愈发清晰起来。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我提起注意力，凝神倾听。仔细分辨音色后，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那似乎是女人的尖叫声！尖叫声依旧越来越大，虽然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可这样总叫人心神不宁，甚至有点儿毛骨悚然。从声调来看，这声源应该是在重复两个字，至于是哪两个字，我暂时还想不出来。先不管那个了，赶紧把测试做完，我就大功告成了。可透过门板闯进来的音量越来越强，越来越惨，似乎喉咙已经肿的能喷出血来。此时，就连薛先生也感知到了异样，他疑惑地看向测试仪，还以为这诡异的声音是仪器发出的。到底是谁在外面大喊大叫？再这样下去，可就影响到病人检查了，我必须先出去看看。我给助手做个“暂停”的手势，快步走向门口。打开门后的一刻，我吓了一跳，喊叫声的音量增大了至少一倍！出于职业习惯，我回头看了薛先生一眼。糟糕！薛先生似乎是受到了惊吓，他的头震颤了一下，身子也不住地发抖，好像触及电流了一样。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刚刚获得听力的病人，突然听到这种令人不适的声音，极有可能对声音产生恐惧，变得抗拒一切声音，最后，可能导致病人排斥听觉能力。那样的话，耳蜗手术可就前功尽弃了。“赶紧关上耳蜗的听力开关！”我命令助手。助手手疾眼快，立刻关掉了薛先生的听力开关。薛先生似乎恢复了正常，身体稳了下来。不过，薛先生的神志尚未完全脱离恍惚的状态，他咧开嘴，冲我和助手僵硬地笑了笑。跨出门外，站在走廊里，我可以感受到声音的来源方向。那就是手术室旁的楼梯口，惨叫声从楼梯底下横冲直撞地灌进我耳朵里。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声源处喊的是“薛然”二字。那不正是薛先生的名字么？我一时间实在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好冲下楼梯，看看究竟。跑到五楼与六楼之间的楼梯层的时候，我找到了声音的主人。那个女人正在楼梯半腰向下走，边走边叫。她两手扶着楼梯，颤颤巍巍。要是没有扶手，她一定早就倒在地上了。我赶紧喊住她：“在这儿，薛先生在我这儿检查，在606室！”那女人立刻转过头来，我看她面目很清秀，但工整的五官都十分憔悴，面无血色、目光呆滞，脸上像是贴了一层墙灰。不到一秒钟后，她的双腿似乎一下充满了力量，驮着她仍有点僵脆的身体，向我扑了过来。由于这位小姐喊了好久，嗓子严重充血，交谈起来有点困难。费了几句唇舌后，我才知道，她是薛先生的妻子，姓沈，刚才找错了房间，这才慌了神，开始大声喊丈夫的名字。想想也可以理解，自己的爱人在病还没好的时候，就一个人来到医院，换了谁都会很着急吧？接下来的情节就比较缓和而温馨了。说着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了6楼，沈小姐也已经恢复了面色，看起来很有活力。我把她请进了606室。沈小姐一看见她的丈夫，楞了一下，然后嘴巴微微张开，眼睛瞪得大大的、颠着高跟鞋小跑到丈夫的座位旁边。再看薛先生也是面露喜色，一副“亲爱的，你终于来了”的表情。沈小姐捧着丈夫的肩膀，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就像生产完之后清醒过来的妇女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新生命，而薛先生，就像享受着母性怀抱的新生儿。他哪知道眼前这女性刚刚是怎样受折磨、有多么惊慌失措啊。一对爱人的面孔对视着，贴在一起一定能完全吻合。我现在回想起来，多希望那天的事件就停留在那张温馨的镜头上啊。可事情总有变数，接下来这一段的变数，是我至今也想不通的地方。正当我沉浸在夫妻的温情剧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的助手轻轻走过来捅了我一下，我霎时从温情剧中醒了过来。对，我们应该给他们俩个单独相处的时间。于是，我们以去楼下取药为由离开了手术室。说是去取药，其实是去七楼的言教授那里坐了一会儿。对了，为了让沈小姐感受到丈夫的康复，临走前，我顺手把薛先生的耳蜗听力开关给打开了。跟言教授聊了十多分钟，想想那对情侣也腻歪的差不多了，我向言教授客套一句，道了个别。等我和助手回来的时候，房间里就只剩沈小姐一人了。不久后，我们还没来得及分头去找的时候，薛先生已经被送回了医院，但那时他已经是尸体了。我无法描述出他妻子当时悲痛的反应，因为我也一下子懵住了。我做过无数次手术，这次薛先生的死状实在让我愕然。事后，每当思考这次事件时，我都很疑惑，为什么薛先生要出去转一下呢？沈小姐又怎么会放心地让薛先生一个人出去呢？薛先生为人这么有礼貌，又怎么会被……不管怎么追问，事情已经发生了，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警察先生，希望我的回忆对你们警方调查有所帮助。

（四） 赵先生的笔录我和老薛打小就认识了。我们都患有先天性耳聋。小时候，那些听力正常的同学总是欺负我们俩，我俩就蜷缩在一起，分担各自承受的不公。到了接受教育的年龄，该上学了，我俩一起进了聋哑人学校。有时候我们就坐在门口的小石凳上，比一比谁写的字好看——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之前。尽管成长很艰难，我们还是渐渐地长大了、懂事了，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比我聪明、比我懂事，认识的长辈们夸的总是他、教导我的时候总是以他为范本。后来，成家了，有身为男人的尊严了。我去喝他的喜酒，他的老婆都比我的漂亮、比我的贤惠。这么多年来，我对老薛怀有的感情很复杂，我一直都很服他，也很不服他，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也是我假想的死敌。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一个学医的远房亲戚因为一次婚宴和我联系了一次，在他的帮助下，我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的治疗。我都三十岁的人了，就算拥有了听力，可能也是学不会说话发音了，可我就是想感受感受，能听到声音是种什么滋味儿。做完手术几个月后，我拥有了健全的听力，那感觉真的很好，宛若新生。一个多月前，我和老薛聚了一次。几杯混酒下肚，我迫不及待地向他展示了我的听力。从他的眼神中，我读出了羡慕。那种眼神简直是一种毒品，我在这种毒品的作用下，根本抑制不住激动的神经，我拼命捋直舌头，吹嘘着这手术的种种好处。直到我上下颚酸麻了，有点儿飘飘欲仙了，我才抿起嘴，开始喝酒。这次聚会，我喝的很满足。一个月前，我从网上消息里得知老薛也做了耳蜗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微微一颤。自私地说，我不希望他做手术，因为听力是我唯一比他强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祝贺了他。我是衷心祝贺的，因为老薛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我以为老薛会变得更完美、比我更优秀。可就在前几天，我得知了那个骇人的消息。刚听到他的死讯，我根本无法相信，我急忙火急火燎地买火车票去他的城市。在他住了多年的那个小区里，我看到了他的死状。我不敢相信那具穿了一个窟窿的尸体就是我最惦记的哥们儿，真惨。听说他是做完手术复查的那天不幸离世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该向他炫耀这个手术的，我有不能抹掉的罪。要是那次聚会，我能抑制一下不争气的虚荣心，我和老薛没准儿现在还在一起喝酒呢吧。

（五）沈小姐的口述我和过儿结婚5年了……啊，对不起警察先生，我用错称谓了。过儿是我对我丈夫薛安的称呼，我俩是在大四认识的，他写诗追我的时候总是叫我“姑姑”，我就叫他“过儿”。毕业两年后，我俩结了婚。由于我们俩都挺热爱自己的工作，又想多积攒几年，就一直没要孩子。我们都很顾家，日子一直又充实、又温馨。他是先天性耳聋，从小就吃了不少苦，我从没介意过他听不见，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反而给人安全感，我丈夫也从来不会想不开，脸色总挂着暖暖的笑。我就爱这样的笑容。可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丈夫跟他的发小聚餐一次回来后，他的嘴角就很少翘过了。那几天，他总是紧锁眉头，眉间都紧得要挤开一条缝了。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我也愁眉苦脸起来：我丈夫这是怎么了？几天后，在我死缠烂打的追问下，我丈夫终于把他想做耳蜗手术的事情写在了他的黑板上。我丈夫生活又一向简朴，不愿破费我们几年来的打拼，这才开始犯愁难过。我丈夫跟我生活这么多年，从没提过要求，也从没流露过不满，他一个小小的做手术的愿望，做妻子的怎么能不支持呢？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无法享有听到声音的权力，我必须支持他。我下决心支持丈夫想法的几天之后，过儿，啊不，我爱人在我的陪同下去了全省最好的医院做了人工耳蜗手术。做完手术后，住了几天院，接着就回家休养了。出院时候，医生嘱咐我每隔一个月要开机试试听力，还告诉我去一家有条件的医院就可以进行开机检查，不必坐长途车特地来这里检查。几天前——也就是8月6号，我爱人照常在家休养，那天他看起来格外有活力，也许是算着快到开机检查的日子了吧。我做好早餐后就带着点面包上班去了。上午的工作依旧繁忙，上司要一份上个月的月底总结报告。我打开EXCEL，开始处理上个月的开支数据。需要列入表中计算的数据有20多行、30多列，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看屏幕已经眼花缭乱，分不清哪个数据到底在哪一行了。需要歇一会儿了。我伸了个懒腰，打算休息一下。我掏出包里最底层的手机，看看聊天软件上有没有什么发通知。一按开锁键，亮起的屏幕上提示过儿……不，提示我丈夫来短信了。不会是有什么急事吧？我慌忙点开，短信上写着“姑姑，我去区医院做开机测试了，中午就回家，勿念”。呀！我的手机差点脱手，过儿怎么这么着急呢？我一想，他是怕耽误我工作才决定自己去的吧。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要赶紧赶去区医院，过儿一个人去肯定很不方便。区医院离我这儿大概三公里左右，等公交很浪费时间。顾不了上司交给我的任务了。我赶紧跑出办公大楼，到大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我不停地给过儿发短信问情况，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大概是开始测试了，没空查看包里的手机吧？想到这儿，我更着急了。下车后，我立刻冲进了医院里。一进医院，我就像没头的苍蝇，完全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一楼打扫卫生的大妈告诉我过儿是在501室接受检查。跑进了501后，我连门都没敲，推门就往里走。正如我担心的，我丈夫不在里面，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医生坐在办公桌前。“医生，请问您，今天上午有没有一个叫薛然的中年男子……”“没有！今天我还没有接待任何病人。”有点秃顶的老医生直接打断了我的话。“啊？您确定吗？今天没有一位长相和善的中年男子来过吗？”“没有！我记性好得很，怎么可能记错！绝对没有！”啊呀？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过儿……不，难道是薛然走错了房间？也许要询问每个房间的医生，才能找到过儿吧？我从501室开始，问遍了五楼每一个房间的医生，他们都回答说没见过我丈夫那样的病人。甚至连5楼的清洁工师傅也说，这样的病人今天根本没在5楼出现过。我一下子垮掉了，在走廊里大喊丈夫的名字。没有回应。我又喊了一遍，还是没有回应。可我不能放弃呀！或许是声音小，过儿没听见呢。我开始失去理智地狂叫，边喊边胡乱游走。我的嗓子渐渐剧痛，可我不能停啊，我不能放弃找到过儿的可能。我越来越心灰意冷，差点儿就摊在医院的楼梯上了。多亏了杨教授，他在楼道里找到了我，把我领进6楼的手术室，我这才得以见到过儿。我忐忑地走了进去，怕里面没有过儿的身影。太好了！过儿正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也看见了我，眼里满是欢喜。我开心地跑了过去，轻轻地把着他的肩膀。医生们说要去取药，打开我丈夫的听力开关后走了出去，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过儿两个人。看着过儿的耳朵，我真替他高兴。这么多年来，过儿还从没听过我的声音呢，想到这儿，我就在他耳边呢喃，想到什么说什么。过儿只是听得见声音，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听了几句后就咯咯地笑了起来，那是一种不需要人教的、自然的笑声，听得我如沐春风。一看到过儿那么高兴，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过儿听见我的笑声，一下子起了很奇怪的反应。他咯咯咯的笑声戛然而止，脑袋极不自然地抖了一下，用警惕的眼神看向我。我有点儿惊讶，但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能是嗓子有点儿紧的缘故，我笑的声音听起来尖尖的，让我自己也感觉很别扭，过儿不习惯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也不知道过儿出现了什么不适，他开始有点儿心神不宁，向远离我的方向挪了挪椅子。我轻轻咬他耳朵、发出哼声他都不理我，反而把头拨向另一边，开始摆动起他的小黑板来。我正纳闷儿呢，那面小黑板一下子横在我的眼前，过儿说他想走出医院散散心。过儿一直都有散步散心的习惯，每当他工作上碰到烦心事了，就会去室外散一散心。散步好像真的有魔力一样，每次散步回来后，他脸上就又挂着暖暖的笑了。可现在不行呀，医生们回来发现病人不在了，多不好啊。看到了我的回复，过儿紧紧咬着下嘴唇、瞪着我，像一个伸手要糖被大人拒绝的孩子。我的心一下子软了，而且过儿的脸色表明他的确藏着很大的烦恼。我摸着他的背，表示要陪他一起下去散步。过儿却反应很强烈，推开了我的手，似乎及其抗拒我的陪同。过儿这是怎么了？什么让他如此烦心呢？我只能放他下楼，让他自己静一静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吧。我只好做出妥协，放他下楼了。可能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这个决定，过儿下楼后，就再也……怎么会这样？过儿从不惹是生非，怎么会遭遇那样的事情？都怪我，都是我护理的不够好，都怪我啊！对不起，警察先生，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

（六）谢师傅的口述警察先生，我在那天那件事里可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只不过在开车时候按了几下喇叭，这应该没犯什么法吧？好的，那我说了。8月6号那天，我照常在市里跑出租。这天我起得比较早，凌晨3点就出车了，而且没吃早饭，所以上午9点多时候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当时刚送完一个要去医院的病人——就是那天出事儿那个区的区医院，这个时候我正准备开往医院另一侧的百货店买点儿面包、火腿肠。这一带平时车不算多，我也就无需减速放心大胆地往前开。开到一条人行道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后来确认那就是薛先生，他出现在路边，向路的另一头张望着。看起来他要穿马路，绿灯还没亮，这可不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当时我也是饿急了，怕他过马路耽误我开车，恶狠狠地使劲儿按了一下喇叭。我以为那人会和常人一样，听到喇叭后心有不甘地等在路边，不耐烦地等绿灯通行。可那男人惊恐地盯着我的车头，猛地往后退了几步。一看这人这怂样，我乐坏了，为了发泄心里积蓄的不快，我又使劲儿按了一下喇叭。这时我的车已经开过那条人行道了，在后视镜里，那男人用力跺着脚、双手捂着脑袋，好像手指还在往耳朵里伸。我又留意了几眼后视镜，看他的动作，似乎是要从耳朵里拔出什么东西。那人不太对劲！是不是喇叭声把他吓得精神病复发了？我急忙停下车，出去看看情况。其实我根本没必要下车，完全能不用负任何责任溜之大吉，但当时饿得有点心慌，实在怕惹上事儿。我赶紧把车从路中央拐到路边，停靠在路边上。本来这路段车流很稀疏，可今天我后面有好几辆出租车，我也是饿得精神恍惚了，居然没注意到。这一拐弯靠车不要紧，我后面的几辆车被我挡住了，一辆接着一辆先后按起了喇叭，刺耳的声音震得我心烦意乱。再看那男人，正逆着车流方向走，双手捧住脑袋、用手指堵着耳朵，在尖锐的音浪里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挪动着。必须赶紧把车开走！我赶紧跑回车里，拨动方向盘，把车拐进了医院楼下的广场里。隔着车窗玻璃，我看到男人蹲在广场边的栅栏门那里，不知在干什么。我再回头的时候，就看见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绿绿的铁条，应该是铁栅栏上断下来的尖角。男人握着那把利器，一头扎进了广场旁浓绿的植物带里。这可把我吓坏了，这男人一定是精神很有问题，他拿着那么锋利的东西，万一杀了人怎么办？熄了发动机，走下车，锁好车门后，我赶紧跑向了植物带。要在平时，我是绝对没有这个胆子的，可那次饿得发昏，又有点好奇，我就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植物带里。植物带里面是栽有各种植物的大片草地，树很多，阴森森的。我放眼望去，不远处有一摊尤其显眼的颜色，似乎是躺着一个人。我赶紧走了过去。近距离的看，我才发现，那人不是躺着，而是趴着，脑袋周围的草地在昏暗的光线下呈现出深红色，想也知道，那一定是染上了血。就算我这时再大胆，也不由得浑身发抖。站在原地哆嗦了一会后，我鼓起十二分的胆量，伸出抖得不停的两只手，把那个人翻了过来。这一翻，我真的吓坏了。倒在地上的正是刚才那个男人，他紧瞪着双眼，两边嘴角却是翘起的，一副很狰狞、又很解脱的模样。他右手紧紧握着那根铁条，而那根长长的铁条，横＊了他的两个耳洞，贯穿了整颗脑袋。

（七）“声音”的自白最后，让我来简单地解释一下连起来的整件事情。我是“声音”。对，我就是“声音”本身。我必须对自己导致了一场惨烈的命案表示抱歉。但没办法，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薛先生到底死于什么呢？应该可以说是意外吧。从第一份口述说起吧。陈大婶口述中，她错以为进行耳蜗手术的房间是耳鼻喉科501室。当然，陈大婶的错误并不在此，她错在没有留意薛先生是不是按提示走上了楼梯。当然，这并不是她的义务。她是通过手势来比划示意501室，薛先生误当成了105室，因此进错了房间。当然，就算薛先生真的找到了501室，他也要辗转一番才能找到正确的601室，不过这样一来，薛先生的妻子就可以容易地通过501室的医生的提示得知薛先生来过，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凄厉的喊叫。案发当天的错误就此不断的积累，每个当事人都犯下了至关重要的错误。当薛先生的妻子错误地出现在楼道里声嘶力竭地喊薛先生名字的时候，薛先生的死亡就已经开始了——他开始对声音、对听觉恐惧，他听到了“怪物”的声音。当薛先生听到沈小姐无意略带尖锐的笑声时，他已经彻底完了——刚刚拥有的听觉、所收到的恐惧声音，竟然是来自于自己的妻子，“怪物”竟然是自己的妻子。这让他对以后的人生感到无助。挤压怒火、按喇叭发泄的司机送了薛先生最后一程，这使他迷失在了嘶鸣声中，他想抹杀自己的听觉。于是，他将铁条狠狠插入了自己的耳洞。回看整个事件，每个当事人都对这次命案有所助力，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行为稍微改变，就不会酿出最后的恶果。就好像他们所有人事先商量好了一样。如果陈大婶指路时多留一点心，薛先生和妻子就不会致命地错开；如果霍医生没有一时激动强行替家属签字，人工耳蜗的开机测试可能就会延迟进行；如果杨教授没有给薛然夫妻留出二人空间，薛先生就不会茫然地出走。相比之下，薛先生的妻子和好兄弟当然起到了更巨大的推力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真真切切愿意承认责任的人。没有人是罪恶的，但也没有人是完全无辜的。

我去！结尾出乎意料啊！！原来声音有这么大的作用！！！好看好看！！！

是无罪的

谢谢夸奖啦~

嗯嗯，对啊对啊

同意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挺好啦

啊哈，，谢谢啦

神秘力量呢？

额，，没有神秘力量…
是因为惧怕听觉

6666666

故事的铺垫感觉弄的很好～可以说全部无罪，但也可以说其中有几个犯罪了，一个是医院，或者医生没有将该注意的事项提前说出，一个是那女的在医院里面大喊，两个好像都是不该弄的吧，不过女的可以说是心急～～

嗯对的，，
其实医院检查那里签字的问题 现实中到底怎么规定我也叫不准…
而且那个医生代替家属签字可能有法律问题…
确实有不确定的漏洞

什么啊

饿 ……

同时做一件事情责任却不同

迷惑

对呀，，
毕竟都是无心之失

不错，这本书值得一看！我很欣赏

谢谢啦~
其实称不上是一本书。。

看完后,脑海里蹦出"死神来了"。

额，，我还没看过……
有空补一补

嘿嘿，，线索不太好梳理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