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不并不是很赞同你的观点。此书，写的是魏晋南北朝士子的风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底层的人民？或者说是寒族，他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而且此书他是从顶尖的世家角度来看的，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必然看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那种风流与潇洒，不羁，而且就算是谢王两家，他们也并没有完全的就是那么具有名士的姿态，而且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就是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方面吧，所以我觉得你的观点有点欠缺，公平，但是此书它确实就是从好的那方面来写的，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时代也并没有是那么令人心生向往，如果你不是出生于顶那种世家的话，嗯，不过话说回来，就是那种名士风流的态度确实还是很令人心生向往的，但是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的话，学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么其实从这一方面来说，那个时代它非常具有道法的气息，嗯，它讲究的是学道家的那种，我觉得身为我们现代人，应该信仰的是，现实为自己而不止的奋斗吧，所以王羲之他在内在兰亭集序当中也是嘲讽了那些人，唉，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只是想说，因为你的观点实在是对那种魏晋南北朝的那种风流态度，推崇到了极致，让我觉得不得不说点什么？所以并无冒犯，但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辩证地看待它。

很高兴你能与我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的上述书评中表达过对谢冉等囚囿于家族利益之人的叹惋，所以从王谢两家子弟的品格来说，我所表达的并不是片面之词。再者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土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兰亭集序却与时风为悖，对老庄学说主张的无为进行大胆否定，体现的是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我认为你对“道”的理解过于片面，从“道”与兰亭集序的角度来看待我的这篇书评似乎不甚妥当。为什么呢？你认为看待一个时代应从士族与寒门两个角度一起入手，甚至还提到了它的文化格局。这个问题过于宏大，我们说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从历史来说，你的切入点是片面的，从一个小说的书评来说，从小说表现的奥义延伸出去寻找切入点又是盲目的。我推崇谢殊、卫屹之的风骨，是因为他们不仅是世家荫蔽的享受者，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例如曹操，他文章里的"悲凉"、"古直"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并不是说魏晋风度就不包含你所坚持的积极生活的信仰。因此，我推崇的其实也是谢殊与卫屹之身上与当年竹林七贤殊途同归的对待政治的观念，而小说恰恰将一些干瘪的历史论点写活了，所以我心向往之。当我们不能完整表现一个时代时，我们通常从代表人物入手，这也是我从谢殊、卫屹之等人身上的风流态度表现我对魏晋之喜的原因。再次表达我对你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