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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的缘故，她走起路来，一步一摇，颤巍巍的样子，似乎随时可能会跌倒。于是，为了保持平衡，拐棍成了她必不可少的第三条腿，没有它，她那双小得只有拳头那么大的小脚，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了她的身体。奶奶的小脚，给她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她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已拿上了拐棍。可是，就算行动不便，她也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她喜欢聊天，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喜欢成为人群的中心。
在邓家铺子，有一条长长的小街，铺着青色的鹅卵石，像一条飘带，缠绕着从中贯穿整个村庄。每天，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热火朝天的生活图景，让外表看起来有点沧桑肃穆的村庄，变得灵动而充满朝气。理所当然，小街也是村人们聚会、闲聊的最佳场所。我的小脚奶奶，更是其中的生力军，她每天能毫不疲倦地从早聊到晚，从村头聊到了村尾。她聊天的内容，我听过一次后就再不想听，都是些村里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谁家的鸡去别人家的窝里下了蛋，谁又帮谁家做了什么事，等等之类。有时，她还会跟那些年轻的小媳妇，嘀嘀咕咕地说些让路人脸红心跳的话。
因为爱说话，她甚至可以理所当然地推掉她当奶奶的部分责任。在传统的伦理关系里，奶奶帮着忙碌的儿子儿媳妇带孙子，似乎是天经地义地事情。可她偏不，她说她没空，她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当然，也不能全然怪她，我们家那几年，接二连三地生下来的一大堆孩子，她就算有十双手，也不够她帮。于是，她干脆宣布，谁家的孩子也别想让她带。在四个儿媳妇忙得焦头烂额的那几年，她像一个甩手掌柜，天天倚靠在某人家的门框上，悠闲地跟人高谈阔论。
插叙这么一大段，无非是想说明我奶奶的两大特点，一是脚小，一是话多。我的小脚奶奶，在邓家铺子，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但你别以为我这么说，就轻看了她，然后轻率地给她打上一个诸如懒惰之类的标签，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她除了话多一点，还是很勤劳的，尤其擅长酿酒，简直可以说是一门绝活。她不喝酒，据说沾酒过敏，但为了伺候好好酒的我爷爷，她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酿出好酒的绝佳流程。邓家铺子里，有人家要酿酒，叫她去临场指导一下，必出好酒。她也想把自己的酿酒心得，传授给儿媳妇们，但没一人能得到她的真传。
有一回，伯母周兰不服气，在我的小脚奶奶不在家的某一天里，大张旗鼓地说要酿酒。她说她不信没有小脚奶奶，她就酿不出一坛好酒。可是，当清冽的酒，从一根长长的竹筒里滴滴答答地流泻出来时，她的脸立马红得像灶膛里烧旺的火。因为那酒看似清冽，却伴随着一股浓重的烧焦的气味，直冲鼻翼。不多久，整个厨房空间都被烧焦的气味填充，该有的酒香被挤去了爪哇国。毫无疑问，她彻底搞砸了，完全没有救场的余地。伯母周兰搬起酒坛，想要倒掉。伯父邓长安赶过来，大大地喝了一口，说酒味很浓，倒了怪可惜的，并安慰她说酒有烧焦味，更好喝，还能清火。从那以后，再没见到伯母周兰单独酿过酒。家里每有酿酒，她再也不急着去抢主控权，老老实实地给小脚奶奶打下手，认真学习，潜心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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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简陋的厨房里，飘出好闻的酒香，邓长安邓长青邓长寿邓长生四兄弟，就像猫闻到了鱼腥味，一个个上蹿下跳心痒难耐，恨不得一头扎进酒坛里喝个够。那天，阳光温暖，小脚奶奶在厨房里，忙碌着，有条不紊地按照预定的流程酿酒。循着酒的香气，邓长安兄弟四人探着脑袋鱼贯而入，他们涎着脸围着酒坛打转，并不时用小酒杯接一口，喝掉，然后砸吧着嘴，依依不舍地走开。他们冠冕堂皇地说这叫尝酒，不尝尝怎么知道酒的好坏，小脚奶奶又不喝酒，他们乐意代劳。其实，小脚奶奶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帮她判断酒的好坏，她自有其独到的方法。听大人们说，我的小脚奶奶，她能通过灶膛里燃烧火苗的旺盛程度、空气中酒香气味的变化、酒流出的速度快慢，以及酒的色泽浓淡，直接得出结论。同时，她还能及时纠正在酿酒的过程中，哪些需要改良的地方。所有这些，她是怎么做到的，无人能懂。就算她毫不存私地说出来，手把手地教导，邓家铺子里，还是没有人能完全继承下来。她的四个儿媳妇，更是明证。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我的小脚奶奶，就像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巫，酿酒就是她的做法现场，带着某种令人不解的神秘的未知。
中午时分，小脚奶奶满意地酿好了酒。她用盖子密封好酒坛，然后拄着拐棍，一步一摇地去向小街，找人聊天去了。那时，最大的邓长安，也不过二十岁。在我爷爷强大基因的遗传下，他们兄弟四人，个个堪称酒桶。一见到小脚奶奶从厨房里走开，邓长安就贼头贼脑地窜了进去，像极行窃时的鼓上骚时迁。他率先打开酒坛，再拿来一个杯子，舀了满满一杯，然后大口地喝了起来。没多久，其余三人，也先后加入了进来。他们四人，你一杯我一杯，畅快地喝着，仿佛在进行一场喝酒竞赛。
天空擦黑的傍晚，小脚奶奶兴尽回家。闻着厨房里飘过来的浓郁酒香，她脸上满足的笑容，不由自主地荡漾开来。她似乎听到了从不久后的春节，传来的喝过她酒的客人们，潮水般的夸赞。但她这个美好的幻想，从她的一只小脚踏过厨房门槛的那一刻，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她四个满身酒气的儿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厨房的柴堆里，正呼呼大睡。他们的身旁，原本密封的酒坛，已经空空如也，唯剩空中残留的酒香。她一看，气得不行，高高地扬起手中的拐棍，挨个儿地一一敲过去，但完全没用，他们烂醉如泥。
邓长安四兄弟，一个下午喝掉一坛酒的神话，被好事者添油加醋的描述，很快传遍了整个邓家铺子，人尽皆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还只有几岁。我仰着头，不可置信的地问父亲邓长寿是否真的那么厉害。他笑着点头，一身豪气地说那还能有假。说完，他拿着筷子头，从他面前的酒杯里戳一下，然后趁我一个不注意，把筷子头伸进了我微张的嘴里。顿时，一股火烧火燎的感觉，像一条火龙，在我的口腔里四处游走，进而漫延开来。我嗷嗷地大叫了一声，飞一般地远离父亲，慌乱地跑着找水喝去了。那种高度酒精灼烧口腔的感觉，至今我都能记起。也许，正是从小到大的这种酒精熏陶，我也渐渐变得喜欢喝酒，但不如父辈们痴迷，故酒量一直卡在某个刻度上，再也难以突破。
在酒桌上出洋相、丑态毕露，是我们这个家族里惯常的事儿，几乎每个男人，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一两桩。比如四叔邓长生，一醉酒就开始哭闹，一边哭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些生活不如意的话。我的父亲邓长寿，喝醉酒后比较安静，但他通常不脱衣袜不脱脏兮兮的鞋子，直接摊卧在床上，还得有人帮他脱鞋盖被。二伯邓长青，似乎更甚，他喝醉酒后，不仅骂骂咧咧，还动手打人，大力地掀翻桌子。大伯邓长安，最为冷静克制，甚少见他有在公众场合喝酒乱来的例子，一直维持着庄重威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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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堂兄弟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百花齐放，一时难以说清。还是拿二零一三的除夕来说吧，那天邓无源是没有喝到一滴酒。他怏怏不乐地很早就离了场，托词说累了，要早点睡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场时的气氛，有点压抑沉闷，大家都不想触及某些话题，都自觉地避而不谈。他一走开，如湖面冰封的气氛，顿时冰消雪融。目送他离开堂屋，剩下的堂兄弟们，似乎一下天性解放，放肆地喝了起来。本来也是，一众堂兄弟，近年来很少聚在一起，喝一杯酒聊几句体己的话，倒也是人之常情。酒确实是个好东西，它能打开人的心扉，融洽人际关系，让人撕掉生活中的某些矫饰，变得赤城。但俗话说成也萧何败萧何，喝酒坏事的情况，也俯拾皆是。
这不，喝多了的一位堂兄邓无缺，一不小心管不住自己的嘴，失言了。他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估计太过高兴，一下说漏了嘴，无形中打击到只生了两个女儿的另一位堂兄邓无间。他们开始还是理性的不动声色的辩论，随后声音越来越大，脖子越说越粗，最后干脆推开酒杯、碗筷、桌椅，扭打在了一起。邓无间似乎颇为伤心，哭喊着说全家人都看不起他，就因为他没有儿子。他这一委屈，直接一棍子，打在了所有人的身上。其他人，都装作没有听到，醉酒的话，哪能当真。如果真去计较，那只能是多几个人加入战争，局面更加混乱，更加夹缠不清。由此看来，不管世道如何变换，某些传统的观念，依然还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就像刀刻在石头上，不腐不灭。
见他们在冰冷的地上扭打得厉害，大有不分出胜负不撒手的势头，一旁的众人，着急忙慌地上去劝架，试图把他们分开，但都被邓长安制止了。他淡定地说让他们打吧，发泄完了，明天醒来，他们还是好得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可以说，我们家里只要一有人喝醉，基本上闹得鸡飞狗跳，就像一个兵荒马乱的战场。女人们在处理战争后的遍地狼藉时，更是恨声连天，一个个埋怨说干嘛要灌那么多马尿。
当然，我自己也有过喝醉后出洋相的例子，跟他们比起来，似乎动静更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我还把一众家人吓得不轻，以致他们后来再也不敢劝我喝酒。那一年，也是春节，我的母亲王可琴酿出了一坛好酒，同时她还兴致勃勃地往酒里，加进去了许多配料，诸如参须、枸杞、冰糖之类。可能上述物品加得太多的缘故，那酒喝起来，口感甜而不腻，完全掩盖了酒的辛辣，喝起来就像普通的饮料。
那时，我的小脚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她唯一勉强称得上接班人的，就是我的母亲王可琴。这不是我说的，是邓长安他们上一辈人的一致评定。但是，他们同时又客观地补充说，比起我的小脚奶奶来，我的母亲还是大有不如。从私人情感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母亲酿出的酒，已是大好。至于小脚奶奶酿出的酒，我不曾喝过只是听说，没有比较，当然不能体会出它的好。情感上的偏向，使得我多次在众人的面前，为我的母亲辩护，煞有介事地评价说她的酒无论从口感、色泽、气味，还是其它方面都无可挑剔。但是我的母亲，她自己却坦然承认，说绝对不是谦虚，跟小脚奶奶比，她酿的酒还是差点儿火候。她说她试验过多次，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小脚奶奶就像一座高峰，她无法翻越，更遑论超越。因为我的母亲平时也能喝一小点儿酒，她对其中细微差别的判断，估计更为权威和客观。于是，她公开这么一说，我的小脚奶奶神一样高大的形象，在所有家人的心里，更加牢不可破。
我醉酒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二，天气晴，和暖如春。我醉酒的见证人，不仅有我的家人，还有远道而来的舅舅和姨妈家的表哥表弟们，真可谓臭名远扬。酒桌上，多年未见的表哥表弟们，客套一番后，开始放下矜持，勾肩搭背地喝了起来。期间，我还一度对母亲王可琴开玩笑说，怎么拿些饮料来滥竽充数。母亲不置可否，一劲儿地劝我慢点喝，悠着点喝，多吃点菜，不要那么大口，又没人跟我抢。她说这酒度数不低，后劲儿也足，不能小看了它。我以为那是母亲在危言耸听，她那样的话，几乎每到男人们喝到兴头上时，都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提醒几句。在这个家族里，不仅她这样，就算平时温文寡言的伯母周兰，也常常如此，败兴之极。为了表示自己有充足的酒量，我和坐在同一条凳子上的大表哥，一口一杯地干了起来，豪爽得很。一连干了五六杯之后，我发觉没事，于是更加忽略了母亲的警告。具体喝了多少杯，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突然一下子，我控制不住地一头栽在了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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