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先生的名字是在数月前的都市报文化版第一次看到的,果然如文中所说,对这位历史学的天才人物,现在知道的人已寥寥,后来找到一篇王家范写的《读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今天趁开会的当儿细细读来。 王家范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头衔包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张荫麟先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原是作为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的第一部来写作的,在有颇长教龄的王家范教授看来,这部未完的通史不仅是“举重若轻”、“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更以哲学与史学并重的对历史大格局的独到思想,为后世之人留下统揽全局和深刻洞察的历史。 张荫麟先生1905年出生于广东东莞,1923年入清华学堂,1929年至1933年在美留学,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后来改教浙江大学,1942年因病去世。 张荫麟先生因为37岁即英年早逝,留下的多为短文,成书的仅有《东汉前中国史纲》,印刻均很草促,两宋史只完成了前三章。然而,各历史学家都对他评价颇高,无论为人或治学。 王家范教授的这篇介绍文字写得饱含感情,读完后恨不得立刻找《东汉前中国史纲》来读。 特别令我感触的有两点:一是张荫麟先生哲学与历史并重的态度,二是他对于通史的观点。 如果回看张先生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在清华不仅是历史系教授,同时也任哲学系教授。张先生非常敬服章太炎先生,他的学术亦以考据起家,但“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 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荫麟先生一生中的知音谢幼伟先生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史学的完成,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与同情的洞察。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治史学的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张荫麟先生言行录》)熊十力先生在《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中也说当时的哲学学者往往看不起在故纸堆中打转的史学,历史学者也看不起哲学,认为太过玄虚,而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莫属”。 看到这里觉得洞然开朗又十分惭愧。小时候看《苏步青传》,佩服于苏文史与数理兼长,自己看历史的时候,却忘了可以和哲学结合。 历史研究固然需要小心求证的严谨精神,但更少不了前瞻和全局的观点。信古、考古、释古三派中,我取释古一路,从具体而微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义理深意,是历史研究真正有意义所在。我的历史不能考据严谨,哲学更是皮毛的皮毛,仰望前辈足迹,景仰与羞愧同在。要想穷尽天下之史书,今生是不作想了,但读书的时候多些思考却是可以做到的,日积月累,总会有所收获吧。 说到通史,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论较为理想的通史,点名有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和钱穆《国史大纲》,共六人七部。张先生的书未完亦被刮目相看,可见《东汉前中国史纲》的价值。 通史是在全面和重点间的折衷,既不同于断代史,又不同于专史,写事需要有体系,事之外又需要隐有脉络且一脉相承,只有事件的记录则看不出治史者的风骨,只有意向的脉络又易流于虚无。 今天对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比较公认的评价是这样的: 前者着眼于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十分精细,极见学术功力,不足之处是条分缕析过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不够“通”;后者则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缺点是疏阔之议势所难免,又有一种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似乎欠几分冷峻。 张荫麟先生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了重点:“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更可贵的是,《东汉前中国史纲》文笔简洁优美,说理平易生动,融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和哲学思辨于深入浅出之中,以这样的著作作教材,那时候的中学生真有福呀。 王家范教授还举了《东汉前中国史纲》中对奴隶社会、商周的一些分析评价,没有看过原著,有些看得不是很明白,但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就是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教材似乎远不象我们学过的历史教材那样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明白无误的是非评价、不容置疑的所谓“历史规律”,一切更生动、更可商榷、更真实。 如果未来有了时光穿梭机,也许我们不再需要艰难地考古与考证,但历史思考永远是需要的,就象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天,就会思考一天诸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存在”之类的问题一样,在我们已经经历、正在经历和将来经历的历史里,永远需要客观审视的目光、属意全局的考量、深切真挚的情感和不断思索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