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旅欧支部中的“油印博士”

五四运动前后,一场大的变革正在中国社会孕育、兴起。面对危亡的时局,新的学说大量涌入,各种救国思潮并起,主义纷呈,中国面临着走何种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国内,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远离中国的欧洲大陆,1922年诞生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兴的党团组织拥有为数不多的成员。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完成了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并以其出色工作开始为人所瞩目。

从倾向“工读主义”到择定马克思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到五四运动前后,仍未有多大改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

内困外辱的危亡之势,催逼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近代以来学习西方以挽救国运的努力虽迭遭失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国留学、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学习,作为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朝野有识之士所认同。

在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倡导和组织下,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广大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场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读主义的盛行及其在青年中的传播,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思想原因。从1919年到1920年,共有17批约1600多名青年学生赴法留学,形成了留学勤工俭学运动的空前规模。其中又以四川、湖南两地人数最多。

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吴玉章亲自倡议和领导的。1918年底,成都和重庆两地分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该时期四川共有98个县的500多名青年学生分批赴法,他们在国内参加的社团及活动多倾向于“工读主义”

邓小平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从川北广安来到重庆,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接着又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年他16岁,在他年幼的脑海里,充满了工业救国的思想。他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

1920年10月中旬,经过40多天的漫长旅行,邓小平与同行的80多名四川学生到达法国。在法国的几年里,邓小平前后做工约4年左右,上过一段时间的学,也经历过失学、失业的痛苦。他先后在克娄梭钢铁厂做过杂工,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厂做过临时工,在巴黎近郊比扬古的雷诺工厂干过钳工,在饭馆里做过招待,在火车站、码头送货、搬行李,到建筑工地搬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或打扫土地、清除垃圾,甚至还做过制造折扇和纸花的工作,等等。轻活、重活、脏活、累活,临时杂工,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到哪里去干。在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在巴约公学、夏蒂荣公学等处学习了几个月。

艰苦的求学和做工经历,不仅锻炼了邓小平的身体,磨炼了他的意志,而且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所怀抱的“工业救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渐渐破灭了。他后来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太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旧的幻想破灭了,他开始寻求新的道路。但他此时对资本主义本质认识的并不深,他在苏联学习时对自己总结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

1922年2月,邓小平到蒙达尼附近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做工。蒙达尼是先进学生云集之地,是旅欧中国学生中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旅欧少共,赵世炎为少共的总书记。旅欧少共成立后,少共总书记赵世炎经常到蒙达尼、克娄梭等地的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进行活动,开会、演讲,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少共新成员,并在蒙达尼建立了第一个少共支部。蒙达尼地区是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赵世炎每次到蒙达尼来,都要到哈金森工厂进行活动。少共成员王若飞、尹宽等人也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王若飞被分到胶鞋车间,他与邓小平一同工作了两个多月。做工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赵世炎、王若飞等较年长的少共成员给邓小平以极大的影响和帮助。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邓小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并经常翻阅国内的一些革命报刊,如《新青年》、《向导》等。其中《向导》周报上的许多文章都涉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等社会现象,都作了具体深刻的剖析。这些文章解决了曾经困扰邓小平的许多问题,对邓小平的思想认识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开始认识到要真正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只有向俄国学习,建立劳工专政,实现社会主义。

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他自觉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过程。20年代初的法国,除了马克思主义广有影响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很有市场。“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具有各种倾向的集团。其中有无政府主义派、改革主义派、国际民主主义派等许多派别,而且各自都有独自的组织与行动纲领。”早期的革命者,如陈延年、陈乔年,就曾一度热衷于无政府主义。邓小平虽年纪轻,却很少盲从,不为各种思潮所迷惑、左右,而是坚信马克思主义。他曾回忆说:“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1922年,18岁的邓小平郑重作出了决定他终身命运的选择。这年夏秋间,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少共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成为一个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青年。邓小平这样回忆他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他从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之后,就一直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工作,而且积其70年的历程和岁月,历尽艰难而始终不渝。几十年后,早已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回忆道:“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他还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邓小平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赤光》编辑部里的“油印博士”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领导机构改称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除了加紧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以极大的努力创办了自己的理论刊物《少年》,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华人,特别是勤工俭学学生。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少年》于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

与《少年》相比,《赤光》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配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该刊实行轮流编辑,周恩来、李富春、肖朴生、傅钟等都先后参加过《赤光》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赤光》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里最年轻的成员。

最初,邓小平与李大章负责刻蜡板。由于他白天需要做工,解决生活所需的费用,刻印工作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虽身居陋室,条件艰苦,但邓小平的工作热情丝毫不减。在周恩来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修改好的稿件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出,再装订起来。由于周恩来工作繁忙,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为了保证《赤光》按时出齐出好,常常是在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周恩来马上伏案著文或改稿,刻写蜡纸和油印技术又快又好的邓小平,常常是坐在周恩来旁边,等候周恩来改好一篇,即刻印一篇。邓小平和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来到这里废寝忘食地工作,小屋的灯光时常彻夜不息。由于晚上工作的时间很长,邓小平和周恩来就索性在这间小房里搭起地铺住在一起。

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亲近,他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周恩来身上那种坚定的信仰,对现实问题的清晰分析与把握和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使邓小平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使邓小平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

邓小平对《赤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干劲、工作能力,给在法国一起留学的同志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赢得了很高的评价。施益生回忆道:“当时,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板、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何长工也回忆道:“《赤光》也是油印的,字迹清楚,装订简雅,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大家都称赞他是‘油印博士’。”

“油印博士”,这是对邓小平辛勤劳动的赞誉和肯定,也是对年轻的革命者的鼓励。

《赤光》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在这个岗位上,邓小平以他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影响也大。由于它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对于勤工俭学学生及华工、华人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深受他们欢迎。旅欧华人盛赞《赤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到1925年止,《赤光》一共出版33期。由于它是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因此又成为旅欧中共党团支部、小组学习理论和进行讨论的资料。

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逐渐脱离了刻印、装订等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开始担负起《赤光》的编辑工作。同时,他还拿起笔来,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如他撰写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大肆其捏造》、《请看<先锋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请看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等文章,这些文章,诚如邓小平自己所回忆的那样“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但其尖锐明快,言辞泼辣,战斗性强。揭露了青年党、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和罪恶企图,有力地配合了旅欧党团组织同国家主义派及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斗争中成长为旅欧党团领导人

1922年邓小平加入共青团后,曾在巴耶支部担任过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支部的命令与傅烈共同办理工人旬报。在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很快成长起来。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宏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国的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等一批批骨干相继回国或到苏联去学习。于是,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同志补充进入旅欧党团组织,并逐渐成为负责人。

1924年,邓小平的革命生涯迈进了第二个阶段。这一年的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成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的成员,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支部下设的监察处成员和工会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六大以后,旅欧团支部又作出了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支部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负责工人运动事宜。

1925年春,邓小平在担任了一届青年团支部委员之后,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立昂小组书记,在那里做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独当一面,担负党组织交给的重任。

1925年夏,中国国内爆发“五卅”运动。消息传到国外,旅欧华人、华工、留学生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吓坏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中国共产党人。数天之后,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0多名留法学生驱逐出境。任卓宣等支部领导人的被捕,使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邓小平和他在外地的战友傅钟、李卓然等,从里昂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邓小平曾回忆道:“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邓小平在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充分显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勇毅精神。

1925年6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与傅钟、毛遇顺组成书记局。由于临时执行委员会只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异常困难,但他们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临时执行委员会刚一成立,就开始继续进行活动。7月1日、2日两次开会,与会者抗议帝国主义,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言,主张应联合苏联政府,反对帝国主义。

1925年8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邓小平与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了书记局。在这一时期,他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的一切工作。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久,他搬到了比扬古紧挨着雷诺汽车厂的卡斯特雅街3号一家全是中国人居住的旅馆内。在这里,他继续卓有成效地领导着党团组织开展工作。

1925年10月25日,在巴黎肖莱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邓小平以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一次有25名中共党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这是在法德等国政府将一批声援“五卅”运动的中共党员逮捕或驱逐出境后,邓小平、傅钟等在法国的旅欧党团负责人及时研究对策,重新加强组织力量,以继续推进党在欧洲的各项工作。

同年11月15日,在巴黎博耶大街23号一个大厅里,邓小平主持了悼念国民党人王京歧的会议。他在会上呼吁,继续努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6年1月3日,在旅欧华人援助上海反帝运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应该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箫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派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从这次会议的组织到内容完全可以看出,它是几个月前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说明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在继续进行着。

这时期的邓小平,已是一名具有一定政治才干和经验,行为更加成熟的年轻政治家。他积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警方在一份报告中声称:“他(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活动分子,经常在共产党的各种会议上发言,并极力主张亲近苏联政府。他还拥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在邓的身边有两名追随者,与他同住同行”。“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1925年1月7日,一批法国警察闯进了卡斯特雅大街3号的旅馆里,直奔邓小平等住过的5号客房。但他们扑了个空。几个小时前,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等20人已离开巴黎,向着久已向往的苏联进发,开始了他新的征程。

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 - 第一章 旅欧支部中的“油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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