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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四点钟，罗伯特·布莱尔已经想回家了。

下班时间当然是五点。但是，如果你只是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联合律师事务所中唯一姓布莱尔的合伙人，那么任何时间离开办公室回家都不会引来非议。再说，如果你的业务大都是与遗嘱、财产转让或投资有关，那么通常下午也不太会有客户到访。而且，如果你是住在米尔福德这样的小镇，邮件递送的最晚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那么一天的工作在下午四点以前就结束了。

桌上的电话不会再响。因为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伙伴现在应该早已打到第十四或第十六洞了。也不会有人打电话来邀他一同晚餐，因为在米尔福德，晚餐邀约仍然是以邮寄正式手写邀请函的方式进行。琳姨妈也不会打电话来要他下班回家时顺路买点鱼，因为这会儿是她隔周下午去电影院的时间，现在，电影已经开演近二十分钟了。

他坐在那里，在小镇懒洋洋的春日下午，眼神空洞地望着最后一抹残阳照在他的桌子上——那是他祖父从巴黎带回来，让家人大为震惊的桃花心木镶铜桌子——心里想着离开办公室回家。桌上的茶盘被笼罩在斑驳的阳光里；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的茶具永远是同样的漆盘和茶杯。每天下午三点五十分，塔芙小姐会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手上捧着盖着白色方巾的漆盘，盘子上带蓝色花纹的瓷杯子里已经倒上了茶，旁边是与杯子配套的小碟子，上面放着两块饼干：星期一、三、五是法式小圆饼，星期二和星期四是消化饼。

他百无聊赖地看着茶盘，想着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的延续性。从他记事起，事务所用的就是这套瓷杯。盛放它的漆盘是他小时候家中的厨师将面包从烤箱里取出来时用的，后来被他当时还年轻的母亲带到办公室，用来放置那套带蓝色花纹的茶杯。白色方巾是几年后和塔芙小姐一起出现在事务所的。塔芙小姐的出现是战争的产物，她是米尔福德镇上第一个在体面的律师事务所里拥有一张办公桌的女性。塔芙小姐这个头脑迟钝、工作认真、身材瘦长的女子，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着单身，事务所也安然度过了那段混乱时期。如今，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这位身材依然瘦长的塔芙小姐头发已经花白，高贵雍容，并且令人意外地成为事务所资历最老的职员。事实上，她为这个向来一成不变的传统事务所带来的唯一变化，是那块盖着茶盘的白色茶巾。塔芙小姐自己家中从不将食物直接放在托盘上，总是铺一层茶巾或装饰方巾。来到事务所，没有任何装饰的托盘让她很是看不惯，完全无法接受。不仅如此，她觉得漆茶盘让人看了不舒服，胃口尽失，而且很“古怪”。于是，有一天她从家里带来一块茶巾；那是一块简单朴实的素白色方巾，很适合铺在盛食物的容器里。罗伯特的父亲曾经很喜爱那个没有任何装饰的托盘，但被塔芙小姐以事务所利益为念的态度所感动，于是白色的方巾便保留了下来。现在，它就像存放契约的盒子、铜制名牌以及赫塞尔廷先生每年一次的感冒一样，成了事务所的一部分。

罗伯特的目光停留在原本装着饼干的蓝色盘子上时，一阵古怪的感觉又从他胸口袭过。这感觉跟那两块饼干无关，至少在生理机能上无关。是因为这不可避免的饼干程序：一种平静而必然的程序，比如星期四是消化饼，星期一是小圆饼。去年之前，他并没有觉得这种必然或平静有什么不好。除了在这个他生长的地方平和地生活之外，他从没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直至现在，他依然如此。只是近来，一种奇怪而陌生的想法会偶尔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脑海里。比如这几天，有个声音在说：“这就是你要以之终老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胸口突然一紧。这种恐惧慌张的感觉，就像十岁去看牙医时产生的那种心脏一缩。

这让罗伯特既恼火又困惑，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快乐、幸运而且成熟的人。为什么这种陌生的想法会莫名其妙地在他的胸口形成一种惊慌？难道他的生活缺少了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东西吗？

一个妻子？

但是，如果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结婚——至少他认为是这样的。周围有不少的适婚女子，她们可从来没表现出不喜欢他的样子。

疼爱他的母亲？

然而又有哪个母亲能像琳姨妈那样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呢？琳姨妈几乎是溺爱他的。

富有？

有什么东西是他想要而买不起的呢？如果这还不算富有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才算是。

刺激的生活？

他从来就没想过追求刺激。对于他来说，生活中最兴奋的事莫过于出外打猎一天或在高尔夫比赛的第十六洞时打成平手。

那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这就是你要以之终老的生活方式”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他坐在那里盯着放饼干的蓝色碟子，想着：也许只是孩提时代怀有的“美好明天”的梦想继续藏在一个成年男人的潜意识中，觉得有一天梦想会实现；直到过了不惑之年，忽然醒悟，发觉梦想不再可能实现，于是它不再蛰伏，而是出现在脑海里，吵闹着要人正视这段失落的童年时光。

平心而论，罗伯特·布莱尔衷心希望眼前的这种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死。从学童时期他就知道有一天他会进入事务所继承父亲的事业；那时，善良的本性让他对其他同龄男孩满怀同情，他们没有像他这样有已经安排好的将来，不能像他这样享受米尔福德，他在这里有朋友、有回忆，还有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联合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从一八四三年起就没有姓海沃德的合伙人了；不过本尼特家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占据了后面的办公室。用“占据”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太合适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内维尔基本上不做什么工作，他目前主要的兴趣是写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诗，这些诗体却又古老得只有他本人能看懂。罗伯特常为那些作品忧心，但对内维尔的懒散却宽容有加，因为当初他自己刚来到事务所，坐在同一间办公室时，也是相当懒散且不务正业，整天都在练习用五号铁杆往皮椅子里打高尔夫球。

夕阳终于轻轻滑过了托盘，罗伯特决定回家。现在走的话，他仍有时间赶在太阳从东边的人行道上消失前步行经过高街。米尔福德镇的高街仍然是能让他感到愉快的事物之一。这并不是因为米尔福德有什么特别之处——特伦特南部有上百个它的复制品——而是它天然蕴涵着一种代表过去三百年来英国社会优雅生活的气质。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所在的这幢房子建于查理二世统治时代的最后一年，从它旁边的人行道往南，高街延着缓坡上升——坡上依次是乔治时代的砖瓦、伊丽莎白时代的露出黑色椽柱的木结构房子、维多利亚时代的石屋和摄政时期的灰泥墙——直到另一端掩映在榆树后面的爱德华式别墅。玫红、白色和棕色之间，偶尔会出现不协调的黑色玻璃，就像浑身戴满首饰的暴发户出现在优雅的宴会上，好在周围典雅的建筑把这种不协调抵消了。就连连锁商店在米尔福德镇也变得温和起来。当然，南边那霸道的美国式便利店神气活现地挂着红金两色的旗帜，每一天都让在对面的特鲁洛夫小姐恼怒不已，她在那座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典雅建筑里经营茶馆，依靠她姐姐做的糕点和安·博林的名号维持着店里的生意。然而英国大银行之一的威斯敏斯特银行，则自发放高利息贷款以来就一直很低调，即使在因扩充需要而使用威佛大厅时也只是悄悄地镶了一块大理石招牌；还有药品批发商索尔思，在买下威思顿宅第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建筑物高大惊人的外观。

这条小街美好、快乐、忙碌，修剪整齐的欧椴树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罗伯特很喜欢这条街。

现在，他收拢双脚，准备起身离开。电话铃却在这时响了起来。在世界上的其他事务所，电话通常是安置在外间的办公室的，由秘书接起来问明来意，请对方稍待一会儿，然后才转接进里间办公室。不过，在米尔福德镇程序不是这样。这种事在米尔福德是无法容忍的。如果你打电话给约翰·史密斯，你就可以认定接电话的是约翰·史密斯本人。所以，在这春天的傍晚，当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的电话铃响起时，它就在罗伯特那张桃花心木镶铜的办公桌上。

后来，罗伯特常常不自觉地想，如果那通电话晚一分钟打来会怎样？一分钟——平时毫无价值的六十秒，在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已经拿起厅里挂钩上的外套，探头到对面赫塞尔廷先生的办公室道声再见，然后走到室外的夕阳里，沿着街道离开了。那样的话，接电话的就会是赫塞尔廷先生，他会告诉电话中的那名女子说布莱尔先生已经下班离开了。那样的话，她就会挂断电话去找别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对他而言也只是学术上的兴趣罢了。

可电话偏偏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罗伯特伸出手拿起了话筒。

“是布莱尔先生吗？”是个女人，嗓音低沉，他觉得拥有这种嗓音的人通常是从容自信的，但电话里的人听起来呼吸急促，似乎很慌张。“哦，找到你真高兴，我还担心你已经离开了呢。布莱尔先生，你不认识我。我叫夏普，玛丽恩·夏普，和我母亲住在法兰柴思，你知道，就是拉伯洛路上的那幢房子。”

“是的，我知道那幢房子。”布莱尔说。他见过玛丽恩·夏普，就像他见过米尔福德和这个区域的所有人一样。那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身材瘦高、皮肤偏黑；常戴着一条颜色鲜亮的丝巾，更衬托出她吉卜赛女郎般黝黑的皮肤。早上，她会开着一辆破旧的车去购物，她那头发花白的年迈母亲坐在后座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正直、优雅，却相当威严，似乎在默默地抗议什么。夏普太太的侧面轮廓像惠斯勒笔下的母亲；当她面对你时，那双明亮、苍白、冷冰冰的眼睛像海鸥般锐利，不禁让人联想到女巫。她是个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的老人。

“你不认识我，”那个声音在继续，“但我在米尔福德见过你，你看上去是个好人，而我则需要一位律师。我是说，现在就需要，此刻。唯一和我们有过业务往来的律师在伦敦——我是说，伦敦的一家事务所——而且也不能算是我们的律师。我们只是因为一份遗产的事雇用过他们。可是我现在遇到麻烦了，需要法律援助，然后我想起了你，或许你会……”

“如果是你的车……”罗伯特开始分析。“遇到麻烦”在米尔福德镇通常只有两种可能性：私生子抚养问题或违反交通规则。既然是玛丽恩·夏普，那应该是后者；然而是哪一种都一样，因为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根本不会有兴趣接办。他会将这案子交给这条街另一端那家事务所的卡利，他很喜欢接法庭案子，而且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有能力将魔鬼从地狱里保释出来的家伙。（“取保候审！”一天晚上有人在玫瑰王冠酒店这样说过，“他比这更厉害。他能让我们在一个罪犯的人品褒扬书上签名。”）

“如果是你的车——”

“车？”她茫然地重复道，似乎一时之间不知道车是什么东西，“哦，我知道了。不，哦，不是，完全不是那样的。是比那个严重多了，是有关苏格兰场的。”

“苏格兰场！”

对于一个像罗伯特·布莱尔这样温和的小镇律师和绅士而言，苏格兰场就像世外桃源、好莱坞或降落伞一样奇异。作为一名正派的市民，他与当地警方一直关系良好，犯罪案件更是与他无关。如果非要说他和苏格兰场有什么联系，那也只有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当地警探；他总是发挥稳定，在打到第十九洞时，偶尔有意无意地透露一点工作上的事。

“我没有谋杀任何人，如果这是你担心的问题的话。”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

“重要的是：你是否被认为谋杀了某人？”不管她被认为做了什么，这显然是卡利的案子。他必须让她去找卡利。

“不，这跟谋杀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说我涉嫌一桩绑架案，或者叫诱拐之类的。电话里解释不方便。总之，我现在需要一名律师，立刻，而且……”

“可是，你知道，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我这样的律师，”罗伯特说，“我对刑法几乎一无所知。我的事务所并不具备处理此类案件的资质。你需要的人是——”

“我不需要任何刑事律师。我需要的是一个朋友。一个能支持我，让我不会上当受骗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能告诉我什么样的问题我不想回答的话就可以拒绝回答这类事情的人。这并不需要具备刑事案的经验，对吗？”

“话虽如此，可如果你去专门处理这类案子的事务所会得到更专业的服务，比如——”

“你想说，你对这类案子不感兴趣，对不对？”

“哦，不，当然不是，”罗伯特急切地说，“我只是衷心地认为这样比较明智，你应该——”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她打断他，“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掉到河里的人，拼命想挣扎上岸，而你在岸上不但没有伸手救援，反而指着对岸说那边比较容易上。”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恰恰相反，”罗伯特说，“我是在给你提供一位救援专家，比我这样的业余人士好得多。本杰明·卡利比这里的任何人都了解如何为这样的当事人进行辩护，而且——”

“什么！那个穿着条纹西装的讨厌的小个子？”她低沉的嗓子突然升高，声音都破了，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我很抱歉，”她恢复到正常的声音，“那样说很愚蠢。可是你看，我打电话来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你处事敏锐，”（“确实如此。”罗伯特想），“而是因为我遇到麻烦了，想听听与我同类型的人的意见。而你看来是这样的人。布莱尔先生，无论如何请过来一趟。我现在就需要你。苏格兰场的人现在就在我家。如果你来了之后觉得不想牵涉其中，之后也可以转给别的律师，对不对？而且，也许最后证明根本没什么事。如果你现在过来一趟，像律师们通常做的那样‘照顾当事人的利益’——或者你们有别的说法——也许一个小时就能解决了。我确信是哪里出了错。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基本上，罗伯特·布莱尔认为自己是可以帮她这个忙的。他为人和善，无法拒绝这种合乎常理的要求——再说如果事情棘手，他也还有转圜的余地。而且，后来回想整个事件时，他承认从一开始他就没想把这案子转给本杰明·卡利。尽管她关于条纹西装的评论很刻薄，但他其实很同意她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真的做了什么需要洗脱嫌疑的事情，那么卡利无疑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可是如果你只是有些事情弄不明白，有点小麻烦或者完全是无辜的，那么卡利的火爆脾气可能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有效的帮助。

尽管如此，他放下话筒后却希望他给人的感觉是拒人千里的——就算因此遭人非议也无所谓——只要陌生女子遇到麻烦时，不会想着找他帮忙就行了。

在去辛恩街修车厂取车的路上，他边走边想，“绑架”是一种什么样的麻烦？英国法律中有这个罪名吗？谁会是她有兴趣绑架的人？一个孩子？被认为“有潜力”的孩子？因为除了在拉伯洛路上的那幢大房子外，她们母女俩给人的印象是经济拮据的。又或者是绑架了她们认为被法定监护人虐待的孩子？这是有可能的。那个老女人有着一张宗教狂热者的脸；而玛丽恩·夏普给人的感觉则是如果火刑仍然没有被废止的话，火刑柱对她来说只是普通用品。是的，这有可能是某种错误的慈善义举，是“旨在剥夺亲生父母或监护人的监护权”的扣留。他此刻希望自己能记得更多的《哈里斯和威尔希尔刑法》里的内容。在手边没有法律条文可供查阅的情况下，他不能确定那是不是需要入狱的重罪，或者只是轻度的不合法行为？“诱拐和扣留”类的案件自一七九八年十二月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在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律师事务所的档案中。最后一宗此类案件是有关一位名叫莱梭斯的乡绅，借着酒劲，将年轻的格里顿小姐从她家的舞会上带出来，横放在他的马背上，带着她逃离了一场洪水灾难；毫无疑问，这位乡绅当时的意图无可指责。

哦，看来这对母女显然因为苏格兰场介入了她们的计划而受到了惊吓。罗伯特对此也有些吃惊。难道这孩子已经重要到惊动了刑警总部？

一到辛恩街，他便陷入到那种做生意时常见的争吵之中，不过很快便脱身了。（词源学家认为——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辛恩”是“沙子”一词的变异，不过米尔福德的居民当然更了解它的意思；在镇子后部低草甸上这些房屋建起来之前，眼前的这条小路直通高街上的“情人路”。）现在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面对面住着两个始终对立的敌人：马车出租行和镇内最现代化的汽车修理厂。修理厂惊吓到了马——马车出租行这样说。马车行则因为运送草秣饲料而不断地堵塞巷子——修理厂这样抱怨。不仅如此，修理厂的经营者比尔·伯洛和斯坦利·彼得斯，以前分别是皇家工兵团和皇家通信兵团的士兵；而马车出租行的老马特·埃利斯，以前是国王骑兵卫队的成员，他认为比尔·伯洛和斯坦利·彼得斯是破坏骑兵队名声的代表，是对文明的冒犯。

冬天打猎的时候，罗伯特听着骑兵队这一边的抱怨；而一年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他的车需要检查、加油、添润滑剂的时候，便听着皇家通信兵团这一边的理由。今天，那个前通信兵团的士兵想弄清诽谤和诋毁在法律上的区别，以及构成破坏名誉罪的要素。说一个人像“拿着锡罐的补锅匠一样分不清坚果和橡树果”，构不构成破坏名誉罪？

“不知道，斯坦。我需要想一想。”罗伯特一边匆匆忙忙地说，一边试着发动汽车。他等载着两个胖小孩和一个马夫的出租马车结束下午的出行（斯坦利在他身后说：“懂我的意思了吧？”），然后发动汽车驶上了高街。

沿着高街往南走，商店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门对着人行道的住宅；往下走，房屋后退了一些，大门和人行道之间出现一道门廊；接下来就是别墅区，房屋掩映在花园的树木后面；最后，房屋忽然消失，眼前出现的便是田野和开阔的乡村。

这是一个从事农业耕种的乡村，一眼望去是一片片的田地和几间村舍。这是个富裕的乡村，但也很寂寞，在这里行走数英里可能都碰不到一个人。自玫瑰战争以来，这里就一直很安静、自信，且一成不变，一片接一片的树篱围着的田地，天际线连着天际线，没有任何起伏变化。只有树立的电线杆标志着时代的更迭。

远远的地平线那一头就是拉伯洛路。这条路上充斥着自行车、便携式武器、锡钉、科安牌曼越橘酱，污渍斑斑的红砖间挤满了无数游荡的灵魂，代代相传地向绿草和大地发出呼唤。但在米尔福德，居民们不会既要保留绿草大地又要享受风景和茶社，因此拉伯洛的美只保留在西边的山麓和海边，北部和东部则孤独而安静，像露天花园酒吧一样空无一人。这里是“单调枯燥的”，因此也是受到诅咒的。

离拉伯洛路两英里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幢名为法兰柴思的大宅，路边不协调地矗立着一个电话亭。摄政时代还剩下最后几天的时候，有人买下了这块被称为法兰柴思的土地，在中间盖了一幢单调的白色小屋，然后在四周围上了高大坚实的砖墙，在房子正面的围墙上，朝着马路开了一道与围墙同高的双开大门。这幢房子与周围的乡村没有任何联系。屋后没有农舍，没有边门，就连通向周围田野的通道都没有。马厩就在屋子后面，和当时的风格一致，但却建在墙的内侧。这个地方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它是那样的与世隔绝，像个过时的儿童玩具，被丢弃在路旁。从罗伯特记事起，这幢房子里一直住着一个年老的男人，也许是不同的老年男人，也可能一直是同一个人，但自从法兰柴思的人们全都到拉伯洛那边的汉姆格林村去购物开始，没有人再在米尔福德镇见过他们。直到后来，玛丽恩·夏普和她母亲每天早上出现在米尔福德购物后，人们才知道老人死后，她们继承了法兰柴思。

罗伯特猜测着她们在那儿住了多久，三年？四年？

至于她们还没能进入米尔福德镇的社交圈这件事，倒是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就说老沃伦夫人吧——她在二十五年前买下了高街尽头那批有榆树环绕的别墅中的最后一幢，希望米尔福德比海边更有利于她患风湿病的身体，然而直到现在，人们仍称呼她“那个韦茅斯来的女士”。（顺便说一下，应该是斯万尼治。）

再说，也许夏普母女可能根本就无心和他人有什么社交往来。她们似乎处于一种奇怪的自我满足状态。罗伯特曾在高尔夫球场见过夏普家母女一两次，她们正在和波思维克医生打球（看来是以客人身份）。她能像男人一样挥出一记长球，也能像专业球员一样自如地运用她浅棕色的纤瘦手腕。而这些就是罗伯特对她的所有印象。

他将车驶近高大的双扇铁门时，发现那儿已经停了两辆车。离他较近的那辆只要看一眼就能认出来——刻意低调、维护良好、谦逊有礼。罗伯特从自己的车里出来时心里想着，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警察会这样温和安静。

接着，他的目光又落在较远的那辆车子上，那是地方警探哈勒姆的车，这位警探在高尔夫球场的表现总是很稳定。

警车里有三个人：司机，后座有一位中年女人，还有一个应该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小姑娘。司机温和而心不在焉似地看了看罗伯特，但那是一双警察特有的观察一切的眼睛，然后又将目光转向别处；不过罗伯特看不清坐在后座上的人。

那两扇高大的铁门紧闭着——事实上罗伯特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它们打开过——他好奇地推开一扇沉重的铁门。铁门上有镂空的枝条图案，不过维多利亚时代有追求隐秘的时尚，因此从马路这边看过去时，铁门内面加装的铁片填满了原有的空隙，将视线完全挡住；高耸的围墙严实地包围着里面的一切。因此，除了从远处能看见的屋顶和烟囱之外，他从来就没看到过法兰柴思的其他部分。

他的第一感觉是失望。不是因为它毫无那个时代的特色——尽管这一点非常明显——而是因为那种彻底的丑陋。可能是因为建造时已临近那个时代的尾声，所以没有彰显那个时代的优雅，或者是因为建造的工匠根本就不具备一个建筑师的眼光。建造者似乎突出了时代的特征，但又对那些特征完全不了解。每个部分都有不对劲的地方：窗户的尺寸有近半英尺的误差，而且位置也相当奇怪；门廊的宽度和台阶的高度都不对。最终的结果是房子没有了那种温和满足的时代气质，而是仿佛在怒气冲冲地瞪着你一样。罗伯特穿过庭院，走向那扇拒人千里的房屋正门时，觉得这幢房子让人联想到的是一条忽然被陌生人惊醒了的狗，它撑起前腿，不知道是应该发动攻击还是仅仅狂吠几声。这屋子有一种“你来这儿做什么”的表情。

他还没按铃，门就开了，开门的不是女仆，而是玛丽恩·夏普。

“我看到你来了，”她说着伸出手来，“我不想让你按铃，因为我母亲还在午睡，而且我希望在她醒来之前就解决这件事。那样她就不会知道了。你能来，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感谢。”

罗伯特嘟囔了几句，并且注意到了她的眼睛，之前他以为会是明亮的吉卜赛人的棕色，而事实上是灰褐色。她将他让进门厅，罗伯特把帽子放在一个柜子上时，注意到脚下的地毯已经磨损得露出了线头。

“警察在里面。”她说着推开一扇门，将他领进客厅。罗伯特原想能和她私下谈谈，先对事情有个了解，但现在已经来不及提出这个建议了。显然她也没有这个打算。

哈勒姆坐在有圆珠子装饰的椅子边缘，看上去像绵羊一样温顺腼腆。窗边那把漂亮的赫伯怀特椅子里，坐着一名来自苏格兰场的年轻人，他身穿剪裁合体的西装，轻松随意。

他们起身迎接来者，哈勒姆跟罗伯特互相点头招呼。

“这么说，你认识哈勒姆警探？”玛丽恩·夏普说，“另一位是从总部来的格兰特探长。”

罗伯特注意到了“总部”这个词，觉得有些困惑。她是以前和警方打过交道，还是只是不喜欢“苏格兰场”这个有些敏感的字眼？

格兰特和他握了手，说道：

“很高兴你来了，布莱尔先生。不仅是为夏普小姐，也为我自己。”

“你自己？”

“我不能在夏普小姐不给予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有任何进展，即使这种帮助不是法律上的，是出于友谊也行。当然，法律上的协助更好。”

“我明白。你指控她什么？”

“我们并没有指控她——”格兰特刚开口，玛丽恩就打断了他。

“我被认为绑架并且殴打了别人。”

“殴打？”罗伯特惊呼。

“是的，”她说，语气中带着蛮横，“把她打得鼻青脸肿。”

“她？”

“一个女孩，现在就在门外的车里。”

“我想我们最好从头开始，”罗伯特说着不由得稍稍握起了拳头。

“也许由我来说明更好。”格兰特温和地说。

“没错，”夏普小姐道，“请说，这毕竟是你的故事。”

罗伯特怀疑格兰特是否觉察到了她语气里的嘲讽。可他也有些困惑，尽管这样冷冰冰地嘲讽，她仍然让这位苏格兰场警探坐在了她最好的椅子上。在电话里她不是这样冷冰冰的，而是心情迫切。也许是因为跟她同一阵营的人的到来使她强硬起来，或者是她重新振作了精神。

“就在复活节之前，”格兰特以警察特有的简洁语气开始说道，“和监护人一起住在埃尔斯伯瑞附近的女孩伊丽莎白·肯恩，前往嫁到拉伯洛郊区的曼希尔的姑姑家里度假。她是乘大巴来的，因为从伦敦开往拉伯洛的大巴会在埃尔斯伯瑞停靠，然后经过曼希尔，再到终点站拉伯洛；因此她可以在曼希尔下车，走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到姑姑家。如果乘火车的话，她就必须先到拉伯洛，再折回来。一星期后，她的监护人——韦恩夫妇——收到一张她寄去的明信片，说她在那里过得很愉快，希望能再多住几天。他们认为伊丽莎白是想在那儿度过剩下的三个星期的学校假期。三个星期后，她并没有按计划在学校开学前一天回家，他们也认为她只是贪玩罢了，于是写信给她的姑姑，请她将女孩送回家。然而她的姑姑回信说伊丽莎白早在两星期前就起程回埃尔斯伯瑞了。这个回复是以邮递方式寄送的，而不是电话或电报，因此韦恩夫妇一星期后才得知这个消息。所以当他们向警方报案时，已经是女孩失踪的第四个星期了。警方立即采取了所有常规措施进行调查，然而还没等他们有任何进展，女孩自己出现了。一天晚上，她回到埃尔斯伯瑞附近的家，只穿着一条连衣裙和一双鞋子，看起来筋疲力尽。”

“那个女孩多大了？”罗伯特问道。

“十五，快十六岁了。”他停顿了一下，看罗伯特是否还有其他问题，然后继续叙述。（罗伯特对探长的周到心存感激，这种态度和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停在铁门外的那辆警车真是太般配了。）“她自称被‘绑架’到了一辆车里，这是他们在两天的时间里从她那儿得到的唯一信息。她陷入了一种半昏迷状态。等她从将近四十八小时的半昏迷状态中醒过来之后，他们才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

“他们？”

“韦恩夫妇。警察当然需要这些信息，可是一提到警察她就变得歇斯底里，所以警方获得的只是第二手资料。她说当她在曼希尔的十字路口等回家的大巴时，一辆载着两个女人的车停在马路右边。开车的那个较年轻的女人问她是不是在等车，还说她们可以载她一程。”

“那女孩是一个人吗？”

“是的。”

“为什么没有人送她？”

“她姑父在上班，姑妈则受邀去给一个受洗的婴儿当教母。”探长说到这里又一次停顿，看罗伯特有没有问题，然后继续说道，“那女孩说她正在等开往伦敦的大巴，那两个女人告诉她说那班车已经开走了。因为女孩到达十字路口时预留的时间并不多，加之她的手表走得不是很准，所以她相信了。实际上，在那辆车停下之前，她就已经在担心可能错过了那班大巴。她为此烦恼起来，因为当时已接近下午四点，并且开始下雨，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那两个女人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说可以把她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女孩不记得那个地名了——她们说她可以从那里坐上半小时后开往伦敦的另一趟大巴。她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她们的建议，俯身进了那辆车，跟年纪较大的那个女人一起坐在后座上。”

罗伯特的脑海里出现了总是笔直地坐在后座、满脸严肃的夏普太太的形象。他看了一眼玛丽恩·夏普，她脸色平静。这个故事她当然已经听过了。

“雨水模糊了车窗，她坐在车里向老女人谈着她的状况，根本没有留意车开到哪儿了。当她终于抬头四下打量时，车窗外的天色几乎全黑了，她觉得她们似乎已经开了很长时间。她说了一些感激的话，谢谢她们这样好心，为她开了这么远的路程；这时那个年轻的女人自女孩上车以来第一次开口了，说只是顺路而已。年轻女人还说，女孩还有时间上她们家喝杯热饮料，然后她们再把她带到等车的路口。女孩有些迟疑，可是年轻的女人说与其在雨中等上二十分钟，不如在一个温暖干燥的地方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女孩觉得这样确实更合理，便同意了。年轻女人下了车，打开一扇在女孩看来是车道大门的门，然后将车子开到一幢房子前，不过当时天色太暗，女孩无法看清房子的样子。接着她被带到一间宽敞的厨房……”

“厨房？”罗伯特重复着。

“是的，一间厨房。年老的那个女人将冷咖啡放在炉子上，年轻女人则准备三明治。女孩说是‘那种只用一片吐司做的三明治’。”

“只是把各种东西堆在一起。”

“正是。她们吃喝东西时，年轻的女人告诉她，她们眼下正缺一名女仆，问她是否愿意为她们工作一段时间。她说不愿意。于是她们拼命劝说，而她坚持说那不是她想做的工作。这时，她们两人变了脸色，然后又强调说她至少应该到楼上去看看她们为她准备的房间，她仿佛被灌醉了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从她们的安排。女孩只记得走上了第一段铺着地毯的楼梯，走第二段楼梯时脚下踩着的是‘某种硬邦邦的东西’，接下来她能记得的是自己在晨光中醒来，发现身处一个光秃秃的小阁楼，躺在有滑轮的床上；身上只穿着衬衣衬裙，其他衣服都不知道去了哪里。门是锁着的，圆形的小窗户打不开。总之——”

“圆形窗户！”罗伯特不安地说。

回答的是玛丽恩。“是的，”她意味深长地说，“一扇在屋顶上的圆形窗户。”

罗伯特几分钟前站在前门处时，觉得屋顶上的圆形窗户摆放的位置很不恰当，因此他现在也不宜做出任何评论。格兰特又礼貌性地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叙述。

“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出现了，手上端着一碗粥。女孩拒绝了，要求她们归还衣物，让她离开。那女人说了句饿极了自然会吃，就离开了。直到傍晚，那女人才再次出现，这次她端着一个托盘，里面盛着茶和新鲜蛋糕，又劝她尝试一下女仆的工作。女孩又一次拒绝了。根据女孩的说法，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两个女人轮番对她进行威胁利诱。后来，女孩决定从那扇小圆窗爬到有护墙的屋顶上，再想办法引起过往行人或商贩的注意，帮她摆脱困境。然而，她唯一可用的工具是一把椅子；而且她刚把玻璃打出一道裂缝就被年轻女人发现了。她在盛怒之下从女孩手中夺走那把椅子，并用它殴打了女孩，直到自己筋疲力尽。之后，她带着椅子离开了，女孩以为惩罚就此结束。然而没过多久，那女人又回来了，手上拿着一条在女孩看来是狗鞭的东西，开始抽打她，直到女孩晕了过去。第二天，年纪大的女人带来一堆床单，说如果她不愿意工作，那就做点针线活儿，并警告她，不做就没有东西吃。可是女孩不会做针线活，于是就没有得到食物。又过了一天，女孩被威胁说如果不做将会继续受到鞭打。于是她补了几条床单，被允许吃一点炖菜作为晚饭。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天，而如果她缝制得不够好或者太慢，就会挨打或者得不到食物。接下来，有一天傍晚，年老的那个女人端来一碗炖菜，离开时没有锁门。女孩等着，认为那一定是个陷阱，会让她换来一阵毒打；但最终她还是冒险打开了门。外面没有任何声响，她顺着没有铺地毯的楼梯往下跑了一段，然后绕过转角又跑了一段楼梯，来到一层的楼梯平台。现在她可以听到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说话。她悄悄地下了最后一段楼梯，奔向大门。大门也没锁，于是她跑向了黑夜中。”

“穿着衬衣衬裙？”罗伯特问。

“我忘了说，她已经换上裙子了。阁楼里没有暖气，如果只穿衬衣衬裙的话，她可能早就冻死了。”

“如果她真的在阁楼上的话。”罗伯特说。

“是的，如你所言，如果她在阁楼上的话。”探长表示同意。然后并没有进行礼节性的停顿便继续说道：“之后的事她不太记得了。她说，她在黑暗中走了很远。那里似乎是一条大马路，而当时没有其他车辆，也没有遇到任何人。接着，在一条主干道上，一名卡车司机在他的车头灯前发现了她，于是停下来载了她一程。女孩筋疲力尽，上车便睡着了，直到被扶下车站在路上时才醒过来。卡车司机笑着说她像被抽掉了填充物的布娃娃。那时似乎仍然是晚上。司机说这是她说要到的地方，然后就开车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了那个街角，这地方离她家不到两英里。她听到某个地方的钟敲了十一下。很快，她便在午夜之前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