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皇姑屯一声巨响

死亡列车

1928年6月3日子夜，中国东北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皇姑屯，跟那个时代中国所有的村镇一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酣然入睡，没有任何异样，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24个小时以后这里将会响起一声震憾世界的巨响，让皇姑屯这个小镇从此永留史册。

此时的皇姑屯，在平静中其实已经暗藏了浓浓的杀机。在皇姑屯附近有一座名为三洞桥的铁路桥，这里是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的地点，京奉铁路在下，由当时的奉军守护，南满铁路在上，由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守护。此时三洞桥的南侧石墩上方以及中间桥洞的副桥北端，已经秘密埋藏了整整120公斤的黄色炸药，电流引爆装置也已接通，专等一列火车从京奉铁路经过时引爆。

这列将要经过三洞桥的火车，在6月3日的子夜还停留在北京，本书主人公——一代枭雄张作霖，刚刚下达了秘密离京返奉的命令。6月3日1时10分，张作霖和其随行人员全部抵达前门火车站，1时15分火车开动，朝着前方早已布局好的死亡陷阱缓缓开进。

张作霖乘坐的这趟火车从车头算起共20节，其中第十节车厢是慈禧太后当年乘坐的蓝皮花车，编号为80号。车厢内设有大客厅一间，内有沙发、茶几、麻将桌、座椅等一应设施；此外还特设有卧室一间，窗帘是极为讲究的金黄色丝绒。80号车厢后面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随车主要成员有：北洋政府第15、16、17届内阁总理靳云鹏，军事部长何丰林，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农工部长莫德惠等数十人。

一切似有预兆，一向不太讲究的张作霖对这次离京返奉忽然特别讲究，仿佛衣锦还乡一样穿戴了起来，他穿上了青灰色的大帅服，佩戴上了肩章和绶带，坐进了慈禧太后当年乘坐的80号车厢，还携带上了自己最宠爱的小妾——六姨太马月清，只因他坚信马月清会给他带来好运。

6月3日6时30分，车过天津，张作霖的密电处长周大文电告奉天：主座专车安全通过天津，傍晚时分可抵达山海关。

13点左右，车过唐山，传来日本人将在山海关袭击列车的传言，车上人心惶惶，但是张作霖不加理会，列车继续往前开进。

16点，车到山海关，并没有出现传言中所说的日军袭击列车的事件，山海关一切正常。除此以外，来山海关迎接张作霖并负责安保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登车随行。吴俊升还反复向张作霖保证，山海关直至奉天，京奉铁路沿线全部布满了奉军，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也休想飞进来。车内紧张气氛这才一扫而空。

18点左右，张作霖邀请何丰林、于国翰、阎泽溥、莫德惠等人一起到餐车共进晚餐，晚餐六菜一汤，是由张作霖六姨太马月清亲自下厨，按照张作霖平时最爱吃的菜，协同随身厨师精心制作的。这六个菜分别是肉丝烧茄子、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烹虾段、辣子鸡丁。一个汤是在鸡汤中放入小白菜，外加各种调料烧煮而成。

20点左右，张作霖在马月清服侍下抽了几口大烟，兴致极高，叫来了莫德惠、刘哲等人一起玩纸牌“斗十胡”，也许是张作霖牌好，也许是莫德惠等人有意相让，反正这晚张作霖手气出奇的好，赢了一夜。经过一夜鏖战，不知不觉天将破晓，列车来到了皇姑屯火车站。在皇姑屯火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登上了张作霖的专列。

皇姑屯火车站的不远处就是三洞桥，那里120公斤的炸药早就埋好了，专等着张作霖的专列尤其是张作霖所乘坐的80号车厢的到来。凌晨时分，莫德惠等玩了一夜麻将的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卧铺休息，而没有玩麻将的吴俊升却进到了张作霖的包厢谈话，窗外细雨霏霏，谁也没有意识到几分钟后即将发生的大爆炸。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当张作霖所乘坐的第十节车厢（也即80号车厢）完全进入三洞桥以后，一声巨响冲天而起，浓烟滚滚，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是被炸最惨重的一节车厢，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和张作霖一起的吴俊升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场死亡。张作霖则被炸出三丈开外，咽喉破裂，满身是血，但人还有气。身受重伤的张作霖被士兵严密保卫起来，不准任何外人来见。第十节车厢后面的餐车遭到严重焚伤，理发师陈蛮子被烧死成煳状，会计官兰贵田烧成重伤，几个月后死去。第十节车厢前面的第九节车厢上部及门窗全部炸毁，车身向北倾斜，车厢起火，六姨太马月清被人从大火中救出，所幸福大命大，只烧伤了一个脚趾头。此外，其他车厢被炸受伤的还有实业总长张景惠、农工部长莫德惠、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等人。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只受轻伤。

1928年6月4日上午9时30分，一代枭雄张作霖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在了自己的大帅府里，时年53岁。

在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乘坐的这趟极其豪华的专列共有20人被炸死，53人被炸伤，后人戏称这趟专列为死亡列车。

最幸运的人和最倒霉的人

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明眼人到此已经看出了到底是谁干的。不过为明确事情的来龙去脉，这里还要提供两条顺藤摸瓜的线索。说来好笑，这两条线索牵扯到两个人，一个是最幸运的，另一个则是最倒霉的。

先说最幸运的那一个。此人是谁？此人即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北洋政府第15、16、17届内阁总理靳云鹏，这位靳总理原本是要随同张作霖去奉天的，如果他按原计划执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必然是离第十节车厢最近的，甚至于就在第十节车厢上陪同张作霖说话，而诸君知道，第十节车厢是炸得最重的，如果人在第十节车厢上，基本上很难生还。但是这位靳总理非但没有在第十节车厢上，而且爆炸的时候也没有在专列上，原因是他虽然在北京上了专列，却在天津就匆匆下车了。

这位靳总理如此匆匆忙忙地下车，如果不是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他的身上必然大有文章。果然，事后查明，靳总理对列车即将被炸一事确实不知，但他却在很关键的时候被人以很巧妙的理由骗下了车。骗他的人是日本领事馆。6月3日晚6时30分列车抵达天津站的时候，靳云鹏府上（靳府在天津）一个副官上车报告，说是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当晚9点钟靳云鹏的好友坂西利巴郎到天津，要与靳商谈关于山东鲁大公司的重要问题，请靳立即回府。因为靳是当时山东鲁大公司的董事长，事关切身利益，靳只好万分不情愿地下了专列，坐在家里等候了一整夜，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坂西利巴郎来，心里正恼怒着，这时传来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登时惊得目瞪口呆，心里明白是日本人不想让他陪着张作霖送命，暗地里把他从阎王殿上捞了回来。

其实，从北京上车又在天津下车的还有一位日本顾问名叫町野武马，与靳云鹏被骗下车不同的是，町野武马是自己主动下车的，因为他对皇姑屯阴谋略有所知。町野武马是个“中国通”，在张作霖身边当了9年顾问，可以自由出入张的府邸，很受张的器重，他经常向日本人透露一些张的情报，也向张透露一些日本人的情报，可以说是一个“双面间谍”。因此，町野武马在下车时还曾暗示张作霖，让张作霖避开黑夜，最好白天到达奉天，只不过并没有引起张作霖太多重视，碍于自己身份，町野武马也不好说得太明。

最幸运的一个说完了，再说最倒霉的一个。这个最倒霉的是谁？他就是时任黑龙江省督军的吴俊升，那时东北有四个督军，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奉天和热河，黑龙江省督军是最远的一个。奉军入关，张作霖把大部分亲信和士兵都带到了关内，东北有些空虚，这就需要一个既得力又可靠的人把守，张作霖把这个重担交给了吴俊升。所以当张作霖离京返奉的时候，山海关以外的安保重任就落在了本为黑龙江省督军的吴俊升身上，吴俊升本人也亲自到山海关迎接，如上文所述，吴向张担保沿途安保措施十分到位，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

吴的倒霉就在于他的这份自信，在吴看来，京奉铁路沿线自山海关以外那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敌人要想在奉军眼皮底下做手脚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守住了京奉铁路沿线，却没有想到京奉铁路的上面也可以做文章，这个致命的弱点在整个京奉线上只有一处，那就是三洞桥。此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京奉铁路在下，南满铁路在上，吴俊升的部队有权守京奉铁路，却无权守南满铁路，因为按照协议，南满铁路是日本的地盘，应由日本人看护，吴俊升无权阻止日本人进出南满铁路，这就给日本人通过南满铁路在三洞桥上做文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尽管如此，吴俊升仍然在三洞桥下离南满铁路不远的地方布下了岗哨，监视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不过日本人还是通过鸡鸣狗盗的方法，以换班守护南满铁路为由，神不知鬼不觉地将120公斤炸药运进了三洞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本人通过火车从南满铁路运送炸药。不管何种形式，总之倒霉的吴俊升没有完成安保重任，不仅送掉了张作霖的老命，附带还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进去了。

与张作霖的一帮老兄弟大多出自土匪相比，吴俊升还算根正苗红。他是行伍出身，二十岁那年编入骑兵，因作战勇敢，不断因功提升，至1908年，已官至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职与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并列，后张作霖从四人中脱颖而出，吴俊升及时调整心态，服从张作霖并协助张作霖经营东北。1925年郭松龄反奉，将张作霖逼上穷途末路之时，已升任黑龙江省督军的吴俊升星夜救急，亲率骑兵千里驰援，抄了郭松龄的后路，使郭松龄军心动摇而兵败身亡，由此更得张作霖的信任，倚为擎天一柱，其地位在奉军中仅次于张作霖而位居第二位。此次三洞桥遇炸，因为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把吴俊升列为谋杀对象，对日本人而言那是意外收获，而对于吴俊升来说则是千里迢迢地赶来陪死，实在是倒霉透顶了。

疯狂河本

发生在三洞桥的大爆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日本人，而且日后历史资料也确证是日本人所为，但在当时日本却矢口否认，拼命叫屈，说张作霖不是他们炸死的，而是南方革命党人。由于日本人的否认，皇姑屯事件在当时也如同民国时期的廖仲恺被害案、宋教仁被刺案一样，成为众多悬案中的一件。

历史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案件一眼看下去就知道是谁干的，但偏偏没有办法破解，只能成为悬案。比如廖仲凯被刺案，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时人都怀疑是右派干的，甚至很有可能是在此事件发生后获利最多的蒋介石暗中做的手脚，然而此案还有许多谜团或疑点，至今未能破解。再比如宋教仁被刺案，这个就更明显了，人们有一百个理由认为是当时的袁世凯派人暗杀的，但贼喊捉贼又苦无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皇姑屯事件也是同样的道理，尽管大家心知肚明，但在当时却没有证据，反过来日本人却找到了一些据称是南方革命党人谋杀的证据。

在三洞桥附近，日本人找到了两具尸体，在其中的一具上发现了两封来自南方“国民革命命军司令部”的密信，信中写有商洽有关“东三省”起义的字样；另一具手里握着苏制炸弹，一副要投弹炸桥的样子。

由于现场伪造的痕迹太浓，估计没几个人从心里相信，但当时掌握话语权的是日本，他们借此转移了视线，把一潭水搅得更浑。

皇姑屯事件作为一桩历史悬案就此沉淀了下去，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铁男（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当时是陆军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后来，河本大作又著书《我杀死了张作霖》，才使事件的全貌得以大白于天下。

根据河本的自供状，20年前，河本大作对张作霖十分痴迷，其狂热程度远远超过了今天的球迷之于球星，只不过球迷对球星的狂热是善意的，而河本的狂热则是一门心思的要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与张作霖究意有什么仇？个人私仇没有，但是国仇是一定有的，在河本看来，正是因为张作霖的存在，才导致日本推行了十几年的满蒙独立一直没有成功。据说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武藤信义曾就满蒙问题征询河本意见，河本明确表示要干掉张作霖，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

狂热分子河本大作瞄上张作霖的时候，张作霖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有违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过这位狂热的河本根本管不了这些，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已经把报效日本甚至为日本献身当做最大的荣耀，而报效日本的最佳方式，在当时的河本看来那就是干掉张作霖。为实现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河本于1926年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之后不久，就勾结日本川越守二等人，窜到由苏联控制的满洲里至绥芬河一线的铁路附近搞爆炸试验，前后爆炸过两次，掌握了引爆方法、炸药能量及效果等第一手资料。

1928年5月，竹下义晴等另外一批日本人想谋刺张作霖，河本知道后予以及时制止，理由是有可能打草惊蛇，还有就是万一失败，有可能会牵扯到军方及日本政府。河本的意思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滴水不漏，出了事情则由自己一人担当。

为确保万无一失，河本派竹下义晴到北京潜伏。不久，竹下拍来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事实上这个预定行程是错误的，因为张作霖并没有按照预定行程的时间出发，不过河本也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所谓的预定行程，他有自己的一套，那就是派自己的人到几个火车站站点进行现场侦测。他派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派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此外，他还让町野武马跟随张作霖一起登上了离京返奉的专列，后来他还是不放心，在张作霖专列开车之前也上了车，一直跟到了山海关，亲自看到张作霖到了山海关后才换乘日军专列迅速赶到奉天指挥部指挥他的谋杀计划。这样，张作霖几时出发，在哪个站点停留多少分钟，和哪些人在一起，整个的行程都像一张白纸黑字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情报确保无误后，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暗杀的时间、地点、方法和人选的选择。

关于暗杀的时间，这个不用多说，当然是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那段时间。如果从6月3日1时张作霖离京算起，到6月4日5时暗杀成功，时间跨度为28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内，足够日本人做好各种暗杀准备了。

关于暗杀的地点，这个最让人头痛，因为沿线戒备森严。河本最初选择的是巨流河上的大铁桥。但是当他派工兵队中队长前去侦察一番后，发现无隙可乘，就算瞅准机会偷偷混进去了，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才找到了满铁线和京奉线交叉的三洞桥，因为在这个地方，满铁线从上面穿过，京奉线从下面穿过，日本人在三洞桥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当时签订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不能靠近南满铁路。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关于暗杀的方法，河本也精心策划，设置了前后手两招：前招是不留痕迹的用炸药炸毁火车，万一爆炸失败，那么紧跟着还有后招，那就是设计让火车出轨，然后乘乱派刺刀队直接冲上去刺杀。

关于暗杀的人选，河本选择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上尉，因为此人对地形熟悉，又是明正言顺的三洞桥日方最高指挥官，进出三洞桥不受限制。河本还从朝鲜新义州调遣了一组工兵，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为了保证爆炸成功，还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了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关于暗杀的善后事宜，河本也考虑得非常详细，那就是暗杀一旦成功，那就嫁祸于南方的北伐军，当时北伐军正与张作霖在平津沿线开战，嫁祸于北伐军从理论上来看也有一定的可信度。为此，河本早在一个月前就安排日本浪人安达隆盛寻找替死鬼，安达隆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名叫刘戴明的中国人。刘戴明很快就找到了三个替死鬼，1928年6月3日深夜，刘戴明给了三个人一笔钱，让三人到三洞桥日本守备队报到，三个人糊里糊涂地走到三洞桥附近，当场被日本人刺死了两个，因为日本人怕暴露目标，没敢开枪，才让一个叫查大明的拼死逃脱了。不过查大明并没有活多长时间，于皇姑屯事件后的第五天即被日本特务找到并杀害了，刘戴明也没有逃过一劫，事后即被押送到大连日本宪兵队秘密处死，这样，所有的人证均已消失，日本人矢口否认的底气更硬了。

获得两个替死鬼的尸体后，日本人将他们打扮一番，伪造了南方革命党人谋杀的现场，这就有了前文所说的日本人提供的所谓证据。

不信邪的张作霖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河本的暗杀计划仍然可以说得上是天衣无缝；但是，这个计划其实也还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的，那就是河本的计划都是围绕着铁路展开的。如果张作霖不走铁路而改乘汽车，那么河本的计划无论多么完美，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事实上，张作霖不是没有考虑过乘坐汽车离京返奉。毕竟张作霖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闲饭的，虽然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狂热分子专门和他过不去，但日本人心里的小算盘他还是有数的。特别是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在他返奉前几天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中提及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因此提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齐恩铭的提醒，对张作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有些犹豫，选择汽车还是火车？

坐汽车的话轻车简从，行动秘密，比较安全，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路况不佳，颠颠簸簸，再说为一个压根儿不知道有没有的所谓风险而绕行，岂非大掉身价？

坐火车的好处那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对张作霖这样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而言是很符合他的脾气的，此外火车也比较舒适，路上很享受，缺点就是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日本人注意。

张作霖举棋不定的时候就抓阄决定了，他在两张纸头上分别写上“汽”和“火”，然后从中抓了一个，一看是“火”，也是天意如此，命中注定，这下再无争议，张作霖于是下定了决心坐火车。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有人反过来分析时提到张作霖抓到的那个“火”，说那火其实就是火海的意思，意味着张作霖坐火车必将身陷火海，死无葬身之地，可惜这是后话，张作霖已经听不见了。

张作霖执意要坐火车，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抓了一个“火”字，根子上还是因为他不信邪，说白了就是不相信小日本能折腾出什么名堂：一来他对手下人十分信任，张作相向他保证了北京至山海关一段的安全，吴俊升向他保证了山海关至奉天一段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坐火车，岂非胆小怕事，畏敌如鼠？传出去也不好听，搞不好兄弟们还有怨言，以为对他们不信任。第二是张作霖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黑手，尽管自己处处让日本人不爽，但他是“东北王”，除了他自己日本人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代替的，日本政府没理由傻到要除掉他。应该说张作霖对日本政府的判断没错，日本政府对他是恨得牙痒痒的但还得供着他，不过这次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日本的关东军要对他下手了，那时的日本军人已经疯狂得有些失控了，不可以常理来推断。

张作霖不信邪，但不代表他就是一介莽夫，只会由着自己的性子蛮干，恰恰相反，张作霖做事非常细致和认真，虽然他不知道河本大作在他的前方给他布下了死亡陷阱，但他还是采取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我们按照河本大作给他设计暗杀方案时所选取的时间、地点、方法和人选来进行逐一比对分析。

第一是时间。河本圈定暗杀张作霖的时间是离京之日到返奉之时，一共也就30个小时左右，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张作霖离京时间的确定，关于这一点，张作霖可以说耍尽了心机，他充分采取了兵不厌诈的手法，回奉日期一改再改，先是说6月1日出京，之后又是6月2日，等到6月2日专车出发了，车上却只有他的家人，如果不是河本有一个町野武马在张作霖身边卧底，差一点就给老张蒙骗过去了，只要6月2日专车一炸，河本的阴谋也就彻底破产了。双方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各使心计，互相打成了平手。

第二是地点。沿线有那么多地点，张作霖无法判断哪个地点更加危险，按照张作霖的兵力及个性，他也不需要去判断哪个地方更危险，反正不管了，每个地方都派兵防守总可以了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沿途动用了十几万奉军护路，那阵势比乾隆皇帝下江南还要壮观。全线布防，没有重点，这既是张作霖预防措施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说是优点，是因为这种布防也确实让河本感到比较棘手，起初他准备在巨流河埋设炸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行不通，只好临时取消，重新选择地点；说是缺点，是因为三洞桥这个地点实在是应该重点布防的，三洞桥作为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其潜在风险应该很容易想到的，特别是在齐恩铭已经预先有过提醒的情况下，不知道当年的张作霖以及他的一帮智囊团为何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导致在这个地方棋差一着而满盘皆输，实在有些可惜。

第三是方法。张作霖用于预防的方法是乘坐蓝钢车，这蓝钢车十分坚固，等闲炸药很难炸坏，且前面还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止有人破坏铁轨。应该说这两道预防措施正好对应了河本的暗杀计划，尤其是河本打算破坏铁轨的后手招在有压路车的情况下很难施展开来，不过河本用不着采用后手招了，他的前手招威力巨大，120公斤的炸药连一幢十几层的楼房都可以掀翻，何况区区几节小小的车厢，河本对此信心十足，不过实际情况却与设想相差很远。由于蓝钢车异常坚固，这节车厢虽然被炸得很惨，但张作霖却没有被立即炸死，而是被抬到了奉天急救，虽然最后还是不治身亡，但却为奉军迎立新主和调兵遣将赢得了时间，等最终各方知道张作霖已经死亡的消息时，东北局势已定，从而彻底破坏了日本人想趁火打劫甚至出兵东北的计划。应该说在方法的选择上，张作霖还是很有先见性的，有效弥补了在地点选择上所犯下的错误，在这方面的较量上算是占了上风。

第四是人选。张作霖派来预防的是他的铁杆盟友和心腹大将张作相及吴俊升，前半程张作相没有出事，后半程吴俊升不仅出事还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去了；而河本选择的一批人包括东宫铁男上尉及其他人均无一伤亡也无一出事，很好地完成了各自任务，因此在这一方面的较量上，张作霖因为用人不当，尽管所用的人忠心耿耿但却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可以说是完败。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张作霖与河本这一轮的生死较量可以说一目了然，其结局也就注定了，当然，一个在明里，一个在暗里，明里的人总是要吃亏很多的，这也是一代枭雄张作霖阴沟里翻船的原因之一吧。

关东军竹篮打水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攫取东北利益乃至中国利益。当年日本人跟袁世凯打交道，鼓捣出了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反对的“二十一条”，五四运动因反对巴黎和会而起，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反对“二十一条”。日本人在袁世凯时期以及北洋政府时期，实际上并没有落实“二十一条”，不是他们不想，也不是他们怕了中国的民意，而是当时的各届中国政府实在短命，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日本人应接不暇。经常是日本人好不容易跟一届政府混熟了，拿着以前的“二十一条”让新政府认可，新政府还没来得及认可就又倒台了。痛定思痛，日本人觉得还是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们看中了张作霖，而那时的张作霖也需要外力的帮助，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日本人帮助张作霖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帮助他平定了郭松龄叛乱，帮助他进兵关内、逐鹿中原，并成为末代北洋政府的首领。在日本人看来，张作霖应该知恩图报，把他们梦寐以求的类似于“二十一条”的密约给签了，并且赶紧落实下去。没想到张作霖这个人看似老实好欺负，实际却是老滑头，口头上的好处给了日本人一箩筐，落到实处的却没有几样。最要命的是，有些密约即使张作霖签了也还是作不得数的，因为没有张作霖的亲自指示，东北境内谁也不敢帮着落实。弄得日本人有苦难言，手里拿着的密约形同白纸，被人家像踢皮球一样从东边踢到西边，从西边又踢回东边，里外不是人。

在日本人看来，张作霖的这种行为是忘恩负义，是典型的不讲诚信不讲道义。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要人家拿东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来交换，但凡有点血性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不会同意的。张作霖自己就说过，日本人确实对他有恩，他们想要拿他自己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是东北是属于国家的，这个他张作霖作不了主。

郁闷的日本人很生气，生了气的后果很严重，皇姑屯事件就是日本人生气的后果。他们以为干掉了张作霖，东北必定政局大乱，这样日本人就可以乱中取胜，甚至可以出兵占领东北，直接解决满洲问题。没想到千算万算，连十几层楼都可以炸塌的炸药居然就没有把张作霖炸死。张作霖不死，日本人就不敢动，心里埋怨着河本这小子做事不利索。埋怨归埋怨，表面上还要表示沉痛，还要不停地前往大帅府表示慰问；行动上还要贼喊捉贼地帮着追查真凶。

张作霖在大帅府抢救期间，跑得最勤的就是日本人了，倒不是日本人真的对张作霖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日本人想搞清楚张作霖到底伤得有多重，还能不能活过来，有没有死，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见张作霖威力有多大，就是死，也死得让日本人摸不着北。

东北政局未定，张作霖就不能死。这一点张作霖的家人以及奉军核心人物都非常清楚，他们紧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按照张作霖的吩咐，紧急召唤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从平津前线返回；第二件就是严密封锁张作霖抢救乃至后面死亡的消息。

先说第二件事。日本人跑得很勤，如何不让日本人起疑心颇费了一番手脚。当时参与抢救张作霖的有一位英国大夫，张作霖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奉军军医处长王宗承诚恳地请求他保守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因为此事关系实在太大。英国大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并且信守承诺，就连英国驻奉天总领事问他时，他也只说是负伤了，后来这位英国大夫为此丢掉了医院院长的职务。

尽管日本人很难相信120公斤炸药居然炸不死张作霖，但是英国大夫的话却让人不得不相信，此外他们每天还看到大帅府的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官也天天到大帅府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和处方，一切都证明了张作霖还活着，并且受伤不重。

满腹狐疑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提出派日本医师为张作霖诊治，但是遭到婉言谢绝。后来他又派夫人到帅府探访，时值张作霖第五房夫人寿懿在帅府当家，寿夫人因为张作霖的死而哭得死去活来，听闻总领事夫人来访，马上梳洗打扮出来陪客，并开香槟与总领事夫人一起庆祝大帅鸿福齐天，得逃大难，殊无悲戚之感。寿夫人关键时候拿得起放得下，可见张作霖作为一代枭雄，就连身边随侍的夫人也不简单。

由于戏演得足，演得真，保密工作又做得天衣无缝，日本人一直被蒙在鼓里。

下面再说第一件事。张作霖临终遗言要张学良回来主持大局，时张学良正在平津前线与北伐军对峙，如何在日军不知晓的情况下既安全又秘密地返回奉天成为头等大事。

尽管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张学良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继承者，在很多大事上比如后来放弃东北以及发动西安事变等等，都表现出了事前的冲动和事后的没有主心骨等特性，且在生活作风上离不开女人和大烟，因此有人把他归为纨绔子弟一类。不管他是什么，至少在1928年的6月份，这位枭雄之子表现出了应有的镇定与缜密。

他妥善安排好了奉军的撤退。借着北伐军威胁的名义，让第三、第四方面军团火速向滦河方向撤退，以便关内有事，可以随时回援。临行之前，又与杨宇霆、张作相商定，三四军团部回撤锦州，吉军驻扎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确保奉军今后回师奉天通道的安全，同时，为掩人耳目，令奉军鲍毓麟旅留在北京维持秩序，一切照旧。

在做好上述安排后，张学良剃了长发（只有长官才留长发），换上士兵的灰色服装，打扮成伙夫模样，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卫队营长崔成义和副官谭海的暗中保护下，混在一堆士兵中秘密返奉。车到山海关，有日本宪兵三人前来查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此后列车经过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沿途均有人上车探听张学良消息。车至奉天，张学良未经车站站台的出口处，而是横穿铁道东行，乘坐早已准备好的汽车直接驶回大帅府。

6月19日，张学良通告各国领事，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随后发表了《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通电》，公布施政纲领5条，即：一、罢兵言和，反对内战；二、睦邻政策，友好外交；三、精兵主义，兵农实边；四、开源节流，政治改革；五、尊重民意，取诸公决。

6月21日下午，奉天省长公署正式公布张作霖逝世消息，从6月4日上午9时张作霖抢救无效死亡至此已整整17天，这17天是关系东北政局也是影响东北利益乃至全国利益的重要的17天，日本人被一个假活而真死的张作霖弄得束手无策，坐失良机，等到东北政局大定，日本人才如梦初醒，可是为时已晚。

今天看来，这张作霖也真是日本人的克星，活着的时候不停地忽悠日本人，忽悠来忽悠去，把个日本忽悠得有力使不上，有气发不出，还不得不一次次地拿钱拿枪拿炮帮助张作霖；就是死了，张作霖也还没忘继续忽悠日本人一把，弄得日本人有苦说不出。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辛辛苦苦策划了一起皇姑屯事件，国际国内背了不少骂名，本指望趁东北乱局捞点什么，结果不但什么也没捞着，还直接促成了东北易帜。痛定思痛的张学良对日本人恨在心里，1928年7月2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后即开始策划东北易职。1928年12月29日不顾日本人的强烈反对，宣布东北易职，服从从南方北伐后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领导。

日本人从袁世凯时代开始就不断地策划东北分裂，策划满蒙独立，结果策划来策划去，最后居然把东北策划成了全国统一。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来说，他们能够完成全国的统一，日本人应该说是“居功至伟”，尽管日本人内心里是那么的不情愿。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日本这个民族在内政外交上精于算计，很多时候都是自以为是的聪明过了头。

蝴蝶效应

一代枭雄张作霖死了，但他留下的余波还在，作为日本人的克星，虽然他最终死于日本人之手，但并不意味着他是失败方；相反，日本国内有一股深深的挫折感，特别是东北易职后，更让日本人郁闷至极。早知今日，干吗要策划那场该死的皇姑屯事件？

算账，一定要秋后算账！

首当其冲的是河本大作，一个小小的大佐，没经日本政府的同意，凭什么就策划了这起惊天动地的大谋杀？

实际上，河本大作纵使再狂热，也不致狂热到没有人支持就单枪匹马地独干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当时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已经抬头，军主政从的观点像毒药一样正在蔓延，所谓军主政从，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他政治经济什么的统统靠边站。河本就是军主政从的狂热支持者，在他的心里，压根儿就没把政府当回事，他只听军队的。时任关东军司令官为村岗长太郎中将，参谋长为斋藤恒少将。斋藤恒的后人保留了一本《斋藤日记》，里面详细地记录了关东军打算除掉张作霖的前因后果。其中6月3日（张作霖被炸前一天）记道：“军宪要杀作霖的计划，似由河本所规划。今天，总领事给我看电报。公使暗示军宪可能杀作霖。”此外，5月30日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关东军司令官与满铁社长、副社长以及町野武马等人商量如何对付张作霖的事情。由此可见参与或知悉河本阴谋的至少有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中将、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满铁副社长松岗洋右、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及张作霖的首席顾问町野武马等人。当时这些人普遍认为，如果张作霖听话，就让他多活几天，如果不听话，就应该把他从东三省铲除，另以他人代之。一句话，铲除是要铲除的，只不过在时间的选择上还有争论。河本有点急性子，在“另以他人代之”的这个“他人”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动手了。

张作霖被炸消息传到东京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通过参谋本部知道了是关东军干的，他在向裕仁天皇汇报时信誓旦旦的向天皇保证要严惩不贷。

日本首相田中当时要严惩河本等人应该是其真实的想法，原因是这么大的事也不知会政府一声，政府还有威信吗？此外就是破坏了日本政府扶植其他人物以取代张作霖的计划。但是田中首相要严惩河本等人却遭到了军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统称军部）的强烈反对，军部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抛开谋杀张作霖这件事情的对与错不提，对一个如此狂热的主张“军主政从”的拥趸者都不能保护的话，今后谁还敢为军部卖命？关东军作为军部的下属，其维护“满洲权益”的要求与军部吻合，绝不能打击他们维护满洲权益的信心和决心，不能出了事就从关东军中找替罪羊。

田中无法绕开军部进行调查，事情查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在野党却借此事为由头，纷纷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中充当了黑后台，不仅于日本利益毫无帮助，反倒把事情越弄越糟。

这个张作霖啊，死了后还要让田中为他背黑锅。从本心来说，田中认为留着张作霖加以利用比炸死他好，但是关东军这帮好战分子把一切都搞砸了。搞砸就搞砸呗，关键是田中要来给他们揩屁股，对外撤谎说不是日本人干的，对内又受到军部干扰无法调查下去，天皇还过问此事，这个首相实在干不下去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在内外交困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总辞职。

从张作霖的死到田中的下台，时间跨度为一年。整整一年中，作为首相的田中都在努力地化解张作霖死后留给他的难题，但最终还是化解不了而黯然下台。

其实，如同那个时代民国主要军政领导人包括孙中山、蒋介山等均与日本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一样，田中与张作霖的私人关系还是非同寻常的。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当时身为马贼的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逮捕，要被枪毙的关口，时为陆军中尉参谋的田中义一向司令官请命，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两人再次面对时，一个成了东北王，一个成了日本的首相，只不过各有各的利益，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实在难以用杀或者不杀来解决，只不过狂热军人河本不懂而已。

也许当年河本刺杀张作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皇姑屯的蝴蝶扇一下翅膀，东京的大厦就要跟着抖上几抖。河本谋杀时曾经很英雄地说了一句一切由个人承担，但很多事情不是他想承担就能承担得了的，最后的承担落到了一直都比较支持张作霖的田中义一身上。

当然，河本的政治生命也到此终结，当年跟河本一起加入少壮派组织二叶会的成员有矶谷廉介、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日军统帅，而河本则是越混越差，先是解职转为预备役，后来转岗到满铁、满炭搞经济建设，再后来连经济也没得搞了，回家闲居。日本投降后他也没好日子过，被关进监狱直至1955年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支持河本搞暗杀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中将也好不到哪儿去，日本历任关东军司令官最后都能荣升大将，而村岗到死也只是个中将，而且还被转进了预备役，要不是死得早，还不知道会不会也跟河本一样到处遭受排挤。毕竟日本军部虽然愿意保护下属，但对他们思虑不周而坐失良机，从而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的行为还是很不满意的。

书到此处，一代枭雄张作霖在皇姑屯遇炸一案的前因后果算是搞清楚了。对于张作霖其人，无论是生，还是死，都牵扯着日本军政各界的神经，搅动着日本的政局。张作霖死后，田中义一下台，日本朝着军国主义的道路飞奔而去，从此越走越远，再也没有了回头路。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张作霖这位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当初是如何在民国这个大舞台上出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