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中国科学院成立 第1章 宣布郭沫若为中科院院长

毛泽东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显志气。”

《共同纲领》确立：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

中科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说：“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研究，尊重科学研究家。”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通过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

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在这次会上，正式宣布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

毛泽东宣布：

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担任许多行政职务。他是4位副总理之一，还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他还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

在毛泽东宣布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他已年近花甲，但却精力十分充沛，他感到自己重又焕发了青春。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是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又是诗人、作家、剧作家、书法家，还是社会活动家。

其实，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是与他自己丰富知识与政治觉悟密切相关的，同时还与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文化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有很大关系。

早在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就提出了“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就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的巨著《生命之科学》，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

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时，他强调：

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

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

“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他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

“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

郭沫若的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就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他的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

“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

要做到这一层，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

郭沫若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了“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他还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他还提倡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他还系统考察了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的思想，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还研究了古典文学，并产生巨大社会效应。还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总之，郭沫若在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任命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实现他的科学思想，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还有，郭沫若很早就与中共中央重要领导有着密切交往，他对共产主义非常向往。

早在1926年4、5月间，周恩来曾应邀到广东大学演讲，与郭沫若初次见面，从此，郭沫若一直得到周恩来的关怀。

后来，在党的影响下，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革命军。周恩来特地约他到家里谈话，并安排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出面，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推荐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郭沫若被正式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1938年初，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准备恢复第一次合作时的政治部，陈诚任部长，下设一、二、三厅，三厅管宣传工作。陈诚欲委任郭沫若为三厅厅长，但郭沫若推辞不受。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搞宣传，还不如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更有效一点。

周恩来出面劝郭沫若接受职务，并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1940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主任。因为这毕竟是块可用的招牌，可以团结进步文化人士，有利于抗战工作。

1941年，周恩来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为郭沫若举行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指出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举国欢腾，但中国的前途仍是渺茫的。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郭沫若专门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与郭沫若两人相隔20年又一次相见，显得格外亲切。9月初，两人又一次相聚，开怀畅谈，毛泽东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泽东返回延安时，郭沫若又到机场相送。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邀请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开国大计。郭沫若化名丁汝常，乘“华中轮”秘密离开香港，同行的民主人士有30多人。12月初，“华中轮”到达辽宁如今的丹东附近石城岛，接着又乘火车到达沈阳。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郭沫若一行又坐火车来到北平，受到热烈欢迎。

新中国的曙光已经露出地平线，郭沫若希望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工作。

1949年9月，郭沫若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召集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1日，郭沫若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亲身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他是激情满怀，决心将自己的毕生心血贡献给新中国，建设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