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申请复关

第1章吴学谦阐明中方政策

吴学谦说：“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中国希望恢复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因为这符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

刘光溪回忆说：“人家提问题，我们给予解答；他们提出新的问题，我们再给予新的解答。这是当时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谷永江说：“中国将签署乌拉圭回合一揽子结果，支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并要求尽早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1986年1月11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外交部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一行。

吴学谦对关贸总协定在1971年按照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做出终止台湾当局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决定表示赞赏。

吴学谦说：

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中国希望恢复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因为这符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

吴学谦强调指出：

中国一向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各国进行经济交往的。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后，仍将根据这一原则与总协定各成员国发展贸易关系。

当天，邓克尔一行离开北京，返回设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的总部。

关贸总协定，它是一项规范关税与贸易准则的多边国际协定，也是当时世界上调节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

其宗旨是通过实施多边最惠国待遇、削减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与歧视、提高各国生活水平、扩大就业、使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

早在1946年2月，首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美国建议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的提议。会议的任务是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从1946年至1948年，经过在伦敦、纽约、日内瓦与哈瓦那的一系列筹委会会议，完成了多边贸易谈判和宪章的起草工作。

总协定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起草的，拟作为国际贸易组织的一个附属文件，其内容包括关税谈判的结果和一些防止逃避关税减让义务的条款。

后来，由于国际贸易组织宪章流产，而总协定又不能自行适应，1947年10月，美国、英国等23个总协定的成员国又签署了一份总协定，即《临时适用议定书》，于1948年1月1日生效，总协定也自该日起临时生效。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协定的成员国有105个，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占目前世界贸易总额的85%以上。总协定起着协调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作用，它所制定的目标和法则、规则，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遵守，对促进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原始缔约国之一。中国于1947年10月30日通过接受《临时适用议定书》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没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活动。又由于台湾当局在1950年3月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国内对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加以改革，对外则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国际经济合作，并寻求在包括关贸总协定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2章中方提交复关的申请

1986年7月11日，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交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该申请书说：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创始国之一，现决定申请恢复它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申请书接着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并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中国政府坚信，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将有助于扩大它同缔约各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参加总协定的工作将有利于促进总协定目标的实现。

中国政府在申请书中阐明复关的3项原则：

以恢复方式参加关贸总协定，而非重新加入；以关税减让为承诺条件，而非承担具体进口义务；以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相应的待遇，并承担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

申请书强调指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期望得到与其他发展中缔约国相同的待遇。

中国政府的这一步骤，引起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反响。

按照总协定程序，中国的这个申请将被立即通知缔约国各方。一旦中国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和外贸体制的情况报告后，关贸总协定将成立工作组进行审议。

中国选择在这一时间递交申请，最主要的原因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即将开始以关税减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国希望能参与其中。该轮谈判定于1986年9月15日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即著名的“乌拉圭回合谈判”。

另一个直接原因正是邓克尔的积极推动。早在1986年1月上旬，中国邀请邓克尔首次访华，中方首次表态希望恢复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

这个正掀起建设热潮的东方大国，无疑给邓克尔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中国申请复关的问题上，邓克尔一直在努力为中国争取。

在确认恢复中国缔约方地位的合法性后，邓克尔建议，中国应在复关申请中加上“愿同缔约方进行谈判”的意思，“这样可以减少缔约方的疑虑，也会减少某些不必要的麻烦，加快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的步伐”。

更重要的是，在邓克尔协调和支持下，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没有要求中国同时提交经济和贸易制度情况备忘，而只需先做承诺，再慢慢启动有关工作。

于是，邓克尔在中方申请复关的照会里加上了这样的话：

中国准备就恢复其缔约方地位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进行谈判。为此目的，中国将提供其经济和对外贸易制度方面的情况。

包括邓克尔在内，各方面当时对中国尽快复关持乐观态度。当然谈判争议也非常激烈，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要不要给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待遇。

在后来的1987年10月，邓克尔再次访华，考察了深圳、重庆等城市的外贸情况。他在山城重庆时，早上6时就跑到街上体验早市。

当时的重庆作为老工业城市，“烟筒林立，码头杂乱”，令邓克尔深感中国与欧美存在巨大差距，坚定了他支持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复关的基本立场。

事实上，中国早在1980年就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因此，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就成为十分突出的议题。

“复关”的机遇体现在中国经济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从而逐步缩小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重返关贸总协定将保障中国同世界各国一样享受充分利用世界经济格局变革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日益加深，“复关”将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的经济与外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任何伤害中国经济利益的企图都不免造成对自己的伤害，因而中国将获得更大安全保障。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维持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利益。

1982年9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作为观察员参加总协定活动的申请获得批准。同年11月，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关贸总协定第三十八届缔约国大会。

1984年11月8日下午，历时3天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会议在日内瓦结束。

会议一致同意中国列席今后的关税贸易总协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定于当月26日举行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作准备。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时热烈欢迎中国列席关贸总协定的会议，认为中国的出席是“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因素”，并希望中国在总协定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代表赵公达在会上发言时，对各国代表的支持表示感谢。赵公达说，中国的参加“将增加中国对关贸总协定活动的了解，便于中国政府就成员国地位问题做出决定”。

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将给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在区域性贸易集团不断发展和以非关税壁垒为特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冲击下，关贸总协定多边体系遭受严重冲击。

当时，在某些贸易保护主义者鼓吹关贸总协定体系已过于老旧，不足以支撑现代国际经济的时刻，如果中国加入总协定无疑是对它的一大支持。这将有利于争取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实现。

同时，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将大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和实力，中国将成为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和利益的一种中坚力量，促进合理公正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中国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它重返关贸总协定后，将逐步向100多个缔约方敞开市场大门，中国的商品也将更多地进入各个缔约国。

中国复关问题解决，台湾入关问题也随之解决，和港澳地区综合在一起，将形成一个经济实力可观的中华经济圈。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会由此大增。

第3章中国代表参与回合谈判

1986年6月17日，在乌拉圭回合发动前夕，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在关贸总协定特别理事会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希望参加即将发动的多边贸易谈判和计划于同年9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同年7月14日，中国在向全体缔约方递交的照会中通知各方，中国决定要求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并准备与缔约方就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进行谈判。

这一要求符合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就参加部长级会议而制定的程序，因而中国被邀请参加埃斯特角会议。在参加会议的各缔约方部长们的努力下，部长级会议宣言为中国参加这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依据。

宣言的第一部分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谈判对所有已通知全体缔约方准备就其缔约方地位的条件进行谈判的国家开放。

会议主席就参加谈判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

多边贸易谈判的参加方有权参加所有议题的谈判；

非缔约方只有在缔约方表决这些谈判结果时不能参加。

这样，中国成为一个全面参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员。

1947年到1986年来，关贸总协定已主持了7次多边贸易谈判。其中，第五、六、七次同称为几大回合，即“狄龙回合”，“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

东京回合是指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1973年9月始于日本东京，后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979年4月结束，99个国家参加。

当时，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产品贸易、热带产品贸易自由化、数量限制和其他非关税措施、关税、多边贸易谈判协议安排、结构调整和贸易政策、冒牌货物贸易、国内禁销品的出口、资本货物的出口、纺织品和服装、某些自然资源产品的贸易问题、汇率波动及其对贸易的影响等。

不难看出，东京回合讨论的问题已扩大到包括非关税壁垒问题在内的新领域。

当时，因由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欧共体和日本多次协商后提议召开，故一度也称“尼克松回合”。这轮以全面削减方式进行的削减关税谈判的结果，使进口关税水平下降了35%，9个主要工业市场制成品平均关税率由7%降为4.7%。其中欧共体为5%、美国为4%，日本为3%，涉及包括部分农产品在内的3000多亿美元贸易额。

东京回合谈判范围包括削减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任何妨碍或破坏工农业产品世界贸易的其他措施。其中，包括热带产品和原材料，而不论其是最初级的还是已经加工的产品。对多边保障系统的充分性及其作为一种补充措施，在某些选定的部门协调削减或取消所有贸易壁垒的可能性进行审议。

东京回合的会谈比以往任何协议的内容都更为广泛和丰富，它不仅对贸易制定了减少和取消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措施，而且对以后10年多边贸易体制的形式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做出了设计。

关税与总协定前七轮谈判，大大降低了各缔约方的关税，促进了国际的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补贴、双边数量限制、市场瓜分和各种非关税为特征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到20世纪80年代，东京回合的协议已经无法满足日益繁荣的国际贸易，因此，一次更加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回合谈判正在酝酿。

为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全面的贸易战发生，美、欧、日等缔约国共同倡导发起了此次多边谈判，决心制止和扭转保护主义，消除扭曲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具有生命力和持久的多边体制。

于是，关贸总协定部长决定1986年9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同意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

第4章沈觉人对记者发表谈话

1988年12月5日上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期审评部长级会议在蒙特利尔开幕，这是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第一次中期审评会议。

蒙特利尔坐落于加拿大渥太华河和圣劳伦斯河交汇处，是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前的最大城市，今加拿大第二大城市、魁北克省最大城市。

蒙特利尔最初被称为“玛利亚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蒙特利尔现在的市名来自皇家山。

市区内处处充满了法国情调，这里是典型的英法双语城市。因为全市的哥特式教堂语居民占多数，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浪漫之都”。

蒙特利尔是一个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同时也是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具有浓郁的拉丁气息。自1642年法国在这里建立殖民后，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多种文化的聚集地，辛勤劳动得到的富裕、各大洲移民带来的不同传统使蒙特利尔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贸易中心。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审评自1986年9月这一轮谈判开始以来的进展情况，为以后两年的最后谈判确定方向。

103个国家和地区的892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其中部长级代表90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些组织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以对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10人也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正式参加多边贸易谈判。

在开幕式上，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呼吁与会代表本着现实主义和妥协的精神，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使这次会议取得成功。

马尔罗尼强调指出：

加美两国依据关贸总协定精神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解决投资和服务等问题有新的突破，可以成为关贸总协定很好的榜样。

他说，这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此次会议的任务“相当艰巨”，“我们或者屈服于保护主义的非建设性势力，或者去寻求建设一个更有活力和更有保障的世界经济”。

马尔罗尼最后充满希望地说：

会议开得成功，就可能成为走向下一个10年，甚至下一个世纪的更为活跃的世界经济的出发点。

开幕式后，进入大会发言，当天有近30名代表发言。这次会议预计于当月7日结束，但也可能根据需要而延长。

当天，沈觉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将积极参加关贸总协定谈判。

沈觉人还回答记者的问题。当记者问到如果台湾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中国政府将持什么态度时，沈觉人回答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该组织也已为此成立工作组，并正在积极地进行大量工作。目前，首先是要解决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地位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考虑在中国政府推荐之下，台湾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加入该组织的问题。

在谈到关于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时，沈觉人说：

中国是第一次参加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它对多边谈判的所有问题都感兴趣，并将积极地参与谈判。

他接着指出：

中国进入多边贸易谈判体系是对外开放政策的要求，它将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和对外经济交往，有助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些国家或地区认为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将会对他们构成威胁，这是一种误解。

沈觉人强调说：

中国虽然是一个纺织品出口国，但它生产的纺织品大量是在国内销售，出口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外国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沈觉人还会晤巴西代表团团长、巴西外交部秘书长富莱沙·德利马，向他通报中国争取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进展情况。

富莱沙·德利马表示，巴西积极支持中国的努力。他说：

中国重新进入关贸总协定将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巴西希望在多边贸易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当时，一些谈判组已完成制定谈判原则和方式的工作，进入实质性谈判或接近达成初步协议；但一些分歧较大的议题仍进展缓慢。

这次部长级会议就是对整个谈判进展做一次中期审评，以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从两年来的谈判情况看，关于加强总协定体制作用问题，由于是属于改进多边贸易体制的议题，一般不涉及各国的特殊利益，因此各方的观点比较一致，对协议的构想已经明朗化。一旦中期审评通过，即可开始试行。

关于关税、非关税措施、保障措施、总协定条款、多边贸易守则、补贴反补贴措施等6个传统议题因各国的贸易立法、关税制度不同，加之某些发达国家违背非歧视原则，致使谈判陷入僵局。这些分歧将交由蒙特利尔会议审议。

农产品、热带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等4个组是有关具体产品类别的谈判。农产品谈判，主要是美国与欧洲共同体的粮食出口补贴之争。另外还有中小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他们主张尽快减少补贴，扩大市场。但因欧洲共同体在谈判中立场僵硬，逐步取消补贴的实质问题并未解决。

热带产品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利益，他们提出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减让要求，而主要发达国家则坚持所有国家、特别是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都应对热带产品开放市场并作互惠减让，对此各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是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3大新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议题。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力主列入谈判，而发展中国家大都持保留态度。

争议的焦点是在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领域是否需要建立多边制度、制定实质性的准则或标准，将总协定的某些基本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要求等扩大到这些新领域。

蒙特利尔会议在这些问题上将有一番激烈的争论。在整个谈判中，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在“乌拉圭回合”期间贸易战不断，出现一种边谈边打的局面。

这次谈判开始，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更积极更全面地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从20世纪70年代“东京回合”谈判起，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强。

在这轮谈判中，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提出自己的谈判主张和方案。

“乌拉圭回合”谈判既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同时也是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大家期望通过蒙特利尔会议，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谈判进程，克服保护主义壁垒，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多边贸易体制。

第5章中国递交关税减让单

1990年12月1日，出席关贸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中国要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做出积极努力。”

当天，沈觉人对中国记者说：

由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将对今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愿意与各国代表团一道努力，以真诚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为乌拉圭回合最后谈判取得平衡和实质性的协议做出积极贡献。

沈觉人希望“各国能从发展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大局出发，互谅互让，使谈判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乌拉圭回合谈判是世界多边贸易谈判。由10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第八轮谈判将于当年12月7日在布鲁塞尔结束。

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沈觉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11月30日抵达布鲁塞尔的，前来参加将于12月3日到7日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一次部长级会议。

同时，中国代表团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首次递交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减让单。关贸总协定缔约方根据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提出2600个问题。这2600个问题分别被交到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海关总署、外交部等部门回答。

然后，中国代表团再将书面回答交到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但过了两个月，等中国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召开时，关贸总协定又围绕上一次中方解释的情况提出新的问题。

中方代表又将这些问题带回北京，分类进行书面解答。后来，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刘光溪回忆说：

这样就由一个问题扩展成为3个问题，3个问题扩展到6个问题，6个问题扩展到12个问题。最后，2600个问题扩展到一万多个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经贸体制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说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什么叫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刘光溪回忆说：

人家提问题，我们给予解答；他们提出新的问题，我们再给予新的解答。这是当时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代表团的第二项任务是整理综合问题清单。在解答问题阶段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根据中国的答疑材料，整理出新的清单，叫初步综合问题清单。

这个清单也是讨论议定书的原始基础。这一综合问题清单就是定性是否是市场经济。

有位美国代表私下跟刘光溪讲，你们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在美国字典的意思是指谷物、棉花、煤炭等大宗杂货商品。他说你们经济体制的运作难道是以大宗货物作为价值规律取向的？

刘光溪说：“不是这个意思，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经要比过去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前进了一大步，起码承认了商品经济，承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

对这个问题，中方代表从1989年前后，一直解释到1991年年底。

1993年3月19日，中国代表卢瑞书在日内瓦呼吁贸易大国做出最大的政治努力，打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的僵局，恢复谈判，使其早日取得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

卢瑞书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二期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主要贸易大国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屡遭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参与程度和范围是史无前例的。在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虽然有自身的经济困难，贸易条件差，但仍然做出了许多让步，并为调整国内政策、改进措施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发达国家却没充分考虑它们的在利益相关领域中给予优惠和差别待遇的要求。

卢瑞书强调指出：

就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接近尾声之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有增无减，致使谈判一再拖延，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他认为，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草案”虽不尽如人意，中国所关心的某些利益没有得到反映，但仍不失为结束谈判的基础。

卢瑞书还说：“乌拉圭回合谈判失败或久拖无果，不但给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贸易自由化进程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还将对世界贸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月26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理事会致函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各方，敦促它们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快结束这轮多边贸易谈判。

第6章谷永江签署一揽子协议

1993年12月15日晚上，历时7年之久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终于在日内瓦敲响闭会的槌声。117个参加方的代表热烈鼓掌，祝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多边贸易协议，是国际社会为开放全球贸易做出的最大努力。

12月1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结束有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吴建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中国作为乌拉圭回合的全面参加方，按谈判程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为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也准备在复关后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他接着说：

一个致力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中国需要参加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体制的加强也需要中国的全面参与。不恢复中国在总协定里的缔约国地位，总协定的普遍性是有重要缺陷的。早日解决中国复关问题，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当天，外经贸部一位高级官员说：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表明世界各国确认了要建立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对此表示欢迎。

这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作为乌拉圭回合的全面参加方，一直主张建立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他接着说：

中国在积极参加谈判的同时，对国家的外贸政策按谈判的要求作了重大调整并提出了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等关税减让表。中国对谈判的成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4年4月8日中午，以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取道巴黎前往摩洛哥马拉喀什签署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

由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委员会组织的全球贸易部长会议将于12日至15日在马拉喀什举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18个参加方都将派部长级代表团与会，并签署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协议。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称，这次马拉喀什会议是当今国际贸易界的一次盛会。他说：

中国虽然尚未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但自1986年9月起就全面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因而取得了签署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资格。

外经贸部副部长助理龙永图说：

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生效后，将宣布创立世界贸易组织，从而取代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这就使得中国“复关”谈判的目标不仅是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而且要争取一举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

他说，中国政府决定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上签字，为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龙永图认为，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和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应该享受的权利。他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在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的前提下，与其他缔约方一道共同努力，尽快完成“复关”谈判，从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为加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做出贡献。

4月13日上午，谷永江在乌拉圭回合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表示：

中国将签署乌拉圭回合一揽子结果，支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并要求尽早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谷永江在发表讲话时阐述中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认为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他在讲话中说：

中国期待各方在新体制中全面、认真地实施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机制，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各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贸易合作、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增长。

谷永江表示，中国再次明确要求早日复关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以增强世界贸易组织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在谈到发展中国家对乌拉圭回合谈判所做的贡献时，中国代表充分肯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为扩大国际贸易所采取的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未得到充分注意表示关切。他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应按照特殊和优惠待遇的原则予以切实体现”。两天以来，已有不少关贸缔约方表示支持中国尽早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

4月15日，乌拉圭回合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正式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最后文件和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的协议。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中国代表团团长谷永江在上述两个文件上签字。

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大的成果突破原有的议题，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通过建立贸易组织，取代“1947年关贸总协定”，完善和加强了多边贸易体制，为执行“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全面参加方参加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国代表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近8年的时间里就多边贸易规则的修改、制定与完善，与各谈判参加方出席了数以千计的会议、磋商和讨论。

在此期间，中国与喀麦隆、埃及、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6个发展中国家于1990年5月4日就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草案向服务贸易谈判组提交了联合提案；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印度、尼日利亚、秘鲁、坦桑尼亚、乌拉圭等11个发展中国家于1990年5月14日就知识产权协定草案向货物贸易谈判组提交了联合提案。

中国还分别于1990年3月15日和1991年7月19日向关贸秘书处提交了关税减让草案和服务贸易减让草案，并与一些有兴趣的缔约方就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进行了双边谈判和磋商，并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减让水平，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较为平衡的最后案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4年4月15日，中国代表与其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表明中国承担多边义务的意向。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享受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