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作出决策

第1章 关注能源考虑晋煤外运

胡耀邦指出：“如果国家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就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就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要煤的信件、电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向大同矿务局和大同铁路分局。一间间办公室里坐满了等着要煤的人。

郭洪涛提出：“铁路牵引动力要积极发展电气化，货车要向大型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1983年10月8日，国务院领导人向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负责人，以及铁道部、煤炭部、交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部门领导发布命令：

国内要坚决烧煤！烧油的要抓紧改过来，挤出石油出口！油改煤要坚定不移！除几家特许的电站外，国家不再调给油。不能因为电不够，又来烧油。

这样一来，煤炭就成为了中国的能源支柱和核心。而产煤大省山西，尤其是大同立刻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对于能源建设，叶剑英在197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曾经说：

要坚决缩短基本战线，集中力量加快农业、轻纺工业和燃料能力、交通运输等薄弱环节的生产建设。

叶剑英的话讲过三四年了，整个农业和轻纺工业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观。但是，燃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薄弱环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观，而且更加显得薄弱。

胡耀邦也在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如果国家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就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就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从这一年起，中国从每年在建的农业、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以及科教文卫等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项目中，选择一批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希望能够带动和影响全局。在随后的9年中，中央一共安排了340多个项目，其中能源占了突出地位。

在石油方面，中国有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等。这些油田生产的石油，足够满足当时中国燃料动力的需要。

但是，中国却一直处在贫穷阶段，而绝不能像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样大把花钱、大桶耗油。

有专家分析说：

这是因为，所有农业、轻纺业、日用消费业所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有大量的外汇投入。而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甚至包括开采石油本身的设备，都需要用外汇去换取。

因此，中国必须用石油来换取外汇。

中国虽然是石油生产国，但现实却使中国不能成为石油使用国。

国务院领导人的命令发出以后，李鹏、万里、陈丕显、乔石，以及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都曾到山西大同视察工作。

山西素有“煤都”之称，人们都看到，一辆又一辆汽车呼啸着在通往大同矿区的公路上奔驰着。这些汽车都是急不可待地向外运煤。

从山西出来拉满煤的汽车驰过后，路上掠起缕缕粉末，日久天长，公路两边撒满着厚厚的黑色的粉末。有当地人说：“这全是好煤，把它们扫成堆，运回家去，只要往炉子里一丢，就会旺旺地燃烧起来。”

大家还看到，整个大同市的每家每户的烟囱里都在冒着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里角落里都堆着煤块。

一到晚上，天地一片黑暗的时候，远处那些矿山的灯火便显得格外壮观，那些灯组成一条蜿蜒的火龙，就像天上的星河一样无边无际。

早在明清时期，大同“口泉大块”就在全国赫赫有名，是中国煤炭最早的品牌，北京、天津一带的煤商都用“口泉大块”作为招徕顾客的商标。时至今日，大同的老人们说起“口泉大块”来依然津津乐道。

大同煤不但品质好，且储量丰富，而且具有优越的开采条件。它的煤层离地表很近，开凿井筒一般只要凿下60米至100米就能见煤，最深的部分也不超过400米，因此，建井快、投资少。大同煤田煤层倾斜度小，便于机械开采。大同煤田瓦斯量少，地下水少，排水设备功率小。

大同煤被称为“世界动力煤细粮”，是加工转化成煤化工产品的好原料，且硬度高，运输方便。

大同煤业产品历史悠久，以至于形成后来的“大友”、“大沫”、“口泉”和“大有”等四大煤炭产品品牌，驰名国内外，市场占有率较高，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有人曾经报道过：

大同煤田面积共1827平方公里，煤炭蕴藏量300多亿吨。煤层厚度达40米，可采煤层近30层。而且，大同的煤灰份低、硫份低、磷份低，发热量高。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同一直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注目。

还有人统计过：“作为优质动力煤，大同煤驱动着全国四分之一的火车头，燃烧着全国十分之一的工业锅炉，供应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家企业，并远销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家。”

他们说：“大同煤支撑的这6000多家企业，全是国家的骨干企业，全国四大电网中由能源部直接领导的热电厂，80%以上由大同供煤。可以说，大同煤犹如核辐射，无所不至。”

另外还有钢铁企业和航天航空等特殊用煤，以及能源大消耗单位，就更离不开大同的供煤。

放眼世界，印度、苏联都在努力扩大原煤生产。苏联、波兰、南非的煤产量一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这些过去不显赫的国家，也纷纷开发了新煤田，并且开采的煤主要用于出口。

1990年，大同煤出口达1200多万吨，占全国出口煤炭的87%，仅此一项，大同就为国家赚取了5亿多美元。

而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来计算，一吨煤平均发电3000千瓦时，炼钢3吨，制合成氨600公斤，牵引客车60公里，产水泥5吨，染布3000米，烧砖2万块。

国家统计局统计，如果大同煤多提供1000万吨，就可以增加工业产值200亿元！

第2章 全国各地急等大同煤

1983年，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大同视察时，他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大片乌亮的煤在自燃，他看着看着，眼里不由得溢满了泪水。

他说：“这哪里燃烧的是煤，是我们国家的血液在燃烧啊！”

大同煤的自燃状况十分严重。煤炭开采出来之后，便会到处堆积得如小山一样，它们自身便会聚集热量，加之高温天气，热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燃烧起来。

而且，大同的煤质比一般煤更容易自燃，往往一燃就是一大片。

国家领导认识到：大同的煤要尽快运出去！

但事实是，由于运力的限制，大同的煤不能在开采出来短时间内运出去。

于是，大同煤的产量受到限制：能运出去多少就开采多少。

这样，就有大量的煤田在焦急中等待着。

人们都把焦灼的目光盯住了大同铁路分局。人们都在疑惑：铁路是怎么啦？难道那么密集的钢轨，那么多先进的设备就都是摆设吗？

而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常国治却也有满腹的委屈说不出来，他对来询问的人说：“历届铁道部的老部长、老领导对大同分局都有一个形象的评价，说我们是‘倒霉分局’！连万里委员长也告诫我们说：记住，你们是‘倒煤’分局。倒出去了煤，你们就不会倒霉。倒不出去煤，你们就得倒霉了。”

常国治说到这里，他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茶，苦笑了一下继续说：“我们铁路一直是被告。运煤运得怎么样，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评价。大同煤之多之好，那是没说的。但大同的煤越多越好，对我们的压力就越大。”

有一年，大冶钢铁厂袁厂长来找常国治，对他说：“我们大冶钢铁厂生产的是特殊钢。产品销路、经济效益没得说。我们盖起了3座招待所，漂亮极了。告诉你吧老常，在厂里我是皇帝，每天来问我要钢的人络绎不绝。可我呢，却跑到你这儿来求援了。老常，多给我们运点儿煤呀！”

常国治理解袁厂长的心情：没有大同煤，他拿什么去炼特殊钢。

袁厂长刚走，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也带着一些人来到大同，他们先是给大同铁路分局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运煤哺暖申江。

朱镕基又表扬常国治说：“常局长，你运煤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上海人民来感谢你，希望你运得更好，上海需要煤，需要得十万火急呀！”

常国治理解朱镕基的心情：上海那么多企业，那么多人口，如果断了煤，那还怎么得了！

国务院副总理、煤炭部、铁道部、能源部、国家计委的领导人经常在大同一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解决运煤。

有一年大年初一，能源部长黄毅诚就来到了大同铁路分局，他对常国治说：“老常啊，新年好！我来给你拜年了。”

常国治说：“一个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大年初一不辞劳苦地来给我一个区区小卒拜年，这里面的含意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大同分局的人都说：“大同分局局长官不大，首长见得却不少！”

每年来这里送锦旗、慰问的领导就很多。其中，北京市是张百发带队来的，还有天津、江苏、浙江、辽宁、广东、山东等地也一样。

常国治说：“是我常国治比别人了不起，引得大家来看我吗？傻子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有时候我直搔头，这个鬼大同，怎么就有这么多煤，而且煤的生产能力这么强，你要多少煤，它就能产出来多少。”

常国治喝了一口茶，又说：“再说了，中国怎么就只这么一个大同，如果再多几个不就更好了吗。唉，大同矿务局去年一年自燃的煤就达1.75万吨。我心里真是惭愧呀！”

常国治感慨道：“煤炭用量大，大同生产能力大，却只是运输能力小。这叫做两头大中间小，我们就是这小的中间。”

其实，大同的铁路几十年前就诞生了，连同向周边辐射的所有大小公路，几乎都是由于运煤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

从清朝开始，到民国乃至日本侵略者侵占大同，就一直维持着这种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和平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对能源需要的迅猛增长，大同地区的煤炭生产一直保持着飞跃发展的势头。

这就迫使铁路交通必须相应地发展。

1952年，大同铁路分局全年运输量为280万吨；1957年693万吨；1965年1296万吨；1978年3061万吨；1980年3733万吨……

大同铁路分局的压力不仅在于以往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增长，而更在于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这种压力会一直持续下去。

地下全是煤，而地上却没办法让这些煤运出去。为了解决这个让人日夜揪心的问题，大同铁路分局的各级干部和工人们费尽了心思。

他们将一般列车组合成超重超载的长大列车，每列车由原先3000吨的重量上升到饱和状态的6000吨甚至7000吨。

京包线上大同至张家口区段的上行电力机车单机牵引原来只有3500吨，大同铁路分局想尽办法提高到4000吨。仅此一项，全年就多运煤487万吨。

随后，支线的牵引定数由1200吨提高到1500吨，宁朔线由1400吨提高到2500吨。

为了多接快接空车装煤，他们对京包线大张段的下行列车采取在管区内中间站便中途摘机车，再返回张家口去拉空车的办法，使每一分钟都能抓紧。

同样，为了减少列车中途分解，加快到达，他们努力组织直达运输列车。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运煤的难题。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仍然压着大同铁路分局。

而且，华东、华南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等煤盼煤的焦渴呼叫仍然持续并不断增强。

铁道部也深深地了解大同分局的难处，从建国以来一直对大同分局予以特殊的关注。

常国治说：“别看铁道部、北京局的领导天天咬着牙盯着我们，老实说，大同分局是他们的心尖子！不管别人清楚不清楚，反正我的心里有一本账：一娘养10儿，要说有偏心，铁道部和北京局最偏心的分局是我们，技术装备最好、最先进的还是我们。”

常国治又说：“丁关根当铁道部长的时候说：要把大同分局搞成全国铁路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我们这里光设备就集中了世界上9个工业发达国家24家公司的。什么信号双向自动闭塞、光缆通讯、数字交换机等等，什么先进就给什么。”

与此同时，北同蒲线太原以北线路复线电气化改选工程被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破土动工。

朔县以北单线铁路凡不能满足需要的一律增建双线。云岗支线由于上下行线路平面交叉，影响列车通过能力，煤炭部和铁道部立即联合拨款建设下行立交桥和双线引入。

凡大同站区需要扩建，铁道部马上投资，线路需要延长，施工队伍马上开进。

但现实情况是：工业需要煤，民用需要煤，各行各业都呼喊煤。能源是工业起飞的翅膀，现在其他部位都养得壮壮的了，就等着起飞了，却偏偏翅膀长不起来。

有一段时间，要煤的信件、电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向大同矿务局和大同铁路分局。一间间办公室里坐满了等着要煤的人。

四川告急：全省6大电厂库存煤只能维持4天。

厦门告急：部分工厂由于缺煤已经停产。

辽宁告急：副省长闻世震呼救，鞍钢缺煤，眼睁睁就要瘫痪！

吉林告急：副省长说，由于缺煤，供电不足，大批企业停产，全省8万职工正常收入失去保证。

上海告急：发电厂常常等待着煤船进港再组织发电，一季度工业生产竟出现负增长。

首都北京也一样，虽然离大同只有380公里，但由于煤炭供应紧缺，已经开始每天拉闸限电！限了三环路，又限二环路，最后竟限至中南海！

同时，催煤的信和电报也飞向了煤炭部、铁道部、山西省，最后竟直接飞向国务院。

其实，多少年来，在共和国总理们的案头，在国家计委的会议室，在铁道部长们的脑海中，一个宏伟的计划早已经在悄悄地酝酿着，并逐渐冲破重重困难而诞生了。

第3章 郭洪涛提出铁运设想

1980年，郭洪涛作为中国交通运输代表团团长，率领一批人到美国去考察。

他们先后访问了美国的运输部、能源部、商业部，以及诸多的煤炭、矿石码头和铁路运输公司。

大家发现，美国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却有铁路32万公里，为中国的6倍。而且，这32万公里的铁路并不是美国交通运输的全部，它是在密如蛛网的公路、高速公路以及空中运输中存在的。

早在1949年2月北平解放，东北铁路总局局长陈云由哈尔滨南下。在他途经吉林的时候时，郭洪涛向陈云提出，关内急需铁路干部，可否考虑将他调入关内工作。

陈云说要请求中央。

几天以后，东北局便通知郭洪涛去沈阳，又介绍他去北京。

当时，军委铁道部长滕代元找到郭洪涛，希望他去北京铁路管理局当局长。

几十年中，郭洪涛不管工作位置变动了多少次，他的眼光始终关注着铁路发展，郭洪涛多次坦诚向中央提出自己对发展铁路运输的看法和建议。

1977年，郭洪涛又向中央提出关于中国铁路实行现代化的一系列技术政策问题。

在这份局面意见中，郭洪涛从铁路的机车、车辆的发展趋势，提高线路的载重量和行车速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郭洪涛就提出了在铁路上应用电子计算机、建立行车调变自动控制系统，以及编组站的调车作业自动化、运营管理自动化的大胆设想。

1980年，郭洪涛在美国考察时想到，在60年代以前，美国还在用普通货车拉煤，不仅运量小，成本高，而且满足不了需要。

郭洪涛这时看到，从60年代起，美国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采用长大列车，每列车连接100多甚至200多辆车，并且迅速改造车辆，使一辆车的载重量高达百吨。

考察团还意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土地面积相近，美国和中国的铁路运输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的煤炭产量都比较多，煤炭运量都占铁路货运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运输距离都比较长。

这一切，都使郭洪涛和每一位考察团成员不由得深思：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不能够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呢？

1980年4月15日，郭洪涛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他提出：

铁路牵引动力要积极发展电气化，货车要向大型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要加快改造老线、建设新线、积极组织长大列车等一系列措施，以解决运输生产的燃眉之急。

4月22日，郭洪涛在为考察团写赴美考察总结报告中，正式向中央提出：

为了解决煤炭能源的运输问题，建议采用美国的长大列车运输方式，并相应地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造建设。

1981年7月3日，郭洪涛在国家科委召开的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研究课题计划会议上，他更进一步提出：

选择适宜线路，如大同和秦皇岛港，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总结经验，为发展现代化的铁路运输方式做准备。

第4章 中央决定修建大秦铁路

1982年9月，国务院主要领导视察京秦铁路开通运行以及秦皇岛港口建设。

当时，在回程的火车上，陪同的4个人分别是国家计委交通局局长张振和，铁道部基建总局副局长毛文礼，北京铁路局副局长郝顺铭，交通部基建局总工程师刘各洲。

时值秋高气爽，车窗外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列车行驶在翠绿的大地上。但是，国务院的领导们却无心欣赏这些，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过了一会儿，国务院主要领导对大家说：“你们都是搞运输的专家，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晋煤外运采取什么形式好？”

4个人都没有急于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而是试探着问道：“不知国务院目前对此有哪些设想或思考呢？”

国务院领导对大家坦率地说：“有不少人主张修管道。国务院从利弊权衡来看，对修运煤管道的建议是初步赞同的。”

说到这里，国务院领导拿起桌上的杯子，但没有喝又放下了，接着说：具体地说，修5条管道，每条大约需要10亿元。每条管道的年运输能力为1000万吨。也就是说，每年可以增加5000万吨煤的运量。但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慎重。所以究竟怎么办，想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

随后，4个人相继发言，但他们对管道运输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

1、年运输量5000万吨，不能满足晋煤外运的需要，与其年年为此焦虑，不如找出一条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2、管道运输最需要的是水，并且用水量与运输量成正比，恰恰大同一带缺的是水。不仅如此，煤浆运到秦皇岛后，还需脱水处理，根据我国现有情况，黑色废水的污染问题极难解决。

3、管道运输在载运能力上不机动。管径确定了，输送通车就相应确定，这就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各种情况。

大家接着又提出：

而与管道运输相比，铁道运输的优越之处在于，它在各种运量水平上都能经济地运营。正常通路中断时，它可以绕行其他线路，因此，与其修5条运煤管道，不如修一条运煤铁道。铁道的灵活程度比管道具有明显优势，它的投资与管道相差无几，能力却远远地高于管道。

大家的这些意见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被各级部门反复进行比较研究。

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郭洪涛和铁道部负责基建的副部长李轩等3人突然接到通知，国务院领导要找他们谈谈。

当时已经是万家灯火，繁星满天，他们3人匆匆乘车赶往中南海。

国务院领导正在等着他们，他刚从山西考察回来，脸上的疲惫还没有卸去。

国务院领导没有和大家寒暄，他开门见山地说：“解决山西省煤炭外运问题，现在已经刻不容缓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要考虑充分利用海运。请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调查研究一下，怎么样尽快地建设一条新的运煤线。这条线非常重要，要下决心集中力量搞好，别的线也要修，但有了这条线，大半个中国就活了！”

郭洪涛等人从他那果断的话语中，听出了这条铁道的分量。于是，他们二话没说，干脆地接受了这项目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郭洪涛回到计委，他首先就把岳志坚找来，将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

岳志坚默默地听郭洪涛讲完，深思了片刻后，他对郭洪涛说：“总体设想你已经全有了，具体工作就交给我吧，你年纪大了，再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郭洪涛想想也就同意了，因为他知道，岳志坚是最合适的人选。

1964年，由于岳志坚工作出色，中央决定调他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岳志坚向郭洪涛表示具体工作由他来做时，他正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第二天，岳志坚就动身去了现场。

岳志坚带着一个秘书，还有北京铁路局一位搞基建的总工程师，他们沿着丰沙大线路一直往前走。

岳志坚想，如果能在原有的线路上再铺加一条线，既省力又省线，这是很划算的。

他们一路上不停地观察，劳累使他们疲惫不堪，但线路的选址工作不时地向他们发出希望的光芒，又激励着他们毫不气馁地向前赶。

当他们走到一个叫鲫鱼背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有些泄气了，因为他们看到，那里地下全是煤矿采空区，而且紧挨铁路的一侧便是大洋河，不管如何巧妙地迂回，都不可能保证列车安全行驶。

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线路的走行方案。

就在岳志坚正考虑第二个方案走桑干河的时候，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早就已经派人实地勘查，而且拿出了供上级领导研究的各种选线方案，也是建议走桑干河谷。

岳志坚与铁三院反复商量以后，基本上对选线的各种方案心中有数了，然后他立即赶往大同，了解煤炭的生产情况。

大秦线的可行性研究刚开始，铁道部方面就摆开了一场要大干的架势。

铁道部规划院搞了一个方案，提出新修建的这条线年运量2900万吨。铁三院遵循着这个思路搞了个设计方案，铺设普通线路，用国产的“韶山1”型电力机车做牵引。

正在这时，煤炭部计划处长张虎得知了要修建大秦线，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年运量1亿吨！

岳志坚马不停蹄赶到大同，他找了几个人，不听当地负责人的汇报，也不看各矿区豪迈的标语，而是采取一道沟一道沟地走，一个矿一个矿地实地查看。

因为岳志坚想的是，一年运1亿吨煤的确是很诱人的，但是，首先要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么多的煤可运。否则，国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修起了一条没有多大用处的铁路，那可就是相当惨痛的教训了。

岳志坚先看了云岗矿，又看口泉矿，再去看平朔矿。过了宁武关之后，又去了宣岗沟。

岳志坚就这样一直往前走，凡是有煤矿的地方都走了个遍，当他已经走到太原附近的西山矿，还不停止，又过了太原。

岳志坚不仅查看储量，而且看产量，尤其了解交通运输状况。

岳志坚就这样整整跑了近一个月，他做到了心中有数：张虎的提议是完全有根据的，应当全力支持。

岳志坚一回到北京，没有休息，直接找到郭洪涛，建议立即把各有关部委的领导都找来召开会议，听取他关于修建这条新线的情况汇报。

郭洪涛主持了会议，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参加。另外，铁道部、煤炭部、交通部的部长、副部长陈璞如、李轩、刘辉、刘积洲等以及两委三部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技术专家都参加了会议。

大家具体讨论了三个议题：

一、线路走桑干河谷怎么样？

二、年运量1亿吨怎么样？

三、如果认为可行，拟迅速组织一个考察团去美洲、澳洲考察，以便解决修建这样一条现代化铁路所必须的技术问题。

仅一天工夫，所有的议题就全部通过了，这些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次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是明白无误、清清楚楚的，没有含糊的必要。

1982年11月23日，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铁道部联合拟定的《关于大同至秦皇岛运煤专用铁路建设问题的报告》正式签发并上报国务院。

3天之后，国务院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大秦铁路便正式被提上了建设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