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大胆突破

第1章中央开始启动物价改革

菜农说：“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

张涛说：“我们这个市场真邪门，一涨价，立刻物价部门人就过来。”

张劲夫回到北京后就说：“双轨制、放调结合这个思路好。”

197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口，求变思想开始在各个领域不断发展。

这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成立国家物价总局的报告。

很快，3个多月后，国务院就批准了成立国家物价总局的报告，并同意在全国所有县以上各级政府、相关政府部门、工厂、商店建立物价管理、定价机构，配备定价人员，形成覆盖全国、从中央到工厂、商店的物价管理和定价系统。

国务院如此迅速地做出成立一个总局的决定，在当时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国外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以及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商品价格飞涨现象，一些国家还因价格上涨而引发了政治危机。

在国内，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所以国际价格上涨，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影响不是太明显。

但是，国内价格管理上却存在混乱的局面。自1970年全国物价委员会撤销后，全国物价管理工作并入国家计划委员会。

到1977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县无物价管理机构和人员，企业物价不由企业内部人员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农业产品成本不断发生变化，新产品日益增多，实行计划价格的范围逐步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意思到，成立专门价格管理机构，已经是势在必行。

因此，当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成立物价总局后，国务院立即予以批准。

物价总局成立后，它的重要作用是以合理定价、严格管理为基础、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因此，国家物价总局的成立，为我国价格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此背景下，在全国建立起合理价格体系，以刺激生产、促进发展、理顺各方面关系，成为经济领域改革的一个迫切要求。

为此，国务院对国家物价总局的管理能力，从多方面进行了加强。

1981年6月，国务院将国家物价总局从原国家计委中独立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

独立出来后，物价总局增加了人员编制，加强了内部机构，并随后改名为国家物价局。

同年7月，国务院又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负责研究、测算理论价格，提出价格改革总体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对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的领导、加强协调能力，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领导小组，以领导全国物价改革。

1983年3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务院物价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

为了加强对物价工作的统筹规划，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调整若干不利于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急需改进的价格结构，以利于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决定成立国务院物价小组……

物价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一）研究物价改革的长期规划；（二）提出生产和流通部门价格改革、调整的建议；（三）组织、协商价格调整方案的执行。物价小组下设精干的办公室（不超过10人），并依托国家物价局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新成立的国务院物价小组，由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任组长，宋劭文同志任副组长。

物价小组是一个跨部门的领导机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商业部、财政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物价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该小组。

物价小组对国务院负责，负责领导、协调全国价格改革工作。

在完善物价改革领导机构的同时，关于物价改革的法律政策也在抓紧制定和落实之中。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

同年12月7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

1982年1月8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

1983年7月2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制止乱涨生活资料价格的若干规定》等行政法规，对物价进行了行政干预，以保障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和以上4个文件的发布相比，《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则是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事件。

《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由国务院于1982年7月7日通过，并于8月6日颁布执行。

该条例共7章41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物价管理法规，是处理经济活动中价格关系的重要准则，该条例规定了下述几方面的关系：

一、在坚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同时，有计划地对物价逐步进行合理调整。二、在价格的制定与管理方面，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三、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兼顾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四、物价管理体制是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同时，该《条例》还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根据不同性质和情节规定了相应的惩处。

随着物价领导机构的成立和物价法律法规的颁布，一整套包括研究、决策、具体实施的机构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了起来。

于是，一个以理论价格计算为基础，以政府对各种产品合理定价为指导，以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为目的的价格改革由此开始。

第2章农产品价格改革率先开始

1978年，随着各地农村责任制的实行，全国各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连续增产。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手里有了余粮。而当时的体制是购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商品难以自由流通，价格由政府说了算，市场非常不活跃。

因此，此时广大农民迫切希望改变当时的购销体制，实现商品自由流通。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1979年大幅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会议决定：

建议国务院做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

1979年1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

这是中央首次明确肯定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存在的合法性。

中央承认集贸市场的合法存在，以及提高部门农产品价格，这一系列信号，标志着中国价格改革从农产品领域率先开始了。

而在此之前，我国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此时的商品价格不仅不能使生产者盈利，甚至还使一些人亏本，其中以农产品最为明显。

1978年，我国稻谷、小麦等6种粮食每担收购均价11.28元，而生产成本是11.14元。其中，小麦每担亏0.81元，玉米亏1.46元。

由于价格政策还没有放开，1979年，中央提出提高部门农产品价格后，各地农产品价格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大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民，对种粮、种菜的兴趣都不大，这在特区深圳表现较为明显。

当时，作为特区，深圳农民对种粮的看法就代表了当时全国农民对种粮的态度，而特区政府采取的政策更为我国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深圳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大量涌入特区。

一时间，特区人口从原来的2万多人一下剧增至30多万人。

人口的增多，很自然带来了特区蔬菜、肉食供应的空前紧张。

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的李定管的就是蔬菜肉食供应工作，面对农副产品紧张的情况，李定非常着急。

然而，李定通过调查才发现，在当时，国家定价一斤青菜5分钱，但当时种菜成本1斤需要3至4毛钱。

因此，深圳的农民种了菜，不愿在当地卖，而是到香港卖高价，这才导致深圳蔬菜供应的紧张。

看到市民吃不上新鲜蔬菜，当时的深圳市委领导很是上火，便指示李定等人组织多一点农民到深圳种菜，以增加蔬菜供应。

于是，在李定的推动下，深圳财贸办向汕头求援，调来5000个菜农种菜。

两个月过后，5000名菜农全跑了，因为亏本，做不下去。菜农说：“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

于是，这些本该种菜的农民都改行到河边、山边拉沙石或做了别的行当。

没办法，特区财贸办又找湛江、高州等地农民来深圳种菜，结果同样如此。

这些湛江、高州等地来的菜农，要么高价把菜卖到香港，要么就改行，就是不把菜卖给特区的收购单位。

为此，李定提出，菜农种菜亏本肯定不干。

于是，特区就实行财政补贴，但补了不长时间，原本就底子微薄的财政挺不住了。

面对困境，李定和市副食品总公司的廖汉标极力主张提高菜价，认为这样才能根本解决蔬菜供应难题。

但是，提高菜价可不比提高荔枝收购价，当时，国家对粮食、农副产品价格的管理还是比较严的，私自改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特区领导一时很难下决心。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特区领导才同意先试一下。

这一试，青菜一下涨到了4毛钱一斤，过不了几天又飙升到1.2元一斤。

菜价一路狂飙，市民不干了，一时间怨声载道。

那段时间，李定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到市场上看菜多不多，看菜价有多高。

群众意见太大，特区领导也很着急，感觉压力很大，有点顶不住了，准备开会研究限制菜价。

但会还没开，蔬菜降价的消息传来了：菜价1斤从1.2元降到8毛钱，又降到四五毛钱。

大家又惊又喜，后来大家才明白，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菜价放开了，种菜的人多了起来，广州、东莞、惠阳等地的菜农也把菜运到深圳来卖。

所谓“快马赶不上青菜行”，有了竞争，菜价自然就降了。

深圳对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是成功的，它的成功进一步激励了中国价格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而对农产品价格改革起重大推动作用的，还是统购统销的终止。

1982年初，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

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

对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多渠道经营。

有了这些政策，农民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后，大量的余粮就可以自行拿到集市上出售。

从此，城镇居民可以除了购买购销粮外，还可以从市场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商品粮。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至此，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废止了。

农产品购销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后，农民可以对农产品实行自由买卖，价格也可以根据成本自由选择，这极大地调动工农、工商的生产、销售积极性，它还使工农产品增加，市场供应改善，产销关系密切。

同时，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也开始引起工业领域产品价格体制的变化，这为价格体制的全面放开，提供了条件。

第3章各地积极制止物价上涨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制止涨价的问题。

原来，在商业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各类经济体有了一定的价格自主权，于是，沉寂了多少年的价格市场，开始波动了起来，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很多商品价格都开始上涨起来。

价格的快速上涨，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一下子也打破了城市人的生活，吃的穿的都贵了起来，很多城市人一下子感到生活紧张了起来。

同时，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给一些企业，特别是本来就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带来了冲击。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物价成了各地的呼声。在中央提出控制物价后，各地开始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控制物价的快速上涨。

在黑龙江，从1980年5月份开始，该省的物价检查工作，已经收到显著效果。

在该省实施物价检查工作中，各地都组织了由各地、市、县领导干部参加的物价检查领导小组，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

在检查中对严重擅自提价、短斤少两的单位和有关人员，除令其检查认错外，还采取了各种经济制裁的措施。

当时，鸡西市鸡冠区合作一商店两名卖肉营业员，经常擅自将二等猪肉提为一等出售，非法多收群众几十元。

检查人员发现后，立即责成有关部门对这两名营业员罚款，并将多收部分收缴地方财政部门。

通过物价大检查，黑龙江全省绝大部分市、县都恢复了物价机构，充实和加强了物价人员。

一些地区还制定了基层商店的物价管理试行办法，许多商店还做到有货有牌，明码实价，以便群众检查监督。

在天津，大规模的价格检查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检查中，对于严重存在的降低质量、短斤少两、变相涨价的现象，有关部门大力着手纠正。

同时，有关部门还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商店进行了教育。

这些商店负责人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并立即校正了衡器，有的商店还设立了公平秤，做到秤平、提满、包包分量足。

天津市在物价检查中，还注意把批评教育、必要的经济、纪律处分和表扬、鼓励结合起来。对于严重违反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的单位，有关部门立即进行调查处理。

在商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市，在价格检查中，有关部门对本市8个违反物价政策的单位作了处理：非法获得的利润一律上缴财政，有关人员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制裁。

当时，温州市肉联厂所属的3个门市部，从1980年2月份以后，先后把平价购进生熟猪肉、猪脚等共计2.4万多斤，以高价出售，牟取非法利润高达2400多元。

烟糖公司第三商店，以批发价格购进50度白酒3万多斤、55度白酒1.9万多斤。

按规定，这两批白酒零售价格应为每斤0.76元和1.25元，该店擅自提价为0.92和1.40元，共非法收入7000元。

温州啤酒厂，自行销售瓶装啤酒46万多瓶，多收货款9500多元。

温州粮食果酒厂，将按牌价供应给该厂作原料的粮食抬价卖，共计6万斤，牟取暴利1万多元。

对此，中共温州市委做出决定，上述单位的非法利润全部上缴财政。同时，市肉联厂的3个门市部等单位的有关人员扣发1至3个月奖金。

对于温州粮食果酒厂明目张胆地破坏粮食政策，中共温州市委则责令其停产整顿，直接让对此事负责的副厂长停职检查，在停职检查期间，扣发工资50%。

在工业城市辽宁鞍山，该市根据群众和人民代表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联合组成物价检查团，对一些擅自提价和变相涨价的商店进行了检查并作了严肃处理。

这次检查是在1980年10月6日到11月20日进行的。被检查的有65个单位，商品有鱼、菜、豆制品，饮食、服装、鞋帽等品种。

检查中，物价检查团发现，这些单位普遍存在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问题。

如鞍山市果品公司青年综合商店从广东购进430块进口手表，以高出国营牌价50%以上的价格出售了237块，牟取非法利润。

发现问题后，鞍山市对检查出来的违反物价政策的单位和个人，按情节轻重作了严肃处理。

其中在全市通报批评的有41个单位；采取经济制裁的有19个单位。有30个商店经理和营业员受到停发奖金或罚款的处分。

接着，鞍山市人民政府又制定了《鞍山市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全市4个区31个街道办事处都成立了义务物价检查领导小组。

首都北京在控制物价中，采用了多项举措，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80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市各区、县、局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物价的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坚决地认真地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

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10项要求和措施。其中包括：

凡由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都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零售牌价，现行零售价高于国家规定牌价的，要立即降下来。

各单位都要将自己所经营的议价商品品种和1980年12月7日的价格，如实登记，报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整顿。

蔬菜的零售价格，必须按照上年的同期价格掌握，不许采用次菜卖高价或超牌价出售等非法手段变相涨价。凡是应该向商业部门交售的商品菜，农业生产单位一律不得私销、私分，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到社队自行采购。

要立即发动群众，采取专业检查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物价大检查。检查的重点是：有国家牌价的商品是否执行了国家牌价，是否有变相涨价的行为；议价商品的价格和范围。检查出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

所有单位都不得用抬高物价以及其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增加盈利，发放奖金，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会议结束后，北京有关部门按照会议精神，开始对该市价格进行了大检查。

在执行检查工作中，北京有关部门意识到，物价关连千家万户，关连每个人每天的生活。谁执行物价政策，谁违反物价政策？谁擅自提价、变相涨价？广大消费者最清楚。

为此，北京有关部门及时促成建立群众性监督物价小组，对稳定物价进行监督。

群众物价检查员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揭发问题，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解决问题则靠各主管部门。

家住天坛南门的徐国强老汉就是一名物价检察员，每天清晨，当菜市场还没开门时，徐国强老汉就提着一杆称出门了。

他首先来到天坛西南不远的一个菜场，这里菜场开门的比较早，因此，徐国强每天总是首先来到这家市场，开始自己的检查工作。

一开始，徐国强老汉来到市场后，就去问销售人员各类商品的价格，并把价格和自己掌握的政府价格相对照，发现有涨价的，他就立即向物价部门汇报。

几次以后，整个市场的销售人员都知道徐国强是个“特务”了，就不再告诉他价格。还有的人干脆告诉徐国强一个假的价格。

面对狡猾的销售人员，徐国强也真像特务那样，搞起了明察暗访。

他首先联系了几个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让这些人替自己摸清各个摊位的价格。

这些老朋友、老熟人就是附近的居民，他们每天也来到这个市场买菜，所以搞清价格，对他们来说，非常容易。

就这样，有这些老朋友的“汇报”，每天徐国强一来市场，就对市场的价格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哪家敢违反政策，私自涨价，徐国强就及时与物价部门联系，对私自涨价的商场进行及时处罚。

一段时间以来，只要有人涨价，当天就会被物价部门发现。

销售人员感觉很奇怪，每天都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价格。一个叫张涛的卖肉小贩说：“我们这个市场真邪门，一涨价，立刻物价部门人就过来。”

于是，他们再也不敢私自涨价了。

像徐国强这样的物价检察员，在北京还有很多，靠着他们，北京的物价上涨情况有所好转。

就这样，靠专业检查与群众检查相结合，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在北京得到了认真地贯彻执行。

除了对涨价及变相涨价进行打击外，奖励的手段也是各地稳定物价的一个重要措施。

1980年底，辽宁省的沈阳、旅大、鞍山、抚顺、丹东、锦州等9个市分别召开了表彰大会，对严格执行物价政策、认真维护消费者利益的500多个先进单位和70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扬和奖励。

1980年10月，在河南某市，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该市对当时市里表现较好的商场进行了奖励。

在此次奖励活动中，全市共有19家单位获奖，87位销售人员也得到了奖励。

更让销售人员高兴的是，还有10多位销售人员，因坚持不涨价，薄利多销，被提了干。

在当时，全国各地都积极开展了表彰活动，这些受到表彰的单位有工交、基建、商业、供销、修理服务、公用事业以及机关、团体等。

被表彰的先进个人有基层单位的负责人、财会人员、营业员、专职或兼职的物价员。

这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严格执行物价政策和纪律，认真维护消费者利益，千方百计地加强物价管理，受到群众的称赞。

当时，锦州剪刀厂虽然有些原材料和燃料提了价，但为了不增加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他们就发动职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使民用剪刀和菜刀的出厂价格分别下调了2.7%到11.9%。

抚顺市东三路副食品商店结合经营的商品特点，建立了物价台账、物价员职责、明码标价、群众监督、衡器检验等规章制度，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形成一个物价管理网，使物价管理基本做到制度化和经常化。

同时，一些饮食服务单位从加强经营管理入手，坚持薄利多销，便利了顾客，增加了营业额。

各地在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同时，还认真推广他们的经验，从而提高了各地物价管理水平。

在推行价格改革之初，各地积极为稳定物价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为价格的逐步放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过渡环境。

第4章国家开始实施价格双轨制

1979年7月，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国家开始允许生产资料类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在国家允许幅度内自主定价。

随后，很多工业品实行浮动价格管理制度。

1981年，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并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

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首肯，从此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

当然双轨制的系统提出，还有一个过程。

1984年，《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以文选人，从1300多名应征者中挑出124名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抱着“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政策建议结束”的雄心，召开“第一届中青年经济学家会议”，又被称为莫干山会议。

参加此次会议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不少还是在校研究生，如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张维迎和正在中国社科院上学的华生等。

会议的组织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核心人物王岐山当时在中央农村政研室工作，参会的马凯、李剑阁、田源等人当时都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

此时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企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1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

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太多的部门利益和经济体制。

为了筹备这个会议，筹备组在当年3月份就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并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多篇，他们坚持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

会议开始后，在美丽的杭州，学者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专心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当时，按照讨论对象不同，会议分为农村改革、金融改革、股份制、价格改革等7个组。

但是，由于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价格组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激烈，最初形成了“调”和“放”两种意见。

会议期间，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正好到杭州。

于是，会议组织了几个代表前去汇报，让华生代表价格组。

据华生后来回忆道：

张劲夫问了我很多问题，怎么放？怎么调？能达到什么效果等等。

我给他比划了一个手势，内调价格是国家提价，计划价格是向上；而外部价格放开之后，受高价刺激，生产增加，市场价格会向下，这两个价格最后会统一，最后过渡到单轨。

他又问过渡期大概多长？我说大概四到五年。

张劲夫回到北京后就说，双轨制、放调结合这个思路好。

会议结束后，王岐山点将国家体改委的同志牵头写总报告，并要求，价格改革专题在综述汇报之外，再把几种不同的观点单独成文，作为附件。

最后，由徐景安把价格改革归纳为两条思路，一条是“放调结合以调为主”，一条是“放调结合先放后调”。

于是，一份名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摆在了国务院领导的办公桌上。

没过几天，报告就得到了张劲夫的批复，张劲夫批复道：

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非常重要，应当高度重视。

1985年1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

至此，历史将“双轨制”从舞台一隅推向了中央。

价格“双轨制”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在1988年以后，逐渐被叫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

价格双轨制开辟了在紧张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

在小范围实施价格改革

1985年初，国务院决定合同定购以外粮食、棉花，价格可以随行就市，国家只在必要时实行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

随后，中央又同意放开了猪肉购销价格，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同时，牛羊肉、蛋类，禽类、蔬菜、水产品等鲜活商品价格也逐渐放开，实行议购议销。

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后，各地的市场逐渐呈现出繁华景象。

1985年春节，是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后的第一个春节，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国营商业部门，积极参与市场调节，使春节供应货源充足，物价比较稳定，有些商品稳中有降，群众基本满意。

当时，为了方便群众采购节日商品，在议购议销的激励下，许多国营商业门市部延长了营业时间，并在农贸市场和居民集中的地方增设了销售摊点。

国营商业的此举，平抑了物价，使农贸市场上的猪肉、鸡蛋等的价格每斤下跌二至三角。

同时，市场上紧俏的牛羊肉，自1984年冬以来每斤一直保持1.7元左右，人们曾担心春节前可能会涨价。但由于商业部门为节日安排了130万斤牛羊肉，比1984年增加了3倍，牛羊肉价格不仅未涨，反而略有下降。

实行价格放开后，福建泉州的市场变化，也很能说明价格放开的好处。

1985年，福建省泉州市响应国家政策，取消猪、禽、蛋统购派购，全部实行议购议销。

当时，在实施价格改革时，该市食品公司认为，扶持生产，增加货源，是平抑物价的根本之计。

为此，他们把原来统购派购的倒挂差额补贴款300多万元，拿出三分之一用于组织货源、参与市场平抑物价和扶持猪、禽、蛋专业户、联合体发展生产。

这样以来，当年一二月份全市猪、禽、蛋供应充足，物价平稳，有的还稳中有降。

泉州市食品公司在价格改革后，也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当时，该食品公司对猪、禽、蛋放开经营后，摆脱了过去收发票证等繁琐工作，可以集中力量组织货源、平抑市场物价。

1985年春节和元宵佳节期间，泉州市食品公司从外地调进3000头生猪，24万斤蛋品，数万只鸡。

由于货源比较充足，市场上猪肉价格绝大多数时间没超过公司的挂牌价格；鸡鸭价格与去年同期持平；蛋品价格还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

在保证货源的同时，泉州市食品公司还努力扩大经营项目，搞活基层门市部。

过去全市肉、禽、蛋供应由公司独家经营，市区只开辟4个门市部和少数销售点，这些门市部每天坐等公司调拨来货。

实施改革后，门市部和销售点均可到外地自行选购、自己屠宰和增加猪内脏及肉制品等供应。

有了自主权后，失去的销售点多起来了，到4月份，市区已增设了58个供应摊点。

同时，供销摊点还普遍延长了营业时间，改善了服务态度，生意越做越活，70%以上的销售摊点增加了收入。

为了扩大市场供应，泉州市还拨出专款、饲料扶持农村专业户、联合体发展猪、禽、蛋生产，并鼓励他们进城经商。

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1985年春季，平均每天有300多个猪肉个体经销户和500多个禽、蛋个体户进入泉州市区，从而大大丰富了市场的供应。

价格放开带来变化的还有很多地区，当时，在政府放开价格后，山西省很多县食品公司在完成生猪上调任务之后，又大胆实行肉食供应议购议销，随行就市。

此项举措给山西市场带来了很大变化，仅两个月时间，每个县就平均向市场提供猪肉23万斤，鲜鱼12万斤。

有了充足的商品，山西市场的价格稳定了，居民也可能买到放心、低价的商品了。

在安徽阜阳市，以前，市场上因为商品不够销，销售人员着急，顾客更着急。

当时，市场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非常不新鲜，然而就是那种不新鲜的蔬菜，也很难买到，因为农民不愿意来卖，而国营商店里货源又有限。

实行价格放开后，阜阳市场的各类农产品价格上升了，城郊农民知道情况后，纷纷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蔬菜都运到城里去卖。

很快，在阜阳的市场上，蔬菜多了，价格也降下去了，阜阳市民也不为卖菜着急了。

和农产品一样，实行价格放开后，阜阳市的商业部门也活跃起来。

当时，全市10多家大型“国”字号商场，在价格放开的推动下，积极利用各种关系，先后从广东、浙江等地调来大量商品。

有了充足的货源，价格也就平稳了。

一时间，阜阳的市场以“物品齐全、价格低廉”在皖北那一片出了名。

下辖的县及阜阳周边市的居民，都纷纷坐车到阜阳购物。

当然，价格放开以后，带来实惠最多的还是农民。蔬菜放开经营后，蔬菜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品种结构自然得到调整，农民经济收入增加了。

1985年1至8月，农民的收入比1984年同期增加了400多万元。

由于生产积极性高涨，因而全国生产基地不但未减少而且有所增加。

在四川成都，该市原有蔬菜生产基地3.1万亩，实行价格放开后，农民知道成都市里的菜价上涨了，就在自己承包地里种上了各种蔬菜，到1985年底，该地的蔬菜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

张顺水是成都市郊的一个菜农，早在生产队时，张顺水就因给生产队种菜而出名。

实行土地承包后，张顺水本来希望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全种上菜，但是当时成都市的菜价比较低，张顺水只好改种了其他农作物。

实行价格改革后，张顺水一次去菜场发现菜价上涨了，张顺水高兴了，这下他这个菜农又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了。

然而，地里的庄稼已经长得很高了，要种菜需要等到秋收以后，然后再长几个月，蔬菜才能上市。

这几个月是多么难熬啊，眼瞅着菜涨价，却没有菜卖，这真令人上火。

考虑了一夜，张顺水霍地做起来，不等了。现在就把庄稼拔了，立刻种菜。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张顺水也没有和老婆商量，带着农具就到了田里。

一早晨，他就把地里长到很高的油菜全除掉了。

回去吃早饭时，张顺水对老婆说：“吃完饭，别去串门了，下地种黄瓜。”

他老婆奇怪地说：“种黄瓜，种哪里啊？”

张顺水说：“就种在村后的那块地里。”

他老婆说：“那地里油菜都长满了，黄瓜种哪啊？”

张顺水没有解释，只是说：“你别管，我自有地方种。”

来到地里，张顺水的老婆傻眼了，满地的油菜都被人给犁平了，这可要损失不少钱啊。

张顺水的老婆张口就要骂谁干的，张顺水连忙笑着阻止了。

就这样，在他老婆的埋怨中，张顺水种起了黄瓜，老婆气得竟然不给他帮忙。

张顺水的邻居也纷纷说：“老张头脑子出毛病了，把一尺多高的油菜犁掉，去种菜。”

几个月后，张顺水的黄瓜上市了，仅这一块地，张顺水就卖了800多元，比油菜多卖了300多元。

这下邻居们心服了，老婆也笑了。

面对收入的提高，张顺水夫妇决定，明年继续种菜，而且把全家的10多亩地，全种上菜。

在张顺水的带动下，当时，张顺水所在的村，100多户人家，第二年有70多户都种起了菜。

第二年年底，该村因为种菜获得丰收，全村收入提高了10多万元。

像张顺水这种利用价格上涨，选择种蔬菜的行为是在价格放开后，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一个明显表现。

价格放开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价格这个经济杠杆又活了，它可以自发地调节市场，调节资源分配，使市场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张顺水顺势发了一笔财，也使市场上的商品更充足了，消费者再也不为买不到商品发愁了。

价格的初步放开，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给物价改革带来了希望。随后，物价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