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中央决定

第1章中央指示研制水晶棺

1976年9月13日晚上，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谷牧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办公会议，成立了水晶棺制作小组。

1976年10月8日，中央作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式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1976年11月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几种各具特色的建筑模型，摆在了领导者们面前。他们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审视着模型，议论着它们的短长……

1976年9月9日，也就是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便向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

要尽快组织力量研制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棺体要庄重大方、气魄雄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要有可靠的措施。

党和人民要用水晶棺永远使毛泽东与世长存，可以说，这是由于党和人民对毛泽东怀有无限深情的爱。

1976年9月13日晚上，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副总理谷牧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办公会议，成立了水晶棺制作小组。

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被任命为组长，北京玻璃总厂党委副书记肖秧为副组长。

肖秧立即组织北京玻璃总厂和有关单位的一批科技人员，集思广益，共同磋商。他们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就很快形成了一个设计方案，并迅速加工成与实物1：5的模型。

这个方案设计出的模型，下面是黑色大理石底座，整个棺体簇拥在鲜花丛中。整个方案构思简捷明快，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9月22日，韩伯平、肖秧写出了报告，其内容大概是：北京玻璃总厂，已经组成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小组，组织了900多名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全力投入水晶棺的制造工作。

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水晶棺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在材质上，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水晶棺，必须坚固耐用，防震防破坏；在外观上，要庄重大方，气魄雄伟，而且要有很高的清晰度，使人们从各个角度都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遗容；棺内要求必须符合遗体保护要求，低温隔氧、保湿防干、净化无尘；在时间上，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即1977年9月9日以前完成。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9月25日上午，韩伯平在前门饭店召开了水晶棺研制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在会议上，对水晶棺的设计思想、玻璃焊接、密封措施、自动控制。光源照明等技术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决定组织专门的攻关小组，分头进行，以加快工作进度。

1976年11月25日，第一个用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在北京问世了。它经过严格的测试，模拟了云南八级地震，未出现任何异常现象。

12月1日，谷牧、顾明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

近两个月来，我们组织北京市玻璃总厂、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三机部六二一所和第四设计院等单位，研究、试制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以及为它配套的密封、充气、降温装置和升降转移装置。经过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努力和反复试验，现在已试制出光学玻璃做的水晶棺样棺和反降转移装置的模型。密封、充气、降温等装置也都研究出了较好的方案。光学玻璃样棺长2.2米，宽1米，高55公分，棺壁厚4公分，清晰透明，基本符合设计要求。这一样棺连同升降装置的模型，都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待中央领导同志审完后，即可正式制造。

12月9日下午，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谷牧等一起来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大厅，审定水晶棺样式。在观看后，他们对北京研制的这个光学玻璃水晶棺，一致表示满意。

但由于倾斜度不够合理，棺壁上出现遗体影像反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力求做得更好一些。

北京玻璃总厂等单位的职工又连夜加班，连续奋战，在1977年2月制作出第二个光学玻璃棺，解决了棺壁上有遗体影像反射的问题。

1977年7月，他们又根据实验的结果，制造了第三个光学玻璃棺，质量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

就在光学玻璃棺正在试制的同时，真正用水晶制作的水晶棺也在加紧进行着。

真正的水晶棺是用天然水晶为原料制作的石英玻璃来制造的。石英玻璃比光学玻璃更为纯净透明，可以焊接，做出来的水晶棺无缝，但技术难度较大。

其实，早在1976年12月13日至15日，水晶棺组就在北京召开了石英玻璃专业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以祁竣、何欧里、陶炳伦为组长的石英玻璃水晶棺会战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水晶棺的质量攻关和制造协调工作；要统一组织调拨优秀天然水晶原料；集中力量攻克大面积石英玻璃板的质量关。

因此，此时为确保水晶棺的质量，国家地质总局选定由全国最好的江苏省东海县105矿承担提供。他们先后为水晶棺研制提供了约52吨一级熔炼水晶。

烧制时任务非常艰巨，水晶熔点超过2000度。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技术人员硬是靠人的手工，克服种种困难，把细粉状的原料烧结成一块一块的超高纯度的水晶板。

然而，困难依然艰巨。为了保证最后的焊接一次成功，西城半导体设备厂连夜赶制了100多个高效过滤器，送到现场亲自安装。

开始焊接，两组灯具喷出炽热的氢氧焰，几十双眼睛紧紧盯住焊缝，操作人员双脚泡在水里，上身却烤得防护服冒烟，后面的人就往操作人员的身上一个劲的浇水。

就这样，石英慢慢熔化了，合拢了，炫目的白光把厂房照得通明。

最后，一块2米多长、95千克的石英玻璃原板，终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后来，石英玻璃水晶棺的组装，选用了北京会战生产的两块大板，上海会战生产的一大两小共五块板，这象征着全国石英工业工人协同会战的成果。

之后，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切割、研磨和抛光等工序。他们选用了德国进口的仪器和机床，同时又改装了部分国产设备。加工结束后，他们把这些板材焊接起来。

1977年8月，在北京六〇五厂，正式完成了水晶棺的整体组装。

接下来，就是要给水晶棺装上真空镀膜，以消除反光，这也是水晶棺的最后一道工序。

由于当时国内外没有现成的大型真空镀膜装置。北京、兰州等地的真空设备制造厂和科研单位，经过刻苦钻研，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制造成了一台超大型的真空镀膜机。

之后，北京玻璃研究所和各方面的专家提出，用高真空技术蒸镀多层增透膜的办法，这种办法能保证光线尽可能透过去，不反射，又可增强玻璃的抗潮性能。

运用真空镀膜机，水晶棺的镀膜一次成功，棺体表层均匀度、牢固度，都经受了各种极限条件的试验，证明非常符合要求。

最终，一个用纯水晶制造出来的晶莹剔透的水晶棺胜利完工了。

1977年8月18日，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在车队的护卫下，运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口。64个小伙子组成方阵，在肖秧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水晶棺移进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大厅。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水晶棺也移入瞻仰厅，各种专用设备也已调试完毕。只等着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

8月16日，谷牧、顾明向中央正式写了报告，提出转移遗体，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8月19号晚上，毛泽东遗体已经移放到水晶棺里。

1977年8月20日1时40分，运载毛泽东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很快顺利地抵达毛主席纪念堂。

当天11时，水晶棺被升入瞻仰厅水晶棺可瞻仰的位置。这一天进行了试瞻仰，瞻仰的人都是中央领导人，还有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

另外，毛主席纪念堂组建管理机构时，成立了卫生保护室。这个室的工作人员由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徐静任主任，张任恩、张炳常、谭曾鲁为副主任，负责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毛泽东遗体保护领导小组对遗体转入纪念堂后的保护极为重视，谷牧在一次会议上说：

遗体保护是核心，前线在这里，必须要做好。这个任务不同寻常。

遗体保护要确保万无一失，否则，盖那么大的纪念堂还有什么用？

卫生保护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工作中也是非常慎重的。他们严格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工作，对遗体保护上的措施规定了“三不用”，即：未经科学实验不用，不是确有把握不用，未经领导批准不用。

他们不仅负责遗体的日常保护，而且每个人都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他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值班人员要对环境进行严格的清洁、消毒和净化；定期检测，随着季节的变化，调节环境的温、湿度；对遗体进行非瞻仰时间的保护，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一丝不苟地采取保护措施；对遗体保护状况，定期进行远、近距离的监测，监视，照相比较，每天都要认真的记录。

水晶棺中温度和湿度的临界点，经过近百次试验，才保证了临界参数的可靠性。棺内气体和含氧量的试验，密封的试验、压力的试验，以及防潮、防干、防腐、防霉、抗震、升降机等，都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试验。

水晶棺内、外照明和彩色配光整容，关系到遗容的效果。对此，物理所、玻璃研究所和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进行了大量试验，最后确定了彩色配光整容方案。该方案可以生动地再现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毛泽东安静地躺在水晶棺里，身着灰色的中山服，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脸色红润，栩栩如生，仿佛熟睡一般。

水晶棺内的投光照明，是我国首次采用光导纤维和冷光氖灯技术。从外面观看棺中，只觉得棺内通体明亮，根本看不到灯和光的来源。

为了使遗体与氧气彻底隔绝，北京氧气厂多年来负责向纪念堂提供两种形态的高质量的惰性气体，其纯度为99.99%。

毛泽东遗体在接受群众瞻仰时，处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而当瞻仰结束或不开放的情况下，遗体就降到一个保护间进行保护。

毛主席纪念堂的核心部位，按要求应该是无尘、无菌的。

后来在1978年初，科研领导小组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改造，增设空气净化装置。

改进后的这一地区，将一般工作区同医务操作区严格分开，操作区作高度净化处理。

净化级别由外向里逐步提高，规定了明确的净化等级：医务操作室在操作时为3级，一立升空气中只允许3个尘粒，非操作时为30级；准备间为30级；其他区域为300级。为避免转移时空气流入，造成污染，凡金属棺经过的通道，有自净式空气淋浴走廊。

医务人员操作时，需要更衣、换鞋，经空气淋浴室进入净化区。准备工作就绪，再次更衣、换鞋，进入无尘无菌超净化室操作。

改造后的这一地区，净化程度达到了国家规定的生物净化最高标准，空气中的灰尘颗粒减少到几乎为零。

根据遗体保护的需要，在纪念堂内还设置了监测各大设备系统安全运行的主控室。主控室是纪念堂专用设备的“中枢神经”，它集中了大部分监视、检测、自动控制装置。

1977年8月，谷牧在接见纪念堂管理局主要领导干部时，明确指出：

我们纪念堂等于一个小工厂，有制冷、风动、升降等设备，你们一定要把纪念堂的整个专用设备管理维护好，不能出差错，要比哪个工厂都管理得好。你们应是国家最高水平。

为了落实好上级的指示精神，纪念堂管理局在建立之初，就把管理维护好这些设备，保证安全运行，作为管理的一项重大的任务。

每天7时，纪念堂的工作人员便赶到这里，开始一天3次的清扫卫生，负责毛主席水晶棺擦洗的尤为需要仔细。他们用脱脂棉蘸乙醚，用丝绸一遍又一遍擦，在瞻仰结束后将红绸布盖好，等遗体降到地下室后，才离开。

纪念室的女解说员，用热情的态度，伶俐的口齿，甜美的声音，向亿万人民传播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业绩，教育鼓舞着人民群众继承先辈的遗志。

党中央、国务院对毛主席纪念堂也是非常关心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参加重要的纪念活动，检查指导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示。

胡乔木生前曾多次检查指导纪念堂工作，并亲笔题词道：

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做好纪念堂管理工作。

第2章专家共商遗体的保护

1976年9月11日至17日，党中央决定将毛泽东遗体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北京城夜晚的街面，再也没有城市的喧闹。

9月11日3时20分，毛泽东遗体出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防腐小组的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人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为毛泽东遗体的到来准备条件。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大厅内所有能够使用的风冷设备全部起动，温度降得很低，使得活着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遗体来说仍不够低。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当然是不行的，不仅使得来吊唁的人特别是老同志无法忍受，而且他们带来的热还会使室内温度升高，对遗体保护不利。领导与专家们一致认为，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制作一个有机玻璃棺罩，使遗体与环境隔离，棺内局部降温。遗体保护专家们还提出，不但要降温，还要隔氧。

一个一个的难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他们表现出无所不能，许多难题都在以谷牧同志为首的各级领导的严密组织下，一个一个地解决了。

就在9月9日下午，谷牧同志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人，研究、解决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韩伯平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76年是我国灾难深重的一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人们沉痛的心情还没有过去，7月6日我们的朱德委员长又与世长辞，人们的泪水未干，又发生了唐山的强烈地震，北京也遭到了地震的破坏，还没有来得及治理创伤，9月9日又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悲哀笼罩着首都北京……就在这悲痛的时刻，我接到市委的电话，叫我到国家计委谷牧同志那里去开会。谷牧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让群众吊唁并瞻仰主席遗容，同时要做长期保护遗体的准备工作，在群众吊唁、瞻仰遗容期间，一定要保护好遗体，并万分强调这是对党对全国人民负责的重大政治任务，要万无一失，不能有丝毫差错，而且宣布了严格的纪律。

我接受这项任务时，在悲痛之余，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忧虑与压力交织在一起。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瞻仰遗容期间，交给我们的任务有：

一是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急，无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10多个小时就粘合成了有机玻璃棺。11日，工厂职工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伟大领袖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二是要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三是降温。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8℃，夜里可以降到6℃。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

当时谷牧同志讲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原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是位年过七旬的女部长，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她述说了这样一段往事：

那天中午吃了几口饭，我驱车到国家计委找袁宝华，走进他的办公室，谷牧同志也在。

袁宝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主席遗体保护起来，让各界人士瞻仰。我们商定制作一个带有有机玻璃罩的棺体，把主席遗体安放在里面。”

我接受任务后，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灵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

制作有机玻璃罩需要大块板材，现成的板材均不够尺寸。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郊专门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请他们协助。

厂里的干部、工人同志加班加点，以惊人的速度连夜赶制出来。

我早年是学化工的，随即想到医务人员提出的将主席遗体放到有机玻璃罩内，保持低温无氧气环境的重要。我立刻去东郊氧气厂，请求厂家提供高纯度氮气。

上述设备全部于9月11日凌晨准备完毕。科研人员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9月11日10时，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成千上万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在毛泽东遗体前肃立、默哀，缓缓走过伟人身边。

吊唁活动的第一天，未加棺罩，毛泽东遗体是敞放的，开动了全部制冷设备，使大厅的温度尽量保持在15℃以下。

但是，川流不息的瞻仰人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室内温度居高不下。这天的哀乐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当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都是热气，大厅里的灯光很强，也散发着热量，这一切都不利于遗体保护。

专家们经过慎重研究，建议撤除乐队的现场演奏，改为播放哀乐；控制灯光总量，主要保证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遗体由敞放改为加盖有机玻璃罩，可以做到严格控制罩内的温度。

12日起，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张任恩、刘国诠、丁向东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测棺内的气体，预报遗体有无腐败物质产生，遗体的防腐是否彻底。每天都有报表，及时向遗体保护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数据。

监测结果表明：棺内条件完全符合遗体保护的要求。

此时，卫生部从湖南、广州、上海、北京调集了一大批多年从事临床、病理、解剖、组织胚胎、生化和微生物学专家近30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共商遗体保护之大计。他们首先听取了关于遗体防腐处理的情况介绍，共同商讨下一步棋该如何走？

工作人员徐静回忆起这一段时，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说：“我们3人看到他们到来十分激动，看到领导和同行的专家们，有如离散的孤燕归队的感觉，立刻感到有了依靠。”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曾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

第一次是黄树则到台湾厅把徐静叫走，一路上什么都未说，到了才知道是福建厅。一圈人已经就坐，看起来还是第一天在中南海听取汇报那些人。本来心情稍微平静一些的徐静，霎时又紧张起来，坐下来以后，才知道叫她详细地汇报遗体防腐处理情况，采取了什么办法，效果如何等等。徐静逐一作了汇报。

中央领导人则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毛主席遗体保护好，不能出差错，这是人民的重托。

第二次会议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

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

徐静同志也深深感到：

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或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我岂不首先成了罪人……

第三次会议是听取赴越考查小组的汇报。

毛泽东病逝后第三天征得越南党和政府的同意，我国派了以北京医院院长、抗法战争时我国驻越南的卫生顾问林均才同志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赴越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情况。

他们未能看见胡志明的遗体，越方解释说：正在一年一度的大修整。

13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保护毛泽东遗体领导小组。

遗体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下设4个小组。

其中防腐小组，后改称卫生保护组，组长是黄树则，领导成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李志绥和徐静同志。由30多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即为卫生保护组的成员。

在吊唁活动中，首都先后有30多万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族各界群众和党政机关干部，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伟大领袖，瞻仰遗容，寄托自己的哀思。

追悼大会结束，中央决定将毛主席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为“769”的地方。

第3章确定遗体保护方案

遗体移入“769”之后，卫生保护组全体成员集中到北京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的一幢楼房里“安营扎寨”了。二里沟的工作基本上是吴阶平同志在主持，组织各专业人员讨论，论证遗体长期保存的方案。

他们边提方案，边做实验。北京中医学院、北京第一医学院和上海第一医学院为实验基地。湖南医学院王鹏程教授介绍长沙马王堆女尸的研究成果，十分被重视。

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有开创科学新领域的聪明才智，有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勇气。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一定能够掌握。尽管遗体保护这门科学，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尤其是长期保存，还有许多未知数，但它并不难被攻克。

专家们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最基本的几种方法被提出来了。

一个是液态保存。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通的、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医学院校大量的尸体、标本都是采取液态保存的方法。就是把遗体浸泡在高浓度的防腐液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周围环境条件。2000多年的古尸出土以后就浸泡于药液中。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这是最可靠，最稳妥的方法，但我们不能说它是高水平的。专家们不能不考虑到，毛主席遗容是供广大人民群众瞻仰的，而这种方法是必会使人感觉到像浸泡在水中的标本，群众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二是固相保存。在北京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大胆提出遗体固相保存的设想：把遗体整体进行处理，经过防腐固定，再将其浸泡在液体中，这种液体，在一定条件下，固化成为固体材料，使遗体包埋在固化材料中。

此项技术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首先，哪里有这样理想的固体材料，它必须具有浸透件、透明性、不缩性和耐磨擦性。这“四性”兼有的材料是没有的，即使有了材料，应用技术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目前在医学院校为学生实验用的小型标本，或在自然博物馆可看到保存在固体材料中的人体胎儿和昆虫标本，其体积都很小，就是这样小型标本都未能避免内藏气泡、表面磨损或变黄而影响观察效果。这项技术只能作为长远探索的课题，而不是近期内能实现的。

三是气态保存。气态条件下保存遗体，给人们的感觉自然，栩栩如生。但气态保存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防干保水。气态环境中，有生命的机体，通过呼吸与环境进行气体交换，补充体内所需物质。而没有生命的机体则不然，体内水分失去很难补充，失水给遗体直接带来的是变干、变形和变色，如“木乃伊”。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气态环境下防干保水问题的研究。对棺内的气流量、温度差、重力失水则必须经常予以严密监测。这种气态保存法，虽则是最理想的，但具有一定的风险。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是不负众望的。他们经过周密的探讨，科学的论证，终于提出了一种最可靠、最科学的方法，就是气态与液态相结合的方法。即暴露的部分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在液态中；瞻仰的时间在气态中，非瞻仰的时间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无论是气态，还是液态，这只是遗体保护的措施之一，即化学保护措施。此外，还采取了物理的、光学的等综合保护措施。而且这些措施都用自动化的仪器仪表控制和监测。

这些自动化的仪器仪表运行稳定、可靠，遗体保护所要求的参数一直正常，毛泽东遗体保护情况良好。如果说科研成果，这是最大的科研成果，它凝结着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大量心血和劳动成果。

第4章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

1976年11月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在听取纪念堂选址等问题的汇报后，最后作出决定：

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

这个决定，给由国务院谷牧为主任的中央保护毛泽东遗体领导小组指明了方向。

这个小组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具有权威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遗体保护的决策性意见都从这里产生；一切组织措施和工作落实的“命令”，都从这里发出。

这个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北京西城皇城根南街9号，对外称“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在“九办”还专门设立了“陵墓设计组”，后改名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由当时担任北京市建委主任的赵鹏飞和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挂帅。由于有了中央的决定，选址工作得以进一步深入，选址设计组通过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请各界、各阶层人士提意见、建议。

在此前的9月中旬，已有意向要为毛泽东建一座庄严的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遗容。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领袖，必须让世世代代的人民能看到他。为此，毛泽东逝世后曾有人提出，应该像北大校园的斯诺墓一样，在一风景秀丽的地方为毛泽东立块洁白的石碑，朴素而肃穆。然而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彻底否定，理由是毛主席的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能看到他。于是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这是最高规格，没有人不同意。

北京周围的群山中有许多陵，但距北京市区太远，当然不行。那么香山如何？那里的风景好、面积大，但那又像南京中山陵了。玉泉山不行，那里是军事禁区。景山的位置倒是不错，这是北京最美丽的地方，坐落于北京南北的中轴线上，但它是崇祯皇帝上吊自尽的地方。

选址设计组首先想到，毛主席南征北战、辛勤操劳一生，现在应该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让他老人家安卧永息。为此选址设计组设计出“水上日出”的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光焰万丈。

中南海，昆明湖……不知为什么，他们总觉得“水上日出”的方案不能表达人民的心意。

选址设计组的同志很快又提出“山顶红星”的方案：毛泽东卧在苍松翠柏、山花烂漫的白云深处；夜晚，高高的天际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熠熠闪光，照耀我们今后的征程。

香山、景山、玉泉山……不知为什么，他们又总觉得“山顶红星”的方案也不够理想。选址设计组的同志们走遍了京城内外名山胜水，仍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设计不出理想的方案，心中情不自禁涌起深深的愧疚。

正在选址设计一筹莫展的时候，设计组的负责人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耐心地启发设计组成员：“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说：‘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烈士们到了月宫里，吴刚捧出芳香的桂花美酒，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万分激动，在碧海青天舒袖起舞。”

领导的启发，给选址设计组的全体工作人员指明了选址、设计的方向，使他们彻底跳出陵墓的概念，摆脱了悲哀的调子。设计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发展久远，她曾是辽、金时代东北郊区的一座著名的古刹名寺，元大都时代的丽正门，明清时代的“T”型广场，她在中国都城演变历史中占有独特的一页。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炬从天安门广场燃起，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当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一个洪亮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传遍神州大地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举世闻名的广场。随着中国前进的步伐，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广场通过整修、扩建，使其形成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气势壮观、建筑精美的独特艺术构图，这构图既凝聚了数千年的灿烂的中国文化，也体现了新中国的建筑的现代风格。天安门广场在建设速度上是值得称赞的。

在西方城市史上，一个重要广场形成，往往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而新中国在短短的近30年的历史内就建成了。她北起天安门红墙，南抵正阳门城楼，东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天安门广场，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成了中国人民举行各种盛大集会的神圣重地，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第5章确定纪念堂的规格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时，几种各具特色的建筑模型，摆在了领导者们面前。他们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审视着模型，议论着它们的短长……这次集体审查确定了三个问题：

第一，纪念堂就正式建在天安门广场南部——原“中华门”的位置上，即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正阳门以北。

第二，基本上肯定了三种设计样式，要求再作修改，正式报中央审定。并且提出，纪念堂一定要设计得坚固适用，庄严肃穆，美观大方，有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要方便群众瞻仰，利于遗体的长期保护。

第三，这项工程意义重大，时间很紧，要精心组织，精心施工。

国务院“九办”和纪念堂设计小组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1月12日报经中央审定，正式确定了纪念堂建筑方案。用他们的内部话来说，就是“综合方案”。这个方案确定纪念堂的建筑形式为正方形，八开间，重檐屋顶，两层红花岗石台基，绕以汉白玉栏杆，廊柱为正方形抹小角。总高度为33.6米。

在选址和探讨设计方案期间，全国各地许多设计单位和人民群众，为纪念堂提供大量设计方案和建议就有几百个。设计组的每个阶段的设计方案，也都是经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推敲定案的。当时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同志回忆当年参加总体设计时的情景，并以《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回忆》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和赵鹏飞等同志听完谷牧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要求，长时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此时，我禁不住想起过去为毛主席设计中南海住宅的情景，想起为他老人家建设北戴河休养建筑的情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现在要建设的却是和毛主席永别的工程，心中感到非常难过。当时，对这个工程的概念，我一时还摸不着边际。我是瞻仰过列宁墓的，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要求，显然是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若是周总理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领导大家把这个工程建得十分完美，让毛主席虽死犹生。但是，周总理先故去了，毛主席又离开了我们，一时百感交集，思虑万千。

像建设人民大会堂一样，对毛主席纪念堂这座全国人民关心的重要建筑，首先是请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来京进行方案探讨。

经各位专家和有关领导研究，在所有专家当中，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二层高的建筑。杨庭宝教授冷静地考虑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环境，考虑到纪念堂应该是天安门广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规模合理，才能突出纪念堂的光辉形象，使它千秋万代闪耀着光芒。杨教授所作的方案，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在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提出方案离京之后，留下有清华大学、西安设计院、建工部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的教授和建筑师，负责综合各方案之长，提出实施方案。

但是，当时有关地下工程保密很严，建筑师们不了解，纪念堂除群众瞻仰活动外，还可能有些什么活动，一时谁也说不清。还有，纪念堂的管理工作、遗体保护、警卫工作等，既要十分有效地进行，又要适当隐蔽，不能干扰瞻仰这个主题，布置相当复杂，各位建筑师一时都感到难以下笔。

当时负责施工的总指挥李瑞环同志焦急万分，因为设计方案不定，一切将无从下手，他一天催几次，让大家尽快拿出实施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经和赵鹏飞同志商议，由我动手，在各位教授和建筑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交给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伯义建筑师画出了正式方案。这个方案是65米见方的平面，后来经大家进一步研究修改，增加了警卫和管理用房等，平面增大为72米见方。经谷牧同志请示叶帅，纪念堂工程实施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接着，下一步的设工作和挖槽工作也就开始了。

在进行纪念堂总体设计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纪念堂的正门朝北，如果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都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感到这样似乎不妥。

经大家研究，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怎样解决呢？大家一时想不出好主意。后来，还是赵鹏飞同志提出一个想法，就是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之中，背向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个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侧各向里压缩20米，成为现在的这种格局。

建成后的纪念堂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

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

对称建筑，给人以稳重平衡的感觉，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具有强烈的中心感和庄严肃穆的艺术效果。其次是方便瞻仰群众，路线通畅简捷。第三南北入口各建有三樘大门，甬道是中轴线标志，中轴线直贯诸柱廊，取其开朗、挺拔、有力、与广场原有新建筑相配合，也有利于抗震。

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而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上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与纪念堂大致相称的最后确定高度为33.6米。

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甬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

在广场上，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过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现状标高抬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的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作了五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从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到各个细节的设计，都倾注了设计人员对领袖毛主席的爱，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