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宪政史研究道路

弹指一挥间，自己从事宪政制度史研究已经有十多年了。还记得1999年硕士毕业时，学位论文选题与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有关。当时不过是兴趣使然，并没有想到以后还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以至于在华师大图书馆复印中心完成毕业论文打印后，都没有保存电子文档。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在政府机关从事实际工作数年。可能是工作的因素，海峡对岸的政治变化，使我重新燃起对民国初年宪政制度，特别是议会政治的兴趣，总觉得台湾的政治现实与民国时期的立宪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当这种志趣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又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涯。与研究生求学不同，读博不仅有兴趣，更多了一些问题意识与历史责任。通过博士论文完成民国初年制宪与民主转型的研究后，又过了几年，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仅有了制度史情结，更有了制度思维与行为习惯。

比方说，200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当访问学者，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我就特别留意美国的选举制度。在11月4日投票日，大清早我就来到所在小镇的一个投票站观摩投票。我的兴趣倒不是选举结果，而是观察选举事务的程序安排。投票站设在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内。当天的选举不仅要选总统、副总统，还要选本选区的联邦众议员，以及需要改选的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政委员会议员等。选务人员将选票样式与投票须知贴在大门上，方便选民观看。投票程序第一步是登记，如果已经在网上登记，则不需人工登记。登记时需要查看选民的个人证件。第二步是领票，选票挺大的，大小类似一张A4纸。第三步是秘密写票，因为空间小，所以未单独布置秘密写票间，只是在写票区域的桌子上设立隔板，保证选民在写票时，前后左右的人无法窥见。最后一步是投票。这个投票站未设投票箱，而是使用机器在选票上打孔。选民将选票对准机器上的打孔处轻轻放入，打孔完毕后，机器会自动打印出收条，选务人员将收条交给选民，表示投票有效。整个投票过程相当便捷，气氛也非常平静。

在美国大选的选举程序中，秘密写票现象得到了我的特别关注。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主监督”之所以不敌“权力监督”，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选举中的写票程序却凸显至关重要的制度性缺陷。很多场合的写票程序都是公开方式。在这种投票程序中，投票人在选举时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问题官员”、受操纵的选务人员的眼底，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性可言。与我国不同的是，秘密写票程序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得到普遍采用，已经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政治常识，民国时期的选举也曾广泛应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发现秘密写票程序的制度细节后，我就不止一次在文章与讲演中倡导秘密写票的应用。

正如人们强调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在我看来，制度建设也应该从学校教育开始。比如现在中小学提倡尊重学生自主权利，开展公民意识教育。其实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讲大道理，而是通过模拟公民生活的制度学习来进行。像人们熟知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些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应用于学生的自我管理。当学生在开会时，主席不能表态，说话的全都是学生。在发言时，同时举手的人中，反对意见优先，这样双方就能轮流得到发言机会。发言当然不能无限进行，一个人只有有限的几次发言机会，如两次或者三次，次数是大家自己定的。发言的时候必须开头先说“我同意”或者“我反对”，说完之后再说理由。如果超时或发言中攻击别人，主持人会立即打断。发言是每个人的权利，执行规则是主席的权力。其他措施还有模拟听证会制度、模拟学生法庭制度、学生选举秘密写票制度等。良好的公民意识能够使学生有效参与公民生活，良好的公民生活可以反过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教育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广泛的参与性。

这么多年来，在一种潜移默化之中，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种新人类。参照社会上通行的“文学青年”的说法，可以称为“制度青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不仅在工作上有制度研究的兴趣，对日常生活中的制度细节也非常在意。就拿高校师生最熟悉的图书馆来说，参照海外图书馆的做法，我发现国内还是欠缺一些人性化的制度设施的。比方说针对平装图书封面易坏的特点，对新购的此类图书应该进行重新包装，以硬质书皮的方式保护图书。还有为方便读者，洗手间应该设计在阅览室或开架书库内。椅子设计不要盲目追求美观奢华，应该符合人体科学，以增强读者阅读的舒适感。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本书的写作感悟上。大部分文章都是近十年来的研究心得。我一直认为，宪政制度研究不应该枯燥无味，更不能是静态的。必须与活生生的个案结合起来，在制度运作的过程中，体会制度的历史作用。书中收录的主要是关于民国制宪、议会政治、比较政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宪制史，比较视野同样重要。例如，当人们在评价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时，虽然也喜欢中外比较，但由于习惯上总以当代英美成熟的民主政治为标准，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中国不如西方，原因自然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土壤。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百年前短暂的民主试验毕竟只是制度改革的开始，尚处在萌芽阶段，即使要与西方民主相比较，也应该以英美18世纪、19世纪早期民主形态为对象，这样的中外对比，才会更加客观一些。

至于宪制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其实前人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尝言：“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他的另一段话更加精彩：“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政体模式接二连三地登场，就历史代价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客观地进行比较评估。这其实也表明，在制度史研究层面，其实还有更多的历史经验需要发掘。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许多师友学长的帮助与支持。袁伟时先生一直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忘不了他在《昨天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的，“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许纪霖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推荐语，特别提到为什么民国时期有议会而无民主、有强权而无权威、有宪法而无宪政。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范泓老师的热心推荐，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个人著述是无法面世的。刘学尧教授弃政从学，多年来我与他一起奔波在大江南北，进行现实问题的调研，使我获益良多。何勤华教授作为我的博士后导师，毕业之后，仍然不时关心我的研究进展与日常生活。而陶飞亚教授、忻平教授、郭长刚教授在学术出版方面一直是热心相助。王家范教授、刘昶教授、萧功秦教授、雷颐研究员、刘志琴研究员，以及逝世的高华教授，诸位师长对我的博士论文的点评至今记忆犹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和当年的“世纪中国网”的言论空间同样让人难忘。

“新人文丛书”执行主编史仲文教授，张轶博士，新星出版社陈卓先生，广州社会科学院李杨研究员，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张童心教授、张佩国教授、沈关宝教授、刘长林教授、沈瑞英教授、徐有威教授、张勇安教授、成庆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程竹汝教授、何海兵副教授、郑重先生，华东师大谢俊美教授，上海社科院马学强研究员、李志茗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李放研究员，《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研究员，南京晓庄师范学院邵建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强鹏程先生，民革上海市委马铭德研究员，以及好友徐非博士、余洋博士、李旭、赵玉成等，我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