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孙克强、刘军政

《古今词话》八卷，清初沈雄撰。

词学史上共有三种名为《古今词话》的著作：南宋人杨湜曾撰有一部《古今词话》，久已亡佚，近人赵万里先生从《苕溪渔隐丛话》、《花草粹编》等书中辑出67则，今有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本；此外，沈雄的《古今词话》和清代初期的《历代词话》中曾引用过另一种《古今词话》，作者不详，其内容“多涉宋南渡后及元明人事，盖别一书，与杨湜无涉”（赵万里语），是第二种名为《古今词话》的书；沈雄的《古今词话》则是第三种。在沈雄的《古今词话》中前两种都有引录，这是需要注意的。

一、沈雄及其著述

沈雄，字偶僧，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沈雄的作品有词集《柳塘词》一卷（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钞》本），词学批评著作有《古今词话》和《柳塘词话》。《古今词话》有澄晖堂刊本，唐圭璋教授据以收入《词话丛编》中。此外，他还著有《竹窗笺体》、《柳塘绮语》等书，均未传世。

沈雄生活于明末清初时期，具体生卒年不详。曹溶为沈雄《古今词话》写序时自称“年家弟”，这是科举同年登第的称谓，可以推知沈雄与曹溶为同年科第且年龄略长。曹溶出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于崇祯十年（1636）登第，据此可以推知沈雄大约出生于万历晚期，明朝灭亡时已经超过了30岁。沈雄的后半生生活在清初顺治及康熙朝前期。《古今词话》前有沈雄撰写的凡例，其中有“戊辰新秋吴江沈雄识于金阊之宝翰楼”一句，“戊辰”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古今词话》于次年刊刻，为“澄晖堂刻本”，可推断沈雄至少活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之后，在《古今词话》刊刻时他如果还在世，也应该是近80岁的人了。另外，他曾对钱谦益执弟子礼，与龚鼎孳为“法门兄弟”。沈雄出身于吴江沈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非常活跃（戏剧领域“汤沈之争”的沈璟就是沈雄的先祖），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以沈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庞大家族文学群体，沈雄即其中一员。

沈雄是清初江南一带著名的词人，其《柳塘词》一卷收词六十馀首；清初几种有影响的词选如《倚声初集》、《瑶华集》、《古今词选》、《松陵绝妙词选》都收有他的词；《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编共收其词78首。沈雄的词风格绮艳，尚书龚鼎孳称他为“艳才”。当时著名的文人、翰林院编修曹尔堪则形容沈词：“如按辔徐行于康庄大堤，不似矜奇斗险，驰逐于巉岩峭壁以为工者，然亦时出新警之句，藻思亦不犹人，正如徐文长所云，读之陡然一惊也。”虽不乏溢美，倒也说出了沈雄词的主要特点。

沈雄与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皆有交往，据《柳塘词》和《古今词话》的记载，有：曹溶（1613—1685，字洁躬，一字鉴躬，号秋岳，别号倦圃，浙江秀水人）、钱光绣（1614—1678，字圣月，号蛰安，浙江鄞县人）、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曹尔堪（1617—1679，字子顾，号顾庵，浙江嘉善人）、沈谦（1620—1670，字去矜，号东江，浙江仁和人）、江尚质（字丹崖，安徽休宁人）、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浙江嘉善人）、陈世祥（字善百，号散木，江苏南通人）、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毛际可（1633—1708，字会侯，号鹤舫，晚号松泉老人，浙江遂安人）、顾贞观（1637—1714，字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汪森（1653—1726，字晋贤，号碧巢，浙江桐乡人）等，其中钱光绣、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济南新城人）、黄周星（1611—1683，字景虞，号九烟，江苏上元人）等，他们都曾评过沈雄的词。以上诸人尚非沈雄交游的全部，此外还应有许多词坛名家。而以上这些人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骚客，有些还是身居朝廷高位的文坛领袖，如其师钱谦益入清后官至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曹溶官至户部侍郎、广东布政使；龚鼎孳官至礼部尚书；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第二，这些人以江浙籍居多，即使非江浙籍者也曾宦居江浙。明清时期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文人的诗词造诣颇高，词学文献十分丰富。第三，这些人均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改朝换代对他们思想情感的冲击是十分剧烈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引录了陈维崧的《怨湖烟雨楼感旧》词：

水宿枫根罅。尽沾来、鹅黄老酿，银丝鲜鲊。记得筝堂和会馆，尽是仪同仆射。园都在、水边林下。不闭春城因夜宴。望满湖、灯火金吾怕。十万盏，红球挂。

重游陂泽偏潇洒。剩空潭，半楼烟雨，玲珑如画。人世繁华原易了，快比风樯阵马。消几度、城头钟打。惟有怨鸯湖畔月，是曾经、照过倾城者。波织簟，船堪藉。

并发出了深沉的感慨：“余读《感旧》二词，与其年同一山丘华屋之感，词若为余作也！”（《词话》下卷）可见沈雄与当时文人思想情感的深刻共鸣。与这些著名文人的交往说明沈雄在当时也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文人，生活于词坛中心江南，多与词学耆老新秀相交，有更多机会参与文坛的交流活动，使他具备了汇集词学文献的优势条件。曹溶说：“所赖集诸家而为大晟，规摹亦可尽变。综前说而出新编，穿贯即为知音也。”（《古今词话序》）

二、《古今词话》的内容和体例

沈雄《古今词话》是一部辑录类词话。辑录类词话是以汇集词学文献为特征的，并非辑者的撰述，这一类词话的特点是“辑”而不是“撰”，与表达作者观点的原创型词话不同，是收集他人言论的汇编型词话，之前宋代的《苕溪渔隐词话》、《魏庆之词话》皆属此类。然而沈雄的《古今词话》并非如以前此类词话那样随意编排，或是对前人词话的简单抄撮，而是在综览前人著述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词学思想，不仅精心规划，编排汇集，而且时时加以阐述评论，因此这部书还蕴含着深刻的词学思想。

《古今词话》是根据汇集的材料内容分类编排的，分为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个门类，每个部分又分为上下两卷，总共八卷。沈雄在该书的《凡例》中分别说明了分类的理由。

“词话”部分是在沿用了宋人《古今词话》一书旧名的前提下，收录六朝以来关于词学的文献。这一部分收录的词话是纪事性的，也就是记录“词本事”，词作产生的故事。记录“本事”是诗话、词话著作产生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功能，第一部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即是如此。词话模仿诗话而作，早期的词话如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杨湜《古今词话》也是这种性质。沈雄在“词话”部分按历史先后分为唐词话（五代附）、宋词话、金词话、元词话、明词话、昭代词话（即清前期词话）几个部分。每一个朝代大致列帝王于前，仕、庶、女子、僧道依次排列，这种排列虽有局限却也符合古人的一般习惯，比起许多编排随意的词话更具有条理性。

“词品”部分，沈雄自称沿用了明代杨慎《词品》之名，但他安排这部分的目的是“必举宫律以救通行之弊，更严韵说以正滥用之非”，因此他的这一部分内容与杨慎《词品》是名同实异的。其上卷类列原起、疏名、按律、详韵等三十子目，下卷类列品词、用语、用事等十五子目。从这四十五个子目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与词创作本身相关的一些词学问题，不仅涉及到了声、韵、律、调，也涉及到了字法、句法、使事用典，以及题材、体制、应用、传播形式等内容，可以说是从各个层面、多角度地对词体特性进行了辨析体认，因此也更具理论价值。

“词辨”部分考察了《十六字令》、《六州歌头》等131个词调。词有词牌，词牌名称是如何产生的，历代词学家多有注意者，如南宋王灼《碧鸡漫志》的卷三至卷五集中解说了29个词牌的来历。沈雄认为明人徐师曾（号鲁庵）的《文体明辨》一书在辨析词体时，只注意了词牌名称，却没有注意到内容的特点，所以沈雄在“词辨”部分，不仅引录了前人关于词牌名称来历的记载，还辑录了词史上有关此种词牌的名作，不仅有展示典范之意，更突出了词调特点。

“词评”部分搜罗对历代词人的评论资料，以时代为序分列两卷，上卷为唐、五代、宋词人，下卷为金、元、明、清词人。沈雄认为古代没有词评的专门著作，列“词评”一类为自己首创，目的在于“以昭历代人文，以鼓后来学者”。实际上古代虽无词评专书，但关于词人的记载、评价多杂列于各种诗话、词话及野史笔记中，沈雄的贡献在于把这些散落的材料集中起来，进行了分析、选择，亦含有对比之意。

《古今词话》虽然只分为四类，还比较粗疏，但其意义并不简单，它反映了沈雄对词学文献分类的思考，以及建立词学理论体系的一种尝试。词学的发展自唐五代迄清初，历经千年的起落，清人开始对它进行全面审视和理论总结。沈雄的《古今词话》将词学文献分为四个部分，同时在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其分类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乃至当代对词学研究领域的分类，对后世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具有启发和导向作用。如江顺诒（1822—1885后，安徽旌德人）的《词学集成》乃清代中后期的辑录类词话，共分八类：词源第一、词体第二、词音第三、词韵第四、词派第五、词法第六、词境第七、词品第八，是《古今词话》分类的进一步发展；当代学者龙榆生发表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34）上的《研究词学之商榷》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八个分类：词史之学、词乐之学、图谱之学、词韵之学、声调之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批评之学，在传统的分类方式基础之上又借鉴西方学术的思维而成；20世纪80年代初，唐圭璋、金启华在《词学》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发表了《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十大分类：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分类更加细密。将沈雄的《古今词话》与后世对词学研究的分类对比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沈雄《古今词话》的分类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沈雄揭示出的四大门类已经囊括了词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后世确定的研究方向在《古今词话》中已有显示，特别是江顺诒《词学集成》的承继线索更为清晰。

第二，词学研究的门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在不断深化和细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出来，词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完备。特别是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学者借鉴了诗学、朴学乃至西方学术的方法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版本、校勘、笺注、辑佚、传记等。

沈雄距江顺诒已经两百年，江、龙、唐三家发表的时间间隔各约五十年，从清初到当代，从沈雄到唐圭璋前后共三百馀年，词学家对词学研究领域分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演进的轨迹十分清晰，沈雄《古今词话》的分类价值亦得以展现。

三、《古今词话》所体现的词学思想

《古今词话》的四个门类中，最具有理论价值的当属“词品”部分，分为两卷，共45个子目。这些子目的标题有些是沿袭前人的旧名，如沿用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等书的旧题，如节序、咏物、用事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显然是受到明代顾从敬重编《草堂诗馀》分类形式的影响；也有一些是沈雄自己的发明。沈雄的意图在于选取诸家评说，以彰显自己的主张，从词学思想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子目的确定也体现了其词学观念、词学思想的发展。

《词品》中有“品词”一门，沈雄辑录了历代词论家关于词情、词意的论述，并加以自己的阐述共计23条，探讨了词中情与景的关系，词风的清空、质实，词意的离合、圆转，词旨的深浅、雅正等等。例如“情景”：

宋徵璧曰：情景者，文章之辅车也。故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今人景少情多，当是写及月露，虑鲜真意。然善述情者，多寓诸景，梨花榆火，金井玉钩，一经染翰，使人百思。哀乐移神，不在歌恸也。

沈雄曰：词有写景入神者。尹鹗云：“尽日醉寻春，归来月满身。”后主云：“酒恶时拈花蕊嗅。”亦有言情得妙者，韦庄云：“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牛峤云：“朝暮几般心。为他情谩真。”抑亦其次，尽人谓言情不如言景，然赵秋官妻所作武林春则云：“人道有情还有梦，无梦岂无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梦怎教成。”纯乎情矣，亦甚脱化而不落俳调。

情景是诗学中的传统论题，清代之前的词学中讨论此论题者也不乏其人，如南宋张炎《词源》说：“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沈雄《古今词话》的意义在于将情景的阐述集中罗列，以考察其内涵。《古今词话》先引宋徵璧关于词中情与景关系的阐述，然后自己通过摘引前人词中描写，举出“词有写景入神者”、“有言情得妙者”等具体创作情况，表明了他的认识。当时的词坛论者认为“今人景少情多”，主张“言情不如言景”，沈雄则认为情、景二者不能偏重、偏废。

又如“离合”：

宋徵璧曰：词家之旨，妙在离合，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联贯。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

毛骙曰：词家惟刻意，俊语，浓色，俱赖作者神明。然虽有浅淡处，寻常处，忽着一二乃佳。所以词贵离合。如行乐词，微着愁思，方不痴肥。怨别词，忽尔展拓，不为本调所缚，方不为一意所苦，始有生动。

沈雄曰：词至离合处，有不为浅人索解者。“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人不见，春在绿芜中”，“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诸语耐人遐想，又岂独开宕者所能参耶。

所谓离合，既指意境也指语言，“离”指语势的跌宕起伏，结构的舒张变化。“合”指前后一贯，上下联系。离和合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只离不合，则语气不流畅，意境不连贯；只合不离，则呆板滞塞，无动荡之趣，缺少含蕴。宋徵璧批评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指出柳词铺叙过多，把话说尽，缺少蕴藉，正是能合不能离之“病”。毛骙所说的“离合”指语言描写，提出词中的浓淡、悲喜运用有致，不能偏执一端。《古今词话》将三段阐述离合的词论集录排列，表达了要求在词的表情达意和结构语言安排上离合有致、适得其宜的思想。沈雄还注意到了词学史上的一些精妙的范畴：

张炎曰：词须要出新意，能如东坡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辛、刘徒作壮语，于文章政事之暇，游戏笔墨为之。实为长短句诗，以语于新意，则亦勉强云尔也。

沈雄曰：山谷谓好词，惟取陡健圆转。屯田意过久许，笔犹未休。待制滔滔漭漭，不能尽变。如赵德麟云：“新酒又添残酒病，今春不减前春恨。”陆放翁云：“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又黄山谷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梁贡父云：“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此则陡健圆转之榜样也。

彭孙遹曰：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则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极臻仍归平淡。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划，镂金错采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若无住词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石林词之“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自然而然者也。（《古今词话·词品》下卷）

“清丽舒徐”是对苏轼词精妙特点的概括，“陡健圆转”是与柳永词平铺直叙相对的词体风格的形容，“自然从追琢中来”则是颇能体现了辩证法创作心得。这几条材料虽是引录，却体现了沈雄的词体审美理想。

再如《词品》中有“禁忌”一门，辑录了由宋至清初词论家有关“禁忌”、“弊病”的论述十二条，涉及的内容有：词忌与诗、曲相混，命意、命句之忌，语言、风格之忌，用事、用语、用字之忌，词贵自然等等，举其中的两条为例：

《爰园词话》曰：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袭。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涩，忌晦。意卓矣而束以音，屈意以就音，而意能自振者鲜矣。句奇矣而摄以调，屈句以就调，而句能自然者鲜矣。

《词筌》曰：词须风流蕴藉，作者当知三忌，一不可入渔鼓中语言，一不可涉演义家腔调，一不可象优伶人叙述。其最丑者为酸腐，为怪诞，为粗莽，是不可不禁也。然则险丽者重矣，须泯其刻划之迹。创获者贵矣，尤忌为突兀之辞。（《古今词话·词品》下卷）

明代俞彦的《爰园词话》所指出的庸、陋、袭、腐、涩、晦，清初贺裳《皱水轩词筌》指出的渔鼓中语言、演义家腔调、优伶人叙述、酸腐、怪诞、粗莽，皆是当时词坛创作中常见的弊病。《古今词话》汇集此类有关弊病的论述，说明沈雄对词史及当代词坛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辑录古今论者之语以彰显之，以“禁忌”之名警示词坛，加以总结排列，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

《古今词话》以“品词”单立一门，意在以品评词之高下，引导创作方向，既结合实例进行理论阐发，又有创作方法的揭示，沈雄的词学思想蕴含于其间。

四、《古今词话》引录文献的价值和问题

沈雄的《古今词话》是一部辑录类词话著作，辑录类词话虽然大都不是编撰者的创作，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突出的是文献价值。《古今词话》引书130多种，引人140多人，人书合并，引用有280馀种。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文献颇易散佚，而作为小道、卑体的词学文献更易流失。辑录类词话或为保存文献，或为读者便于分门别类阅读，或为朋友同道捧场而作，但这类词话往往保存了一些文献资料，特别是一些论者的其他文献皆已遗失，赖此类词话保存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这种情况在《古今词话》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人的词论十分罕见，如徐汧、汤显祖、钱谦益、王庭、龚鼎孳、曹溶、徐釚、吴伟业、潘眉、张砚铭、汪枚、吴榷、李容斋（李天馥）、桑雪芗（桑豸）、顾茂伦（顾有孝）、钱葆馚、聂先等等，或举数条，或仅片言只语，却不乏精彩之处，下面试举几例：

《梅墩词话》，今已亡佚，其作者也不能确指，仅知为明末清初人（清初人江士式，字梅墩，安徽休宁人，可能是《梅墩词话》的作者），《梅墩词话》的残章仅见于沈雄《古今词话》所引，共14则。从残存的《梅墩词话》来看，颇有学术价值，如论小令长调：

词贵柔情曼声，第宜于小令。若长调而亦喁喁细语，失之约矣，惟沈雄悲壮，情致亹亹，方为合作。其多有不转韵者，以调长势散，恐其气不贯也。（《古今词话·词品》下卷）

明末清初词坛风气尊北宋而黜南宋，尚小令而轻长调；但从以上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对长调的审美特性已经有所认识。康熙前期，浙西词派登上词坛，朱彝尊反复倡导慢词长调学习南宋，《梅墩词话》此论可视为浙西词派推南宋长调的先声。

《梅墩词话》还有如下一条材料，记载了明朝时期朝鲜词人苏世让和西域词人锁懋坚的两首词，体现了明代文化交流的情况：

朝鲜苏世让与华使君倡和集，其《忆王孙》赋残春云：“无端花絮晓随风。送尽春归我又东。雨后岚光翠欲浓。寄征鸿。家在千山万柳中。”又西域锁懋坚于成弘间作乐府有声，其《菩萨蛮》赋残春云：“晓钟若到春偏过。一番日永伤迟暮。谁送断肠声。黄鹂知客情。山光娇靥湿。仍带伤春泣。绿酒泻杯心。卷帘空抱琴。”即此可以见盛明文教之远。（《古今词话·词话》下卷）

二词情景交融，颇具感染力，可见苏、锁两位词人填词技巧的娴熟。异域的文人能够创作出如此成熟的作品，可见填词风气已远播海外，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外文学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江尚质是沈雄的好友，安徽休宁人，有《澄晖堂词》一卷。他与明末清初许多词坛名流都有交往，然而可惜的是至今尚无法考知其生平。他参与了沈雄《古今词话》的增辑工作。江尚质的词话作品并无传本，然而在《古今词话》中却以“江尚质曰”和“江丹崖曰”保存了20条，是极为珍贵的词学文献资料。其中以“江尚质曰”出现的18条词话当为江尚质“增辑”时补入，如下面一条：

人文蔚起，名制若林。近披朱竹垞《词综》、毛驰黄《词谱》、邹程村《倚声集》、蒋京少《瑶华集》，家玑人璧，评者纷如。得与柳塘沈子，稽古证今，赞成是书。再愿考核定谱，公之天下，惟冀名篇典论之惠教耳。（《古今词话·词品》下卷）

此则材料谈到自己批阅当时词坛名家著作以及与沈雄编纂《古今词话》的情况。这段材料说明江尚质对当时词坛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古今词话》的成书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江尚质对词学问题的批评颇为独特，如他为柳永辩解而对苏轼进行的批评：

东坡《酹江月》，为千古绝唱。耆卿《雨霖铃》，惟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喜而嘲之。沈天羽曰：求其来处，魏承班“帘外晓莺残月”，秦少游“酒醒处，残阳乱鸦”，岂尽是登溷语。余则为耆卿反唇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死尸狼藉，臭秽何堪，不更甚于袁绹之一哂乎。（《古今词话·词话》下卷）

指出柳词语有出处，并非俚俗，为柳永鸣不平；他对苏轼《赤壁怀古》的批评虽看似赌气，实际上他是在提醒批评家在进行文学作品评判时不应因个人好恶而妄加贬诋。

《古今词话》还收录了当时一些并不以词闻名人物的片言只语，其中多有精辟见解，或保留了重要的词学文献，或反映了当时词坛词学思想的活跃。如引钱谦益的一条论述就记录了词乐在明代存续以及消亡的情况：

教坊李节筝歌，何元朗品为第一。金陵全盛时，顾东桥必用筝琶侑觞。相传武宗南巡，乐工顿仁随驾，学得金元杂剧，何元朗小鬟尽得其曲而用之。比时词调犹作引子过曲，今供筵所唱类其时曲，并无人问及词调。则倚声之被管弦者，殁未百年而竟成广陵散矣。（《古今词话·词话》下卷）

词乐自南宋灭亡后，大量失传，但直至明代仍然有少量保存了下来。钱谦益这段材料表明在何良俊（元朗）生活的明代中叶正德到隆庆年间，词乐还有流传使用，然而也就是这个时代，大概随着昆曲的流行，词乐终于彻底消散在了历史的时空。钱谦益乃明末清初文坛领袖，但极少论词，这条材料说明他对词乐、词体还是十分关注的，表现了他文学活动的一个侧面。

沈雄的《古今词话》一书问世后颇受关注，后世的许多词话如王奕清的《历代词话》、冯金伯的《词苑萃编》、江顺诒的《词学集成》等从《古今词话》中转录材料甚多，其他词学著作中引录《古今词话》者更是不胜枚举。同时《古今词话》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近人赵万里批评其“芜陋不足道”（《校辑宋金元人词》），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国朝沈雄纂。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於唐，下迄康熙中年。杂引旧文，参以近人之论，亦间附己说。分词评、词辨、词品三门，征引颇为寒俭。又多不著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

这段提要短短几句话，几乎彻底否定了《古今词话》的价值。四库馆臣的批评未免过苛，但是《古今词话》在引录文献资料时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古今词话》“多不著出典”，即没有注明文献原始出处，这是清初人撰写词话的普遍问题，如徐釚的《词苑丛谈》、王又华的《古今词论》、田同之的《西圃词说》等皆是如此。当时词论家大多不能像今人以学术的眼光看待词学研究，学风上不够严谨。但是说“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而加以否定就太苛刻了。沈雄的《古今词话》是一部以汇集词学文献为目的的辑录类词话，此与原创类词话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保存文献的角度看，“所引近人之说”，保存了明末清初这样一个重要时期的词学文献，其功绩不可小视。

钟振振教授曾发表《〈古今词话〉批评》（《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认为“《古今词话》一书，玉石杂陈，得失参半，不无其用，但又未可轻用”，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下面参考钟教授的文章，总结《古今词话》的一些问题，以提请读者注意：

第一，征引文献体例比较混乱。大略半用作者人名标目，半用典籍名称标目，即便是同一位作者，又往往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标目。例如引宋人黄升语，或径作“黄升曰”，或用其字号作“黄玉林日”、“花庵词客曰”；引明人沈际飞语，或径作“沈际飞曰”，或用其字号作“沈天羽曰”等等。又如“卓坷月曰”与“《词统》曰”、“彭羡门曰”与“《金粟词话》曰”实际出处相同。

第二，一些引录的资料并非原始出处，而是转引的第二、三手。例如书中引用了不少明人杨慎《词品》的材料，其实《词品》多抄自宋人著述。

第三，有些地方将引用文献与编著者自己的文字杂糅在一起，可能造成读者理解上的错误。

另外，《古今词话》中还有一些编者阅读理解的错误、文献抄录“或作删节，或为缩写，或系改述，多不忠实于原文”等问题，读者也应多加注意，征引其所载之资料，还应尽量查找原书进行核对。

五、沈雄的词学观

在沈雄《古今词话》中引录有近两百则署名为“《柳塘词话》”或“沈雄曰”的文字。清末民初况周颐、王先濡将这些文字从《古今词话》中辑出，名为《柳塘词话》刊行，今有《词话丛钞》本，由此《柳塘词话》成为沈雄个人的原创词话著作。

从《古今词话》中引录《柳塘词话》或“沈雄曰”的情况来看，《柳塘词话》并非是原已有书，而是沈雄在分类编辑他人的词话时，加上自己的论析，有些是作为引录材料的补充，有的是针对引录材料的按语。沈雄在编辑《古今词话》时，在每一类词话辑录他人的文献后，将自己见到的材料补充上去，有时也会借机发表自己的词学见解。

明末清初时期，词坛开始走出明代的衰颓，有振兴的气象。此时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以王士禛为代表的广陵词人群、以毛先舒为代表的西泠词派、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等十分活跃，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初登词坛，还没有形成气候。从词学批评理论及词学思想来看，这一时期主要是继承明代的观念，同时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沈雄的词学思想正是这一时期词学思想的体现。其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对词体特征的认识。词与诗、曲都是韵文，三种文体皆可和乐演唱，三种文体相似之处很多。词在韵文的发展历史上处于诗、曲之间，创作时很容易与诗、曲相混淆。在《古今词话》中，沈雄多次言及词与诗、曲的关系，强调两者的区别。沈雄特别注意辨体，提出“力崇词格”，即强调词体的文体特性。“力崇词格”一是注意诗词之辨，主张填词要“不取诗体”，在《古今词话》中他将乐府诗的五言《长命西河女》与五代时和凝的词《薄命女》（天欲晓）进行对比，以区别诗词的不同；二是注意词曲之辨，沈雄举“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德辉、白朴与王实甫的曲作为例，指出他们的曲虽然“情致不减于词”，但仍然是曲，而不是词（《词话》下卷）。沈雄“上不类诗，下不类曲者”的原则，此与曹溶在《古今词话序》中所说的“上不牵累唐诗，下不滥侵元曲者，词之正位也”相互呼应，是清初词学思想的典型表现。

为了探得词体特性的产生原因，沈雄还深入分析了词体的内在结构形式。词体与诗体的不同表现在许多方面，语言节奏的不同即是重要的表现。一般来说，诗体的五言诗句以上二下三的节奏为常格，七言诗句则是上四下三。而词体则不同，沈雄指出：“如《木兰花慢》首句‘拆桐花烂熳’，《三奠子》首句‘怅韶华流转’，第一字必用虚字，一如衬字，谓之空头句，不是一句五言诗可填也。”意思是说，这些词句的节奏是上一下四，与诗句的上二下三有着显著的差异。词中的七字句也有类似情形：“如《风中柳》中句‘怕伤郎、又还休道’，《春从天上来》中句‘人憔悴、不似丹青’，句中上三字须用读断，谓之折腰句，不是一句七言诗可填也。”指出词句的上三下四节奏与诗句的上四下三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词体的音乐美、声腔美都与语言的节奏有直接关系，因而考察诗词语言节奏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差异从词谱的平仄标识中是无法认识的，必须从唐宋人词作实例中方能考察。沈雄的这些精到的认识发前人所未发，民国的一些词学家（如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等）于此多有借鉴。

第二，风格之辨。词本为“艳科”，以婉丽缠绵为词体特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词体的风格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明代的张綖就将词体风格分为婉约和豪放两类，并以婉约为正。沈雄对词体的不同风格形态也十分关注。受明人的影响，他也将婉丽绮艳视为词体的当行本色，曾引用顾宋梅之言“词以艳冶为正则，宁作大雅罪人，弗带经生气”，肯定了以“艳冶”为词之正体，即应该遵循的规范；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词的“艳冶”和“丽”要“隽永有致，得一唱三叹之妙，而不为妍媚之笔”，将风格的“丽”与品格的“妍媚”区分开来。

沈雄虽然倾向于婉约风格，但对豪放词风也能肯定其价值。如他引陈模的《论稼轩词》，称“苏、辛所作”为“万古一清风”。对辛派传人刘克庄的词赞其“为壮语，足以立懦”，对清初陈维崧的豪放词称为“一开生面”、“偏锋取胜”。沈雄还从词调本身加以考察，他注意到《歌头》及《六州歌头》、《水调歌头》，“皆宜音节悲壮，以古兴亡事实之，良不与艳词同科者”（《词品》上卷）。词乃音乐文学，先有曲调后有歌词，词的曲调本身具有声情特性。词体风格不仅有被称为本色当行的婉丽，也有像《歌头》一样的豪放。沈雄区分词体风格具有差异性，其目的在于说明词体风格并非婉丽的一同天下，“贞性劲节，固不可以柔情艳语测之”（《词话》下卷），过分强调本色当行的风格是对词体风格多样性认识的疏陋，是不可取的。

第三，沈雄还对一些词坛存在的弊病予以批评，如明人喜欢自度曲，就是自己创制一些词调词牌。沈雄对此不以为然：“自《花间》至元季调已盈千，安得再收自度。”（《词话》下卷）即使像王世贞、杨慎、屠隆等明代著名词人的自度曲也皆在沈雄的否定之列。后世的词学批评家普遍认为，自度曲乃明词衰敝的原因之一，沈雄此说可谓先河。

又如用典。在词史上，使用典故入词是常见的现象，如果运用得好，可以增加词的艺术表现力；但若过分，则不仅失之“掉书袋”，还会破坏词的美感。沈雄指出南宋词人刘克庄《清平乐》词中用佛经“除是无身方了，有身定有闲愁”，“是妙悟一流人语”，用典而不着痕迹，是值得肯定的；而对辛弃疾《踏莎行》“长沮桀溺耦而耕，某何为是栖栖者”、刘过《西江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则认为“用经书语入词，毕竟非第一义”（《词品》下卷），即这些从经书中套用而来的典故用在词中不仅生硬，还破坏了意境，甚不可取。

沈雄特别批判格调低下甚至恶俗的作品，并举出一些例子：如南宋无名氏献给权相贾似道的词“算来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君闲”；南渡词人康与之阿谀奸相秦桧的词“篆刻鼎钟将遍，整顿乾坤方了”，皆是“谀媚”之词；又如秦观的“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柳永的“愿得你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词品》下卷），皆为“秽亵”之作。沈雄指斥其为“粗鄙之流为调笑，调笑之变为谀媚”，“谀媚之极，变为秽亵”。这些词或心理鄙下，或沉溺情欲，皆在摒弃之列。

清词史称“中兴”，清代的词学批评理论更是代表了古代词学的最高水平。清初的顺治至康熙初期，正是“中兴”的第一个高潮期。尤其在江南，词坛上创作和批评均呈现出高潮：词派林立，大家涌现，词集、选本纷呈，词韵、词谱不断刊行，繁荣景象不仅超越前朝，后世也很难再现。就词学批评理论来说，李渔的《窥词管见》、毛奇龄的《西河词话》、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沈谦的《填词杂说》、邹祇谟的《远志斋词衷》、王士禛的《花草蒙拾》、贺裳的《皱水轩词筌》、彭孙遹的《金粟词话》、董文友的《蓉渡词话》、钱芳标的《莼渔词话》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沈雄的《古今词话》在此时产生是与词坛繁荣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受时代精神的感召，沈雄编撰了规模空前的《古今词话》，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记录一代词坛盛况，为词家提供文献资料；其二，分门别类，提出词学研究的思路；其三，对许多词学问题发表见解，不乏灼见。沈雄的《古今词话》与同期同类词话徐釚的《词苑丛谈》共同创新了辑录类词话的形式，变随意抄录为分类编纂，后世的《词苑萃编》、《词学集成》都是继承了这一形式而发展的，可以说沈雄的《古今词话》为词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枝奇葩。

本书以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所收《古今词话》为底本，参校以清康熙二十八年澄晖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33册影印湖南省图书馆藏本）重新标点，“词话”部分小标题沿用《词话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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