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岳淑珍

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官至湖北提学佥事；父杨廷和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历仕三朝，官至宰相，为一代重臣。从其曾祖起，一门五世为官，从其祖父起，四代出了六个进士和一个状元。其父杨廷和精通诗文，擅长词曲；母亲黄夫人，出身书香门第，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杨慎自幼生活在仕途显达、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里，11岁即能作诗，12岁作《拟吊古战场文》、《拟过秦论》，人皆惊为异才。其妻黄峨亦习诗通史，擅长词曲，很有才情。正德二年（1507），杨慎乡试第一；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嘉靖二年（1523），杨慎参加撰修《武宗实录》，忠于历史，秉笔直书，充分体现了他的史识和史才。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廷臣“议大礼”，杨慎等36人上言抗谏；后又与群臣大声啼哭，撞左顺门，忤旨请愿，震怒皇帝，受廷杖，永远充军云南永昌。明世宗以“兄终弟及”的形式继承王位，因此他即位后，就下诏礼部，令议其生父兴献王的封号及祭祀典礼，这就是所谓“议大礼”。杨慎怀着对朝廷的一片忠心，竭力维护皇统，坚决反对嘉靖帝为了提高父母、本家宗族利益，尊称没有做过皇帝的生父为兴献皇帝的决定，并且参与左顺门集体请愿活动，使嘉靖皇帝对杨慎产生了永远不能忘怀的怨恨，由此也决定了他后半生流放的命运。杨慎在等待、彷徨、矛盾中度过了前期贬谪生活后，自觉赦还无望，担心朝廷降祸，于是佯狂放纵，纵情声色，傅粉插花，狎妓捧觞；同时又访古寻胜，以文会友，博览群书，埋头著述。杨慎居滇三十馀年，往来旧朋，结交新学，授受生徒，寻幽探胜，一时传为盛事。与旧友张含、李元阳、王廷表、简绍芳、张佳胤等谈论诗作，鉴赏文字；与新朋董难、叶瑞、董云汉、叶泰、章懋、曾屿等悠游山水，诗酒唱和。其中张含、王廷表、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唐錡、吴懋等，时有“杨门七子”之称。杨慎久居云南，交游与学术活动从未间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云南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嘉靖三十八年（1559），老弱病衰、万虑灰冷的一代才子杨慎卒于戍所，年七十有二。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

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见称，稍其后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六中说：“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称其“平生著述四百馀种”，《四库全书》收录其著作多达39种，《丛书集成初编》刊印杨慎著述八十馀种。其著述涉及经学、哲学、史学、考古学、音韵学、文献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而其主要成就在文学，是有明一代学识广博的文学家。他存诗二千馀首，向以渊雅博丽、抗衡“七子”著称；其诗学理论对明代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杨慎的词学著作也相当丰富，词集有《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词选有《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填词选格》、《词选增奇》、《填词玉屑》（后三种已佚）；他评点过《草堂诗馀》，又是明代最早发现《花间集》的人，并亲自“品定”《花间集》；词论专著《词品》六卷，拾遗一卷，共多达三百二十馀则，为有词话以来篇幅之最。其词学创作及词学理论都在明代词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词品》撰写于杨慎被贬谪云南期间，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仲春，首次刊行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前有嘉靖甲寅周逊序及辛亥（1551）自序。明尚有陈继儒刊本。清乾隆间有李调元校刻《函海》本，《函海》本与嘉靖本次序颇有不同。1934年，唐圭璋辑得六十种词话，以《词话丛编》之名铅印出版，《词品》收入其中，唐氏以嘉靖本为主，而以《函海》本增补之，二者均有讹误者，以本集或选集订正，但此本在校勘方面有粗疏之处。今人王幼安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又据明陈继儒刊本校正，对原书有误或刊本有遗漏的地方，尽量参考他书以正之，与陈霆《渚山堂词话》合刊，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辑》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出版，但仍有讹脱。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修订本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针对王校本之舛误复加补正。因此，《词话丛编》本成为当今《词品》最为通行的本子。

《词品》六卷，拾遗一卷，“拾遗”卷后附有陈秋帆据《函海》本所补四则。《词品》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书中尽可能搜罗考证历代词人词作本事以及前人品评之语。六卷基本按照时代顺序布局：卷一多记六朝乐府曲词，考证词调来源，论述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六朝乐府与词体的用韵等，甚至认为填词用语“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试图从各方面论述六朝乐府与词的同源关系。杨慎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乐府，因此他的记述从六朝乐府歌词始。卷二以记述唐五代词人词作和闺阁、方外之作及故实为主，并解释考证词体中的生僻字词。卷三至卷六记述两宋、元代及本朝词人词作及故实。拾遗一卷多记歌妓、侍妾等女性之词作及故实。《词品》除了摘录、引述他人的词话外，共评论唐五代、宋、元词人八十馀人，涉及到词体的特性、风格、用韵、创作等诸多方面，在词学史上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

以“品”名书，不始于杨慎，梁钟嵘《诗品》以上、中、下三品品诗，唐司空图撰有《二十四诗品》，把诗歌分为二十四种不同的风格。纵观《词品》的内容，作者似乎没有为词高下分品的意思，虽然周逊在《刻词品序》中把词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品，含有高下之分，但杨慎《词品》之“品”，更多的是“品评”之意，还有揭示词品与人品关系的用意。杨慎通过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品评，发表自己对词体诸多方面的看法。

二

在《词品》中，杨慎对词体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详细论证。他在《词品序》中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杨氏认为诗词共源同工，六朝之乐府、唐人之七律与五代之词一脉相承。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词品》卷一中以具体作品为例进行分析，认为陶弘景诗《寒夜怨》与词《梅花引》格韵似之，仅换头微有不同；梁简文帝诗《春情曲》，与唐词《瑞鹧鸪》格韵略似；又认为“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从杨慎的阐述来看，他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有两个理由：一是“格韵”。他从“格韵”出发，探求词体之起源。“格”即句式与字数；韵，即押韵的方式。杨慎通过在古诗中寻觅句式长短和押韵规律与某一词牌的相像者，来确定“最初”的词。二是词体的特质。词的特性是绮艳婉媚，蕴藉而有风味，杨慎认为六朝诗风华旖旎、情致绰约，与婉约妩媚的曲子词特质相同。因此得出结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杨慎这种从词的格韵与词体的特性出发探讨词体的起源，把六朝纤艳绮丽的小诗与风致婉丽的词联系在一起，给后人以启迪。六朝乐府诗本身就有调名，句式长短不齐，又多侧艳之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词皆有相似之处，因此，杨慎的词体起源说在词学史上能自成一家。

杨慎词体起源说的提出，一方面与其诗论密不可分。杨慎从进士及第的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永昌贬所，期间，正值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高涨期，复古派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靡一时，从者云集。而善于创新、思想开放的杨慎独立于“七子”之外，“挺然崛起”，“自成一队”，强调唐律源出六朝，溯流应穷其源，要求学律诗当取则六朝。杨慎的词体起源说正是其诗学观向其词学观延伸的结果。另一方面可能是有所本。在此之前，南宋人就有类似的观点，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就指出：“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以工小词为能文哉。”（《历代词话》卷一引）但朱弁仅仅提出观点而未加以论述，杨慎继承朱说明确提出词体起源于六朝，并举例进行详细的论证，足以令人信服。

词体起源一直是词学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历代词学家提出了诸多看法，诸如词体起源于《诗经》说、乐府说、唐律说等。而杨慎的词体起源于六朝说，影响深远，稍其后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谓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梁启超在《词的起源》中也指出：“观此可见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第四句——‘舞春心’，即覆叠第三句之末三字，如《忆秦娥》调第二句末三字——‘秦楼月’也。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王国维在《戏曲考源》中也说：“诗馀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当代学者刘大杰虽然认为梁武帝所作还不能算严格的词，但也认为“填词萌芽确起于齐、梁间，而梁武帝在这种尝试填词的工作中，是一位最重要的代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杨慎的词体起源说成为诸说之一种，给后人以重要的启发，在词学史上影响很大。

三

杨慎博览群书，涉猎领域广泛，文献学知识深厚。任良幹在《词林万选序》中说：“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绮练者四卷，名曰《词林万选》，皆《草堂诗馀》之所未收者。”由此可见他词籍收藏的丰富，丰富的收藏为他在《词品》中的考证、校勘、辑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杨慎在《词品》中考证了词调的来源，对当时流行的词选《草堂诗馀》误刻词人词作的情况加以勘正，对当时罕见之词作整首录入，以致详解词义、字义，并交代出处。这是《词品》不同于同时期词话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杨慎博学在词学方面的具体体现。

对词调来源的考证最早见于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他对32首唐宋燕乐曲子作了溯源析流的考论，资料翔实，王氏多从音乐的角度进行寻根求源。但到明代杨慎时期，词乐已佚，再从音乐方面探讨词调的渊源已不可能，杨慎是一个博洽多闻的著名诗人，他客观地从文献渊源方面探析词调的来源。他认为：“词名多取诗句，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杨氏用一种非常感性的方法考证相当枯燥的词调来源，很有特色，亦颇有道理，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清代词学家毛先舒的《填词名解》也曾用这种方法探析词调的命名。

杨慎在《词品》中还考证了词调与内容的关系。他认为词调在唐代多与词作所写内容相一致，比如李后主《捣练子》“即咏捣练，乃唐词本体也”，王晋卿元宵词名《人月圆》，“即咏元宵，犹是唐人之意”。他在研读词作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词调与所咏内容之间的变化，是由唐人的咏本意发展到后来的“借腔别咏”，比如元太保刘秉忠《干荷叶》曲本该咏干荷叶，但他却用《干荷叶》之调写出吊宋之作，并认为这种“借腔别咏”的创作方法，成为后世词体创作的惯例。杨慎这种考证与论述对明人进一步认识词体以及词体创作的演变过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他考论的结果符合词体创作的演变过程。

杨氏藏书颇富，就词选而言，在《词品》中提到的就有《遏云集》、《花间集》、《兰畹集》、《花庵词选》、《诗馀图谱》、《天机馀锦》、坊刻及家藏旧本《草堂诗馀》，还有多种词别集及词人文集。除此之外，还有自己已经编就的《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填词选格》等。《词品》对当时流传的词选《草堂诗馀》中所存在的误刻、漏刻词作多所纠正。比如对词作者失其名字的现象给以指明：《草堂诗馀》选有《蓦山溪》“青梅如豆”一词而不注作者名字，杨氏指出此词为张震（东父）所作；对部分词作的文字进行校勘和补正：“周美成《过秦楼》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误作‘凉浴’。”对词作中漏字漏句现象进行指正：“周美成‘寒食’《应天长》词：‘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今本遗‘条风’至‘正是’二十字。”对当时罕见之词予以全录：“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词名《竹屋痴语》……旧本《草堂诗馀》选其《玉蝴蝶》一首，书坊翻刻，欲省费，潜去之。予家藏有旧本，今录于此，以补遗略焉。”杨慎所做的这些校勘、辑佚工作，文献价值很高，对人们全面、正确地掌握词人词作有一定的帮助。

《词品》还对词作中出现的生僻字词加以解释并说明出处。唐宋词距明代亦为时久远，其中一些字词已经成为“古代汉语”，明人解读起来已有困难，杨慎在《词品》中对这一部分字词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比如考释“草薰”一词：“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经语。六一词云‘草薰风暖摇征辔’，又用江淹语。今《草堂词》改‘薰’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弘明集》：‘地芝候月，天华逆风。’”不仅考证了“草薰”的渊源，又纠正了《草堂诗馀》之不当。像这样对词作中特殊词语的解释与辨析，《词品》中很多，诸如“哀曼”、“屯云”、“等身金”、“侧寒”、“麝月”、“泥人”、“檀色”、“黄额”、“靥饰”、“花翘”、“垂螺”、“银蒜”、“闹装”、“秋千旗”、“椒图”、“解红”、“檐花”、“心字香”、“明珠溅雨”、“双鱼洗”、“孟婆”等，这种辨析与解释对当时人们更好地理解词义、鉴赏词作意义很大；今人也正是从杨慎的考释中才知道这些字词的渊源与用法，从而更正确地领会词作的含义；同时也体现了杨慎的学识渊博与博闻强记，由此也可以感觉到杨慎为振兴词学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四

品评词人词作是《词品》的重心所在。《词品》虽然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透过杨慎对众多词人词作的品评，品评者的词学观就相当明显地体现出来。杨慎《词品》对词学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诸如词体风格、特性、用韵、用情、词品与人品、词作与社会政治、词选、创作等，其中词体风格论与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其一，词体风格论。在词学史上，婉约是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传统风格形态，而到北宋中期苏轼豪放词产生以后，人们往往用“豪放”一词评价苏词。但是整个宋代，词坛上的基本倾向是尊崇婉约词风。到了明代，与杨慎同时期的著名词学家张綖在《诗馀图谱凡例》后所附按语中第一次把词体风格分为婉约与豪放两种，并以婉约为正体，以豪放为非本色，尊崇婉约词风的意识非常明显。杨慎对词体风格的看法与时流颇异，他不仅欣赏婉约词，同时赞赏豪放词，表现出词体风格取向上的开放性。

杨慎对婉约词的评价与其词体起源论及诗学观相一致。他欣赏六朝诗的“风华情致”：“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杨氏亦如张綖用“本色”一词，在他心目中，六朝的“风华情致”，落在词上，就是“婉媚”、“绮丽”、“清新”、“流丽”、“蕴藉风流”、“富贵蕴藉”、“婉媚风流”，此就是本色。如评价中兴名相赵鼎词“小词婉媚，不减《花间》、《兰畹》”；评价贺方回《浣溪沙》词“句句绮丽，字字清新，当时赏之，以为《花间》、《兰畹》不及，信然”；评价陈克词“工致流丽”；评价刘镇《阮郎归》词“清丽可诵”。表现出对婉约词的倾心与赏爱。

同时，杨慎对豪放词亦很推崇，如评孙浩然《离亭宴》词“悲壮可传”；评张孝祥词“笔酣兴健”、“骏发蹈厉”；评张镃《贺新郎》词“非千钧笔力未易到此”，与辛弃疾《水龙吟》词相似；评岳珂《祝英台近》词“感慨忠愤，与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评姚燧《醉高歌》词“不减东坡、稼轩”。杨慎最欣赏具有高尚人品的词人创作的带有“忠愤”之气的豪放词，他所推崇的豪放词如张元幹、张孝祥、张镃、辛弃疾、岳珂等词人的词作，皆是词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由于杨慎忠而被贬，一生不得志，因此这些词人在词作中所表现出的忠愤之情与他的情感息息相通，特别容易引起他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杨慎这种开放的词体风格论对启迪人们正确认识豪放词人及其词作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它的影响在明代中后期重婉约的词学环境中不太明显，但在明末，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词坛上刮起了一股稼轩风，词学家孟称舜、徐士俊突破婉约豪放的界限，对苏辛豪放词给以极大的肯定，与杨慎的词体风格论遥相呼应。杨慎可谓导夫先路者。

其二，词体主情说。词最初产生于舞宴歌席间，其文学特性就是抒发婉娈之情，其功能就是娱宾遣兴。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形象地描述了词体的特性及功能：“有绮艳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无不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到了北宋，越来越多的文人进行填词写曲，词体创作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人们试图用儒家诗教的去规范词体创作，使擅长抒发个体性情感的词体承担起表现文人社会性情感的责任，诗言志，词言情，成为人们强调词体特性的一般看法。词体是“言志”抑或“言情”这个问题一直到元末仍是词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明代立国，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以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受此影响，明代前期词学家往往用儒家诗教评判词作，致使词体的“达情”特性有所丧失。明代中期随着心学的兴起，文人的个体情感得以张扬，倍受压抑的心灵得以舒展，词坛上“主情说”开始盛行，许多词学家也加入到词体“主情”特性的讨论中来。在诗学理论中倡言“诗缘情”的杨慎，认为诗歌“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后发性情”（《升庵集》卷三《李前渠诗引》），因而，在《词品》中也有对“情”之论述。他在卷一谈及白乐天《花非花》词时说：“因情生文者也。”在卷四评价冯伟寿“春风袅娜”一词时指出：“殊有前宋秦、晁风艳，比之晚宋酸馅味、教督气不侔矣。”认为冯伟寿词风致绮艳，反映了词人的鲜活的个体情思，与晚宋词作中那些迂腐的充满儒家说教的作品不相类。在《拾遗》中肯定司马光的“艳辞”不伤“清介”，无损于司马公之高名。在卷三谈及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勋德重望”名公之词的言情特性时，充分肯定其情致缠绵的词作。杨慎一方面强调“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而人之情，可以像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宋代名公一样在词中抒发之，反对禅家的绝欲、道家的忘情；另一方面又不忘宋儒圣贤之言：“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抒情要有选择、有节制，不可放任自己的情感。从杨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心中“理”与“情”的矛盾，他其实还是要求词人在抒发人之情时应“发乎情，止乎礼”，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儒家正统的诗教思想。但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情”之内涵，即“风月”、“花柳”与“歌舞”，即艳情：“‘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杨慎认为人的情欲满足是合理的，在词中抒发艳情是无可厚非的。杨慎的“主情说”在一定程度上又抛弃了儒家“风教”、“诗道”对词体评价的价值取向，从文学自身的“言情”角度理解词体的特性，这种“主情说”显然符合词体创作的传统。在以张扬个体情感为先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忘却了杨慎“约情合中”诗教忠告，而放大了他对词体“言情”的要求。稍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大胆提出“词须宛转绵丽”，“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是明代中后期“主情说”极端化的发展，期间，杨慎的“主情说”为明代中后期词坛上“主情说”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词品》以采择宏富、“时有妙会”而著称。后人对其评价相当高，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称《词品》“大体极有可观”，认为杨慎“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并肯定其辑佚成就，指出《词品》中记载明词人方彦卿《鹊桥仙》词为王昶《明词综》所未录，而《词品》“录之以遗读明词者”。他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但是，杨慎在撰写《词品》时，远谪瘴蛮之地，检书不便，致使《词品》出现了一定的讹误，如把张翥词误作吕圣求、张元幹、石孝友词，把周晴川词误作周邦彦词等，把蒋捷效辛弃疾《水龙吟》全押“些”字词误作效仿辛弃疾《醉翁操》词；再者，《词品》在引述或摘录前人词话时，多有不注原书出处的现象，如卷三有“木兰花慢”、“东坡贺新郎词”及卷六的“南涧词”全文照录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而不注出处，尤其是卷六与《拾遗》一卷，几乎是全部摘录元明人著述而不注出处；甚至不标明原作者，致使前人之品评之语与杨慎之评语混为一谈，如卷四“姜尧章”条，评姜夔词时，摘录黄升《花庵词选》续集卷六语而不注出处，与下文己评混同，评高观国词亦然。在《词品》中，杨慎摘录他书内容，占原作的四分之一还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词品》有集评的性质，开了清代集评类词话如《词苑丛谈》与《古今词话》之先河。即便如此，杨慎《词品》中所体现出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在词学史上仍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正像近代词曲家吴梅所说：“《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词学通论》）

【编者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用红色小字夹注的形式，对原著中的人名字号和著作作了简单注释（仅限于每段首次出现）。而原文之夹注，则排以黑色小字，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