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赵鼎新

认识仕政是大约十年前的事。那天，我的老朋友李路路教授带了一位年轻人来见我，说他是人大社会学系刚留校的教师，各方面都很优秀，并且开始对社会运动研究感兴趣，等等。仕政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并且已经发表成书。我当时正在关注中国极左势力和乌托邦思潮的复兴，对南街村所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初次见面，我和仕政就谈了许久，临别时仕政送了我一本他关于南街村的书。我马上就把它看完了。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学要比今天闭塞不少，西方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没有在中国产生影响。南街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下产生的特殊的村落组织，仕政却套用当时国内风行的“市场转型理论”来分析南街村所发生的一切，整本书的理论和和叙事因此而显得不太协调，可我仍花了一下午时间津津有味地把它读完。尽管仕政给自己的书戴了一顶不伦不类的理论帽子，但这一帽子却未能掩盖他流畅的文笔、对现实的高度把握和分析能力。他书中的一些资料验证了我对南街村现象的一些初步看法，我也从仕政的书中学到不少东西。在此后的接触中，我发觉仕政为人实在，治学甚勤，而且做事讲原则，是我很欣赏的品性，于是我们成了忘年交。

此后不久，仕政转向社会运动研究。这些年来，他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同时一直在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进行梳理。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的识见在不断地增长。尽管如此，当他告诉我他计划撰写一本全面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书时，我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毕竟仕政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经历，这是否会影响他对这些理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把握？毕竟西方学者所写的社会运动的书籍已经被大量地译成中文，仕政的书能否有独到的贡献？这些都是我的疑虑。但是在看到仕政的著作之后，所有这些疑虑都一扫而空。除了极少数段落，仕政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有着平衡的理解和很好的驾驭能力。他的许多观点都来自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心得，因此很少有国内著作中常见的那种急就章的味道。他对西方的理论既没有表现出盲目的崇拜，也没有一味地否定。虽然仕政没有点明，但他的著作无处不在告诉我们：在大量社会机制的层面上，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换言之，在社会机制这一层面上，西方理论是完全可以用来理解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不同的社会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而这些不同的结构和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每一种社会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方式（比如，在计划经济社会下，“搭便车”这一社会机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下，这一机制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应该懂得，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学家，我们既要树立切合中国实际的问题意识和解读视角，又要避免落入因为坚持中国的特殊性而轻视西方学术的误区。

笔者曾经出版过一本题为《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的教科书。与拙作相比，仕政的著作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我的教科书是在清华大学授课录音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虽然我在录音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修改和扩充，但是拙作的讲义性质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仕政的著作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有着更广阔的覆盖。第二，我的教科书侧重于从知识社会学与方法论的角度来批判和重建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而仕政的重点在于梳理和介绍。如果读者想更详细地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仕政的著作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第三，我的人生经历决定了我对在“美好”理想驱动下的暴力革命有着巨大的恐惧。这促使我在书中把西方社会学中的革命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打通，试图提出一种整合性的理论，进而指出将社会矛盾制度化的可能性和方向。而仕政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注重专业化的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所关心的问题与西方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有着很大的重叠。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仕政的著作与拙作既有重合，也有区别，它们之间有着很好的互补性。

当下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严重分裂，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新型的通信交流手段和利益表达方式，但中国的体制却仍然缺乏将这些新型的社会矛盾纳入制度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因此正以多种形式——包括社会运动和骚乱——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仕政的著作来得十分及时。我相信，无论是学生和研究人员，还是政府干部和社会人士，都会从仕政的著作中汲取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