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城市、君王、神灵（上）

货币经济制度

与日本截然相反，在我们心中，早在史前时期，中国这个国家便拥有巨大的城池。地方的神灵只在城市受封，并在此接受祭礼。城主便是诸侯最初的身份。“贵都”或是“敝邑”直到战国时期，仍然是官方文书中对“国”的称呼。与古罗马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做法一样，在19世纪末期，即1872年，苗族被彻底征服，并被整体迁入城市，留下了强制城市化的印记。中国的行政税收政策向城市倾斜，城市得益、农乡受损是这种做法最明显的后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贸易市场。对于广大地区来说，这种贸易在满足他们需要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便如此，农业生产在中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使得中国的货币经济并不发达。直至近代，其货币经济仍然达不到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时期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货币体系。它的产生被看做是由衰败造成的，当然，这是从某方面出发的观点。由于行会手中掌握着对铜币和银锭成色的验证权，所以，导致了铜币与银锭之间汇率的不稳定，频繁地变动。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

在看起来颇有现代成分的表象中，非常古朴的特征依然被中国的货币制度保存着。“贝”这个古老的含义，仍然保留在“财”字之中。据说有这样一种情况：作为一个出产矿石省份的云南，直到1578年，纳贡时使用的还是贝币。“币”这个字的含义中包含“鳖甲”(2)的意思。早在周代，“布帛”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布帛”就是“绢币”，而且在历朝历代，它都可以用来缴纳赋税。另外，珠、玉、锡都曾经做过古老的货币，体现过货币的功能。

公元7年的时候，王莽篡权后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等级，将货币分为28个品级，让龟甲和贝拥有金、银、铜的功能，都可以作为支付的手段。秦始皇--一个帝国理性主义的统一者，他的做法则刚好相反。不确切的资料显示，他禁止了一切其他的交换支付手段，只允许制造镒与钱，即一种“圆”形的铜币、金币。不过，最终这种做法也失败了。

银成为铸币使用的金属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汉武帝时期。直到1035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南方的省份才把它作为通行的税收方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必然是由于技术的落后。从金沙中可以直接淘得金子，与之相比就技术而言，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开矿，才能得到银，而开采铜则要容易很多。而且，在采矿和铸币方面，中国人的技术长久以来都处于一种十分原始的状态。有一种说法，从公元前9世纪，或许是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制造硬币。不过，一直到公元前200年，钱币上才开始出现文字。而且这些文字不是压刻上去的，是浇铸而成的。因此，这些硬币仿制起来非常容易，在成色上悬殊也很大。这种成色的差异直到17世纪，也比各种欧洲硬币大得多。当时，英格兰金币的成色差异约为10%。鲍特曾经对一些面值相同的铜币进行称重。18枚制造于11世纪的铜币中，最重的4.08克，最轻的0.70克。公元620年的铜币6枚，最重的4.39克，最轻的2.50克。仅是从这一点，这些钱币就不能作为唯一的流通尺度。

鞑靼人手中积聚的大量黄金造成黄金储备先是急剧增加，而后又急剧下降。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金银的稀缺。尽管在相应技术条件下，银矿的开采价值很高。而日常交易使用的通用货币则一直是由铜币来充当。

在西方，流通中所需贵金属的数量十分庞大。编年史的作家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汉代的编年史作家。在当时，每年都有大型的商队，依靠供应大批的丝绸和实物贡品，从西方带回大量的黄金。曾经发现过的罗马铸币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证明。不过，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这种贸易也停止了下来。到后来，进入蒙古帝国时期后，这种贸易才逐渐恢复。

在墨西哥至秘鲁一带的银矿开始开采后，西方国家的贸易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转好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的等价物，大部分开采出来的银子流入了中国。由此，白银兑换黄金开始出现贬值。例如，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白银对黄金的兑换比例旬4︰1；明神宗万历二年（l574年）是8︰1；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年）是10︰1；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是20︰1；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18︰l；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14︰1；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年）是18︰1。不过，铜对银比价下跌的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造成这种下跌的直接原因是银身价的倍增。而银身价倍增则是由于货币经济对白银不断增长的需要。

采矿和钱币的制造对于政权来说，都属于经济特权。在《周礼》的记录中，国家有九个机构，也就是九府。早在那个时候，九府中就已经有专门负责制造钱币的官员了。一部分矿山由皇家经营，经营是通过分配徭役的方式；另一部分虽然交由民间经营，但是设有前提条件，即生产出的产品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2)。产出的铜被送往位于京城的造币局制造钱币。国家制造钱币都有一定的需求量，超出的部分则由造币局负责出售。但是，由于运费太高，使得铸币的成本大大增高，数目相当可观。

公元8世纪的时候，根据马端临的记载，具体是在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年，中国现存的造币场共有99家。每年每个造币场的铜币产量是3300缗，1缗等于1000钱。每个造币场有30个工人，耗费材料的数量是：铜21200斤、铅3700斤、锡500斤。这里的1斤略等于550克。这样算来，铜钱的成本是75%，也就是说，每制造1000钱要耗费750钱作为成本。另外，造币局对此形成了垄断，并时常奢望能从造币中获取25%的利润。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从而滋生了对铜币的盗铸和作伪。尽管打击这种盗铸作伪行为的斗争持续很久，甚至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不过，因为上面的原因，这种斗争注定不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与此同时，外敌的入侵也时常对矿区产生威胁。

政府有时会直接没收个人储存的铜，或是直接从日本购买用于铸币的铜，以满足铸币对原料的大量需求。有时皇室会使用经济特权，将所有的金属矿山都由自己直接经营。管理银矿的相关官员会向银矿收取对矿山的使用费。例如，在19世纪的广州，使用费约占20%-33.3%，如果再加上铅矿的，则高达55%。把上交给国家的数目从这笔费用中扣除后，剩余的钱款就落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这些官员在所管辖地域的主要收入便来自于此。和其他矿山的情况相同，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金矿也被划分成块，由手艺人，即矿山师傅承包，转为小成本经营。所需缴纳的使用费的标准是矿石的产量，最严重的时候，达到过40%。

关于矿山非常落后的开采技术，一直到17世纪仍有记载。除去地相占卜，这个会在下面讲到的因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式各样币制改革的失败。导致改革失败的是中国最为普遍的传统主义。它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结构中，是一种固有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进行讨论。

从编年史中，我们能了解到关于铸币贬值的问题。曾经出现过把贬值货币强制用于流通的情况，下达这个命令的人是楚庄王，不过，这种做法最终还是失败了。首次对金币贬值的报告是在汉景帝时期。从此以后，这种情况就不断地发生。关于金币贬值这个问题最有利的说明就是由此对商业造成的巨大混乱。造币金属储量的波动显然是金币贬值的最终根源。

在中国，北方要抵御草原上的夷狄，南方则大多是商业中心，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依靠金属的流通手段达到了富裕。对于通货波动所带来的灾难，北方承受的痛苦反而比南方多。

每逢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需要大量的铜钱用于制造武器，这就需要对铸币进行强烈的改革。这一点和我们在“一战”时只有镍币可以使用的情况如出一辙。战争结束后，由于军用物资被“解甲归田”的士兵随意使用，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和平也就意味着国内会出现铜泛滥的情况。一旦出现各种政治动乱，都有关闭矿山的可能。即便排除可能存在的夸张或是夸大的成分，根据报道，无论铸币短缺或是过剩，价格都会随之发生可怕的波动。

对于国家的垄断，各种贪婪的官员也并非总是循规蹈矩。在官员们的默许下，大量私人制造伪币的工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在一次次对货币垄断的尝试失败后，国家在绝望中作出了妥协，不断地允许个人的铸币行为。当然，必须依照当时现有的样式。这种情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75年的汉文帝时期。这样做的后果非常明显：整个货币制度乱成了一锅粥。到了汉武帝时期，在首次经历了这样的尝试后，汉武帝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了个人制造硬币的工程，形成了国家对硬币的垄断。与此同时，再次建立并提高国家硬币的质量信誉，还进行了造币技术的改良，即给钱币镶嵌了硬边。不过，由于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行了由白鹿布制成的信用货币。加之银币极易作伪。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汉武帝的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也许是由于政治动乱的后果之一，在公元前40年前后的汉元帝统治时期，出现了造币金属奇缺的情况。随后，篡权者王莽开始推行他的货币等级试验，把铸币分为28品。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完全是枉费心机。自此，似乎金银货币必须由政府制造的情况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再也没被提起过。

第一次仿照银行流通手段对国家流通手段(2)的发行是在公元807年，即唐宪宗元和二年。不过，银行方式的金属储备也仅仅是在这种做法刚开始使用时才获得的。此后，这种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越发艰难，尤其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

硬币贬值的历史与纸币的贬值，两者的结合使镑库(3)本位制牢不可破。所谓的镑库本位制，就是在进行大宗贸易时，储备银币以“两”为单位作为来往支付的基础。虽然铜的价格不高，但并不意味着铜本位制是非常便利的货币形式。因为惊人的高额造币成本和过高的运输费用，都不利于货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例如，最初的时候，l000枚铜币等同于白银1盎司，到后来，只相当于半盎司。而且即便是处于和平的繁盛时代，由于艺术上建造佛像，以及工业上对铜的使用，造成可支配的铜在数量上极不稳定。这一点非常重要。与此同时，物价和租税负担也会受其影响产生变化。

国家想努力建立一种统一预算，其基础是完全或是接近完全的以货币作为税收。但是，由于物价会因币值起伏而变化，这样的做法都难以获得成功。以至于，最终国家只得重新以实物作为税收。然而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经济的停滞不前。

除了战争和其他财政的需要以外，物价政策是中央政府在考虑自身与货币制度的关系时，必须牢牢把握住的一点。对造币业控制的放松，虽然刺激了铜钱的生产，但是也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倾向。由于采取了诸如关闭部分造币场这样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最终，结果发生了变化。对于外贸的禁止和控制，货币本位政策参与其中，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做一方面是担心货币在自由进口时，出现外流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自由出口(2)商品所造成的外币泛滥。

虽然，宗教政策是佛教徒和道教徒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但是，纯粹与铸币有关的财政政策往往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所有为了建造诸如佛像、花瓶、寺院器具和装饰品之类的寺院艺术品而使用造币原材料的做法，都对货币造成了持续的危害。大量硬币被熔化会造成货币的严重短缺，铜的囤积造成物价下跌，最终导致以物易物这种经济（公元702年）的出现。寺院被政府进行系统的劫掠，并对铜制品税率（公元702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到了最后(3)，还尝试对青铜器和铜制品形成国家垄断。后来，出于控制私造伪币的目的，这种国家垄断甚至扩展到了对全部金属商品生产的控制。不过，这些都不是可以长期执行并持续有效的措施。后面我们将会讨论一种时而宽松、时而紧缩的禁令。禁令的内容主要是为了防止土地的积聚。负责执行这项禁令的官员则正是以此而获得了大量的铜。在货币短缺的时期，能最大限度使货币集中(4)的方法，除了高额货币占有税，还有物价政策和国库的动机。

铁币也曾作为货币，在历史上时兴过一段时间。不过，多次向铁币过渡的尝试并没有让状况转好。10世纪，在后周世宗统治的时代，官方的呈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要求放弃铸币中的利润；同时为了避免垄断金属制品的价格，刺激工业上对金属的使用，不再控制金银的使用。但是，这些措施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

相似的考虑促使了纸币政策的出现。最初，银行债券的出现是为了避免铸币的混乱影响到批发贸易，因此，从一开始，债权性质就在它的身上得到了明显地体现。后来，银行债券的使用虽然仅限于在区域间的汇兑，但依然使其具有了流通的性质。不过，也因此加速了对银行债券的伪造。公元2世纪以后，造纸工业和木版印刷工艺的引进，尤其是代替凹版工艺的凸版工艺，为这种伪造活动提供了技术条件。

早在9世纪初期，国库就通过商人手中掌握的谋利机会，即汇兑进行盘剥。从1/4到1/3的偿还基金是最初采取的原则。后来，国库又以垄断银行为基础，发行了大量的钞票，这种做法自然没有坚持太久。对钞票的制作，最先是使用木板印刷，后来是铜板印刷。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纸币的信誉急剧下降。例如纸质低劣、战争、货币短缺加速了钞票的磨损，在很短的时间内，纸币就会变得浑浊不清；制作面额为最小单位的纸币；磨损或是无法识别的纸币不予回收；制作代替旧纸币的新钞票要征收印刷的成本费；严重枯竭的金属矿藏；迁移到内地的兑换地增加了兑换的难度；为了应对面额不断缩小的新纸币，不断地延长回收期--由最初的很短时间到后来延长到22-25年(2)；还有一再拒绝部分纸币作为缴纳税收的手段。即便诸如在大额支付中，都要有一定比例的纸币这样的政策被政府极力的强调和重申，甚至有时候政府会禁止金属作为支付手段，都无法阻止纸币信誉的下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流通中反复把纸币支付手段完全撤出来，结果又会导致通货紧缩、物价下降。对于流通手段的增加，也曾有计划的反复进行，不过，最终的结果都失败了。原因是这种做法从财政的角度来看，会催生通货膨胀的产生，而且无法遏制。18世纪英国的界限是纸币与金属货币流通量在正常情况下应当保持的比例为1︰10，或者比这个比例更低一些。战争、蛮夷占领了矿区、大肆搜刮财富、为建造佛教庙宇大兴土木，当小范围处于这种状态的时期，此时工业或是工艺上对金属的使用，便会导致通货膨胀。通常情况下，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疯狂兑现和破产。众所周知，忽必烈可汗曾进行过实验，对金属债券进行分级发行。马可·波罗对此作法就十分赞赏(2)。最终的结果却是纸币的大肆泛滥，到1288年的时候，纸币贬值了80%。随后，大量白银的涌入使得白银又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于是，金、银、铜的汇率又被人们尝试着重新进行规定，金对银的规定汇率是l︰10，实际则是1︰10.25，2005枚铜币相当于1两白银。这个比率表示铜大约贬值了一半。金和银作为充当证券预备金的贵金属，被严禁私人持有。金属行业和制造铜的行业归为国有，金属货币不再进行铸造。单一的纸币本位制由此产生，而债务则随着王朝的覆灭，就此一笔勾销。

到了明朝，虽然硬币的铸造又开始有秩序地逐步进行，但是，1︰4的金银比价则是当时贵金属比价不稳定的典型证据。由于纸币与技术货币并存后，出现了贬值，所以，先是于1375年，即明太祖洪武八年，下令禁止以金银作为货币；而后，在1450年，即明代宗景泰元年，以铜作为货币被禁止。这些措施致使纸币本位制又成为单一终极货币体系的趋势。在编年史中，1489年，也就是明孝宗弘治二年是纸币最后一次被提及的时间。16世纪的时候，对于铸造铜币曾有过强制性的试验，不过没多久便失败了。与此同时，欧洲大量的白银通过直接贸易进入中国，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到16世纪的末期，称量银本位制，即银锭本位制，也就是镑库本位制开始在批发行业中流行，铜币也再次开始铸造。尽管在铜与银的比价中，铜再一次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过，自明光宗泰昌元年，即公元1620年以来，由于纸币受到明清两个朝代禁令的全面压制，致使货币的金属储备一直处于缓慢又积极的增长状态。货币经济在国家结算结构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发行于第二次太平天国暴动时的货币，最后出现了贬值，无法兑取。

毕竟，条状白银在流通的时候存在的困难很大，因为银子总是要过秤称重的。对于各省的银号来说，他们的高费用可以通过港口城市的大称来弥补，而且这样做是合法的。冶炼场还需要对银子的纯度进行检验。随着银子在支付手段中比重的增大，对于每一块银子中央政府都要求提供能证明其产地和检验地的证据。在每个地方，被铸成鞋状的银子会具有不同的品质。

非常明显，这些状况必然会导致镑库本位制的出现。在各个大型商业城市中，都可以兑现银号行会的票据。于是，这些行会考虑把自己的分支建立到其他的城市。它们强制要求各种商业债务的支付方式都要使用镑库本位制。进入19世纪，关于建议国家启用纸币的观点层出不穷，例如，1831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的上疏。不过，在证明这种建议的时候，使用的仍是过去的那一套。例如，在17世纪早期和中世纪，由于工业上对铜的使用，对货币的流通造成了危机，进而对物价政策造成损害。另外，通过镑库本位制，商人们得到了对货币的支配权。不过，最终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

一般情况下，政府基本上都是用银子支付官员的薪水，所以，他们既拥有权势又能得到实际的利益。对于中央政府对货币本位利益的干预，大部分官员会运用商业进行反抗，这样做的原因是商业决定着他们的收入。于是，强化财政权力遭到了地方官员的全体反对，特别反对中央政府加强对财政的监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

虽然铜的购买力呈现出大幅的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在几个世纪内是处于一种潜移默化的状态。这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同时是造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无视目前状况改变的原因之一。在这里，对于中国银行在支付或是信贷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的细节，暂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两”这个称重的计算单位。它有三种主要形式，另外还有几种辅助形式。鞋状的银锭虽然打有银号的印记，但它的质地并不靠谱。有关针对铜币的强制性课税已经消失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内地，唯一有效的便是铜本位。相反，自1516年，即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开始，银的储备量呈现出非常惊人的增长速度。

现在，有两个非常独特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增长的贵重金属占有量会促进货币经济，尤其是其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与贵金属占有量增加同时进行的是传统主义的加强，而不是瓦解。依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来说，资本主义现象依然停滞不前，没有丝毫的进步。第二，这里我们不谈论人口的规模，仅就其惊人的增长速度来说，既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影响，也没有促进经济形式的发展。只能说，它至少与静态经济形式之间保持了联系。对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进行说明。

城市以及行会

在西方，体现着强烈理性化财政、货币经济、政治性和资本主义色彩的是古代、中世纪的城市、罗马教廷以及现在处于形成状态的国家。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由于破坏了金属本位制，寺院被看做是令人恐惧的洪水猛兽。中国从来没有像佛罗伦萨那样的城市。这种城市不仅创造出标准的金属货币，而且给国家在铸币政策上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以及对货币经济的推广都失败了。

在中国，有一种情况非常特殊。寺院的供奉以及各级官员的俸禄，一直到近代仍然是以实物作为主要的发放方式。虽然，中西方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非常相似，但是，区别主要体现在几个要点上。“要塞”、“城堡”是汉字“城”？包含的意思，西方的“城”在古代和中世纪，具有相同的意思。在古代的中国，诸侯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城。这个意义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君主、高级官员以及重要人物的住所依然是在城中。在中国，息金是城市开销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地租、官员的俸禄和其他政治性的收入，这一点，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奴隶制时期的莫斯科如出一辙。另外，虽然中国城市在手工业排他性方面，无法与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相比，但是它和世界各地的城市一样，都是商业与手工业中心。在乡村，市场权在乡村宗祠的保护下依然存在。不过，市场垄断权(2)在城市却不受国家特权的保障。

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的城市组织没有政治特点，连整个东方都是这样。古希腊的“城邦”、中世纪的“城市法”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在古代西方的城市中，存在着自我武装的军人以及等级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在中国的城市中，这种的群体是不存在的。自然，它也不具有固定的政治特权。像热那亚的“合作公社”、类似于“巫术同盟”的军事盟誓团体从没有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过，自然也没有诸如执政官、市议会、商团式的政治行会和同行业的工会联合会那样的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城市自治的防御力量。它与封建的城市统治者之间，时而为了自治而争斗，时而又结成同盟。

反抗官吏的事件在城市中也会时常出现，官吏们被逼无奈，只得逃入城堡。但是，撤换个别具体的官员或是取消某种具体的规定，一般新的课税才是市民反抗起义的目的。相对的，或是明文规定的，或是政治性的，无论是哪种城市自由，从来都不是他们想要的。由于宗族的羁绊始终束缚着他们，所以，这种自由很难依照西方的形式得以实现。人们迁往城市后，尤其是那些富人，与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自己的家乡，保存有自己宗族的祖田和祖祠。换句话说，他与自己出生的村子之间，所有礼仪性的和私人的关系依然保持得很好。在这一点上，与俄国农民的等级成员非常相似。在俄国，一位农民进城拥有了固定工作，无论成为了工厂工人、帮工、商人、制造商还是文学家，在城外他所属的村社里，依然会保留他的永久居住权，以及与此相关的义务。在西方，阿提卡市市民的家神克里斯提尼以后的市民协会以及萨克森人的“商业神”都是此类情况保留下来的部分(2)。

在古希腊、罗马，城市是祭祠团体；在中世纪，它是盟誓的兄弟会。但是，在中国，城市只是一种“社区”的雏形。中国城市的神不是社团的神，它只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通常情况下，是由被册封了的城市官员(3)来充当这一角色。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城市里的人没有武装起来，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到目前为止，行会、汉莎（会馆）、同业公会以及外表与英国商业行会类似的“城市行会”在中国依然存在。城市中，各种居民社团是政府官员信任和依赖的对象。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社团要远胜于朝廷的行政管理，因为城市经济生活的命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这些社团。而且，与一些西方的普通社团相比，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更值得信赖。

中国城市的状况，让人回想起了城市在英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状态，即半城镇商号时代和半都铎王朝时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似乎有些相似。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英国城市在那种时代下，依然保有“自由”的特点。而且，这是经过明文规定的一种“自由”。但是，在中国的城市中，这种特点是不存在的。不过，和印度的情况相比，在这一点上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城市作为皇帝的城堡，在形式上是由“乡区”组成的。每个乡都有地保进行专门的管理，一般由一位长者担任。通常情况下，城市既属于若干低级的行政区或行政县的管辖范围，又受到若干高级行政管理区府（比如北京就是由五个行政区组成）的管辖。而且，这些高级行政管理的区府往往又是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对于歹徒来说，这样的状况非常有利。所以，与农村相比，城市在法律保障下所拥有的“自治”要少很多。仅从形式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私法还是政治的契约，在城市身上都没有签订的可能性。城市既不能作为法人，也不能承接诉讼。但是农村可以，而且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我们也会看到。

和全世界一样，有时印度的城市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即城市会受到某个实力雄厚的贸易行会的控制。不过，对于上述情况而言，这种控制并不是补充说明。每个城市不同的形成根源，是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古希腊、罗马城邦的基础是地主所有制，无论地主所有制有多么强盛，都无法改变这些城邦原本是海上贸易城市的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国算是一个内陆国家。虽然有时中国船只航行的距离实际也很长，罗盘与指南针(2)之类的航海技术也很先进，但这也只是单纯从航海技术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巨大的内陆疆域相比，进行海上贸易的意义就十分微弱了。另外，中国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完全放弃了拥有自己的海军力量。要知道，对于主动贸易来说，海军力量是它的基础，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众所周知，中国为了维护传统，只允许广东口岸和特许的13家商号保持对外贸易。这种结果的出现，绝非偶然。

从保存下来的一张张地图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开凿“皇家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大米由南方运往北方的时候，不通过海上航线，也许是由于海盗，也许是由于台风，使得海上航线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即便是在近代，官方的报告依然认为，对运河进行改建所花费的巨大开支与在海上航线所造成的损失完全可以相互抵消。另外，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为了获得货币形式的租金和税收，王公贵族们建立了典型的内陆城市。在这一点上，中国以及近东的内陆城市是一样的。不过，欧洲的城市在很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联合体。它们被高度特权化了，而且拥有各种各样的稳定的权利。在当时，管理城市的技术手段还未被封建统治者熟练掌握。而且，当时的城市会在敌军骑兵前来进犯时成功地关闭城门，形成自我防御，它还是一个军事联合体。因此，城市所拥有的权利按照计划不断地进行扩大。近东的大城市则恰好相反。例如，官僚制和王室建设运河，并对其进行管理时实施的恩惠决定着巴比伦的生死存亡。在中国，即便中央的行政管理并不强大，中国的城市的情况也和巴比伦一样，决定城市繁荣的因素是朝廷的行政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江河的能力，而不是市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决策力。

与中国帝王历史悠久的官僚制度相比，西方官僚制度稍显稚嫩。而且，我们的官僚制度中的一部分来源于自治城市国家的经验。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城市基本上只是行政管理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理性产物。对于这一观点，最好的说明就是城市的形式。首先，使用栅栏或是围墙圈出一片场地；而后，迁入一部分居民，通常是强制迁入，一般情况下，居民与场地相比要欠缺一些；最后，就像埃及那样，更换朝代的时候，或是为都城变换名称，或是迁都。在中国，北京是最后的，也是永久性的都城。只有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这样的城市才算得上是出口工业和贸易的基地。

在皇家行政管理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伴生产物。它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焦点。就像我们已经提出的：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事实上都是中国人“对自己进行管理”。除了本书反复强调的宗教及其作用，城市和乡村都存在一样的情况。有一些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族，与某个历史悠久并且实力强大的宗族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职业联合体是他们的最高主宰。职业联合体拥有对自己所有成员的支配权。在个人对行会或是同业公会的依赖性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中国相比(2)。另外，我们要明确行会和同业公会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在中文的语义上没有任何差别。在中国众多的行会中，只有极个别的垄断行会未经中央政府的认可。其他大部分的行会对其成员拥有绝对的审判权。它们掌握了对自己成员具有意义的所有事情，例如：度量衡、货币中给银锭加印、护路、监督成员的信贷业务；有权力依照“支付条件卡特尔(2)”对供货的时限(3)、存储、付款的时限、保险费以及利率(4)进行规定；行会还会对空买空卖的诈骗行为以及其他不正当交易进行阻止打压；按照章程为进行转让的债权人(5)提供补贴，对地方的货币行情(6)进行调整，对某些需要长期储存的货物提供特许。与手工艺人相关的行会对其成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对学徒和工人的数量（包括自己家里的学徒工）行会有权进行限制和调整；必要的时候，还要负责生产秘密(7)的保密工作。

每个行会拥有数额巨大的资产，高达数百万，这些资产大多被用于对公共土地的投资。行会会向普通会员征收税费，向新会员征收入会费和保证金，而这笔钱将被用于福利事业。另外，对于部分经济困难的会员，行会将出面办理他们的后事，并出钱提供戏剧表演。

大部分行会都对从事自己行业的人群开放，而且，通常情况下，入会对于从事该职业的人也是一种义务。不过，在中国，仍然保留着大量特殊的行业以及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它们是一些古老的宗族或部族世代相传的手艺或绝技，只是由于不外传，从而形成了对该行业的垄断。此外，还有一些形成垄断(2)的行会，它们的形成是源于国家根据财政或是排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