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断代。就新闻业发展来说，以前的新闻业基本消失。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传媒替代了原来执政的国民党的传媒，也替代了解放前各大城市出版的影响全国的商业媒体，逐渐成为国家的传媒，同时党的传媒性质不变。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1949年以来新的新闻业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一条件下，成立了政务院新闻总署。在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环境下，存在各种进步的民营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需要政务院有一个管理这些媒体的机构，于是成立了新闻总署。当时新闻总署署长是胡乔木同志。1949年年底在新闻总署召开的全国报纸经营会议上，提出了“报纸企业化经营”的口号。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新中国的新闻业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局面。但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对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了质疑，他要求迅速转变成社会主义。于是到1952年，开始对民营的出版社、报纸、广播电台全部实行国有化，8月7日撤销新闻总署。至1952年12月底，中国所有的大众传媒不再有私营。

1949年时，根据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要求，由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发布了一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今后的行政区、省、区的主要报纸都不必公开宣传是中共机关报，也不必说是政府机关报，只称某地某报即可”。这一思想就是要淡化当时报纸的政治性，把面向领导干部的报纸转而面向社会。但是这一文件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定性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一部分。结果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落实。

新中国成立新闻业界的第一件事情是形成新的党领导的国家新闻体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报纸的核心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成为全国的指导性报纸，同时也形成了按“大行政区—省—地市”这样的级别阶梯形成的党报系统。当时各大行政区的党报分别是：东北地区机关报是《东北日报》、西北地区是《群众日报》（《群众日报》的前身是1940年创办的《边区群众报》）、华东地区的机关报是《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是范长江）、西南区的机关报是《新华日报》，以及华南区机关报《南方日报》。1954年发生“高饶事件”，毛泽东不放心，他认为大区容易搞独立王国。于是撤销了大行政区。这些大区的机关报也缩回成为大区内主要省份的省报。例如《东北日报》缩回到辽宁改为《辽宁日报》，《群众日报》缩回到陕西成为《陕西日报》，《解放日报》变成上海市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变成广东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则改成了现在的《四川日报》，这是当时报纸行业的格局。《人民日报》的发行量1949年底为9万份，1952年为48万份，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报纸，它是党报，但同时应该是面向社会的报纸、全国性的报纸。

1949年以后我国的新闻政策是收紧的，而且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1949年时，中央颁布文件规定，公告或公告性新闻都由新华社统一发布。1950—1951年又规定，国际新闻和评论完全集中于中央，经中央审查后统一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也就是说各个报纸没有发表国际新闻的权利；同时规定，未经中央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新闻和评论。这些要求当时有一定道理，中国被帝国主义包围着，国际新闻很敏感。总之，中央使用报纸要像“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来贯彻上面的精神。我们报纸的主要目的不是传播新闻，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在当时，适应了建国初期信息发展的需要。

现在需要与时俱进了，因为人民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可以注意一下2009年10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世界传媒峰会上的致辞，致辞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媒介集团的老板们，需要讲出国际同行能够共同接受的职业理念，胡锦涛提出的是“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就说明中央领导是在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的前提下讲话，但是，具体的管理部门，观念上还没来得及发生变化，各级党报仍然按照较为陈旧的思维模式来运作，这样下去中国很难让世界听到我们真正的声音。

1949年成立中央广播事业处，最初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1954年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央广播事业局”。原陕西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2月进驻北京，1949年12月5号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一直使用到现在。此后，各大行政区、省和地级市逐步建立“当地地名+人民”的广播电台体系。1954年大区撤销，大区人民广播电台也跟着撤销，并入所在地的省级台。1950年，全国有各级人民广播电台65座，并且建立了各地新闻节目联播制度。每早7点都会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1950年3月，新华社被宣布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战争时期，新华社和党的报纸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所以全国有几百个新华社的分社。集中统一后，大部分新华社分社撤销，合并到原来的党报编辑部。新华总社在全国建立了30个左右的分社，大约一个省一个，此外还有一些驻外分社，变成了集中发布新闻稿的中央级的信息总汇，成为全国新闻信息总的出入关口。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1959—1961年，有19个省级行政区建立电视台，但在经济困难时期，大部分停掉。后来又有一些新开办，至“文革”前，全国有电视台13座。由于缺乏综合国力，电视机社会拥有量极少。改革开放以后，电视业、急遽发展，1985年电视超过报纸，成为全国第一媒体。

建国后新闻业界的第二件事情，是在形成新的国家新闻体制的同时，将民营传媒国有化。

全国解放后，绝大多数原来与国民党有各种关系的传媒或被查封或停刊，包括一些民营报刊和广播电台。少数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的进步报刊和个别立场中立的外报得以保留。1950年3月，全国有民营报纸58家（其中上海14家），代表性报纸如《大公报》上海版、《新民报》、《文汇报》、《大美晚报》（美商拥有）；英文《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民营广播电台34家（其中上海22家），代表电台亚美台。

对于这些媒体首先做的是结构调整，有的通过私人关系派遣党员进入工作，有的组建了职工管委会或工会参与管理，有的加以合并改组。还有内容调整，即“报纸分工”。一些解放前的全国性报纸，或成为专业报，如《文汇报》成为文教类报纸，迁京后的《大公报》改为财经类报纸。这样，私营传媒即使继续存在，但其影响力大为减弱。第二是控制信息源，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既不能挖掘“内部新闻”，也不能对新闻采取超党派的处理。当时党报威望很高，民营报纸采访，被采访方一听是民营报纸，往往拒绝，报纸工作难以为继。还有就是言论，民营报纸只能全文刊登党的和政府的文件，不能发表评论、不能对党的政策做出解释。

经营方面，国营机关和国营企业都不愿在私营报纸上做广告，民营传媒的经济来源枯竭。1950年实行“邮发合一”制度，所有报纸均需通过邮局发行，解放前民营报纸使用的五花八门的促销和发行手段，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发行量无法上去。1952年12月31日之前，全国剩下的不多的民营传媒全部公私合营，从而完成对新闻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府赎买原所有人的股份，完全合并于国营传媒中，民营传媒消失。新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对农业的改造，而是对意识形态的改造。所有的民营报刊全部变成了公有的、党管的报刊。《光明日报》是1946年民盟创办的，毛主席为该报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前”，解放后该报成为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机关报，1957年变成了中共中央中宣部领导下的报纸。

第三件事是开展报纸批评运动。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修订者为刘少奇）。这一文件发布之后，报纸每天发表批评文章。报纸的批评如同人民法庭审判一样，不像现在批评之后处处受到被批评方的刁难，而是完全按照列宁1918年论述的那样，报纸只能相当于舆论法庭，批评你之后不能不理会，必须做出回复，说明如何改正错误。报纸不是现在的单纯的舆论而是在行使一种“权力”，实际上，报纸代表是在代表各级党组织进行批评。不同级别的报刊都要积极开展批评，各单位领导者苦于应对这些批评。后来，这种情况反映到中央，1954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报纸批评有所调整。毛泽东与胡乔木的一次谈话就提出了“开、好、管”方针。要开展批评，不能不开展批评；要开展好批评，不能乱批评，批评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不能主观；各级党委，包括报纸党委和地方党委要把报纸批评管起来。于是，报纸批评稿的数量急剧下降，当年《人民日报》的批评稿210篇，仅是1952年（1750篇）的12%。中国的“舆论监督”虽然由媒体在做，但实质上媒体拉靠的党政权力机关在监督，媒体没有那么多的批评自由权，批评什么和不能批评什么，受党的管理部门领导和控制。

由于1953年《广西农民报》这一偶然事件，中央宣传部出台了“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政策。党的报刊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不只仅是党委，后来发展到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领导成员，甚至是党委委员，批评需上级领导同意。这个规定从1953年至今，没有变化，研究历史这些事情不能忽略，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第四件事情是解放初期全面学习苏联，从1950年起，全国新闻界对口向苏联学习，1954年达到顶峰。中央级报刊向苏联的中央级报刊学习，各省市报纸向苏联各省和加盟共和国的对口单位学习。《人民日报》向《真理报》学习，甚至提出了“为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奋斗”的口号，因为《真理报》也这样提出过，于是报纸出了错误通常不予更正。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一篇社论，无论题目是什么，一律2500字，一定放在头版头条。写作和标题风格完全模仿苏联的《真理报》，形成了新闻模式化。《真理报》不登广告，于是我们的报纸也不重视广告。此外，不客观地报道国际新闻，对社会主义国家一概只报好消息，对资本主义国家一概只报坏消息。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让见报，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访华的发言，凡是我们不喜欢的均删除，却不说是摘要，因而报道的真实性存在缺陷。

新闻学教育。当时我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新闻教育体系，一律向苏联学习。1954年前后出版的大量苏联新闻学书籍成为我国新闻学的课本，诸如《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等等。1952年进行高校教育调整，合并了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逐步形成北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南方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两个主要的大学新闻教育基地。北京和上海原来的高校新闻系分别合并到两校新闻系，所有新闻学资料都集中于这两个学校新闻系的资料室。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新闻系主任为安岗（《人民日报》副总编），他在1978年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是新中国正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的第一人。

1956年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分别到各部委调研，与那里的领导同志座谈。刘少奇分工调研的部门包括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1956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与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同志进行了三次谈话。首先他批评机械地全面学习苏联，刘少奇提出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的通讯社。他注意到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工作经验，提出“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道技巧”。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册第358—382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刘少奇还主张新闻在有立场的前提下做到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刘少奇能说出这样的话很不容易，因为当时我国还处在一个反帝国主义非常高调的时代，认为客观就是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提出的这一观点从新闻职业上讲是正确的。

除以上两点外，刘少奇还提出要求传媒为读者服务的宗旨，而且提出了进行读者调查。“要很好地研究报纸的需要……适合报纸，自然最后是适合读者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同上。他还提出，广播要生活化，广播是最接近老百姓的。“老是政治大题目，听了没有什么味道。广播要跟人民建立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的，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这方面也应该关心到。”他谈到广播可以考虑的内容包括时装、天气、传染病的流行、副食品供应、百货商场购物、听戏等等，“总之，应该从多方面和人民建设密切的联系。”同上。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不能接受的。

他还提出了从党和国家的传媒向社会性传媒转变的思想。他还指出“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他说：“应该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如果犯了错误，他也要作检讨。”“记者各有个性，各有风格，有些人就喜欢某一记者的报道，只要是他的报道就愿意看。在稿件上署名，这是给予记者荣誉，也是给予压力。”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册第358—382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刘少奇在当时能提出这种想法，实在难能可贵。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也是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准备改版以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新中国的新形势。《人民日报》的改版参考了四种报纸，除了《真理报》以外，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日本的《朝日新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改版借鉴的对象不仅仅是苏联的党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折。

《人民日报》就改革事宜向中央写了很厚的改版报告，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批复：“刘周已阅。同意，退邓拓同志。”毛泽东没有看这个报告。胡乔木亲自起草了7月1日的《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阐述了改版的三个方面：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1.5倍；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泼空气。社论指出，《人民日报》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1956年6月30日，胡乔木将改版社论清样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以发表，即送乔木”。改版后一个月，即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第124号文件，批转《人民日报》的改版报告。文件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这一文件与1949年中宣部下达的文件精神是前后一致的。文件下发后，全国新闻界展开了改版运动。但改版运动持续了没有几个月，结果无疾而终。

下面是对于《人民日报》改版的评价：《人民日报》的改版，是试图从战争时期一个党的报纸部分地向社会性报纸转变的尝试，但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而夭折。

1956年以后的中国三大全国性报纸。不管怎样，1956年以后形成全国三大报纸的格局。《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全国政治性质的报纸。《光明日报》，全国性的文化、知识性报纸，1949年6月16日民盟创办的机关报，后改为全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机关报。1957年以后再改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知识界报纸，这样该报的产权就发生了变化。《大公报》，原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报》合并，1956年10月进京，成为全国经济类报纸。1966年9月《大公报》内部造反派造反，报纸停刊，后来难以恢复。“文革”中，《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刘加启在编辑部瘫痪的情况下坚持出版，没有停掉，使得该报渡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时期。

1957—1958年的中国新闻界。1957年反右，报纸的报道模式越来越多“斗争哲学”的版面语言。1958年开始，全国各种传媒在大跃进的报道中严重失实，“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当时报道：小麦产量达到亩产8586斤，水稻亩产130435斤，红薯亩产251822斤。这些报道超出粮食正常亩产的几十倍，完全不顾基本的耕种经验。大炼钢铁，报道一个省每月产钢上万吨，年底报道全国超额完成1070万吨钢（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铁渣滓）。我们知道当时有一篇文章很有名，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8月27日的文章。《工人日报》随后发表了“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的文章。

为了配合1958年的“插红旗，拔白旗”，当时创刊了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该刊存在于1958年6月—1988年6月，后来改为《求是》杂志。《红旗》基本反映的是党在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阶段的思想理论。这个刊物在当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内容，不少观点是错误的。

6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与文革的发动。经过三年大饥荒，毛泽东多次批示《人民日报》举行一系列的大批判，批判了大约20多部电影和戏剧，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波及许多学界人士，媒体断章取义，信口雌黄，不管青红皂白，不顾科学与真理。从1965年起，通过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毛泽东传达了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图。1966年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因此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

“文革”一开始，打倒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也被揪斗。毛泽东指责中宣部长陆定一是阎王殿的阎王，号召“打到阎王，解放小鬼”。从报纸版面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5月9日，那天全国几乎所有报纸都转载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及《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相》。5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毛泽东的外事活动，字号之大和标题的行文口吻（“毛泽东同志属于整个进步人类”），均与以往报道领导人的低调传统相悖。对毛泽东的崇拜宣传，开始于这一天。从这篇报道开始，以后所有有关毛泽东的活动都是头版头条，字号越来越大，直到毛泽东去世。

1967年以后持续五年的中国报业瘫痪。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于是，全国的报纸从数百家，变成了40—42家，这种状态维持了五年。“文革”时期新闻界等于消失了。仅存的40多家报纸的面孔基本上一样，当时起主要作用的是《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时间成为“两报一刊”，报纸治国、社论治国。报纸应该是精神上的东西，但在当时报纸相当于法令，只要“两报一刊”点谁的名字，谁马上就被打到和揪斗。这种现象是完全不正常的。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对广播电台实行军管，电视台一度短时间停播，也实行军管。

也是在1967年1月，毛泽东支持《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此后夺权运动蔓延到全国。通过媒体的造反，推动全国各行各业的造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正规的报纸纷纷停刊的同时，各种红卫兵的报纸（主要是4开小报）盛行，从大学到中学，从学校到企业和机关，纷纷出版造反派的报纸。全国这类报纸7000种以上，看上去很自由，其实根本不自由，（各报之间比谁更忠于毛主席），一不留神就可能变成反革命。《首都红卫兵报》首次提出炮轰刘少奇，打乱毛主席的部署。鉴于这种情况，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的几点意见》，这类报纸逐渐衰亡。“文革”时期只允许说一种话的“自由”，这不是自由，而是极端的思想控制。

“文革”中，邓拓、范长江、金仲华、孟秋江、章汉夫、潘梓年等著名党的新闻者被全部迫害致死。

对刘少奇同志新思想的大批判。1968年9月1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发表，两万多字，占整整三个版，这篇文章发表后，全面展开了对刘少奇的批斗，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新闻思想的批判。这篇文章是8月经毛泽东批示“此文可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35页），后经陈伯、姚文元修改后发表的。毛泽东在他的批示里提到，可以增加一些对当前政治斗争的联系。1968年10月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认定刘少奇为叛徒、工贼、内奸，永远开除党籍。1968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刘少奇被开除党籍的新闻时，竟播放了新闻歌曲《打倒刘少奇》。这是“文革”时期的一种传播方式。

1971年“9·13”事件以后，人们开始怀疑文革是否正确。这件事情是“文革”的转折点，此后报纸的数量缓慢地增多。为了遏制这种怀疑文革思想，文革后期，每天广播新闻节目时，规定要播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

“文革”后期的新闻教育和“四人帮”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所有中小学和大学均停课，毛泽东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要与实践相结合，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原人大新闻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成为一个专业。1971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复旦新闻系开始招生（工农兵学员）。1974年，北京广播学院开始招生。那时几乎没有课程，天天斗私批修，批评“反动学术权威”，参加“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1975年下半年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或到工厂、农村、部队锻炼。

“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达到顶峰。中央文革小组搞了一系列典型报道：1969年“六厂二校”经验报道、1970年以后的大寨报道、1973年白卷先生张铁生和五年级小学生黄帅反师道尊严等等。“四人帮”还利用1974年丰庆轮事件报道整邓小平。“四人帮”组织各地的写作组（又称“大批判小组”），成为法西斯舆论的别动队。例如梁效（两校）、洪广思（北京市委）、唐晓文（中央党校）、罗思鼎（上海市委）、初澜（文化部）、池恒（红旗杂志）等等。70年代，梁效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梁效”，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谐音。梁效写作班子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份的文章，署全称。

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梁效分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材料组（组长汤一介）、注释组。以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一外国专家招待所的灰楼为住地，环境幽雅，门禁森严，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连组与组之间也不能随意打听。该写作班子除了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负责人转达、贯彻外，主要根据江青等“楼主”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181篇文章（撰写219篇），其中30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全国学习文件。

梁效的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须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显赫。1976年10月该写作班子因被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受审查，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期的中国新闻界。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逮捕“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6年10月6日晚间，“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飙，决定由耿飙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机关。华国锋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邓岗写了一张条子，内容如下：“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晚10时，耿飚持华国锋手令，带20名战士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第二天，迟浩田等三人小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李普等五人小组接管新华社、刘西尧三人小组进驻光明日报社。

迟浩田进入《人民日报》，抑制不住兴奋的兴情，在《人民日报》关于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社论上（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加了一段话：“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里指的就是“四人帮”。社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10月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这件事是新闻界的一个转折，当然，新闻工作思维方式的转折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成立中央宣传口，统一领导全国新闻业。宣传口的负责人是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报纸的大样在开印前送中央宣传口（当时在钓鱼台）。这种情况持续数月。关于如何报道华国锋同志，当时中宣口通知：华国锋的报道规格完全与毛泽东的相同。1977年10月以后，中央宣传口改组为中央宣传部，首任部长张平化。

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1978年2月，姚依林请原《大公报》负责人常芝青创刊《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中国财贸报》，1982年再改为《经济日报》。该报实际上替代了“文革”中停刊的《大公报》的经济报道，成为全国性经济类报纸。80年代的时候，该报确实对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8年，八家中央新闻单位经常出现困难，经八家单位协商，由《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出面促动财政部批转《人民日报》等多个中央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当时注意这件事情的人不多，回过头来看，这是新时期中国新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界为改革开放做出的努力。1979年3月中宣部召开自1957年以后的首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150人参加会议，原计划开会8天，结果开了15天。中宣部长胡耀邦（1978年12月至1980年2月在任）两次到会，均作了重要讲话。平日主持会议的是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胡绩伟，广播事业局的张香山。会议期间出版简报61期。

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的倡议下，《市场报》创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经济信息报纸。这年，报纸、电视首次出现广告。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同年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台刊播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要求各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开展广告业务，推动了广告行业的恢复和发展。

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但这之后的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编者按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同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所写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

1980年4月，出现了北京站爆炸事件的连续客观报道。1980年开始的连续舆论监督事件有：6月14日新华社昔阳县“西水东调”的批评性报道、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关于“渤海2号”钻井船翻船事件的报道、10月关于商业部长王磊吃饭不交钱的报道、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台揭露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

1980年1月党中央下发关于报纸、广播、新闻工作的7号文件，强调坚持党性原则，传媒要无条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月，邓小平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1980—1983年，新闻界和新闻学界出现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争论，多数人认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应当是一致的。此后，胡绩伟被调离《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首次通过计算机统计进行受众调查。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部委办报高潮，形成官办的各级行业系统。

1983年，确立四级办电视广播的方针。90年代末，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四级办广电的广电结构。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开始制定新闻法的工作。委员长彭真责成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主持这项工作，到1988年全国形成了三部新闻法草案。

1978—1985年是中国传媒业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1985年，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沸璋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中国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报纸结构。1985年，电视超过报纸成为中国的第一媒体。80年代末开始，有线电视和随后的卫星电视开始逐渐普及。

由于电视媒体的压力，报纸寻求改革。1986年，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报纸总编辑会上说：“报纸上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应该由总编辑决定。”

1987年5月《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三色”（《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引发全国新闻界兴起深度报道之风。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出现“舆论监督”、“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说法，推进了当时的新闻改革的研究。

1988年7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求是》杂志，1989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主办、委托中宣部代管的全党理论刊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新闻界。1990年以后的几年内，全国记协提倡“现场短新闻”，并开展评奖活动。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读话，促进了全国思想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写入了十四大报告。

1992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年10月20—26日在浙江舟山召开的全国报纸管理工作会议，提出新闻的四个性质：政治、信息、文化、监督；提出报纸的五个功能：传播、教育、监督、知识、娱乐；提出三个“是”：报纸是商品，报社是企业、报业是产业。

1994年与2004年相比，与新闻传播有关的词汇增长情况：“舆论导向”增长0.7倍，“传媒产业”增长50倍，其他迅速成为热词的有：做大做强、整合传媒、传媒影响力、传媒市场。1996年，第一家报纸集团形成（广州日报集团），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化的进程。同年《华西都市报》创刊，是为全国各省区都市报发展的起点。

2003年3月，电视直播伊拉克战争，全国各种传媒对此的报道呈现整合传播，这是中国传播界职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转变。

2003年3月28日，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召开的会议，一般不做报道。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参观展览、观看演出、给部门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门举办的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等仪式和接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联谊会、研讨会等活动，一般不作公开报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

2006年重庆市对此做出反应，发布了加强和改进新闻工作的文件，提出了40条具体措施，其中有26条涉及改进会议报道。文件要求市委书记主要领导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只发《重庆日报》二版，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文件要求注重新闻价值，“减少单纯行踪性报道和会议进程式报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

2003年7月，中宣部等单位以“减轻农民负担”的名义对1452家全国省级行业报刊、县级党报进行整顿，677家停办。提出“三脱钩”、“一挂钩”原则。这是一次全国性报纸结构的调整。同年起，在新闻界进行“三项学习教育”，提出了加强职业道德的要求。为了规范新闻界的职业道德，2005年3月22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公布《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

2005年，我国报刊广告额开始呈现下滑趋势。2005年报纸和杂志广告平均跌幅15%以上，报纸、杂志同比增长分别为—22.9%和—8.6%。2005年报纸广告刊登额为451.36亿元，比上年增长6.59%，但是刊登面积下降1.49%，广告个数下降10.51%。广告额的增长只是刊登的价格提高，并非真正的提高。同时，网络广告迅速增长，比2004年增长了77.1%，是2001年的7.6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报业长期以广告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结构性经营模式遭遇新媒体的挑战。

2006年1月，胡锦涛主席在视察《解放军报》时提出要求：“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吸引力，指的是新闻报道能够吸引人，感召力指的是能够留住受众的目光，如果不讲究传播艺术；是无法达到提高战斗力目的的。

2006年7月，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该法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导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对此进一步解释：《突发事件应对法》旨在要求政府官员迅速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并确保记者准确报道事件，从而改善新闻素质。他表示，这并不意味媒体自行报道了突发事件就一定会被处罚，而是报道造成“后果”或失实才会被处罚。该法律适用对象是突发的“严重事件”，记者自行报道马路小车祸，不属于这个法律的管辖范围。

2006年9月，新华社公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由新华社管理在中国营业的外国通讯社的商业业务。新华社表示，发布新的管理外国通讯社的规定，是为了避免有损于中国国家安全、挑起社会和民族矛盾，以及鼓吹邪教的新闻和金融信息进入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国外访问时也对此做了说明：这只是过去的政策的延续，并没有收紧规定。中国的做法没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新华社并不从自己的管理职能中谋求经济好处。

2007年典型的“传媒假事件”有杨丽娟追星事件、茶水发炎事件、纸馅包子事件等，新闻真实问题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表现，值得关注。

2008年汶川地震考验中国新闻界。温家宝2008年5月24日上午在映秀镇的特殊记者会上说，地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害，而且是人类的灾害，“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时提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要求，并指出：“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2009年10月9日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他提出“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的要求。

以上是我所讲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大致发展轮廓，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2009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