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言必言商，广东经商史（一）

广东人具有天生的经商意识，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他们开拓变通，敢为人先，他们政治淡泊，利益至上。广东人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他们言必言商，言必言利，是当代最富有的人。

广东商人的辉煌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明清时代，他们就位列十大商帮之中，只是不及晋商、徽商而已。当晋商、徽商相继黯淡时，广东商人不仅长盛不衰，而且越来越辉煌，最终成为首屈一指的粤商。

广东商人何以长盛不衰？广东商人为什么会在众商中独树一帜？本章将具体阐述广东商人的兴衰史，其史上的四大类型，以及在经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地域风格。

一、粤商兴衰史

广东在明嘉靖以前，还是个蛮荒之地，历代官员都不愿到广东做官，认为广东是一个“瘴疬之地”，只有流放与被贬的人才会到那里去。

明代以前，唯有广东的航海业还值得一提。

唐朝贞观年间，广州便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艘，船舶主要来自南洋与波斯湾。当时，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6条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航线是自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这条航线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联系起来，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这条路线与泉州路线合在一起，被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与元代，广州的造船业规模更大，建造的大船高有四层，可以同时搭载上千人，卧室、客厅、货仓、厕所一应俱全。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多达140多个。广州至世界各地拓展了三条航线，一条可到达爪哇北岸，一条到地中海亚平宁半岛，后来又开辟了一条非洲东海岸航道。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向全球扩展，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

明代，航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航运业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的经济才慢慢跟上中原发达地区，并开始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广东商帮应运而生，将广东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与海外地区。

广东商人最初的商业行为就是靠运输物产来从中获利，在广东农业结构中，经济作物占的比重很大，其中荔枝、烟草、槟榔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广东的水果最为有名，有“水果王国”的称号，香蕉、柑橘、荔枝、菠萝为广东的四大名果。尤其以荔枝出名，早在汉朝就有南越王尉佗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的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的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有很多欧洲人没有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产自广东省与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作荔枝和龙眼，味道都十分鲜美。”

除了水果，广东的丝织业、茶业也非常兴旺。

广东地区普遍养蚕植桑，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桑基鱼塘”的耕作制度，形成了种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联系的科学耕作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这种制度发展到清代更加成熟，以致广东成为全国出产丝织品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如佛山有18家丝行，是岭南丝织品生产基地。广州则是丝织品生产的另一个生产基地。据乾隆《广州府志》载，当时广州的丝行专门从杭州请来师傅传授技术，鼎盛时期丝行有织工三、四万人。

丝织业的空前兴盛，带动了珠江三角洲桑树种植热潮。1830年，清朝从广州出口生丝共7053担，其中广东丝为3068担，占该年生丝出口的一半以上。

广东茶业也很发达，茶树种植遍及城乡，其中南海西樵山、潮州凤凰山居民多以种茶为生。有关茶叶的加工场也逐渐兴盛起来，广州有专门的茶叶加工场，雇用大量男工、女工和童工。女工和童工从红茶中挑拣茶梗和枯残的叶子，男工的工作是发出毛茶及收回拣剔过的茶叶。而制茶师傅则进行茶叶熏烤工序，制成各种熏化茶、乌龙茶等。

经济作物的发展，还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广东的榨糖业、丝织业、织席业等迅猛发展。此外，广东的冶铁业、陶瓷业、酿酒业、造纸业，以及粤绣、剪纸、竹木藤器、硬木家具、烟花、爆竹、成药等手工业和工艺产品也日益发展起来。

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发达，一大批贸易场所兴起，像中山小榄，在明代只有两个小圩，到清代乾隆年间，“林步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而南海县九江乡，至光绪年间，“万货丛集，百工填委”，商铺达到了1500余家。

清代中期，广东商人开始取得了商界的翘楚地位。史书上说：“广东一省，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广东的经济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民间商业异常兴盛。

广东商人真正进入极盛时期是清乾隆二十二年，这一生，乾隆下令封闭全国海关，仅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这样一来造成了“东西南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广州成了“洋货”与“土特产”的集散地。广东商人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成立了十三行，大展身手，一大批豪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二、粤商史上的四大类型

历史上的广东商人以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在类型上，可分为海商、牙商、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和侨商四大类。他们在经营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一)海商形式最为丰富

尽管实行海禁，但明清时期广东仍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明代嘉靖年间，皇帝“出给榜文”、实行海禁，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就连下海捕鱼等活动和沿海之间的交通也被隔断。如此严厉的海禁，自然引起了广东人的强烈反应。海禁对广东商人的打击尤其大，广东商人正要利用明代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扩大海外贸易。但海禁令一出，使他们的愿望成了“黄粱美梦”。

于是，一些广东商人纷纷组织武装船队，采取武装贩运方式来反搞明政府的禁令。他们结成了广东海商商帮。著名的海商有东莞的黄秀山、何亚八，潮州的诸良玉，澄海县的林道乾、杨四，饶平县的张琏，梅县的林朝曦，大埔县的萧雪峰。以这些著名的海商形成的海商商帮，随着清政府开海贸易，更加壮大起来。

经营海外贸易是由广东商人专门从事的。明代海禁时他们从海上走私谋生。开禁后他们就从事海上贸易做进出口生意。到了明清时期广东商品货币经济快速发展，受到巨额商业利润的刺激，一些广东官吏和封建地主豪绅利用手中权势，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活动。他们一般不直接参加贸易，“而是利用他们豢养的义男、义儿以及下属官员出海经营贸易”。所谓“义男”、“义儿”，实际上就是家内奴隶。

有些海商资金有限，自己家没有远航大船，便向豪绅大贾之家租赁船舶，再雇用水手揽载其他商人运货出海贸易，从中获利。

海南岛的豪族海述祖是明大臣海瑞子孙，家有一艘全长28丈、桅杆高25丈的大船。沿海海商38人共同租赁了他这只大船，载货到南洋去进行贸易。

这种租赁海船出海使三方受益，海述祖由于租船可以得到租金；海商靠剥削水手和舵工取得剩余价值和获得商品贸易的商业利润；水手和舵工因为可以携带少量商品贩运海外而获利。有雄厚资本的海商一般都自己制造船舶，招募水手，远涉重洋。靠从事海外贸易，广东人从中赢利丰厚。

澄海县海商林道乾，自己为船主，招募船员，统率船只100多艘。船员上千人。浩浩荡荡向海外而去，从海外贸易中大获其利。

资金不足的中小商人通常采用合资造船购船、购货的方式出海进行贸易。除了他们共同集资采购的“重货”出海贸易外，大家还可另用资本购货随船出去贸易。被邀集来的船员除火长、财富、总杆和重要船员给予工资补贴外其余人员一律不发工资，而是可以按规定在随船出海时挟带一些私货，贩卖所得的利润充作工资。这样无论是船舶的合资者，还是雇员，都是以主人的姿态在船上经营贸易，大家同舟共济。从中取利。这种资源共享、合作经营的组织形式也不是永久固定的。每当一次出海贸易结束后，旧的合资形式可以宣告结束，又根据新的情况及各商人的意愿重新组合投资。

(二)牙商专营外贸

牙商包括明代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以及清代的广东十三行和晚清逐步形成的买办商人。

乾隆二十二年(1775了年)，下令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独口贸易这一天赐良机，给广东商人带来了财源隆盛的好运。牙行迅速发展起来。

明嘉靖中期以后，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的大多汇聚在广州港，与此进出口贸易相适应。广东牙行商帮也于隆庆、万历年间初步形成。

牙行由封建政府特殊的中间商人开设(官牙)，或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开设(私牙)。官牙由政府发给牙贴的商人开设，而能够领到牙贴的多是当地富商大贾或地主豪绅。封建政府用牙行来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活动，牙行实际上是封建政府的爪牙。牙行在产地、集散地或销地市场上成为法定的或强行插入的中介人，妨碍商人与生产者直接进行接触，因而严重地阻碍自由贸易和商品的自由流通。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官府在广州设立的垄断贸易的广州、徽州、泉州十三家商号，明末已发展为广东三十六行。这已经不是单纯买卖的中介入，而主要成为了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即牙行商帮。

康熙二十三年后，广东商帮中的牙商则发展成为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商。所谓“十三行”，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殊机构的总称，实际上行商并不一定就是十三家商行。

清代广东十三行商是清政府直接控制下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具有官商性质。他们的经营方式是以外贸批发商的身份代外商购销货物，是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及外商交易的居间者。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广东粤海关独口贸易的形成。给广东十三行商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们从中牟取暴利，迅速膨胀起来的钱袋使他们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人：怡和行商伍秉鉴的家产，在道光十四年时，已达2600万元以上。咸丰十年同孚行商潘绍光的家产总额也达1亿法郎以上。

广东十三行商不仅垄断了对外贸易，他们还要代外商缴纳关税，代办一切交涉事务并且监督外商在广州的活动，是外商与清政府联系的媒介，具有经营对外贸易和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

牙商是广东商帮中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商人。明代的广州，“有‘官牙’”、“‘私牙’之分”。不管“官牙”、“私牙”，他们的职能都是在对外贸易中充当贸易中人，从中收取佣金。无论买卖双方是盈是亏，他们都稳当地从中赚到一笔钱。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专营牙行的商人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的牙行商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买卖中介人而成为包销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出口的商业团体。这就是嘉、万年间形成的广东三十六行行商。

广东三十六行行商的经营方式是：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牙商即以评价者的身份登船估价货物，介绍买方，充当外商与国内批发商交易的中介人，从中收取佣金，即“牙钱”。获得30％～50％利润。

这种盈利，既无本钱，又获重利，真可谓是无本万利。

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粤海关独口贸易的局面形成，使广东的牙商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润。在垄断经营“洋货”和外销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广东十三行牙商迅速成为巨富。

明代中期以后买办出现了。最初的买办实际上是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人或管事人。外国商人普遍雇用买办，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独口贸易港之后。在那个时候，法、英、德、荷兰、意大利、瑞士、丹麦、西班牙等国商人大量聚集广州贸易，租住十三行商提供的商馆。这些外商为生活方便，经广东官府同意得以雇用一些华人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就被称为买办。他们实际上是一些事务性的雇员，同外商的商业贸易关系不大。

鸦片战争后，广东十三行被废止。外国商人便开始雇用十三行牙商或其他人作为他们推销商品的代理人，仍旧沿称买办。但此时买办的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又是独立的商人。当时广东商帮则成为外商雇用买办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来源。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广州帮充当买办者更多。近代著名的买办多出自香山县，如郑观应、容闳、徐润、唐景量等。番禺县黄埔岛是一个有数千居民的大镇，大部分人都充当买办。

买办为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充当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官僚之间的掮客，从中收取佣金、薪金、货价差额、附股分红、高利贷利润等各种收益，成为暴富起来的社会阶层。

(三)批发商进行长途贩运

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一批将外省货物运回广东销售并将广东货物销往全国各地的商人，成为长途贩运的批发商。明中期以后，广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通商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销往全国各地。广州成为“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而佛山则成为“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清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成为中国独家通商口岸，全国的外销商品和外国的内销中国商品全都汇集广州，广东商人成群结帮把洋货贩运到全国各地，并购买大批“土特产”回广州出口；同时外省商人也成帮结队把本地的土特产贩运到广州出口，而把“洋货”、“广货”运回本地销售。这种千军万马齐奔广州做生意的情形，当时人称之为“走广”。

在“走广”的过程中，广东国内长途商帮也就逐渐得以形成。为了更好地“走广”，为了维护商帮的利益和了解沟通商业信息，广东商帮纷纷在全国各大都会或要津商埠建立分馆，在广州、佛山建立的行业会馆更是到处都是。

长途贩运批发商人是广东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途贩运批发商的经营方式是到省外或省内的边远地区收购货物贩运回广州、佛山等中心市场，再通过牙商向外商批发，或是批发给当地零售商。他们将商行设置在广州、佛山，进行商业经营。

同时，他们又把广东的货物贩运到外省或省内边远地区批发给当地的中小商人。他们通过全国各省的都会、要津设立商号或会馆进行经营。

广东长途贩运批发商的主要经营项目是米、盐、糖丝、茶叶以及洋货等。他们的贩运都是大进大出，吞吐量很大。如番禺县商人林大桥，到广西贵县附近各镇采购米、花生油、豆类、花生及其他土特产，每批达十多万斤，用船运回广州、佛山批发。广东商人从广西苍梧县运贩的大米每天达到20万一30万斤。广东盐行销往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每年仅广东商人运销广西的食盐就达1.82亿斤。湖南的红茶也是广东商人去组织货源，并引导当地人依法仿制，将大批经过加工后的红茶贩运到广州以供出口。

广东商人的这种大进大出长途贩运商品，其资本的雄厚和经商的魄力使得外省商人非常羡慕。广西北海人说这些广东商店(设在北海)中没有一家从事零售交易的，他们的交易完全是整批。把零售生意让给当地商人去做。广东商帮中的海商、牙商、长途贩运商虽然经营的项目不同，经营方式也不同，但都是获得厚利的行业。他们利用各自自身的条件，尽量利用各种外部环境，创造出切合自已实际的经营方法，从中牟取厚利，发财致富。

(四)华侨商海外经商

广东商人发展起来后，不少商人到海外经商而成为侨商。侨商是广东商人的一大特色。侨商的出现，标志着广东商人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崭新的广东海外商帮使得广东商人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华人外出南洋等地经商的时间较早，明代在南洋一带形成一股从事贸易经商的华人势力，到清代，侨商的势力就更大了。广东潮州人有许多在泰国经商，并且得到了泰国国王的封爵，他们对泰国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很大。广东嘉应商人罗伯芳在乾隆年间出国，到达印尼婆罗洲，凭借他雄厚的资本以及他助手吴元盛的大力支持，在加巴士河中游一带筹建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和制糖业，商业大获成功，其势力遍及婆罗洲。

明清时期，广东有许多人移居国外，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讶。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广东雷州人郑玖等明朝遗臣率部数千人投奔安南王，曾为安南王开辟疆土，他们在现今柬埔寨王国的何仙之外，建立了石迪和歌毛两个市场。1555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殖民主义者残酷抢掠和压迫华侨。广东饶平的林凤在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率战舰62艘，水陆军各2000人，妇女1500人，驶到马尼拉，驱逐西班牙人。到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广东人张琏、林朝曦、黄群荐等三人在三佛齐“列肆”宫商，封为“蕃舶长”。主持对外贸易。

明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西班牙殖民者看到当地华侨势力强大，对当地经济发展关系影响重大，特在马尼拉对岸巴色古河沿岸地方，为中国商人建设丝绸市场，其间从事贸易的有许多广东商人。他们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明万历年间，中国丝绸、瓷器由商人贩运到墨西哥等拉美地区，还有不少华人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从事造船和其他行业。清代，粤人侨居海外分布极广，日本、朝鲜、吕宋、越南、马来、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澳洲、旧金山、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占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英、法、荷、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好望角等地，都有广东人的足迹。广东人散布海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而海外流传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明清时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在大工业较少的国家，主要从事商业。以中等商人和小商小贩居多，他们对沟通当地城乡关系。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工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以及城市的建设和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全世界普遍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广东在海外的侨商因人数众多而显出势力，但就个人拥有的资金来看，鲜有商业巨子出现。

对于广东侨商来说，清代后期，尤其是清末民国年间，是他们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广东人出洋侨居更是成为了一种风俗，出洋的范围也扩大了。其中经商致富者不乏其人，出现厂许多大获成功的商业巨子。1841年前后，当时马来西亚的三发、坤甸一带盛产黄金，广东籍商人世间就进入该地从事开采金矿的活动，还成立了“大港公司”进行经营。成为当地富贾一方的大商人。1846年，广东潮州人刘建发。赴沙捞越(现为马来西亚婆罗洲岛西北部的一个州)不久，即携同乡亲种植柑蜜、胡椒，还与同乡沈亚尧共创义顺公司于古晋，除从事出人口贸易外。兼营硕莪粉厂等，后成为富商。又如近代南海商人简照南于清末创顺泰轮船公司往来日本、南洋及欧美各大商埠，并在香港创办南洋烟草公司，后回上海投资建厂，拥资1500万港元，成为名著上海的侨商巨子。侨商在经商过程中积累起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又多转化为产业资本，为获取丰厚稳定的利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业资本大量向产业资本转化，而不是向土地资本、宗族资本、官僚资本、高利贷资本大量转化，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侨商走在广东商人的最前面。

三、粤商的地域风格

广东商人从地域的角度也可分为四大类，即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以及当代才进入广东，身上还保留着来源地的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但又受岭南文化影响的新客家商人。这四大类商人各自具有独特的经营风格。

(一)头脑灵活广府商

广府商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商人指以广州为中心、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商人。广府商人说广府话，也称广州话、广东话、省城话、白话，即粤语。但粤语的流通范围还包括广东境内的西江流域和部分北江、东江流域，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海外广府侨民聚居之处。

广府商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商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开放性格，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商品意识强，具有务实、精明、精干、敢于创新等特点。徐荣村是今珠海市北岭村人。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世博会，徐荣村以其特有的商业竞争意识，寄出12包精选“湖丝”参加展览。经世博会评定，公推中国”湖丝”为第一名。英王赠予他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博会获金奖，比贵州茅台酒还早几十年。由此可见广府商人的开放、精明。

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口岸之后，广州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广州人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更新，他们的现代意识也逐渐产生。如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然而，也有一部分广府商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仍然在低层面上停留着，集中表现为缺乏较高的文化素质；缺乏法制观念及社会责任感；缺乏深谋远虑，没有长远观念，没有大理想、大目标；一旦生活舒适，就开始满足现状。

广府商人经销的手工业制品精美，被称为“广货”，并与京货相提并论；“京广杂货”脍炙人口，受到高度好评。其中广绣闻名全国，与苏绣、湘绣、蜀绣媲美。广州玉雕、牙雕、石雕、木雕、角雕精美绝伦。清代道光年间，广州玉石工艺制品已成行成市，大店铺有200多间，广州玉石雕刻行业和销售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广州牙雕始于晋代，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1915年的万国博物展览比赛会上，广州象牙球便获得了大会颁发的工艺特种奖。广彩艺术风格独特；广式家具选材名贵，雕工精美。

广府商人印象：叶伍根--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上世纪80年代，叶伍根这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乡下人，搞的彩虹灯被列为1990年国家级新产品后，被上海、北京、广州人称为“满天星”的彩虹长时间映红了中华大地饭店酒楼的大门口，也因此而映红了叶伍根的资本原始积累之路。

在谈起成功的经历时，1983年还在摆汽车修理摊的叶伍根说：

“1989年许多做生意的人认为政策要变，不宜投资，但我却认准了改革开放这个大趋势，用全部的600万元资金，投资兴建了生产‘满天星’的剑华电器有限公司。不久正好赶上全国经济的新高潮，发了一笔不少的财。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后，我又投资5000万元办起了剑华工业城，这就是我今天的基础。”

“我读书很少，又没有什么技术。但我知道，刘项原来下读书。当头儿的重要是会用人。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大老粗手下有来自上诲、广州、西安等地的科技人员100人，其中不少有高级职称，一部分被我派往美国、香港。丁解市场信息，研究外国新技术。”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我的目标就是要把剑华的生意做到国外去。李嘉诚能打回内地，内地人为什么不能到目际市场与他们一争高低呢？他们是私人企业，我们也是私人企业。

叶伍根是地道的广府商人。商品意识浓厚，具有广府人经商的天赋。文化素质虽然不高，但是通过聘用科技专业人才，为己所用，弥补了自身不足，其事业自然得到了蓬勃发展。

(二)善于经营潮汕商

潮汕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富有极强的老乡认同感。

潮汕人是指居住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的人。潮汕位于韩江三角洲，接近福建，当地居民原属闽越。汉朝以来，闽南、中原和各地人士不断迁徙过来，逐渐形成近似闽南话的潮州话，也称汕头话、福佬话，流行于韩江、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和沿海一些地方，以及海外潮汕侨民聚居之处。潮汕风俗习惯也与闽南相近，所以宋朝王象《舆地纪胜》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可见潮汕与闽南在文化上同属一系。

潮汕文化发达，号称“海滨邹鲁”。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居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香港开埠以后，19世纪50年代，潮人就到香港，在香港商业发轫期华人最重要的行业南北行中占多数。潮商大多数经营转口贸易，设商号作为南北贸易的中转站，经营大米药材、瓷器、纸、茶叶、菜籽、凉果、饼食、柴炭等。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各主要轻工业如塑胶、纺织、制衣等都有潮商活跃于其中。70年代以来，在进出口、金融、地产、交通运输、货柜码头、电讯、电力等行业更少不了潮汕商人。“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的骄傲。

由于独特的语言环境，潮州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一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海外说起潮州帮，人人惧其三分。尽管潮州话属闽南语系、潮汕人行政上归广东，但海外的潮汕人总被视为并列于福建帮、广东帮的一个帮派。潮汕人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潮人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和各种艺术、娱乐社团及宗教、兹善团体等。目前潮汕人在香港登记的社团已达100个，单是比较重要的商业团体就有潮州商会、潮商互助社、汕头商会、潮侨塑胶厂商会、香港零售米商联合总会、潮侨食品业商会等。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紧密团结，维护共同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识以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经商的特性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香港经营南北贸易的潮商大多实行一种代客买卖的所谓“南北行例”的经营方式，这种寄售代佣方式必须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因此买卖的双方大都是同乡或亲友。以南北行为代表的香港叻汕贸易线之所以能形成体系，在洋商优势竞争面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与这种亲戚同乡环环相扣，相互提携，人情味极浓的经营方式是分不开的。香港的120多家潮汕药材店，其中相互之间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大约有100家。这些店东有的是子侄、亲戚、朋友、伙伴关系，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们多数出身学徒，摸通了药材业的门径，并且有了一定积蓄。再经亲友赞助，便自行创业，另立门户。香港一些行业，潮商占的人数特别多，经营情况较好，其原因大概得益于此。

潮汕人具有超人的经商智慧。

他们善于选定适合自己的事业。香港“界刀大王”庄声源在谈起当初选定生产界刀时的想法说：经过市场详细的调查，反复研究、计算，我认为生产制造高质产品与大厂看齐，固然是件好事，但资金不足，也只能望洋兴叹；如果做小厂的传统产品，又很难脱颖而出，按我本身的条件只能生产大厂看不上眼，小厂又不会生产或者一时没有发展的新产品，也就是一种夹缝中的产品，根据我当时的经济能力，我认定界刀就是我要生产的产品。

庄氏对工厂的生产、管理、销售等各环节都非常熟悉，他知道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命脉所在。尽管当时的庄声源对界刀还不熟悉，但他立即就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技术员来厂里做指导。工人中有不解的，问起庄老板，庄老板则伸出三个指头，说：第一，界刀是新产品；第二，消耗量大；第三，产品一旦被用户认可，将长销不衰。庄氏与技术员一起日夜研究，并自己设计、生产、制造各款界刀；最为成功的是庄氏设计出了一种界刀安全锁制，大受用户欢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庄氏寻觅生财之道十几年，自挑中界刀的生产后，不说财源“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至少是摸到了生财的门道。当然，有付出是一定的。有这样一件事，就在庄氏生产界刀小有名气，也小有收获时，一天。一位法国客户拿来一张特别订单。90号界刀10万双，必须8天内交货。同行中没有人敢接这张单。庄氏坐在办公桌前仔细算了算时间，每天24小时连续生产还缺少半天，如此方可完成。庄氏前思后想。如何才能争取多半天时间，终于想到，运输公司的收货时间可以协商。经过诚恳的说服。运输公司答应在收货当天最后一个来收界刀。庄氏由此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工人无法昼夜不眠，他就自己顶班，8天8夜，不休不眠，硬是将10万双界刀按时按质交给了法国客商。庄声源和他的同兴公司不仅赚回了一笔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庄氏在业内人士中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也取得了客户的高度信任。1985年。根据日本对该行业的调查结果表明，庄声源生产的界刀销量已占世界首位，被誉为“界刀大王”。

他们从小生意做起，逐渐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喜欢穿州过省的潮汕人，因为没有太多的根基，往往从小商小贩的方式开始创业之路。如果他们有10块钱，通常用50％去申办有关手续，50％做成本，因为他们很乐观并且充满信心，从来只相信成功，不相信失败。这种发家致富的途径和方式，对潮汕人而言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据统计。按国内标准计算的生活达到中上层的商业人士(尤其是商人)当中，潮汕人已经超过8％了。

他们为钱走四方，天马行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汕上。没有固定的市场，他们生来就像是商场上的“世界公民”。潮汕人匆匆奔波，使他们学会了机敏地对付各种突发的生活和生意变故，他们对各地的市场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结交了天南地北的贸易伙伴。正是因为这种漂泊不定使他们的生意触角更敏锐，触类旁通，举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