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饱尝冤屈的红色女特工

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编辑时，苏青也在上海办一本名为《天地》的杂志。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关露和丁玲关注的则是劳苦大众等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没有经历特工生涯，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可是，自从她进入了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人办的《女声》，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在她主编《女声》期间，虽然上海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她办的这份杂志，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关露的《女声》，苏青的《天地》发行受到了一些影响。苏青是写反压迫小说《结婚十年》出名的，她这份《天地》由于是在当时的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汇聚了张爱玲、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它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当时这些作家被定性为海派文人。

张爱玲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小写手，后来之所以叱咤风雨，可以说是与苏青的一手提携分不开的。张爱玲的文章在《天地》是常青树，在作者栏里，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由此对苏青也是感激涕零。

苏青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作家，张爱玲说她“天真的单纯”。为了卖书，她亲自跑到大街上叫卖，和小贩讨价还价，颇具男子汉气质。可是，面对同行的竞争，苏青坐不住了，她不喜欢关露的《女声》，于是就在她的《续结婚十年·苏州液夜话》里写道：“秋小姐（指关露）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指沈志远），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指佐藤俊子）编这本《女声》，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了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她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也灰心了，因为那个同志又同居的男人不久就弃她而去。”关露年轻的时候，确实曾经做过美容，隆过鼻子。假如不美容的话，关露的鼻子，确实有点塌，关露当时之所以整容，可以说是为了完成特工任务的需要。关露的美容照片，还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封面上，替某家美容院做广告宣传。可是，就像苏青说的，关露的美容没有做好，以后经常“出问题”，到了老年的时候，关露又由于鼻子的问题，被人怀疑得过性病，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枉。

面对苏青的冷嘲热讽，关露没有说什么，她没有关注这些女人之间的八卦斗嘴，她的心里，只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想着如何完成党交给她的特殊工作。

王炳南是关露的第三段恋情中的主角。1938年，关露在上海曾借住王炳南家里，之后王炳南去了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两人时有书信来往。直到1946年，关露终于结束了隐蔽战线的工作，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关露像回到妈妈身边的孩子一样，感到从未有过的欢畅和踏实，她给王炳南发去了电报，王炳南欣喜若狂，准备立即乘飞机去见关露，行前他想将此事先向党组织汇报一下。当王炳南喜盈盈地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办公室，把自己和关露的恋情告诉这位如兄长般的老领导时，周恩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他很仔细地听，偶尔插进一个问题，大部分时间是沉默。

事情要回到1945年9月，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有关组织获悉到一份国民党当局惩办汉奸的名单，其中，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是在为党工作，但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清楚，国民党指控关露是“文化汉奸”，而当时王炳南是做外交工作的，时时要在公众场合露面，因此，党组织从大局考虑，决定劝说他们中止恋爱关系。

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王炳南犹如落入万丈深渊，内心充满悲哀，他拿起笔给心爱的人写信，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远在淮南的关露。

在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之后，关露，这位坚强的女性，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毅然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解放在即，1949年的春天，关露来到已解放的北平。不久，她便给廖承志打电话。

廖承志接了电话，知道是关露，赶忙说：

“关露啊！你找不到证明人了？快来，我做你的证明人。”关露如约见到了廖承志，向他汇报了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策反李士群的情况和在《女声》杂志搜集情报的情况，廖承志听后告诉关露，你要相信党，党了解你就是了。关露听了廖承志的话，心中踏实了许多。廖承志还说，你原来是写诗写小说搞文学工作的，现在还回来搞文学工作，干本行吧！当时廖承志便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让关露去找周扬分配工作。

周扬见到廖承志的信后，将关露分配到华北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三部，任文学组组长。

1949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和中共代表团一道，也从西柏坡迁到香山，协助周恩来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进行谈判。

关露知道王炳南住在香山，便去看望他。

两位昔日的恋人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在王炳南的房间里，关露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暗自流着泪。她能再向他叙说她对他的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爱吗？她能再向他叙说她心灵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情感都是来自她对他的思恋吗？

不！不能！他早已经向她提出断绝恋情关系，她理解他是从革命大局出发，她理解他是个重感情更重党性原则的人！她理解他们的关系是历史造成的爱情悲剧！

炳南给关露倒了杯茶，放到她旁边的茶几上。“那，喝点水。”他低声说。

关露看看茶杯，望望炳南，她心头原本深藏着沉重的悲痛，现在却把一丝苦涩的笑挂在嘴角上。炳南明白她脸上苦涩的笑容里，包藏着她内心难以磨灭的痛苦。

像关露这样一位文学创作上有才华的，早已打出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当时有必要派她去当“文化汉奸”搞情报吗？他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至今，关露的头上，还有“文化汉奸”的阴影！它断送了一个作家，也断送了他们的爱！他实在痛心疾首！

“全国都要解放了！”王炳南平静了一下心绪说，“在为共和国诞生的斗争中，我们都曾经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地奋斗过。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出生入死，尤其是你，一个柔弱女子，竟然敢于深入虎穴搞情报工作，真可以说连生命都不怕献出去！一想到这些，关露，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吗？”听了炳南的几句话，关露掏出手帕擦掉自己脸上的泪痕，精神振作起来。

王炳南从兜里取出一支墨绿色派克金笔，递给关露。

关露接过笔，怔怔地望着王炳南，她完全忘记了有关这支墨绿色派克笔的事。当时，关露到处寻找这支笔也没有找到，后来便渐渐地忘却了。王炳南的提醒，才使关露恍然大悟。这是十二年前，在上海南京路上，她送他自己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时，连签名的笔也一块儿递给了他。

现在，关露把这支墨绿色派克金笔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抚摸了一阵子，把它又递回给炳南：

“它已经跟随了你十二年，你就留下用吧！”“当作家的，更用得着嘛。”“送给你吧，就算是个分别纪念物吧！”王炳南把笔收下了，但他神情有些凄楚，语气却十分坚决：“忘记过去吧！新生活在等待我们，新中国在等待我们去建设！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想个人！”关露慢慢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低声道：“不过……”关露欲说又止。炳南怔怔地问她：“不过什么？”“不过，”关露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只怕我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还是把过去忘掉吧！”王炳南又重复了一遍。可关露呢？她忘得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情与爱吗？1945年日寇投降，王炳南害怕关露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嘱托夏衍把关露转移到苏北解放区；炳南怕她缺钱花，几次托人给她带钱去。危难之时，炳南总惦记着她。他每时每刻都在实现着他对关露的承诺：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炳南，”关露极其真诚地说，“我可以忘掉我们的关系，自今日以后，至死，我也不会再来找你。可是，你所给予我的那些难得的呵护和爱，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心底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今生今世只怕都会深植在我的生命中，我能忘吗？这份真挚的情，留在我的心中，几年、几十年、直到死，谁能把它抹掉呢？”“不，忘掉过去吧！”炳南第三遍说这句话，语气更坚定。同时，他答应关露把过去她写给他的信还给她。这是关露昨天在电话里要求的。“关露，”王炳南极其真诚地说，“重新开始生活吧！我希望你能得到更幸福的婚姻，把生活安排得更美好！”关露微微一笑，也语气坚定地说道：“我会的，放心吧！不过，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只在乎是否曾经拥有。我，曾经拥有过，这就够了。”那天，他们分手时，王炳南一直把她送到山下，送到香山的山门口。关露和他握手道别的一瞬间，望望那只紧握的手，想起十二年前在上海南京路上她也握过这只手，那次是暂时的分别，还有未来好期待，并且生出了一段永世难忘的恋情；这次握过这只手，却是永久的诀别，没有未来好期待。

关露从香山山门口走出老远老远，回头看看，王炳南还站在那里，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她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在熙来攘往的尘世中，我从心底里祝福你：别了，朋友！好好珍重！祝你幸福，祝你一生平安！

关露一向言而有信！从此，三十多年，不论她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直到死，她都没有再找过王炳南一次！从此，她关闭了心灵中爱情的闸门，不再爱任何人，也拒绝任何人之爱！直到她的生命终结！

关露在香山与王炳南见面那次，曾经向他说到，她在上海搞情报工作时她的领导人张大江的情况。炳南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反映给李克农同志，于是他和李克农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为关露约见了李克农。

李克农一见关露，便说：他曾经叫扬帆打电报调她回来，在中央情报部门继续做情报工作。那时，关露在大连，流动性很大，没有接到扬帆的电报。李克农听取了关露的详细汇报，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关露全都一一做了解答。这算作党的情报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对关露的一次审查。对审查的结果，李克农和关露都很满意。

后来，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77年4月10日，关露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现在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不知你可有精力出去跑？这件事是去徐家汇肇嘉浜逛一趟，看一看当年的这条污水河，现在建成的花圃漂不漂亮？肇嘉浜附近有没有小学？有没有小孩在花圃附近玩耍？怎么玩法？等等。因我在六二年用这题材写过一篇散文，叫《河畔春光》，没有写好，现在想改一改，写成儿童读物，以教育后代。希望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好！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手连笔都拿不住了，她无法写作了。

1982年8月，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她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结论，了却了这一最后心愿后，关露于同年12月5日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喧哗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