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陆游生平经历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县（浙江绍兴市）人。祖父陆佃，曾师从王安石，宋徽宗时，官至尚书左丞，后受蔡京排挤，被贬亳州（安徽亳县）知州，死在任上。陆佃一生著述二百馀卷，重要者如《埤雅》、《春秋后传》、《陶山集》等。陆游父陆宰，字符钧，曾官朝请大夫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等，官终京西路转运副使。

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1125年11月13日），陆游降生在父亲携家眷到东京的船上，陆游有诗记载自己的出生说：“少傅奉诏朝京师，檥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但实际就在陆游出世的这一年，新兴的女真统治者在灭辽后，分两路进攻宋朝：西路由粘罕率领，从云中（山西大同）直扑太原；东路由斡离不率领，从平州（河北卢龙）直扑燕山府（北京），准备两路会师，拿下北宋的都城开封。

陆宰到京后被调任京西路转运副使，负责供应泽、潞一带抗金军队的粮饷，不久遭御史徐秉哲弹劾免职。金军占领东京，陆宰携家逃难，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短暂停留，再回山阴故乡。建炎四年，战火延烧到山阴，六岁的陆游再随父亲到东阳，往依地方武装陈宗誉，“家本徙寿春，遭乱建炎初，南来避狂寇，乃复遇强胡。于时髧两毛（儿童垂发的样子），几不保头颅。乱定不敢归，三载东阳居”，就是说这时的情况。

绍兴十一年（1141），抗金派将领岳飞被杀，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纳贡，割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予金。秦桧以宰相兼枢密使总揽军政大权，主战人士被罢斥，陆宰遂在家乡隐退。宰之友人时来过访，“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跋傅给事帖》），这给幼小的陆游以刻骨铭心的印象。

（一）少年读书经历与初入政坛（1125—1169）

陆游从小好学，“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十七、八岁时，拜当时的名诗人曾幾为师，现存集中《别曾学士》就表达了对曾幾的仰慕之情：“儿时闻公名，谓在千载前；稍长诵公文，杂之韩、杜编。夜辄梦见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叹息，欲见无由缘。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赴临安参加考试，被考官陈之茂置为第一。次年赴礼部考试，终因喜论恢复触怒秦桧被黜落。陆游自谓：“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陷危机。”但其深层原因实因陆游喜论恢复。

秦桧死后三年之绍兴二十八年（1158），三十四岁的陆游被任为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被调临安，先后担任敕令所删定官及枢密院编修官等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由于诗名才华缘故，陆游被孝宗召见。陆游乘机上陈自己刷新政治、巩固国防、恢复中原的主张，被孝宗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特赐进士出身。

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五月，张浚大胜金兵，后因诸将不协，宋师复在符离大败。陆游先因与张焘等论龙大渊、曾觌结党事，触怒孝宗，出为镇江通判；乾道二年（1166），又被言官论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而罢归山阴。乾道五年（1169）底，四十五岁的陆游被任为夔州通判，下年闰五月，他自山阴启程赴夔州，开始了数年的川陕生涯。

（二）川陕经历（1170—1178）

乾道六年十月，他到达夔州，将沿路见闻成《入蜀记》六卷。

乾道八年（1172），四十八岁的陆游被四川宣抚使王炎任为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校官。铁马秋风、豪雄飞纵的军旅生活，使陆游的怀抱为之一开，他换上戎装，驰骋在国防前线南郑一带，写出了许多热情奔放的爱国诗篇，“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丹心唯报国”，成为他这一时期生活和心情的写照。他受川陕险要地势、豪侠民气的鼓舞，颇觉关中可作收复失地反攻之根本，于是向王炎进陈经略中原、积粟练兵之策，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认定“王师入秦驻一月，传檄足定河南北”。但宋朝廷只求苟安，无意进取，将士闲置前线，“报国欲死无战场”。不久王炎被召回，此后的陆游曾在蜀州、嘉州、荣州等地做通判、知州。

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赴成都任成都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陆与范素有诗文之交，不拘官场礼数，又常以“脱巾漉酒，拄笏看山”为自得，甚至在琵琶腰鼓、舞衫香雾中寻求精神麻醉，遂被同僚指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而于次年六月被免官，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陆游曾写诗自嘲：“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索性以“放翁”自号而自得。陆游对川陕九年生活颇为珍视，觉得这个时期他才真正领悟到作诗的真谛，“诗家三昧忽见前”，因而把其全部诗作集为一书，题名为《剑南诗稿》。

（三）闽赣浙任职时期（1179—1189）

淳熙五年（1178），陆游得到入京的诏令。秋，他得孝宗召见，被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不久，改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草行露宿”，不辞辛苦，亲到灾区视察，并“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终因此触犯当道，淳熙七年（1180）十二月，被给事中赵汝愚以“擅权”罪劾奏，被罢归山阴。

淳熙十三年（1186）春，六十二岁的陆游被任严州知州。他赴京受命，写了有名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其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得到孝宗的激赏。但孝宗并不了解陆游的真正抱负，只叫他到严州后，“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勤勉从事新职，“忧民怀懔懔，谋己耻营营”，在任“宽期会，简追胥，戒兴作，节燕游”，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人们曾为他及曾在严州做过太守的高祖陆轸立碑、立祠，以纪念祖孙二人的功绩。在严州任职期间，陆游曾将历年所作诗严加删选，共得2500馀首，刊刻为《剑南诗稿》二十卷。

淳熙十五年（1188），六十四岁的陆游严州任满，七月还山阴。冬，除军器少监，至临安。次年正月，除授礼部郎中；四月，兼膳部郎中；七月，兼实录院检讨官。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的陆游，因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力图大计，宵旰勿怠”，“救民之贫，莫先于轻赋”，由此而被谄佞之徒以“嘲咏风月”罪弹劾，再度罢官。

（四）晚年隐、仕生活（1190—1210）

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计有12年之久。他将书室命名为“老学庵”，以坐拥书城为乐，“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他还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扶衰业耕桑”，“夜半起饭牛”，为了应付“吏征租”，他甚至还典质衣服。由于他“身杂老农间”，深感“忠言乃在闾里间”，“耿耿一寸心，思与穷友论”。农人也感到陆游可敬可亲，“村巷欢欣夹道迎”，且生子多以“陆”为名。

绍熙五年（1194）七月，宁宗即位，外戚韩侂胄当政。这一时期，陆游曾应韩侂胄之请，为他撰写《南园记》，有望于韩“勤劳王事”。嘉泰二年（1202），陆游被召入朝，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毕即辞官还乡）。开禧二年（1206），侂胄对金宣战，因急于贪功，贸然出师，最终失败，韩亦被杀，首级被送金议和。由于陆游与韩之关系，人多据此认定他“晚节不终”。其实，陆游在韩当政时退而复出，主要是出于抗敌复国之夙愿，并非趋炎附势。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85岁的诗人抱着未见国土收复的遗恨，与世长辞。

二、陆游的诗

陆游是一位创作特别丰富的诗人，集中存诗共约9300馀首。学者多将他的诗分为三期：第一期为46岁入蜀以前，这一时期集中现存诗约200首左右。据其《跋诗稿》，他曾将42岁以前的诗“去十之九”，故早期诗删去颇多。第二期是入蜀以后到淳熙十六年（1189）65岁被劾罢官时，前后近20年，存诗2400馀首。这一时期他从军南郑，深入国防前线，充满战斗气息的豪迈生活以及雄奇壮伟的山川形势，不仅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体验，激发了他爱国的思想感情，同时诗风也随之一变，“地胜顿惊诗律壮”，其诗歌创作的成熟和丰富，奠定了他作为一代文宗的地位。第三期是长期蛰居故乡山阴一直到逝世，亦有20年，现存诗约近6500首。这一时期存诗最多，当是由于晚年未暇删汰的缘故。这一时期他生活比较平静，与农民接触较多，再加宦海沉浮，饱经忧患，诗中常表现出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苍凉的人生感慨，“诗到无人爱处工”，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和向往的艺术境界。这一时期的诗作，风格上也趋向质朴沉实。

从总体上讲，一般研究者都把陆诗大致区分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坚持抗金，讨伐投降派的诗篇

陆游诗歌中大量的内容是对妥协投降者的揭露批判。他坦率直言：“和亲自古非长策”（《估客有来自蔡州者感怀弥日》），“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陇头水》），他不无愤慨地说：“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如乐府诗《关山月》就高度概括南宋统治集团的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严重恶果：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南宋自与金订立“隆兴和议”，到陆游写这首诗时已经整整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上层统治者是文恬武嬉，醉生梦死；战马没有战死在沙场上，而是“肥死”在厩中；弓箭不是折断在鏖战中，而是朽烂在仓库里！守边的士兵有心请缨却报国无门，眼看岁月蹉跎，发已苍苍，却无人了解他们建功立业、抗击敌人的愿望。沦陷区的父老忍辱负重，只为了看到祖国统一的一天，但其结果又如何呢？“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二）抒发报国之情和理想不得实现的悲愤

陆游年轻时就以报国为己任，但是他的理想屡屡受挫，发之为诗歌，既表现了他昂扬的抗战斗志，也倾诉了他理想不得实现的深沉的悲愤之情。如《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他晚年长期生活在山阴农村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大业，甚至在睡梦中，也把风雨之声当作是南宋军队踏冰冒雪，奔赴抗金前线的行进之声，可见北伐中原的理想，已经深深融进了陆游的生命：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三）描写田园风光、日常生活的作品

陆游是个热爱生活的诗人，在他的笔下，山水花草、民风民俗以及平凡生活中的读书、纪行、酬答等，都充满了诗意，“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清·赵翼《瓯北诗话》）。如他的《游山西村》以写景色彩的明丽、景物中寓含哲理而广为人传诵：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他的《临安春雨初霁》则抒发了对仕途的厌倦之情：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四）爱情诗

钱锺书先生说，到了宋代，爱情是一步步撤退到词里去了。因为宋词的发展，给感情的宣泄找到了新的工具，所以，宋诗言情的功能渐渐减弱，宋代的爱情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和唐诗比肩。不过，陆游的几首爱情诗却在后世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写他与亡妻唐琬的爱情诗篇对后世影响较大。晚年的《沈园二首》，悼念唐氏，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动容：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诗人以75岁的古稀之年，重游旧地，触景伤情，写下的这两首诗，被后人称作“绝等伤心之诗”（陈衍《宋诗精华录》）。其对唐氏的感情，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陆游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但也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颇近杜甫。他始终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并甘愿为国牺牲。他的诗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前人也曾许他的诗以一代“诗史”的称号。在表现手法上，陆游的现实主义诗篇也自有其特点。他的诗主要抒写个人的主观感受，很少对客观现实生活作具体的铺叙、细致的刻画。他的诗又容量极大，往往把巨大的现实内容压缩在一首短诗甚至凝结在一两句诗里，如那首《关山月》，全诗只十二句，却用对照的手法描写了皇帝的下诏主和，朱门的酣歌醉舞，战士的亟思报国和遗民的渴望恢复等方面的情况。《溪上作》中“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等句，写尽南宋朝廷的苟安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这种对现实的高度概括，陆游有时是通过用事来进行的。如“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二句，骂尽了南宋小朝廷的文武百官毫无国家民族观念。故陆游的诗，极具概括性、抒情性，而颇不注重叙事故事性。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主要和他所处的黑暗时代有关。

陆游在当时就有“小李白”的称号，这从他那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中可以看出。由于对理想的热烈追求，陆游的诗也具有丰富而瑰丽的想像。在想像的天地里，他的气魄是如此壮伟：“手把白玉船，身游水晶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醉歌》）；“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织女织庆云，裁成五色裘。披裘对酒难为客，长揖北辰相献酬”（《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但是，陆游的时代，毕竟不同于李白，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乃是雪耻报仇，恢复国土，因此有关抗金战争的幻想就更多，也更为壮丽。在诗人的笔下，宋军北伐的阵势是：“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出塞曲》）敌人溃败的情形是：“马前硏咿争乞降，满地纵横投剑戟。”（《战城南》）在《胡无人》里，作者用辉煌东升的太阳来象征宋朝的中兴：“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气魄宏伟开阔，激荡着极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陆游的记梦诗，据赵翼核计有九十九首之多，可见他常常借助梦境、借助想像来描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抒发胜利的欢笑。如《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由于这种理想扎根于现实之中，和广大人民的愿望一致，所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奇特的夸张，也是构成陆诗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因素。如他写自己的超群武艺：“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融州寄松纹剑》）；写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长歌行》）、“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他自述自己的胸怀是：“胸中太华蟠千仞”（《读书》）、“胸中十万宿貔貅”（《冬夜读书有感》）。但当他这闲置不用的十万貔貅蠢蠢欲动时，他就只好：“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弋阳道中遇大雪》）这类夸张的写法，形成陆诗悲壮奔放的风格。

陆诗的语言，历来公认的特点是晓畅平易，精练自然，“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无一语不天成”。他反对雕琢，反对追求奇险，“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读近人诗》）。在这方面，他受白居易的影响较大，《自咏》诗说：“闭门谁共处，枕藉乐天诗。”但是也应指出，他的平易自然，仍是从锻炼中来的，所以他又说“工夫深处却平夷”（《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刘熙载说：“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艺概》）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体裁方面，陆游也是无体不备，各体俱工，但他尤其擅长的是近体诗，其中七律尤为人所推重。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舒位《瓶水斋诗话》和洪亮吉《北江诗话》甚至认为他“专工此体而集其成”，“诗家之能事毕，而七律之能事亦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则极赞其七绝，尊之为“诗之正声”。但陆游的古体诗尤其是七古，也有其特点，清代赵翼说：“才气豪迈，议论开辟……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谨严。”（《瓯北诗话》）所有这些评论，我们都可以从前举诸诗得到印证。

陆游的诗歌所以能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永不枯竭的源泉。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他认识到作家的品德修养和生活实践的重要性。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疾人乃欲镂虚空。”（《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诗人认为，生活空虚，思想贫乏就不可能写出好诗。他强调作家要走出书斋，接触现实生活：“诗思出门何处无？”（《病中绝句》）强调作家要“养气”：“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自勉》），“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见赠》）；并教导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因此，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感人至深。

其次，还由于他善于向前代的诗人学习。对诗歌遗产，他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所谓“万卷虽多应具眼”，所以，自《诗经》而下，在众多的前代诗人中，他拳拳服膺的只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和宋代的梅尧臣等不多的几个，而最尊崇的则又只有屈原和杜甫。杨万里评他的诗“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正道出了他在继承诗歌传统方面的根源。

当然，陆诗在艺术上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姚范在他的《援鹑堂笔记》中说：“放翁兴会飚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这批评是公允的。此外，在他的诗中，特别是晚年所作中，词意句法多重叠互见，这是因为写得多了，“不暇剪除荡涤”的缘故。

三、陆游的词

陆游的词比起他的诗来数量较少，共计143首。其词成就显然不如其诗，陆游亦自谓：“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放翁词自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然所凝……各师成心，各异如面。”认为作家的创作与他的知识才学、思想性格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陆游的词，就与他的思想性格有相当大的关系。

陆游出生在一个笃好儒学的仕宦之家，他又生逢南渡之时，从小就看到父亲及其朋友们在一起时议论国事、流涕扼腕、食不下咽的情景，这在陆游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他家藏书极富，因而陆游从小就饱览群书，他自述自己：“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且久矣。”（《上执政书》）童年时代不同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决定了他日后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儒家入世的思想和道家出世的思想形成了他矛盾的人生观。

陆游的思想也是丰富多变的。他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有时自命不凡，却又常常自暴自弃；他喜交友，但是总觉得孤独；他感情强烈，却又一味标榜自己“冷淡”；他自视清高、不耻贫贱，却又谦卑地请求官职俸禄……当然他还有不变的东西，即他那强烈的爱国之心。

复杂的性格必然形成思想内容复杂的作品。对于陆游的词风，前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明·杨慎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指宋代秦观），雄慨处似东坡（指宋代苏轼）。”南宋刘克庄说：“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可知陆游的词是兼具“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的。但纵观他143首词，其主要风格还是豪放而非婉约，他更为接近苏、辛，而不是秦观和其他词人。

词坛豪放一派的开山之祖苏轼对于陆游的影响很深。陆词对苏轼的继承，主要是“以诗为词”。在苏轼以前，词坛是一片靡靡之音，这与词的题材限于男女恋情是紧密相关的，自从苏轼突破“词为艳科”的局限后，词的内容就开始丰富，词的境界才开始变得广阔。南宋前期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词人在词中增加了“家国之恨”这一社会政治内容，使词获得了与诗完全同等的文学地位。陆游是辛派成员之一，他的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从题材上来说，既有人生的失意颓唐和羁旅行役的感伤，又有席间方外的酬唱赠答和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既有深挚动人的爱情之作，又有清高孤傲的咏梅之作，更有游仙学道、闲适自得、纵酒狎妓的无聊篇什。

爱国主义是陆游作品中最为鲜明的主题，这一主题也同样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词中，但是它不像诗中表现得那么直接，而是通过理想破灭的悲哀表现出来。陆游的理想有“驱逐逆胡、恢复中原”——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也有追求“千秋事业、青史功名”——属于个人利益荣誉的一面。陆游曾在诗中多次表明了他杀敌立功的愿望和决心，如：“戈船破浪飞，铁骑射日光。胡来即送死，讵能犯金汤？汴洛我旧都，燕赵我旧疆，请书一尺檄，为国平胡羌。”（《江上对酒歌》）而在陆词中，除了少数表达了他的这种期待外，更多的则表现了他的叹息和失望。陆词不像陆诗那样高昂激越，而是低沉抑郁的，如《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以词为诗”还体现在语言的自由平易，不受音律束缚上。“不协音律”是苏轼开的先例，到了南宋前期的豪放派词人中更是形成了一种风气。陆词在当时为人推崇，但刘克庄说陆词“世歌之者绝少”，可见陆游也受到了这一风气的影响。陆游的“不协音律”，一方面是由于重在表情达意，不屑于注意音律；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本身性格的豪放不羁，也受不了音律的束缚。前人说他“天才豪迈”、“不顾绳削”，他填词不仅不注意音律，而且在文字上也多不加修饰。如“三年流落巴山道，披尽青纱尘满帽”（《木兰花·立春日作》）；“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南乡子》）；“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浣溪沙》）……这些都是不加修饰、自然流利的白描词句。清代刘熙载：“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艺概·诗概》）陆词也可以说是“浅中有深，平中有奇”。即使用典，陆游也能运用他超凡的文字功力做到雅俗共赏。

陆游终生不得志，他的很多词都是表述这种不得志的悲哀的。如《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功名断桥，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如《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从以上这几首词，我们可以看出，陆词表现的主要特点是感情强烈、出语直率，这是与陆游外向而快人快语的性格分不开的。但有时太过直露难免就会缺少韵味，从艺术上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缺点。在这一点上，辛弃疾就比他高明得多。辛词含蓄委婉，往往一笔宕开，将千言万语化为形象，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在欣赏陆词与辛词时，我们会感觉到，尽管陆词痛快淋漓，却不及辛词包蕴丰富并给人以回味的馀地。《人间词话》也指出“剑南有气而乏韵”，就是说陆词虽然有强烈的情感却缺少韵味。

苏轼的词豪放飘逸，这与他“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是分不开的。陆游虽然也有一些描写闲适隐逸生活和游仙学道内容的词作，但他却始终不能忘怀世事，他的词基本上都是“入世”的。这与苏轼“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遗世绝俗的思想是不同的。

陆词与秦观词虽然有些相近之处，但是由于性格的不同，所以同类词的风格也有差异。秦观的词淡雅轻柔，细致工巧，犹如一位美人，元好问称其诗为“女郎诗”；他的词同样也充满了“女郎气”。而陆词却没有这样的细腻，一些词尽管写的也是儿女之情，但仍然有男子气。这也是他们词风的根本区别。

总的来说，陆词的风格是多样的，但是以豪放为主。他的豪放，不同于苏轼的飘逸，也不同于辛弃疾的沉郁，而近似于“悲慨”的风格。他的婉约，不同于秦观，丽而不纤，柔而不弱。陆词外放、直率的性格使得他的词感情强烈，直抒胸臆，这也是陆词最大的风格。陆游的理想是能驰骋疆场，但他始终没能如愿，只能做一位文人，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文学的幸事，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人兼词人了。

四、陆游的散文

陆游在散文方面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陆游的文，也如诗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傅给事外制集序》等皆是。其他如《澹斋居士诗序》等文，则表现了陆游对文学的卓越见解：“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这种创作重在内在修养而不在于外在形式的观点，可谓是对他所说的“工夫在诗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如《烟艇记》、《书巢记》、《居室记》等，写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颇似富有情味的小品文。《入蜀记》六卷，笔致简洁而又宛然如绘，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游记，同时对考订古迹和地理沿革也有帮助。至于他的《老学庵笔记》则是随笔式的散文，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文故实，颇有史料价值。其中论诗诸条（如批评时人“解杜甫但寻出处”等），亦堪称卓见。

本书是为普通读者选编的一本陆游作品的选集，共收陆游诗作76首，词作29首，文11篇。为方便读者使用，末附“陆游行年略考”、“陆游研究主要文献资料”及“《陆游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本书解评时广泛吸收了诸多前辈及时贤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近年来诗、词鉴赏方面的成就广有取资，因书中难以全部点出，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书中的疏漏之处，希望方家不吝教诲。

王增斌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