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柏拉图说过：“惟有哲学家为城邦之主，城邦方有生之希望，得见天日。”也就是说，唯有精通哲学的君主方能建立“理想国”。在西方历史上，确有一位精通哲学的皇帝，那就是本书著者--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

奥勒留自幼即有志于哲学，常身着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长袍，模仿其生活方式，渴望成为一个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然而，命运将其推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奥勒留被罗马皇帝安东尼·派厄斯收为养子，十九岁便获恺撒称号，协助治理国家，此后青云直上，直至公元161年被推上帝位。他在《沉思录》中回顾一生时感慨：“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灵和命运的眷顾。”的确，奥勒留的一生是很得神灵和命运眷顾的；不过，他执政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外有异族入侵，内有军事叛乱，瘟疫、洪灾、干旱、地震亦频频降临，国势日衰。奥勒留在位的二十年，都在应付这些危机中度过。他竭忠尽智，夙兴夜寐，晚年更身先士卒，征战四方。但在戎马倥偬之中，奥勒留依然保持着对哲学的热爱，不断思考着人生真谛。本书的许多篇章即写就于征途。虽然他最终未能挽救帝国江河日下的颓势，但《沉思录》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住了比他的功业更为长久的光彩。

在哲学史上，奥勒留属于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为西方希腊化时期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影响最为深远。它虽源自古希腊，但并非古希腊思想的主流，主要发展还是在古罗马时期。其代表人物，早中期多来自小亚细亚，后期主要来自罗马，较少希腊本土人士。古希腊思想的根基为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但随着城邦制度衰颓，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罗马共和国及日后的罗马帝国取而代之，个体如何在新的政治制度下安身立命，哲学如何在新的世界形势下生存发展，遂成为思想界的重大命题，斯多葛派由此机缘而进入鼎盛期。从公元前4世纪芝诺开派算起，到公元2世纪晚期衰落，前后延续长达五百多年，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早期的思想主流。此后余风不断，惠及后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于20世纪上半期借英美新人文主义传入中国，梁实秋、吴宓、林语堂等著名作家和学者皆受其影响，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想潮流。

与其他希腊哲学流派一样，斯多葛派也有自然哲学。他们认为：宇宙最初只有火；然后其他的元素--气、水、土依次逐渐形成；最终将有一场宇宙大燃烧，于是一切又重新变成火；宇宙就这样周而复始，直至无穷。但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自然哲学，而是伦理学，晚期的斯多葛哲学家更转向思考具体的生活伦理。他们关注的是：在一个个体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广大世界里，如何让自己有限的一生发出善的光辉？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个体的生命只有与自然相和谐，才有可能达到至善。人要活得幸福，就必须顺应自然，服从命运，对痛苦不加抱怨。在斯多葛派看来，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唯有德行才是唯一的善，而所谓德行，即是与自然相一致。其他如财富、不幸、疾病、死亡等皆渺不足道，人自应淡然处之。

在《沉思录》中，奥勒留坦然承认自己受惠于埃比克太德的《对话录》甚多。埃比克太德也是斯多葛派著名哲学家，早年曾是奴隶，后获释为自由人。奥勒留身为皇帝，却自称为一个奴隶的私淑弟子，这恰恰说明他思想的超前。事实上，正是包括奥勒留在内的斯多葛派提出了“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的观念，认为人应该友爱，甚至要爱仇敌，并认为奴隶也可作为人类平等的一员。这些都对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和17、18世纪出现的天赋人权学说产生重大影响。

奥勒留认为，是同一个神在主宰着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互有关联的，连结万物的纽带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一个事物能够独立存在，因为它们联系在一起，有秩序地组成同一宇宙。只有一个由万物集合组成的宇宙，也只有一位共存于万物之中的神明，万物本是一体，遵循同一法则，有智性的生物中存在共同的理性，共同的真理，对于这些本源归一、共享同一理性的生灵而言，也就只有一个唯一的尽善尽美之境。”（7·9）

人的理性也是神的一部分，万物来源于神，又复归于神：“你是作为这世界的一部分出现的。你从哪里来，就将到哪里去；或者可以说，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你将回到那创造你的宇宙理性之中。”（4·14）

因此人最大的幸福就是遵从理性，合乎自然：行事若能遵从理性，一心一意，坚定不渝，不急不躁，不随便分心在别的事情上，保持心内的纯净正直，即使你随时可能放弃生命--如果能做到这些，不奢求什么，也无所畏惧，如果你现在的行为合乎自然，你从小到大所说的话没有任何虚假，那么，你就能过得幸福；谁也不能阻止你获得这样的幸福。（3·12）

在《沉思录》中，奥勒留设想了这样一个人之楷模：无论命运将什么事情加诸于他，他都怀着崇敬接受；不玷污内心的神明，不让各种妄念搅扰它，而是使它保持宁静，规规矩矩地侍奉它，不说违背真理的话，不做违背正义的事。即使别人都不相信他的生活简朴、谦虚和满足，他也决不动怒，终其一生不偏离这条道路，循着这条路，他将获得纯粹、宁静，随时准备告别人世，没有任何勉强地接受命运的安排。（3·16）

可以说，自然、理性和德行，既是斯多葛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也是《沉思录》的关键词。

《沉思录》原为奥勒留自我对话的记录，行文质朴，不尚雕琢，然而由于发诸内心，灵性内蕴，故充塞着一股浩然之气，令人高山仰止，有一种深沉的崇高之美：

啊，宇宙，那与你的造化相和谐的万事万物，于我也是如此适宜。那于你恰如其时的一切事情，我就不会觉得会太早，或是太迟。啊，自然，你一年四季的恩赐，都是供我享用的果实。所有事物都是从你而来，因你而生，最后亦将复归于你。（4·23）

总之，牢牢记住吧：人生是何等短促，何等卑微：昨天像是一滩黏液，明天也不过是一具木乃伊、一堆灰尘。所以，在这短暂的有生之年，让自己过得合乎自然吧，怡然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就像一枚熟透之后即将坠地的橄榄，感激承托它的大地，感激生养它的枝干。（4·48）

文天祥的《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译者以为借之来喻奥勒留，是非常恰确的。

《沉思录》每每涉及疾病、痛苦、欲望、死亡等人生的“严重时刻”。对这些问题，作者从不轻易下笔，而是凝神沉思，反复求诸内心，最后得出来自人生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洞见，如：追求不可能的事情便是疯狂，但恶人做事不可能不疯狂。（5·17）

快了，快了，你很快就将化为灰尘、一具骷髅，只剩下一个名字，甚至连名字也不存在了；因为人的名字不过是一种声响连同它的回声。（5·33）

多么令人羞愧呵！你的身体还没有放弃战斗，灵魂倒先屈服了。（6·29）

自己站直，不要让别人扶持。（7·12）

这些人生哲理的警句和箴言被后世广泛传颂、引用，不少成了俗语，影响至今难以磨灭。

当然，本书也并非全无瑕疵，毕竟是写作于戎马生涯之中，无暇精心布局，篇章之间不免重复；而所阐述的哲学理论，尤其是宇宙论和伦理学，今日看来不太系统，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优点。正因为它出诸内心，不加掩饰，所以我们方能窥见作者如何在忙碌的人生路上，以自己的经验为材料，沉思人生大义，领悟宇宙迷题，从中升华自己的智慧和心灵。其实，哲学原来并非如后世的哲学教科书那般呆板枯燥，如一堆殿堂上的木偶，而是一潭活水，流泻在人生的小道之上、山水之间，由涉足其间的沉思者随手掬来，涤荡心胸。后世惑于经院哲学，以为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方为“哲学”，岂不知哲学不过在人的呼吸之间。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于一句话之中，于一小片断之间，皆可蕴神思灵光。钱钟书认为：“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排推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采用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于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七缀集》）此论极是。所以读《沉思录》，固然可以正襟危坐，条剖理析；也可以于闲暇之时，憩息之余，捡起来随意翻读。

自《沉思录》传世以来，各种语言的译本众多，仅英译一类，便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在几个较为常见的英译本中，Meric Casaubon繁复流丽，George Long古雅凝练，Jeremy Collier浅近活泼，此译本最大的特点则在出语平实，层次分明，意思明了，既能够呈现作者本意，同时也保留某些连贯上略嫌生硬，思绪较为飘忽的地方，让读者从英译中也能窥见希腊文原本的风格。

《沉思录》记录的是这位帝王哲学家思绪的片断，没有严整的体系，在很多段落上有较多重复，某些地方指代也较为含糊。英译本力图保留这种“原始风貌”，不希望代古人捉笔，反对替奥勒留做哲学美文。身为译者，本书译文也尽量与之保持一致，无奈影中摩形，不知能保存几分，而且某些地方对于意思的把握受学识所限，难免过于“显豁”，或者失之“晦暗”。

目前大陆已有何怀宏、朱汝庆二位的译本，堪称将奥勒留哲学精义泽被国人的“前锋”；梁实秋先生在近半个世纪前也曾将此书从C.R.Haines的英译本译成中文，近年由后人校订之后正式出版，通行宝岛坊间。在翻译过程中，以上三个中译本都是译者的案头必备，从中得益不少；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书中增加了不少注释，还参考了何、朱二位译本中的注释，尤其是梁实秋先生译本中详尽的注释，在此表示感谢。几位中文译者中，梁实秋先生是译坛泰斗，论及此书翻译，仍表示“平生翻译以此书最为吃力，亦以此书为受益最多”。本书译者因参阅中译、英译数种，或许有一二略胜之处，所谓事如积薪，后来居上，均得益于诸先行者。必须在此表示感念。目前国内的《沉思录》均转译自英译，尚未有译自希腊文的文本问世。译者自知两道转译，不知会有多少遗漏与误解，奥勒留若泉下有知，不知当如何感慨！幸而《沉思录》是名垂千古的经典之作，化入中文，仍能感到其中精义熠熠生辉。

于2008年春夏，在各个中英译本之间辗转流连，与罗马古人促膝对谈，倾听之，感悟之；向译界前人叩门请教，受益处、商榷处也时时可见。能有机缘以这种方式研读《沉思录》这部千古之作，实属幸事。作此短序，是为纪念。

译者 识

二○○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