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这部集体研究的成果奉献在了读者面前。从成书付印来说，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从公开出版来说，又产生了一种惶恐的心情，感觉做了一件力不胜任、实际上又没有做好的事情。这种矛盾心态，是应当也需要向读者“交心”的。

对于一种学说、一种哲学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需要作史的研究，即研究它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而才能避免主观性、片面性、抽象性，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评价。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当如此，力求避免曾经发生过的绝对肯定，脱离历史无限拔高的倾向，或绝对否定，不顾历史随意贬低的倾向，要如实地反映它在历史发展中的本来面貌。

历史是不能回避的。不仅因为它反映了过去的现实、前人的实践，而且它总是以传统、经验、习惯等各种不同形式同现实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当今的世界各国愈是向现代化迈进，却愈要寻根问祖，愈要求助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作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它的孕育一直到它的后继者在新时期作出新发展为止，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要研究党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推动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就是我们立意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出发点和动因。

9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却变迁巨大、内容丰富，而同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和起伏兴衰。遗憾的是，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同路人和见证人，还没有能够写出深刻反映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没有能够具体生动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开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外国学者和中国年轻朋友却对此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文革”史、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史等成为他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或许有人以为，他们较少感情用事，具有我们所没有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作为历史的过来人，往事历历在目，感受亲切，甚至命运与共，我们理应有所作为。问题在于对这段历史的畏难情绪和心有余悸成了我们有所作为的“拦路虎”。诚然，写当代人的历史，写当代人哲学思想的历史，评议其是非功过，总结其经验教训，确非易事，而在史料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在思想理论的概括和阐述上，其难度往往大于先前的历史，也更易招来各种非议和指责。但是，困难正是科学的突破口，正是科学要逐一解决的难题，而恐惧正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正是科学精神要扫除的怯懦心态。可见，提倡和弘扬“五四”科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所必须坚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这点“奉献”，算得上是扫除怯懦心态、正视历史的产物，当然也是功力不济、难以解决无数难题的“初级产品”。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才有“高级产品”，在简单粗糙的基础上才有丰富多彩，在描述历史的基础上才有历史的升华。这也是我们甘愿暴露自己的弱点，用以迎接批评，迎接未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丰收硕果的原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土壤上生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哲学不是把重点放在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上，不是那种理论性、思辨性突出的“务虚”哲学，而是把重点放在对革命实践的研究和分析上，是实践性、革命性强的“务实”哲学，同时，这种哲学不是以某种重大发现和创造而命名的，也不是以某些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为代表的，而是在党和革命领袖的成功运用中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量地凝聚在党的文件、决议和重大方针政策之中的。因此，按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的特点来写它的历史，我们力求分析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从革命实践中说明它的贡献和作用，分析它的成败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展开我们的论述，力求把这种哲学思想更多地反映在政治活动和领导活动中，而不去过多地追求一般哲学的体系、学理性和思辨性。这种有别于一般哲学史的写法，如实反映了我们的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向理论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求教的心愿。

从本书的不少作者来看，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是这一领域的“新兵”了，其中不少同志教学有年，研究有素，然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把这次任务作为一次“习作”看待，作为一次“投石问路”的尝试。如果我们的弱点、不足甚至是错误，能够有助于在这块阵地上出现“百花盛开”的局面，那我们也就如愿以偿了。

本书编写的全部过程，从拟订提纲、讨论书稿到统稿定稿，都是在全体作者团结协作、互相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位作者既完成了分内的工作，也承担了许多分外的工作。全书重点突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创新，突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突出了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有庄福龄、杨瑞森、李振霞、吕希晨、孙琰、余品华、丁世尤、黄文松、康祥生、唐元棣。

本书的作者基本上都已退休、改行、停笔久矣，彼此之间也缺乏联系。因此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眼下正值国内众多出版社处于改制的时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必然作为其重要问题加以考量，这也加大了选聘本书作者的困难。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慨然而果断地承担起了这一任务，诚邀杨瑞森教授和余品华研究员等“老将出马”，和我一起完成了全书统稿定稿的工作，他们都是在学术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极为繁重的情况下应邀参与的，这令我十分感动，铭记于心。

庄福龄

2011年5月

绪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又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承担这一伟大的继承和创新任务的，既有对中国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又有同他并肩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同时代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特点、作用和意义，无疑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积极的、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