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狼烟漫笔1

在点线间

一、“大东亚新秩序”和“曲线救国论”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岗村宁次认识到，“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于民众的地下工作不断深入扩大。”陆军部在御前会议上制订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中也认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使人感到在兵源仍然窘迫的形式下，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1940年，敌人终归承认了持久战。

敌人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以汉奸王克敏出任委员长，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连续不断地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且说，“治安肃正上又得到极大成果”，“确保平津，必须首先确保大清河北”。同时组建了“新民会”、“治安军”，推行“曲线救国”，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在“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堤抉清剿”的基础上修筑公路据点，封锁沟墙，碉堡成群，公路如网，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县、乡、村都挖了封锁沟。把每个村庄置于严密的火力网控制之下。“筑堤拦水”、“拦堤淘水”、“淘水捉鱼”以切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严密封锁了大清河，在河的左堤上每五百公里‘采取一个日军带三个伪军，一个伪军带三个民伕，一个民伕带三条狗的办法；并说，“共产党的政权三三制”，皇军的封锁线也是“三三制”。建立了大乡、保甲、联络员制度和伪自卫团的昼夜巡逻制度，一经发现我军，立即鸣锣打鼓。抗日家属门前挂了红灯笼，表示“危险户”。一时间，“家家有哭声，无村不戴孝”的“大东亚新秩序”的三角地成了“示范区”。1942年敌人集中五万余兵力“扫荡”冀中腹地的同时，为了“以战养战”，“就地取给”，在雄县以东建立了“小麦模范园”、霸县成了“棉花模范园”、固安县成了“玉米模范园”。实行了“夏粮夏交”，“秋粮秋交”。

敌人为了确保三角地带，利用国民党在伪军中发展“反共救国队”和“先遣队”，推行“曲线救国”论。到1942年的冬季就打出旧北洋军阀陈调元的旗号发展“治安军”；他们就是“先遣军”，“反共救国军”。果然，1943年，第七集团军的四个团进驻固安、霸县、牛驼镇和堂二里。他们同样“就地取给”。人们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灾民遍野，逃荒的一群又一群；父母死去，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到处可见。三角地带竟出现了孩子与狗争食的惨相！“大东亚新秩序”的战乱和天灾逼得家家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哪里能找到一口饭吃？哪里能找到遮风避雨的住所？真是满天风雨满天愁；暂时要离开三角地带的子弟兵和党政工作人员，在这种惨境面前，发誓要用鲜血开辟一条道路，为了要收复国土，必须粉碎“新秩序”和“王道乐土”。

二、使命——建立苇塘根据地

百忙百战之中总是要下一步“险棋”，1942年的9月，十分区的主力军外转后，不能匆忙地打回大清河北，要下一步“险棋”。十地委认真地考虑了大清河北的情况，冷静下来，在白洋淀的邸庄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可行性研究。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步“险棋”呀！论证结果认为，要打回去，光靠勇敢，靠热血是不行的。根据上级指示，最后做出了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决定，以武装斗争为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合法斗争，创造隐蔽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步“棋”的决策是正确的。

大清河北是硝烟、与血泊的生活，难忘的1941年刚刚过去，回大清河北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不回去，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民族利益就要受到损失，子孙后代要骂的；回去，大清河北的“新秩序”从来不欢迎弱者。战士的职责就意味着捐躯。可是，大清河北的父老兄弟，睁大了眼睛盼着党和子弟兵实行对“新秩序”的突破！

世界上从事最崇高事业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因为他们反对侵略，保卫和平。明摆着，大清河北是个厮杀的世界。要回到那个世界所需要的是坚韧、不屈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过大清河北就是意志和毅力的考验。谁都知道，大清河北已是敌占区。因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暂时被摧毁了，而零星的先去干部和游击队被迫转入地下，出没在青纱帐和有“堡垒户”的村庄里。这“堡垒户”是多少头颅和热血才创造出来的！

在永定河固道的丛林地带，1941年曾活跃着两支党领导的部队，一支是由李大卫同志带领的，另一只是有王光霞同志带领的。他们在那个残酷，荒凉的地方站住了脚。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说过：严酷无情考验着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他们走过来了，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三角地带编制以后，对于每一个返回者都设下了数不清的障碍。人们知道，返回大清河北进行联络和侦查的人，哪怕是做过最后准备，也会发生过数不清的危险和不幸，死于非命、因伤致残或永远失踪。李大卫、王光霞等同志都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战胜了困难又迎来了新的困难。总结了他们的经验，部队于7月中旬才做了第一次尝试，分散进入大清河北，利用青纱帐的有利条件，由43地区队的刘立夫同志、35地区队的刘一峰、安国卿、王嘉玉同志分别带领一个连的兵力，渡过了大清河。这样一是鼓舞群众情绪、了解敌占区现状，选定隐蔽精干、小部队活动的地区。二是镇压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罪大恶极的伪军组织人员，扩大我军影响；三是联络可能接上头的地方工作人员和隐蔽坚持斗争的县区游击队；四是了解外围武装的活动情况，并知道他们都是经过战斗退回来的，连为单位活动的设想，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了。66大队的储国恩、马德俊同志在活动中发现，胜芳镇以南有一望无际、碧波万顷的大苇塘，是建立季节性根据地的好地方。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把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挺进到大苇塘，执行中共北方分局的决定，积极开辟敌后新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

滚滚清河水，条条艰难路。1942年9月27日绕到苏桥以东偷渡了大清河，蛙鸣和水鸟惊飞，欢迎我们进入苇塘的深处。在这里只有六户人家住过的崔家窑已无人烟。韩家地早已是绿林夜聚的场所。自从他们当了伪军，这里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既然来了就把营地建起来，尽管苇塘的周围布满敌伪军据点，在东西长60华里，南北宽十五里的苇塘区建立营地，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开拓性的创举。战争年代没有节假日，没有职业的分工，随时准备打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对日战争，连专员也兼任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党、政、军的紧急任务是建设苇塘阵地，阵地上每一项任务都是命令，都是纪律，都是战斗。1942年没有“营地”这个词。在一周之间，要做好对自然作斗争的一切准备。人们一刻不停的就地取材，搭起了窝铺，人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临时站住脚，了解情况，决定对敌斗争的政策。一开始就预想到，寒风凛冽，雨雪交加也要万无一失，不能轻易退出去。

避免了风餐露宿之后，人们想到的是，在苇塘作战机关和连队中纷纷开“诸葛亮会”，献计献策。把电台的天线隐蔽在苇尖上，同军区保持了通信；把两个梯子叉接起来，设置成与苇尖齐头的了望哨；在苇塘边沿筑成“迷魂阵”以便开展麻雀战；设置了诱敌深入的死苇巷，扫清射界，建立射击标志，以便集中火力歼灭敢于深入之敌；苇塘边沿设置了接待站，通往领导机关的苇巷道都有专人带路。有人称之为“盘坨路”。

1942年冬季到来的时候，苇叶已经干枯，敌人早就传出要火烧大苇塘。一个寒风大作的黑夜，风，无休止的呼啸；火，无边际的飞舞。但是，聪明的通信员李宝山建议，火来用火迎，先点燃脚下的枯萎，随火南下；大家到处点火，苇塘里数不清的河道形成了一道道防火带。苇叶随风烧光了留下的是黑苇秆，人们称它是“黑纱帐”仍然掩护着人们的活动，敌人的火攻只不过是一场虚惊！在结冰之前，领导机关并未撤出苇塘。

1943年夏初，地委决定要进一步暴露苇塘，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掩护隐蔽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在苇塘，不仅修炼起了练兵场地，搭起了营房、营门、修整了射击场、开辟了菜园、种了稻田，而且公开了苇塘周围的抗日村政府。绿色苇塘变成了“红色苇塘”人们称它是“小莫斯科”。领导机关借助苇塘领导整个地区的工作，一切重大的决策会议都是在苇塘召开；借助苇塘整训部队，总结小部队活动和作战方法；借助苇塘接见伪军、伪组织的联络人员，开展敌伪军工作，借助苇塘集训伪军、伪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员，乃至伪军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借助苇塘整训外围军的干部，并通过他们去争取伪军的组织；还借助苇塘集结兵力，1942年8月，集结一个大队的兵力进行了瑚琏店战斗，打击日军，以教育外围军并做了争取伪军组织的工作，1943年8月集结三个大队兵力，长途奔袭杨柳青，打击敌人纵深守备薄弱之敌，破坏铁路，配合晋察冀山区反“扫荡”。文新县储国恩、马德俊同志带领的六十六大队更是经常集中在苇塘活动并伏击日军包运船，借用大清河岸的伪军岗楼歼灭日军船队。这种战斗的胜利，推动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合法斗争形势的发展。1943年的8月由旷伏兆同志主持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把隐蔽根据地逐步转化为游击区或根据地；对平南地区由上层联络工作转为发动基本群众，在农村设立党支部，因而出现了两面政权，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永定河以东地区及天津武清地区扩大活动范围；同时开辟三角地带西部的容城、定兴地区，认真整顿了外围武装；攻克或瓦解一部分伪军据点，为恢复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这次会议是从“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向抗日根据地转换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决策，这些决策对于粉碎“大东亚新秩序”，对于三角地带的人民，十分重要，它标志着党和人民经受了重大打击之后，继承和坚持了先烈们用血开辟的路，使敌人战区的“新秩序”作为一种历史倒退的暂时现象而成为过去。党和人民都知道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但是，天就要亮了。人民怀着一个心愿，沿着地委决定的同一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前进。“红色苇塘”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应该载入“三角地带”的史册。

三、“红、黄、蓝、白、黑”

在永定河两岸的丛林里，是旧社会绿林出没的地方，从1941年下半年那里就出现了“红、黄、蓝、白、黑”的复杂斗争局面。“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种势力，是人民群众的说法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种斗争局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我们“左”的政策影响而造成的，这是特定地区，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

“红”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黄”是指日本皇军（是皇军的同音，皇军也穿黄军装）；“蓝”是指国民党搞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治安军；“白”是指戴白领章的本地“白脖”伪军；“黑”是指丛林地带活动的绿林武装。

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红”与“黄”的斗争，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而“蓝”是国民党在伪军和治安军中，宣传“曲线救国”，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并“协日反共”。“白”的同“黑”的实际上是一身二任。白天上岗楼，夜间成黑队。在广大人民中流传的“便衣队”，这个概念是区别正规军的“便衣队”，不都是黑队并非漆黑一团。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党组织的便衣队，是经党派出，挺进敌后并在那里执行团结、教育、改造外围军，坚持斗争、开辟地区的任务；二是封建、道门、地方观念很强的落后武装，大部分是经过我军整片遣散回乡，其中包括一些地痞、流氓和营混子，三是真正的绿林惯匪。以上三种情况的“便衣队”中党派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大卫和王光霞同志，他们都是从主力军选拔的。没有他们挺进敌后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外围军政策，也不会有小部分活动方法的经验总结。

1942年9月，十地委第一次苇塘会议研究了平大公路以东永定河两岸的斗争形势，决定的方针是“打击‘黄’的，瓦解‘蓝’的，争取和中立‘白’的，改造和利用‘黑’的。”为什么有了这条方针？是经过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1943年秋季，旷伏兆同志主持的地委会议上对外围军的政策更加具体化；实践证明是更完整更正确了。

在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一个侵略者在深入中国国土这个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有些同志只是片面的看到“便衣队”的破坏根据地和伪军勾结和伤害人民的一面，忘记了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存在的一面，只要这一矛盾尖锐存在，所有“便衣队”不管他们的成分多么复杂，既然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就要引导他们团结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既然是阶级政策，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统一战线以外的阶级政策。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国内各个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即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亲日派分子，对坚决作恶，死不悔改的分子必须采取打击的政策以外，对其余的可以争取的分子也要用这种两面性政策，不能因为地区暂时变质伪政权的出现而改变党的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些同志，当着党告诉他们地区暂时被地敌人占领了，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的准备时，就有些慌张，粗心大意地想把打击面放宽，而实际需要的是把打击面缩小。只有把日本侵略者孤立到最大限度才能自觉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步地恢复抗日根据地。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势就叫做斗争策略。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实行这种教育，是从“五一大扫荡”结束以后着重提出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各个击破”。我们是根据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决定各项具体政策的。

在军事政策上，我们的主力军和游击队是执行精干、隐蔽活动的政策。但要放手发展外围军。非此不能开展伪军组织的工作，非此不能坚持抗日。所以，只有发展统一战线，我们的小部队才能站住脚，才能广泛交朋友，才能参加地方工作，才能在永定河两岸搞“小本贷款，生产救灾”，以发动基本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坚持民族抗战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人民反映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红、黄、蓝、白、黑、红的是自己人！”“八路军才是子弟兵”。这样做，我们发展了政治优势。打击“黄”的要稳准狠。1942年瑚琏店战斗专门打击了日军自行车快速“讨伐队”，突出地给了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给了“便衣队”、伪军、伪组织以团结对敌的示范，并显示了我军的力量。这一战斗，对永定河两岸的局势起了稳定作用。

为什么瓦解和摧毁“蓝”的呢？因为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是汉奸亲日派。他与蒋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是有区别的，因为蒋记国民党那时候还留在抗日阵营内。从1943年“治安军”第七集团进入三角地带以后，我们一直坚持瓦解他的政策。他们深知分散驻防会遭到打击和瓦解，他们就以团为单位驻防，我们难以创造“断其一指”的战机。直到1944年才在雄县米家务东村遭我地道战配合的夜袭，基本歼灭了治安军18团的第三营。1945年大清河北战役时分别歼灭了第七集团军的4个团。对于“白”的之所以采取中立和争取的政策是因为他们中的骨干是叛变的杂色武装，其中又以绿林武装为主，比如和东进总队的维海楼、缑长江、李国栋、唐永恒里外结合的王禄祥为团长。东挺支队地方主义的柯万田、吴兆生，同胜芳镇自卫团柳小五，信安镇的刘凤泉伪部内外勾结；安次县调合头一带的伪自卫团同东挺支队的曹玉振有内外联系。如果不能同伪军交朋友，使其信守中立，“便衣队”坚持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们游离在敌我之间，破坏性强，不要秩序，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狡猾难驯，反复无常。除对于他们中间的汉奸分子，坚决的反共分子要给以打击外，绝不株连他们的家属，决不能多杀人。对于“白”的，他们与“便衣队”有联系，绝大部分要“勤捉勤纵”地进行教育，一律采取宽大释放的政策，不如侮辱，不搜财务，不搞自首，诚恳相待。这对于孤立日军、孤立反动分子是非常有效的，对于逃到“白”的方面去的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只要他们有助于抗日，都给以自新之路；如果能通过关系回来，也予以接待，但不能重新入党，禁止任何机关和部队乱捉乱杀，除在战斗时间以外，只有政府才有处理“白”的家属的权利，以建立严格纪律和抗日的革命秩序。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在王禄祥伪军内部，不仅建立情报关系，而且除掉了奸细，镇压了敌特活动；在战斗中，不仅可以掩护我军突围，而且可以收容我军的伤员在他们的据点内治疗，不仅可以配合我军应敌，而且可以在岗楼上用火力配合我军作战，不仅军队作战得到他们的协助，而且“大东亚新秩序”的一整套大乡、保甲、联络员的制度永远不会建立起来；不仅可以接受我军给的各项有利于抗日工作任务，而且可以派出中队长以上军官到大苇塘受训。这样不能不引起日军“内外清扫”，对内，清理“白”中隐蔽的抗日力量；对外，“扫荡”“便衣队”。1943年冬，这种斗争持续了半年之久。有力地配合了恢复隐蔽根据地的工作和向敌后挺进的开辟动作。与此同时，我们对“黑”的采取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既然，“便衣队”中一部分绿林武装依靠“白”的，他们就“一身二任”，争取“白”的，就要利用“黑”的，是他们“戴上笼头”呢？把他们的破坏性引向敌占区呢？我们的办法是，每股“便衣队”分配一定数量的村庄，约法三章；一是掩护我地方工作人员，保证情报确实，不准在自己的活动地区的绑票作案；二是到敌占区去绑架罪大恶极的汉奸和敌特，三是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开展敌伪军工作。对他们不采取“缴械收编”的政策，而是因势利导，宽严并举，刚柔相济和一张一弛的治术。有人说这种政策是“舒筋活血，利血化淤”的中医政策。没有这种政策也就没有“黑”队的接受改造。这就纠正了1939年采用过的“收编遣散”的政策，是“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有用人之能，有除恶之道”。1944年到1945年逐步顺利地把外围军编入主力军，迎接了日本投降后的大进军。“红、黄、蓝、白、黑”的斗争结局以我们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告终。

四、革命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

经过1941年的“大扫荡”，三角地带建立了“大东亚新秩序”。在平大公路以西全部建立起伪政权，抗日根据地变质了。党中央反复指示，“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就是说，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即敌占区的社会秩序、法律、法令，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我们的党员要打入敌方保甲制所有团体，即经济、政治、教育乃至军事团体之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交朋友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的作用。我们的干部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由于对于整个抗日时期我们党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解不深，不能很快地适应这种转变。所以对党内和人民内部进行这种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包括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上的抗日联合，也有不同程度的妥协和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就弄不清，从而发生政策上的“左”右摇摆。要么把敌占区看成漆黑一团，不可战胜，单纯隐蔽，无所作为，甚至发生动摇，不敢斗争，等待“雨过天晴”；要么就错误地估计敌人的统治，以打对打，夺岗楼，平大沟，要求主力军打开局面。以上两种倾向，前者是主要的，即单纯隐蔽，不敢斗争，连说话也不出大声了。不克服这种右的单纯躲避的倾向，革命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三角地带变为敌占区以前，敌我在军事上的主要斗争形式是点线斗争。敌人“扫荡”、“蚕食”是以点线分割为主要手段，我们为了反对点线分割，进行大兵团的迫击战役。地区变质以后，大兵团的活动代之以小分队的隐藏活动，不是公开地摧毁敌伪据点，而是隐蔽地进行对伪军组织的争取工作，使“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丧失作用。作战的战术手段也相应地改变，以隐蔽精干的小分队进行“单打一”、“挑帘战”、“掏老窝”，以达“打一警百”的目的。“化装奇袭”、“长途奇袭”，以达猝然下手，速战速决的目的。“村落连环”，以达外线进攻，歼灭战的目的。“忽来忽往”，“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一切军事都是围绕着一个孤立日军的政治目的来进行。作战的策略性提高了所以每打一战就“围绕讲话”，“政治拉网”，宣传团结对敌，扩大统一战线，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隐蔽地反点线斗争的继续，把大兵团转化为小分队，把公开活动转化为隐蔽活动，灵活创造战机，每战必胜，扩大政治影响，达到“打一战胜一战的目的”。1942年11月，孤胆英雄王新同志在八洋庄集上，趁日军松下伍长（人称“大下巴”）买牛肉的时机，从他的下巴处向上开枪，松下应声而倒，又向下开枪打死了洋狗，另一名侦查员单枪向岗楼射击，掩护撤退。这一惊心动魄的“单打一”传为神话。战后附近出现了大面积两面政权。

对叛徒、汉奸、地头蛇王凤岗作斗争。需要一整套斗争策略，决不能粗心大意。再恢复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他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我们的力量，对他的反革命政策必须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他路可循。既然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村、乡两级政权，敌我之间进行了坚决的争夺。在根据地变质以后，敌人已经委派了大乡长和保甲长。在争夺这个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仅维持了“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只占1/3，还吸引广大非党人员参加了伪政权，只要伪政权中不是积极反共的分子，都可以留在村政权之内。经过我们一段工作以后，了解到，部分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一面加以孤立和打击；对其动摇的一面加以拉拢和争取。对这种两面分子和屡教不改的汉奸特务分子必须加以区别。比如，雄县米家务北庄有伪军据点，我们争取了该村的伪保长，从而控制了联络员和自卫团。发动了该村全部的抗日家属，控制了全村的伪军家属。把这个伪军据点变成了我们的抗日据点。分区司令部的电台队长阎钧同志经过三年的经营，秘密挖了地道，建立了“堡垒户”，把电台安放在地道内，长期保证了同军区电台的联系，这是改造伪保甲，争夺基层政权的典型。在哪里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把伪军据点孤立在全村人民共同团结对敌的基础上，这是隐蔽根据地的一个村落，体现了“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张存实同志把分散隐蔽在平津铁路沿线上黄村、旧州、廊坊、北仓的电台，用饭馆烧饼铺做合法掩护，地洞内安置电台，天线架在房檐下。缠绕麻绳，搭上干白菜，保证了及时发报，从来未被破坏过。我们党的基层支部，只要掌握了基层政权，并把它作为有秩序的退守和进攻的阵地，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就有了稳妥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村政权这个阵地是巩固的，一个几百户的村落里，就可以打游击。雄县县大队，1943年春节就是在板家窝伪大乡长的掩护下，分住三处“过节”的。有一个甲长通风报信以多报少，把伪军引入乡公所，我军打了一个外线、进攻、速决战，歼灭一个伪小队，我无一伤亡。战后又隐蔽在村内过节。

在“团结对敌”的口号下，把每个村的伪军伪组织家属争取过来，进行民族气节的教育，不仅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要他们像保甲制的连坐法一样相互监督，并由他们出面去迎敌，最易做到以真报假，以假报真，创造打击和教育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时机。这就叫“以毒攻毒”。他们在全村人民的鼓励下，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把他们转化成人民信得过的伪军家属，是掩护我军活动最有能量的人。在我党我军思想和组织建设成功的地方，这样做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扩大进步能量，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地区形势好转。

在经济上反掠夺是合法斗争、两面政策是一个重要内容。敌人为了“以战养战”施行“秋粮秋交”。我们利用两面政权以“不交、晚交、少交、掺糠使假、软磨硬抗”的办法进行合法斗争；实在不能支应的情况下，组织“浩浩荡荡的交粮，轰轰烈烈的假打”，把粮食“抢”回来。在我党我军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的地方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必须这样做。广泛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点线交织的情况下，隐蔽精干不是简单的退守，而是对于那些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分子，要创造条件进行镇压。对其他人则一律采取“屡捉屡纵”的政策。“捉”是为了教育，“纵”是表示宽大，并观察教育的效果。这对于团结对敌是十分有效的。

地道斗争与地道战是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共生的，他们是一对孪生子，是随着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地区变质以前交通站的继续和发展。在1941年以前，三角地带的乡村道路，没有一条不是交通壕的，变质以后，敌人把交通壕填平了，并实行了点、线、路、沟、墙五位一体的细碎分割。主力军暂时撤出了根据地、硝烟、弹片、血迹一一这一切似乎已经远去，敌人建立了统治秩序。当时还没有提出改变斗争形势和组织形式，还不适应斗争的需要。就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了残酷的教训。反“扫荡”时，我们各级领导一直强调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斗争。最初，是在根据地的接敌区“扫荡”频繁。敌人来了，村干部就跑到村外的洼地去躲藏，往后单靠躲是不行的，到村外去挖坑，挖“土窑窑”。“土窝窝”，上面盖的是草，敌人不到是看不见的。如果“土窝窝”盖上木条、秫秸或木板，再培起土来，上面还可种庄稼。把“窝窝”伪装成为新坟也是保险的。人们说它是“活埋”。但是，坟毕竟是有限，出现了大量新坟，敌人在村里找不到人，惹起了怀疑。于是“拉大网”，挖“新坟”，叫做“赶兔子”。大批的村干部被俘或牺牲，村外站不住了。人们回到村里来，仍然怕搜村，因为“剔抉清缴”的目的是破坏共产党的支部，捕杀抗日工作人员，隔绝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叫做“淘水捉鱼”。人民又在村里挖洞叫做“蛤蚂蹲”。先是在村沿脊巷挖，后来发展为“堡垒户”，在家里挖，除了掩护工作人员还藏东西。几家挖一个，敌人来得猛，使村里人来不及下洞，改为一家一洞，洞口就移到家里来。这都是死洞。但它是依靠地道进行斗争并发展为地道战的决定性作用的起点。死洞是危险的。人们的生命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一旦被搜出来，就意味着牺牲，躺在血泊里，真是成千上万！对他们，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然而知道是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一批普通的战士，村干部和坚持斗争的人民，一颗颗赤诚的心，一腔腔沸腾的血，坚贞不屈，保卫了祖国的尊严，40年代新人的高大形象，却不见经传。他们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为坚持斗争，造建“蛤蚂蹲”却被搜捕杀害在“蛤蚂蹲”旁边。他们的生活道路，闪耀出理想、信仰、纪律和道德光辉。他们是40年代最可爱的人。

死洞是不行的。死洞意味着与死神做伴，要活洞。活洞才能坚持斗争并发展为地道战和地道斗争。

于是，这家地洞与那家地洞通起来。从一个洞口钻过去，又从另一个洞口钻出来。当敌人从一家“剔抉”时，仅仅几家相连又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地道村”应运而生了。抗日工作人员在地道内指挥地上的斗争，而地上的合法战争，两面政策。又能掩护地道内的工作人员。于是，地道斗争要求把一个村和另一个村在地下联合起来。地下出了新的村庄和新的县区，形成了斗争的新阵地。1943年下半年，特别是旷伏兆同志主持的地委会上作出发展地道战的新决定。试点就在新县城的朱家务一带，从此才有了地道战。当然，地道战是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规律，而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加上主观能动性的指导，就促进了地道战和地道斗争，根据地的恢复有了新的发展。地委机关、专员公署，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群众团体大力发展了地道战。给全区做了示范。

许多村庄在区县干部领导和竞赛号召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地道战的修筑。地道工程的修筑各式各样，因为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的。人可以在地道内屈背活动；有的“卡子”侧身通过，有防水、防毒、防烟的“三防”设备；有单人作战的回巷道和侧击点，有三至五人交叉作战的射击位置；最使敌人头痛的是陷阱翻板和井下地雷，各个射击的位置基本是用砖砌好的并且经常洒一些水，以防震下尘土有害瞄准拉栓作战。

米家务一带的地道真正完成了“天、地、隐三道”做到“隐、打、走”三结合。一切隐和走都是围着打。连房掏院，地道口口相通，房上院院相连，从村沿到高房形成了火力纵深配备，所有高房都成犄角之势，构成核心阵地，街口用交错墙封锁，墙内外有地雷布阵，十字街口有火力封锁地段，封锁街口的射击孔和掩体都是利用厕所、墙角、夹道构成的、民兵、游击队和主力军的小分队可以反复演习，熟悉作战方案。这才从地道斗争发展为地道战。

人民战争，人民建设地道，除了军队地道战以外，还要掩护人民通过地道转移。没有村村相连的地道是不能完成转移任务的，没有坚决地打，就不能顺利地走，也不能建立地道战的威风。为了打不能不把通信、通风和“伤员之家”建立起来；为了坚持时间，不能不把存水，存粮的地下仓库建立起来；为了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地道内建立了军工厂和修理所，为了地下区、县的协同作战，不能不把指挥中心和各县区之间的作战方案联系起来。

不管地道战如何发展，“堡垒户”还是存在的。为了准备敌人的“驻屯剔抉”，出现了上下翻眼的单人洞。他同样有“三防”设置，为了隐和走，必须多洞口和大地相连，谁挖的洞，只有他本人知道其中的奥秘，其中“卡脖子口”则完全是保密的了。这种机密洞，敌人下不去；下去了，就上不来。

惊人的纵横交错的地道系统，人们称它是“地下长城”，创造了坚持作战，坚持斗争的地道阵地，它使斗争形势出现了新面貌。1945年5月，抗日战争即将过去。在黎明之前敌人集结了6000兵力“驻屯清剿”米家务地道区。我们依靠地道不仅坚持了“天、地、阴三道”的忽来、忽往、忽隐、忽显的地道游击战，大量杀伤了敌人；主力部队还利用夜间潜入米家务东大村，利用地道。在包家大院的房根下按设一麻袋炸药、猝然轰击，短促冲锋，消灭了治安军18团的第三营。这是一个地道战的典型。一战之后，结束了两面政权，抗日政权像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站起来。共产党人的“价格”有升有降，是可以变得；地道战中牺牲的干部、党的儿子和革命人民的“价值”，对于换取祖国兴盛来说，对于换取后代的幸福生活来说，是永远不会变的。难怪米家务的人民至今还说，“谁是英雄？死了的才是英雄”。他们为英雄立了纪念碑。他们把祖国和人民的尊严放在最神圣的位置上。这一点决不能因为地道战成为过去而消失。

五、从敌占区、隐蔽根据地、游击区到抗日根据地的转化

从1938年10月，敌人回师敌后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的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岁月。三角地带经过抗日根据地——敌占区——抗日根据地的反复。这个过程，我们不但丧失过优势、处于被动，甚至我们的主力军和游击队撤出了大清河北。如果说建立三角地带抗日根据地仅仅用了3年时间，那么，我们从撤出大清河北到恢复它用了整整5个年头。当然，可以无愧地说，三角地带毕竟是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重大打击，坚持住了烈士们以鲜血开辟的道路，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毕竟是作为历史的暂时曲折而成为过去。

总结我们的经验，在军事上，仅仅懂得战术上的忽东忽西，忽隐忽现，忽来忽往，如疾风流水似的集中与分散，公开与隐蔽，分进与合击乃至“单打一”、“挑帘战”化装奇袭、长途奇袭、村落连环等等，还是不够，还必须懂得，以武装为斗争为主结合其他各种斗争，才能进行最广泛的、高度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懂的武装斗争必须结合其他各种斗争才是游击战争，就容易犯单纯的军事观点错误；反之，在敌占区，只知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斗争，不知道以武装斗争为主，就容易犯右的错误。“游击战”这个词一定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斗争的总概念。不懂他，一切军事上的活动和战术就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其策略变化，不得其转变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只有懂得了他，才能积蓄力量、休养生息，才能持久的消耗敌人，集小胜为大胜，也才能逐步地转变敌我优劣形式，准备反攻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提出，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游击战并不把自己停留在原来的地位，在抗日的相持阶段，“路遥知马力”，在不断积蓄力量的基础上才能把自己变为运动战。在持久战的意义上说，地处敌人心腹的平、津、保三角地带，长期处于革命的两面政策，合法斗争局面是有他特殊意义的，漫长的相持阶段，主要是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集中必要的兵力打击必须给以歼灭性打击之敌。我们早退出了平大公路以东永清、固安、霸县、和武清地区。在这里是红、黄、蓝、白、黑进行长期较量。我们采取了暴露的政策，把日军的主力和伪治安军吸引在这个地区。对于与敌人建立了“大东亚新秩序”的地区，新城、容城、雄县、徐水、即平大公路以西地区，采取了隐蔽精干，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对于老敌占区，即北平以南的涿县、良乡、苑平、大兴地区，采取了通过上层联络工作，先站住脚，转而发动基本群众逐步打开局面的方针。实践证明，地委的这些决策是正确的。不管哪种地区，基本是从隐蔽根据地到游击队再到抗日根据地的转化。无论哪种地区都不能离开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灵活的规定许多具体政策。任何一个政策，在实践中才能证明他的正确与否，而三角地带又特别敏感。要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改完善；要么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必须给以纠正。抗日统一战线中最可靠的力量是进步势力，而进步势力的核心是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武装力量，这个力量的扩大与缩小，执行党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着地区形势的此起彼落。当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同各种斗争形势结合起来前进一步时，我们的统一战线团结对敌的形势也发展一步；反之，当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孤立地对敌进行奋战，不注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发生错误和不意，我们就会失败并遭受损失，地区形势也就倒退一步。此起彼落的形式反复出现，反复重演。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自觉地、能动地、不失时机地对此起彼落的形势进行指导。这是一种斗争艺术。十地委对平大公路以东采取充分暴露的方针；对平大公路以西采取慎重的，隐蔽精干的积蓄力量的方针；对平南地区采取上层联络掩护发动机本群众的方针，实践证明，是对敌斗争的艺术指导。每一个联合县，甚至每一个联区也不能避免公开与隐蔽，集中与分散，合法与非法、前进与退守的艺术指导。正确地选择时机，是个决定性环节。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警惕或惹来“清剿”；迟了，斗争形势停滞不前，敌人采取了新的措施，我们不能顺利地发展进攻，变为“啃硬骨头”，打不开局面。无论哪一个地区，也有前进与退守的反复。“每战必胜，万无一失”是没有的。总的说，我们完成了从隐蔽根据地到游击区再到公开的抗日根据地的转化。这是战争史上平原游击战的一个创举，是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

保证作战上的全胜，基本原则是“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把敌人放到战术的内线，快打、快走、快打、快稳。灵活的审时度势，无论是村落内还是村落外，总是可以发挥“运用之妙”，夺取胜利。

根据地形势的变化，给游击队一定时期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作战方针和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适用的时间也是短促的。不然就无从着手。毫无定见，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方针、政策、它也是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与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的，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我们指的是一定时期的一个方针是指尚未改变地区根本性质时的作战方针。它有的时间内的固定性。比如1943年大清河北的新城雄县地区开展隐蔽根据地时期的作战方针是兵不厌诈，基本的“单打一”“挑帘战”以达“勤捉勤纵”的教育目的。在1942年至1944年永定河两岸地区的作战方针是，集中连以上兵力，专门打击小股日军，而对于要争取的伪军和未驯服的“黑”队采取自卫的原则，以打对打、以拉对拉，有理有节的原则。1943年春季在平南地区的作战方针是每打必胜，基本的分散隐蔽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集中兵力，歼灭反共反人民武装；而对于要争取的大乡自卫团，同他实行互不侵犯，你来我往，互通情报，决不无止境的斗争的原则；而对于不可避免的斗和打，也要有局部性和暂时性，绝不冲昏头脑，以打为快。一切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都要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

六、大反攻的交响乐

1945年的7月，大清河北战役基本上打开了局面。在军区的领导下，游击队不断向主力团升级。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制了4个主力团，投入了大反攻。不到一个月，除以顽抗的新城王凤岗以外，解放了三角地带的全部县城。

黎明的三角地带，经过多少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天要大亮了！人们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走向解放战场。三角地带的人们把儿女、把粮食、把战争所需要的一切送往前线。大反攻汇合起来的人民，说着不同的乡音，互不相识，但十分亲切，被“同志”这个神圣的字眼结合在一起，怀着同一个心愿，朝着同一个方向，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十分区编成的野战纵队，在承德以东汇合，按照党中央的命令，要日军投降，向东北挺进。就在这个向敌人大反攻的时刻，蒋、日、汪合流，他们阻止人民解放军的受降。那些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日军长期构筑的碉堡和路障上。三角地带的人们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的子弟兵打出去了，当人民听到进军热河的炮声时，心情是多么激动！过去，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今天，把我们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炮向着蒋、日、汪合流的匪徒们发射了，向强盗们发射了。这对蒋、日、汪合流是极大的痛苦；对于革命的人民军队来说比交响乐还好听！八年郁积在心头的屈辱和愤怒，国恨家仇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倾泻出来！

大清河北的担架队，运粮车，随军进入了长城以北的“无人区”。他们一面看到了日本强盗制造的惨无人道的“无人区”，一方面赞扬三角地带的子弟兵勇往直前！同志们为什么这样勇敢的向前冲锋？难道没有想到家中的老人在盼望着他们胜利归来，合家得以团圆；正是为了亲人，为了千百万母亲和妻子儿女，为新中国宁愿冲锋在前，血染天明的国土。

红色苇塘

文安洼，位于河北文安、大城之间，到处是无边无际的大苇塘，夏季远远望去，活像碧云朵朵，铺天盖地。芦苇长得高达丈余，粗如拇指，密密层层，烟风不透。芦苇丛中，绿水悠悠，水里能够捕鱼，水上可以行舟。这个水网地带里的芦苇青纱帐，是抗日游击英豪很理想的活动场所。这个地区，属于冀中第十军分区。

十分区，包括平汉路以东，平津路以南，天津以西，大清河以北的大片平原，通常被称为“平津保三角地带”。直接威胁着日寇在华北的北平、天津、保定等重要战略据点。就在这一地区之内。这里的人民，最先经受了民族战争风暴的袭击，站在残酷斗争的前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早就把这里建成了抗日根据地，和敌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搏斗。日寇曾费尽心机，企图摧毁这把刺入他腹心的利刃，直至1941年秋，才用强大兵力控制了整个分区：大村设点，小村修堡，时时拉网，日日“清剿”。我军主力被迫暂时撤出，美丽富饶的大清河北根据地，也暂时变为暗无天日的敌占区了。

1942年9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指示：“建立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十地委当即作出决定，由我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孔亮同志，先带一支小部队，以文安洼的苇塘为立脚点，在那里建成具备一定条件的根据地，然后依托它，恢复整个十分区的抗日工作。

确定了任务，我们派文（安）新（城）县游击大队长储国恩同志带领几名队员先去侦察。他们是土生土长，过去都在苇塘里编席插箔或打鱼养鸭；也曾经到苇塘里进行过抗日武装活动。这些同志，充当了我们进入苇塘的尖兵。过了几天，储国恩同志来信说：“已找好渡过大清河进入苇塘的地点，并争取了一个伪军小队长，答应掩护我军夜渡，渡口就选在伪军据点苏桥镇附近。”能突破大清河，就算闯过第一道险关。因为日寇为防止我军潜回十分区，在大清河北岸戒备异常森严，不仅布满了壕沟点碉，而且设置了数道监督岗，每道岗线上日夜都有数不清的耳目守望着，号称“一日管三伪、一伪管三夫、一夫管三犬”（日是日本兵，伪是伪军，夫是民夫，犬是警犬），敌人还吹嘘他这封锁线是“风雨不透、鹰鹞难飞”。可是现在一下就被我们的侦察尖兵突破了。

我们第一批进苇塘带的部队，只军分区的警卫连和司令部的少数人员。出发时，许多干部专门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和文件，还有人特别带了一册《水浒》。同志们每人都懂得，这次任务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新的困难，过去是主力部队和敌人公开拼枪拼刀，现在要变成以小部队分散隐蔽的斗争为主，过去是在平原陆地上打仗，现在要在苇塘里、水网里活动，所以我们不仅要作为战士去英勇的战斗，还要作为学生去刻苦的学习。记得那天我们快走进苇塘时，李副主任还很风趣地向我说：“刘司令员，咱们也像梁山好汉一样，要水泊聚义，为民除害了。”我笑着回答：“看样子是有点像。不过，那时他们挂的是杏黄旗，现在咱们可是高举着共产党的大红旗呀！”

苇塘内外的斗争形势是极端复杂的，当地群众把这里的武装队伍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红是指八路军，黄是指日军，蓝是指打起“曲线救国”旗帜的所谓国民党地下军、白是指老百姓称作“白脖”的伪军，黑是指土匪。）这后三种绝大部分是一丘之貉，他们很多白天是伪军，夜间是土匪，共同依仗敌寇、狼狈为奸、祸害群众、破坏抗战。我们为了在苇塘里站稳脚跟，就首先得对着这些民族败类开刀。于是一方面采用“杀一儆百”、“流血不过五步”的战法，专门对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予以严厉惩处，以慑服多数：另一方面采用“摛捉摛纵”政治争取的方针，教育伪军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他们戴罪立功。这项工作收到很大成效。苇塘周围的胜芳镇、任家庄子、靳家堡头等据点的伪军，不久便能遵守我们的约法三章：一、不打八路军，不抓抗日干部；二、不阻碍我军活动，并暗中协助我军工作；三、不危害和勒索群众。同时还能给我军传递情报，甚至配合作战。有一次我们伏击大清河里日寇的包运船时，下码头的伪军就把工事和房屋供我军使用。我们有条电话线，一直可通到日寇据点崔庄子村里，由一个名叫黄锡彪的伪军队长亲自掌握着。到了1943年夏天，我们还给附近的伪军下了一道命令，调他们一批中小队长来苇塘受抗日训练。与此同时，我们还派遣干部，在苇塘附近的村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就这样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我们的苇塘根据地便重建起来了。我们建立苇塘根据地，以及争取伪军和伪政权暂时“中立”，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恢复十分区的工作，积聚力量打击日本强盗。在1943年秋天，我们把43地区队（等于小团）也调进苇塘来，准备依托苇塘根据地，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时，我们接到军区一封电报说：“为支援各友邻地区作战，你分区可作外线出击，牵制敌人，以收战役配合之效”根据这一命令，我们当即研究了苇塘周围情况，决定奔袭杨柳青。

杨柳青是天津郊区的一个大镇，距市中心15公里，津浦铁路在此有车站，大清河航运在此有码头，镇内驻日寇一个小队，还有天津警察分局等伪军武装。敌人认为这是他巩固的地盘，戒备不严。我们带着43地区队一个连和警卫连，乘船出了苇塘，借青纱帐掩护，沿着唐二里、王庆坨以南一线前进，在一个烟雾蒙蒙的拂晓，偷渡过大清河。这时已能望见杨柳青的轮廓，部队就在大麻地里和转日莲（向日葵）丛里休息隐蔽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萤火虫带着光亮在庄稼地里乱飞的时候，我们用一部分部队换上日军服装，举着太阳旗，排成二路纵队，毫无阻拦地闯进杨柳青大街，去解决警察局和那一小队日寇：另派一个班，绕到镇东北去炸断铁路；还派出几个宣传小组，到街上去散贴传单和口头讲演。我们的临时指挥所，就设在镇西南角的河堤上。

部队进到街上之后，警察局的敌人有的在茶楼畅饮，有的在妓院玩乐；及至伪警察局70多人的全部武器被我收缴了，镇上才显出混乱。有些家伙慌慌张张地跑回局里来拿枪，正好当了俘虏。在警察局得手后，立即转向警察局斜对过那个驻日军小队的院子，那里也只有一个哨兵还了几枪，其余的在睡梦里或混乱中被我打死打伤。深夜，当敌人增援的铁甲车和汽船齐向杨柳青驶来时，我们已经押着俘虏，胜利地返回苇塘了。袭击杨柳青的胜利，给了日寇很大的震动。正如原来所预料的，敌人把附近各据点出发“扫荡”人马大部调回，集中了一万多人，从静海、任丘、大城、新镇、武清等地，分头行动，把文安洼大苇塘紧紧包围起来，企图张开血口吞噬我们这块新开辟的水上根据地。

能把这样大量敌人吸引过来，这确实是光荣地完成了战役配合的任务。但现在如何拖住它、消耗它，在这水网中的芦苇丛里粉碎敌人的大“扫荡”，这需要我们采取非常缜密的对策。根据苇塘的具体情况，我们临时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斗组织形式：把部队分成好多个20人左右的“大班”，以“大班”为战斗单位，散布在苇塘周围的边沿，按港汊河沟划开地区，拦阻并歼击敌人。少数干部把那些俘虏组成训练队，在苇塘中心给他们上课。就这样摆好“空心式”的阵势，以逸待劳，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战斗。

日寇还像往常向我其他根据地“扫荡”一样，首先出动飞机侦察；但不管敌机在苇塘上空盘旋多久，大概除了看见下边这一片绿海而外，什么也看不到。接着，敌人架起大炮向苇塘轰击，为了给炮兵指示目标，还在苇塘外边用木杆搭起高架向里了望。可是这些了望的人不仅望不见我军，反而成了我们战士打靶的活“目标”。这样，敌人的炮只好盲目的瞎打，有时瞅见哪里冒烟就往哪里打。摸着了敌人“见烟打炮”的规律，有人就故意驾着小船到处去烧草生烟、逗引敌人。因为引来的炮弹掉进水里很多就不响了，捞出后还可以取炸药作地雷用，所以同志们把这办法称之为“草船借弹”。

飞机大炮既然对我们的苇塘无能为力，敌人只有用步枪和机关枪来围攻了；但秋季的苇茎已经长得又圆又硬，子弹碰上一滑就拐弯，因此任凭敌人扫射得如何疯狂，但对苇塘也不会有多么大的破坏作用。

敌人从港汊的空隙里也曾冒险钻进苇塘来，并且逼迫老百姓带路，企图向纵深搜索。但是这老百姓不少是我们的秘密民兵，他们故意把鬼子往没人的地方带；有时也把鬼子往臭泥坑里边带；若发现我潜伏战士摆的记号，就钻进苇丛中藏起来。正蹑手蹑脚地走在后面的鬼子，突然间向导不见了，立即心慌无主，在这浩瀚无边的苇塘之中，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有的被冷枪消灭，有的急忙跌跌撞撞的狼狈逃命。

敌人对苇塘简直是无计可施，“围剿”了10多天可以说是一无所获。最后，敌人强征了几个县的民夫，下令每人带着镰刀，决心要割掉所有苇子，砍倒我们的青纱帐。鬼子这一手“斩草除根”的企图看来是相当厉害，不过，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只要我们的战士朝天打一枪，群众就扔掉镰刀乱跑；化装成老百姓的侦察员也就混在群众中一起跑，瞅空瞄准鬼子给他一枪，有的鬼子还正向群众喊“不要跑，快快割苇子”时，就突然被打死了。侦察员们把这种打法叫“摘豆战术”。有的群众为了给敌人“泡蘑菇”，还故意装作打架，一打起来就拳棍交加，好不热闹；惹得伪军和鬼子都来劝架，结果是越劝越厉害，越拉越混乱，苇子也就割不成了。群众高兴地说：“今天这一出《芦花荡》演得真不错。”

这次苇塘反“围剿”的最后结束，也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到让敌人这样旷日持久地围困下去，对群众损失太大；同时这大片苇塘也是这一带群众的经济命脉，如果苇子尚未熟透被割掉，让苇根灌进水去，就会整片的连根死去，所以群众也希望敌人快走。另外，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发动较大的战斗去消灭敌人，也不宜长期和敌人对峙：所以就决定虚设情况，诱使敌人快退。我们先把部队在苇塘深处集结隐蔽，然后利用伪军向日寇报告，说“八路军已撤回大清河以南去了”。同时分头释放了俘虏训练班的一些人，让他们出去散布同样的空气。日本人开始还有些将信将疑：最后群众领着一些敌军，经我们指定的路线，到苇塘里一个地方去捣毁了几间苇草房。这下日本鬼子才真相信八路军过了大清河南，认为他们的“赫赫战果”已达，匆匆地撤离开我们的苇塘。

有了苇塘根据地作依托，十分区的恢复工作便迅速开展起来。我们的工作组，到大清河北工作一段时间可以回苇塘来学习、总结；我们的小股部队，到大平原上去打几个胜仗可以回苇塘来休整、训练，再不像从前那样：“两只脚底板就是根据地，长年累月睡不上一个安生觉”。这时，我们在一碧万顷的苇塘之中，真是别有一番风光：苇子盖的营房，前廊后厦；苇子做的家具，轻便适用。房舍之间修了大小通路和练兵场，房舍附近种植了花卉、蔬菜。人们可以在操场上练兵习武’也可以在黄昏时分，到苇湖上荡一叶扁舟，赏心取乐，舒一日之疲劳。所以同志们当时给苇塘起名叫“小莫斯科”。1943年7月，就在这个“小莫斯科”里，我们还为储国恩同志举办了结婚典礼，新娘名叫吴茜，是从天津纱厂里逃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干部。那天大家杀鸡宰鸭、采菱挖藕。桌上摆了七碟八碗的菜，热热闹闹地会了餐，另外还举行了联欢会。同志们分外高兴，觉得这个皆大欢喜的宴会，不仅是庆祝储国恩、吴茜同志的幸福结合，也是庆祝我们建设苇塘的胜利。

这时，全分区性的会议，都到苇塘里来召开，地委还在苇塘里开办了党校。军分区政治部出的报纸《黎明报》，也在苇塘里复刊。在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那天，我们在苇塘里举行了实弹射击比赛，枪声从正午12点直响到下午4点，使苇塘附近据点里的敌人听了，心眼里感到发毛。敌人对我们苇塘“可望而不可即、可听而不可见”的窘状，连群众也看得一清二楚，群众看见敌人对八路军无可奈何，他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壮，敌人想了解我军实力，一问从苇塘出去的群众，群众就回答说：“尽是穿厚底子鞋的（指从铁路以西山区来的老八路），又有骡子又有马，还有那三条腿的家伙（指重机枪），着实不少。”有时群众给苇塘里军队送给养物资，碰上伪军盘问：“往哪儿拉的？”就公开地回答：“给八路军送，别人还要得着这些。”到了1943年底，我们在大清河北的雄县、新城、安次、容城以及涿鹿、宛平等县内，都恢复了大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许多地方的两面政权，也都变成一面倒的抗日政权了。至1944年初，我们又一次集中精干兵力，对北平外围的工业区——长辛店，进行了远程奔袭而获大胜。以后，我们还在苇塘里发出命令，使1700多名伪军，烧毁据点，携械投诚。苇塘根据地日趋巩固之后，不仅对恢复十分区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还成为开展平津等城市地下工作的基地。1943年底，晋察冀军区情报部的张存实同志，带着一批城工人员和几部电台，先后住在苇塘里，担负和北平、天津之间的联络工作。电台有的架在苇塘里，有的就隐蔽在敌人据点里；电台的天线，有的绕在苇子上，有的缠进麻绳里绑在老百姓家的高房檐上，老乡还给麻绳上挂满了辣椒、干白菜，伪装得谁也看不出来。就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我们在苇塘里完成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4年，整个华北的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好转，我们十军分区的部队，也陆续跨出苇塘，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了。

三角地带的颂歌

三角地带革命回忆录写什么，怎样写，是人们久已关心的问题。在这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毫不夸张地说：惊天地泣鬼神。在这里经历过的人们，都有不忘“去日苦辛多，斗志昂扬不退坡”的自豪感！

战争中的冀中十分区，在容城、雄县、新城、霸县、武清、文安、新镇、固安、永清、安次、涿县、良乡、大兴、宛平等十四县，西起平汉路，东临北宁路，南至大清河的交与湖——白洋淀和文安洼。地区辽阔，村庄稠密，河湖纵横，沃野五百里，盛产粮、棉等战略物资。三角地带是冀中大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勤劳、勇敢，觉悟高，民族观念强。自古以来的燕赵大地，英雄儿女在这里活跃、周旋，写出了天章云集的史篇：奏出了血沃大清河、永定河两岸斗争的凯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战胜了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侵略。对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插入胸膛的利刃，埋藏在敌人心脏的炸弹。抗日战争八年，解放战争3年，敌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直到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们这些曾在这里和人民一起浴血战斗的老战士，在残酷斗争中没有战死疆场，“十年浩劫”中又得以幸保余生，这样，如何把当年三角地区英勇斗争场面，革命人民在斗争中，显示的无穷智慧，革命烈士用血和泪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经过回忆成集，尽可能如实地又是比较系统的反映出来，用以勉励自己，启迪后人，就成为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里的斗争还有他不寻常的斗争特点，历史应该评说，经验需要总结。这就是我们写革命回忆录的目的。

三角地带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有哪些不寻常的特点呢？

第一，这个三角地带地处北京、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京汉、北宁两大铁路干线以及大清河水路运输干线之间，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其侵华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北京是千年帝都、文化古城，扼守长城天险，雄踞华北平原。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北方重要海口。保定则是与京津鼎足而立的支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都要全力争夺控制这块地方，就是因为有了京、津、保，就控制了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这里也绝非偶然。而我党我军要挽救民族危亡，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这里又是我们所必争的战略前哨。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言，冀西山区根据地是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依托，而冀中平原根据地则是冀西根据地的屏障，而地处平、津、保心腹之间的冀中十分区，则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前哨阵地。

1938年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已是日寇的心腹之患，三角地带人民革命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更使平、津日寇感到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于1938年就提出“预想确保华北，必须确保天津”而“预想确保天津必须首先确保大清河北”（注：即指我京、津、三角地带）。日寇以致后来蒋介石匪帮始终以数十万重兵在此地驻守，并先后进行过无数次清剿剔抉，以图确保三角地带。在敌我双方势在必争的情况下，这里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寸土地。都经反复争夺，从而形成长期以来你来我往的拉锯的斗争态势。

三角地区的另一斗争特点是由这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如上所述，北京是千年帝都，京郊是八旗子弟跑马圈地之地。天津百年以来即是北方商埠，商业重镇。因而三角地带城乡之间，不仅有没落的王孙贵族，而且有很多的官僚政客。这些人平时大多是鱼肉乡民的豪绅恶霸，战争年代则又应运而生，有的混迹于抗日营垒之中，有的则甘心附傍于日寇卵翼之下。

同时，由于地主豪绅巧取豪夺，土地兼并加剧，大地主迅速发展。三角地带百顷以上的大庄园主数以千计。在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下，两极分化严重，广大农民沦为无产者，生活无路，铤而走险。到抗日战争开始，绿林土匪成帮成股的不下百十股。有的打起抗日旗号，有的变成伪军，有的则左右逢源，名与我军联系，暗于敌伪勾结。特别是抗日战始，在抗日营垒急剧扩大的情况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社会头面人物，也抱着个人目的，混入革命队伍，但斗争一紧张，环境一残酷，他们就投敌叛变，为日寇作伥，成为革命的凶恶敌人。如十分区的柴恩波、朱占魁、王凤岗等人投敌叛变后，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困难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另一面，就是这里的人民是有反地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富有坚韧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清朝末年这里曾经进行过义和团的斗争，中外驰名勇挫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战，至今人民一提起还充满民族自豪感。一些在这里生长、战斗过的义和团首领，他们许多英雄事迹一直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也给这里的人民以深刻影响，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不仅派遣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战争动员工作、建立抗日政权、发动武装斗争。而且在1938年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以及贺龙同志率领的120师更派了一些老红军骨干帮助部队开辟三角地带的工作。这样就动员了在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有爱国心的上层人物，投入了抗日阵营，成为浩浩荡荡的大军，与日寇汉奸和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到彻底解放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此地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表现出异常激烈、残酷、复杂、反复多，曲折多等特点。

在斗争中的大清河两岸的英雄儿女，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立下了丰功伟绩，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当然还必须明确京、津、保三角地带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坚持，运动战之所以能够开展并取得胜利，如果不是一开始就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有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联系广大革命群众的党；如果没有一个由这样的党建立的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的人民军队；如果没有这样的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创造和坚持根据地，并把这里的革命战争艰难曲折地导致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写革命回忆录要写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经常回忆的三角地带的全武行的三大法宝。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是不例外的，这是共性。但是三角地带终归有自己的特点，有光辉的典范事例，有自己个性。有它特殊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这个特点要我们过来人集体总结。

毛泽东同志说：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争。这就是说，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胜利，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把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中才能粉碎敌人的“总体战”；才能从抗日战争的基本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顺利地导致解放战争向运动战发展，大量消灭国民党入侵之敌。我们的回忆录要体现这些思想。回想我们在作战方面不能只是追求战役、战术上的灵活技巧；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不能仅仅孤立地执行某种政策，比如土改政策上的斗争方法；在交通站方面不能仅仅片面追求地形改造、浩大工程；在反掠夺斗争方面不能专讲死打硬拼等等。总是要紧紧地围绕武装斗争，要配合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斗争，其他斗争也就很难开展起来。我们撰写回忆录就是游击战这个总概念的回忆录，体现战略、战术、政策、策略灵活性的回忆录，生动活泼，既有树木也有森林的回忆录；不仅在一草一木上刻画到好处，而且从全貌上看，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英雄汉。回忆录是有筋骨的，也是有故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