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中国家教第一人

梁启超不仅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其子女个个成才，“一门三院士”的传奇更是令世人所称道。他在忧国忧民、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也很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作为一个父亲，他用自己的爱、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情怀将他的孩子们都引上了成才之路。

也说“富不过三代”

俗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历史上，“富不过三代”的例子比比皆是。据《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的榜单显示，在美国，家族企业在第二代能够存在的只有30%，到第三代还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四代以后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

葡萄牙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德国则用3个词“创造、继承、毁灭”来代表三代人的命运。在中国也有“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的说法。不过，世界上也有很多“富过三代”的家族。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家族非常有名，他们不但传承家风几代以上，而且家族中人才辈出。一个是曾国藩家族，另一个就是梁启超家族。曾国藩和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家庭教育的先行者，有着博大精深的思想，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既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同时将西方教育方式融入到家庭教育中。其中，尤以梁启超为最。

作为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梁启超以匡国济世为己任，叱咤政坛，潜心学问，给后人留下1400多万字的精神文化遗产；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缔造了“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现代家教奇迹。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像梁氏家族这样延续几代皆人才辈出的例子可谓凤毛麟角，更多的名门望族已经在中国近百年的岁月中烟消云散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富一代”的大款，凭着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精神，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创下了偌大的家业。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吃苦受累，没有意识到“吃苦”对孩子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以为多给孩子钱财，多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孩子就能好好享受。殊不知，不了解创业艰难的孩子们变得挥霍浪费，倚仗父祖辈的权势，不少成了纨绔子弟，有的还被贴上了“飙车”“炫富”“赌博”等标签。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优裕，再加上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被家长们视为“掌上明珠”，也很容易养成骄奢的性格。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俗话说“娇子不如杀子”，对子女过分娇养只会使他们丧失自立的能力，形成依赖心理，最终害了他们。

古今中外，大量家族的兴衰成败显示，家族能否“富过三代”，优秀的人才辈出是关键。而一个家族，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子孙，家庭教育不可缺少。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呢？

胡适在《论家庭教育》中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紧要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列位且听我道来。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做胎教。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保姆，好好的教导他。……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做家庭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家庭教育，其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列女传》中记载的“周氏三母”，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家教典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母亲和孟子的母亲都是实践家庭教育的模范，而孔子则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理念。《史记》《尚书》中记载了周公训子的故事，也是家教中的典型。流传至今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直到今天都还有可取之处。其他诸如“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岳母刻字”“朱皇帝杀驸马”等家庭教育故事更是广为流传。

梁启超家族培养的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所谓“君子之泽，三世未斩”，梁氏一族，从梁启超开始，已经传承了三代，过百年。梁家第二代大多留学海外，皆为国家栋梁之材；第三代也都继承了父辈们勤奋、谨慎的精神。梁启超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处世方法传达给子女，教育子女如何处世、为人以及成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自身受益的家教渊源

家庭是孩子生命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孩子的启蒙之师。孩子出生后，从小到大，几乎一大半的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朝朝暮暮，都在接受着父母的影响。因此，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梁启超重视家教，与他自己就受到良好的家教有着重要的关系。梁启超出生在民风古朴的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县。他出生寒门，祖辈世代为小知识分子，其自身经历就是农家子弟受到良好的家教而成功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自幼聪明好学，他的幼年是在一片“神童”的赞誉之声中度过的。他5岁就在祖父和母亲的指点下，开始读“四书”和《诗经》；6岁跟着父亲学习中国史略和“五经”；到了七八岁，除了跟家人读书识字外，还进私塾接受启蒙教育；8岁的时候，家里人让他学习八股文，9岁他便能写出洋洋洒洒上千字的文章了。11岁时，梁启超考中秀才，16岁时考中举人。有一次，有一位客人想看看梁启超到底如何聪明，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让他对。梁启超稍微思考一下就对出了“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而梁启超对的下联也是俗语，工整得体，客人赞不绝口。

梁启超少年得志，一方面在于他自己天资聪颖和自身努力，另一方面则源于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个秀才，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辞去县文教事业的教谕一职，回乡执教，过上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他一生勤奋，“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

梁维清十分喜欢梁启超，并对他寄予厚望。在儿子放弃科举入仕的梦想后，他对孙子梁启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为了好好教育梁启超，梁维清在宅后面建了一间小屋，取名“留余”专门供梁启超读书。白天，梁启超跟着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到了晚上，祖父一边给他讲故事一边教他书法。慈祥而严厉的祖父，给幼年的梁启超播下了求知的种子。

梁维清不仅教梁启超读书写字，而且还注重培养他的道德修养。在着眼于未来“仕途”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非常重视对梁启超进行忠、孝、礼、义、信等思想的灌输。每年的正月十五，他都要带着梁启超去当地的庙宇，给梁启超讲“朱寿昌千里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等故事。

在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对梁启超的教育，饱含着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传统的孝道以及对仁义礼智的追求。这些教育不仅仅让梁启超本人深受影响，也沿袭到梁启超对他的子女的教育中去。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科举不得意，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也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懂得医理，深受村民爱戴。待人处事上，他则继承了父亲勤奋、简朴、自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格。在家教方面，因为自己未能博取任何功名，梁宝瑛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十分悲痛，写下《哀启》一文。在文中他说，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都得益于父亲的教导。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严厉而律己。他不仅要求子女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而且要求子女参加田间劳动，要求子女言行举止要谨守礼仪。由于邻里常传说梁启超为“神童”，梁宝瑛时常用“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来告诫梁启超，勉励他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梁启超的父亲，虽然是位中规中矩的教书先生，但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世作风为梁启超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梁启超曾用敬仰的语气评价其父亲一生的性情：“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所谓“淑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才能做到生平不苟言笑，但所作所为合乎礼仪；“济物”就是指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能帮助别人的一定要帮。

梁启超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在梁启超两三岁时，母亲便教他识字。梁启超在《我之为童子时》中提到一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那是他6岁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说了谎话，但不久就被母亲发现了。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省城应试，母亲便充当了一回“严父”的角色。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面对母亲的盛怒，梁启超企图做些掩饰，没想到母亲怒上加怒，将其翻扶在膝前，打了十几鞭子。母亲告诫梁启超：“汝等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母亲还说，人之所以会撒谎，一是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害怕别人责备而撒谎不是自己做的；二是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也因为害怕别人责备而谎说自己做了。不管是哪种，本身就是错误的。自己既然知道是错的，还明知故犯，这与盗贼性质相同。此后再没有人会相信说谎的人，早晚必将沦为乞丐。

母亲的这番教诲，深深铭刻在梁启超心里。在梁家，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家庭关系十分和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启超养成了温和恭良、成熟稳重的性格。他在祖父和父母的关爱和严格要求下长大，他后来的思想、性格以及为人处世也都流露出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受惠于家教，因此他本人也格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对每一个孩子都十分关心。当孩子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常常写信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学习。正是在他的耐心教导下，9个子女个个成才，品德高尚。傅斯年这样评价：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是中国第一流，国际知名。

作为文化世家，梁氏一族已传承三代，过百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正是这个家族能绵延至今的传家宝。梁思成曾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梁思礼称：“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中国家教最成功的模范

梁启超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他在浓浓的亲情中蕴含丰富的教育方法，处处散发着爱和理性，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以及《傅雷家书》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家书”。

梁启超一生写给子女们的家书有400多封，其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家书中，涉及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观教育、情感教育以及趣味教育。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内容很丰富，他不但注重子女的知识学习，更注重他们的道德培养，一再要求他们生活朴素，热爱生活，注意交友取益，做个品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自己则身教重于言教，关爱每一个孩子，不偏心，不溺爱，不拔苗助长。

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良好的家庭环境包括殷实的家境和和谐的家庭氛围。梁启超先后有7个孩子在国外留学，家里还有一大家子，这么大的家庭，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是万万不行的。梁启超的收入，大多是依靠稿酬。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职，这部分收入应该也不少。他还善于企业投资，是天津中远公司的股东。可以说，梁启超的收入是很丰厚的。但是，他将大部分资金用在孩子的求学上，支持孩子海外留学，给孩子请家教，等等。这与现在有些家长一有钱就奢侈挥霍全然不同。

家庭氛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摸不着也看不见，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梁启超在家平易近人，对待妻儿十分温和，从不以家长的姿态自居，家庭氛围十分和谐。他对两位妻子爱戴呵护，把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孩子们在海外留学时，他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孩子们写信，和孩子们交谈政事、家事、游记、健康、学习等，无所不谈。在这个大家庭中，父亲梁启超学识渊博、脾气温和；母亲李慧仙办事果断、勤奋学习；王桂荃通情达理、坚韧刻苦。这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真诚而热烈，无论多忙，他总是会抽出时间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信。17年间，他给孩子们写了400多封信。在信中，从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爱他们：“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这些称呼中，满含梁启超对孩子们浓浓的爱意。

注重对孩子的道德品质教育

梁启超很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概括来说就是爱国、正直、清白和自强。梁启超认为学问和道德是相通的，只有道德修养高的人才能达到高深学问之精进程度。梁启超不仅仅对自己的品格修养要求很高，做到“日省吾身”，而且对孩子们的道德培养也很重视，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爱国主义教育。梁启超认为“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他一生经历坎坷，但爱国之心不改。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故事，教育子女做学问要“以天下为己任”。在他的教导下，孩子们自幼就对祖国充满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效国家的志向。为此，梁启超还写下了荡气回肠的《自励诗》：“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牑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培养孩子坚韧的毅力。梁启超常常告诫子女：“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使汝等再处如数年前之境遇者，更阅数年，几何不变为纨绔子哉。”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一些阻力。如果一个人意志薄弱，那么势必难成大事。他常说：“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毅力不仅仅对于个人，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也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梁启超常常教导孩子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要不畏艰难困苦，要锲而不舍。在他的教导下，孩子们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困苦，但他们都没有放弃，坚强地挺了过来。

他从小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1927年5月13日，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拿你们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你们该感谢上帝。”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着坚韧的毅力，在困境中不断磨炼自己，最终成才。

注重培养子女追求知识

梁启超很注意培养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并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都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或工作充满浓郁的兴趣，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情况下都不气馁，不悲观绝望，永远努力奋进。

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这样才能不仅使自己的生活有情趣，而且在广博的基础上面才能盖高楼大厦。他在给女儿思庄的信中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现在有些大学里的有识之士开始强调学生要文理兼通、跨学科学习，而梁启超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早就对此实践运用了。

梁启超提出做学问需“猛火熬”与“慢火炖”相结合，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这其实也是梁启超本人学习经验的总结。

梁启超很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教育子女要通过各种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他把学问分为“纸上学问”和“事的学问”，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知行并进。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想回国实习，梁启超十分支持。梁思成夫妇在美国学成即将回国，梁启超写信建议：“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要不得的。”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不畏艰险，在穷乡僻壤到处跋涉，实地考察了大量经典的古建筑，写出了中国自己的建筑史。可以说，这正是当年梁启超重视实践教育的结果。

梁启超虽然去世已近一个世纪，但他教育子女成才的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的父母们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参考借鉴价值：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意育、智育、情育的教育观，个性化、趣味主义的教育理念，享受过程、享受苦难的教育法，不啻为医治当今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焦虑症的一剂良药。

一门三院士，个个是才俊

子女是父母的镜子，也是父母的“作品”。家庭是成功孩子的港湾和出发地，而家长则是孩子走向成功的导师和助手。梁启超有9个子女，个个成才，个个事业有成，创造了难以复制的家庭教育成功的案例。

梁启超育的9个子女，依次为：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忠（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革命军人）、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所生。

梁启超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9个儿女在长大成人后各有自己的成就，其中尤以“一门三院士”传为佳话。兄弟三人相继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院士，不仅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以及古代建筑调查报告和论文数十篇，共编入《梁思成文集》。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曾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梁思成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期间，梁思成就因为优异的成绩、广泛的爱好以及杰出的领导能力而深受同学尊敬。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专业。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

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在梁启超的建议下，选择去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国外学术界的钦佩和赞扬。

1947年，梁思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代表，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为了挽救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则在中国考古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其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24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曾回国参加了山西西阴村陶片的考古组，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告别新婚3个月的妻子李福曼，随研究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来到安阳殷墟，在一个叫后冈的地方，以“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的身份和名誉参加发掘。也就在这一年秋季，他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光辉的一页。

1935年，在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岗的发掘时，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

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像夏鼐、尹达、郭宏均、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回忆起父亲道：“我虽然是父亲的独生女儿，但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在我小的时候，他经常外出工作，后来他抱病回家，也是半卧在床上研究考古工作。再后来，我外出求学，父女俩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她认为父亲留给她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创新，“父亲不走前人走过的路，在工作中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父亲无愧于成为那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对事业的执着、热爱以及敢于创新的意识，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来说依然是应该继承下来的财富”。

梁思成与梁思永分别在建筑与考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五子梁思礼则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才4岁。梁思礼说，9个子女中，父亲最疼爱大姐和他，并亲昵地称他“老白鼻”（老baby），他记得父亲喜欢抽烟，只要父亲招呼一声，他会立即把香烟（白炮台）、火柴和烟嘴都拿过去，“很乖巧”，很得父亲疼爱，以致其他兄妹都不敢在父亲看书写作时打扰，而“老白鼻”的打扰成父亲休息的好机会。

梁启超在1927年给海外的孩子写信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及此，是我最好的休息。”“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梁思礼也回忆说：“父亲对我的喜爱，除了老年得子外，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得了乳腺癌去世了。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又都出国学习了，包括他最喜欢的‘大宝贝’梁思顺和‘小宝贝’梁思庄。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我出生之后，他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倾注在了我的身上。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爱。”

1941年梁思礼随三姐梁思懿赴美留学，获得普渡大学电机工程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回国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先任职于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

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有精辟的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是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梁思顺（梁启超长女）是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她编的《艺蘅馆词选》，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梁思忠（梁启超三子）是国民革命军炮兵上校，可惜却英年早逝；梁思庄（梁启超次女）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梁思达（梁启超四子），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参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梁思懿（梁启超三女），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校期间，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梁思宁（梁启超四女），光荣的革命军人，曾在陈毅元帅手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