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学与汉学家在德国

——过时的概念？

司马涛

司马涛（Thomas Zimmer）/德国波恩大学

为什么要研究汉学与汉学家的历史？鉴于“汉学”专业已经日益从各大学的课程计划中消失，我们难道不应该谈谈这个问题么？这些年来，许多德国大学把“汉学”专业并入“亚洲研究”中。科隆大学在裁掉一个现代中国文学教授席位的同时，把古典汉学教席改名为“中国文化”，并且将这个新教席与日本学以及印度学教席一起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亚洲社会及文化”专业。在波恩大学，这个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直到不久前才被重新称为“汉学”，但显而易见，它只是东亚研究所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部门。

考虑到“汉学”专业在德国大学中的历史并不悠久，当前这样的现象着实令人吃惊。20世纪初，在东方研究的大背景下，德国大学开始将“汉学”设立为学术性专业。而在此之前，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OS，附属于柏林的外交部）就已经在外语教学的意义上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这个“学院”设立于1887年，当时正值德国与英法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它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外交政策的需要。

作为一门大学专业，德国“汉学”在相对来说不长的发展史中时常面临着教学人才稀缺的状况。例如，在许多学校——如基尔大学（Universit.t Kiel）——某个教授的教学生涯可以决定这个专业的存亡（以基尔大学古顾铎琳（Gudula Linck）女士为代表），一旦该教授荣退，汉学专业便不复存在。只因受惠于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这种特殊制度，一些教学与研究工作才至少能够在教授荣退的情况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进行。虽然如此，随着教授席位的裁撤，原先为此配备的资金设备与助教岗位通常也会被取消，这个专业在学校的重要性也大受影响，其境况自然堪忧。

即使是那些同基尔大学情况不同、拥有着更长历史传统的汉学系的大学，其教员也通常为数甚少。以波恩大学为例：虽然早在1913年，波恩大学就设立了东方研究系，但是直到1926年，系内才开展了由汉学家施密特（Erich Schmitt）主持的以中文为重点的研究课程。随着施密特于1955年辞世，霍布理（Peter Olbricht）在此后数年担任中国研究教研室负责人。直到1963年底，一个独立的汉学系终于成立了，而霍布理教授也获得了该学院的首个教席。此前数年，东方语言研究院也已经在附近重建起来，这个学院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1887年的柏林，一些东方和亚洲学专家们就已在这个学院为外交官们提供相关的培训。关于中国的研究也因这两个相邻的研究机构而得到了加强。不过事隔多年，抚今追昔，我们能愈发感到，即便包括SOS，当时在波恩的汉学力量在数量上也非常薄弱。在逾80年时间里，仅有五个人主持过波恩的汉学研究，除了施密特与霍布理，还有陶德文（Rolf Trauzette）、乔伟（Qiao Wei）和顾彬（Wolfgang Kubin）。其中顾彬教授曾担任SOS的中国研究教研室负责人达十年之久，直到1995年他才接替了陶德文教授在汉学系的教授席位。自2010年来，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开始主持波恩的汉学研究。

80年时间固不算短，其中出现种种沿袭与变迁也不足为奇。既如此，审视汉学在这个时代的状况，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又是什么？诚然有成就，但作为一个学科，汉学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至少，它没能作为大学中通常意义上的“专业”得到发展。所谓的大学“专业”，通常是指那些在大学建制中成长，并在其中获得可观的地位的学科。我们看到，尽管几十年来中德交流热火朝天，其间设立的各种研究项目与计划也不计其数，但这个学科在许多大学中的地位仍然并不明确。为了维持生存，汉学往往不得不与其他所谓的“小众专业”合并，形成所谓的“专业群”（F.chergruppen）。弱小的专业通过相互结合维持生存，只有通过合并，小众专业才能确保获得生存的机会。不对当前汉学的这种孱弱状况有所认识的话，无疑是一种过高估计自身角色与意义的危险态度。

回顾这十年来波恩的汉学家们所从事的课题，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其研究对象之广泛，涵盖了从中国的语言及语言科学，到其文学、历史乃至哲学的各方面，这也是“汉学”概念在最初意义上所规定的核心领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学长时间以来始终是一门基于文本的学问，汉学学者也首先是凭借语文学方法（philologischen Methoden）进入这些文本的。正是对于文本的杰出理解，连同对自身所受（西方）科学训练的极大信赖，使得一代代汉学家具备了卓越的解释与把握文本的能力——要知道，解读古典汉文及其各种变体，即使对中国本土学者而言也并非易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往往出于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这也是早期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先知晓自身——亦即通晓西方的文史哲传统——才能理解中国。在汉学的早期阶段，这个理念体现得特别明显：人们将纷繁复杂的中国视作陌生的外来者，将其保持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与此同时，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也无疑拉开了序幕。

首先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受到美国学界的显著影响，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在学术研究中引入全新的模式与方法。随着中国这个概念被“解构”为一系列话语（Diskurse），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也被消解为诸多不同领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者的关注点也转向了“社会政治体制”、“统治意识形态”、“殖民地的过去”、“文化潮流”（Kulturstr.men）以及“日常娱乐文化”之类的论题。

经历过这些变化与沿承，当今汉学界的面貌如何？由于这个专业的规模狭小，它发生的变化往往是经由个人而非某种传统达成的。每一位教授都带有自身的研究侧重点，它们往往因继任者的到来而发生变化。考虑到汉学专业错综复杂的属性，这种情况几乎是必然的了：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前有任何一位专家能够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古典与现代，连同各种口头与书写上的变化）作同样深入的把握——每一位同仁都会心照不宣地承认：这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可以说，就其研究人才而言，汉学始终处于公认的匮乏状态。

前些年，德国的汉学（当然不只是这一专业）引入了本科与硕士制度，这可算是最大的变化了。由于改革的时间还不够久，我们不能现在就谈论各种经验，而且变革的发展和后果现在也还不能通观清楚。但是，人们可以认为，消失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名称。诚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汉学向各种新的研究方向，比如区域性研究等等的分化就已经出现。在这些新方向中，汉学也完全有可能被合并到某个此前并不被人们所熟悉的研究领域中去。

但目前的状况是：许多大学中，“汉学”这个字眼往往只被放在括号中，点缀在诸如“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研究”这类新名称的后面；课程的细分与“模块化”、迅速的考试与结业，种种做法都表明，人们在幻想短时间内就让学生“把握”那些内容——但是要知道，这些内容恰恰是前人通过长时间的奉献与极为艰苦的努力才获得的成果。被置于括号中的“汉学”概念，更像是出于自我确证的目的，作为对往昔的回忆而存在。

实际上，作为一门学术专业的“汉学”，它的性质、发展及其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德交流状况的紧密程度、方式等息息相关。

对于汉学研究者而言，这种交流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汉学研究者关注的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由于缺乏在中国长期驻留与研究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代的汉学学者大多只能通过与中国教师在研讨课上合作或者请教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的方式，间接地获得关于中国的资料。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学者才真正获得长期在中国大陆进行学术访问、开展研究项目或类似活动的机会。

在笔者看来，为了更好地把握汉学的现状，了解汉学在德国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借此看清那个时代的学术状况与当前的根本区别。以下笔者打算以汉学家葛禄博（Willhelm Grube）为例加以详述。葛禄博在汉学史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不但兼具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与汉学家等多种身份，而且还是中国文学最早的译者之一。由于新近对于葛禄博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在此笔者不妨再详细说一下他的生平经历。

用当代的语汇说，葛禄博一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在多元文化及多元语言环境中形成的“国际文化”背景（“interkultureller”hintergrund）。葛禄博于1855年8月17日生于圣彼得堡，他的父亲是位德国商人，自1833年起就迁居俄国。中学毕业后，葛禄博于1874年至1878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哲学和语文学。在此期间，他对汉族与满族的语言文化产生了独特的兴趣。葛禄博的老师包括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汉学与佛学专家）、郭伦斯基（K.F.Golunskij，1831—1899，蒙古语言及文化专家）、杂哈劳（I.I.Zacharov，1814—1885，满语学家）以及戈里格罗威（V.V.Grigorev，1816—1881，历史学与东方学家）。此外，葛禄博与席夫纳（Franz Anton Schiefner，1817—1879）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修习了后者开设的藏语及乌拉尔—阿尔泰语言课程。结业考试之后，葛禄博于1878—1880年期间赴莱比锡继续进修中国研究和语言学，师从贾柏莲（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他在1880年完成博士论文，次年完成教师资格论文，研究的都是基于宋代《通书》之满汉文手抄本的中国哲学问题。

在莱比锡继续停留了两个学期之后，葛禄博在1882年开始担任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管理员。但仅过了一年，他就在柏林刚刚创建不久的民族学博物馆找到了新职位。

从1885年起，在博物馆的工作之余，葛禄博开始在柏林大学授课。1892年，他在主要无偿讲授汉文与满文课程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编外教授的职位。

1897—1898年期间，葛禄博获得了长假，以便更好地进行亚洲研究。博物馆拨给了他一笔不多的费用，用于在亚洲收购藏品。1900年春，为了有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葛禄博最终辞去了博物馆的工作。尽管葛禄博所在的院系多方奔走，但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教授职位。不过自1904年起，葛禄博作为编外教授每年可以得到2400马克的一笔薄薪度日。1908年7月2日，葛禄博因长期的病症在柏林逝世，遗留下不少尚未完成的重要课题。葛禄博去世后，他的若干重要著作经其学生编辑整理，最终得以发表。

那么葛禄博的研究重点究竟是什么？他给后世留下了哪些最重要的知识遗产？

葛禄博那一代早期汉学家的重要特点，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横跨各专业领域的论题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受到在莱比锡学习时的导师贾柏莲的影响，葛禄博最初从事的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他甚至在莱比锡创立了一个普遍语言学学会。在柏林期间，葛禄博还对大洋洲的语言进行过广泛的研究。

葛禄博最初的长篇学术著作则与中国哲学及语法学相关。以地理学家施伦克（Leopoldvon Schrenck，1826—1894）于19世纪90年代在黑龙江流域搜集到的语言材料为基础，葛禄博在1892年出版了《基里亚克语词典》（Giljakisches W.rterbuch）。由于葛禄博对这部词典倾注的巨大努力，该书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标准版本。葛禄博同样杰出的著述还有《戈尔德—德语词汇索引》（Goldischdeutsches W.rterverzeichnis），该书于1900年出版。在其1896年对于女真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中，葛禄博将女真族语言的文本与摘自明代会同馆（四夷馆）汇编的一本外语翻译手册中转抄的汉语版本进行了比较，并据此论证了女真语是满语的前身。

1901年出版的《论北京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一书，被普遍认为是葛禄博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基于他的民族学工作，以及通过细致的文献与详实的描述，葛禄博为早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葛禄博对一系列文学作品坚持不懈的翻译活动，也让人体会到其良苦用心：他力图使文学作品成为对民族学研究有用的材料。

这就不得不提到葛禄博汉学学术活动的第三个领域：文学翻译。1902年，葛禄博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得以出版，这是德语世界第一本有关中国文学通史的著作。正如该书导论中写的那样，这本书不专为研究人员准备，它面向的是广大普通读者。在这本书中，葛禄博介绍了中国的古典散文、哲学、诗歌以及戏曲、小说乃至史书各方面的状况。葛禄博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在汉学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标准版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其只是不断加以补充完善，它的地位直到不久前才被取代，至少是在与外国相关的书籍方面。葛禄博通过对一系列选文的译介，为德语读者敞开了中国文学的广阔视野，这在他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早逝，葛禄博有两部计划中的重要著作尚未完成，即于1908年由其学生整理出版的《封神演义》的德译本，以及一部关于中国皮影戏的研究著作。葛禄博在其中的贡献主要是译介方面的。

总而言之，作为第一代汉学家的成员，葛禄博的生平经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范例。他对各种题目的广泛兴趣，以及他通过科研工作所揭开的各种不同的领域，看起来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可以看出葛禄博在俄国以及后来在德国的老师们对他的强烈影响。由于本文篇幅所限，那些重要人物只能一笔带过。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实际上对葛禄博学术研究产生影响的圈子，要比我们所知的宽广得多。例如，根据葛禄博在1897至1898年亚洲旅行时的书信可以推知，他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工作得到了某些方面的重要支持。在葛禄博刚刚抵达北京后，他就曾直接和一位学者联系，并与这位学者共事了一段时间。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该学者的身份，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葛禄博的任何著作中。此外，葛禄博在实地考察中还得到过哪些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无从知晓了。

葛禄博与其他许多早期汉学家选择了一种首先以民族学及语文学搭建起来的路径研究中国，这个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使人们在整体语境中把握中国文化，并将其视作外来的他者，与自身（亦即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由于当前各学科的不断细分与专业化（如前文所述），这种研究中国的方法对于“汉学”来说已经不再可行。面对汉学的这些变迁，我们仍然必须追问的是：一种对中国真正的、有据的理解究竟是否还有可能？

（王师译，韩隽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