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之开国，不能谓于国民先有何种功德。本以女真崛兴东北，难言政治知识。顾其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者，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

虽然死于安乐，以致亡国，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

女真族，至清而已三有国，且愈后而愈盛，已见上编。唯其极盛，乃致灭亡。受汉族之奉养，以消磨其特长，又欲自别异于汉族。既已无能，而又显非族类，轻视与仇视交并，一旦覆之，无可留恋。此为清亡之实状。当太祖以前，未能鼓其武力，而行动即非同族各部所及。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赡生之计，此为其常态。

中国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操纵，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此明以前之边计也。女真虽谲，固不能不就此束缚。自肇祖至景、显，清之所谓四祖，今皆考见其受明厚恩，为诸夷最。求高官以夸众，则予以都督之尊；求托庇以避仇，则徙之辽边之内。其详见余《明元清系通纪》。

清朝大历史马背民族的崛起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唐祀老聃，明尊朱子，则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

唯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鞍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蒂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白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清之始租布库里雍顺，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时在元初，余别有《清始祖考》，不

详述于此。据《朝鲜实录》，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们江流域女真，即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建州女真，既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时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土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

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出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事，岂有不知。则太祖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期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童仓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清朝大历史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唯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明著之。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著录。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

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仓，求避入辽东边，明允之。既居边内，久之乃以所居地为己所应占，明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而为李氏朝太祖未篡高丽时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纪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

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诛。当时之叛，亦并无与明为敌之志，不过桀骜不驯，不守属夷礼节耳，以此诛死。其后驯服无扰，直至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犹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既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则《清实录》亦自载之。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自古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为之纠摘，于清实无加损也。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二字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辩。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君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不自称崇德皇帝矣。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珠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逮世祖继统，混一中国，天命、天聪，皆成年号。帝统既定，就其开国以后之世系，以一朝定制。

清朝大历史，但得太祖表示效顺，即保奏给官，甚且弃地以饵之，为廷臣宋一韩等所纠，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见《实录》及诸臣章疏。又舒尔哈亦之女，有为成梁子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皆见《明实录》。

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中朝犹视为属夷首鼠常态。虽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

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余别有文考之，于此不复述。）袭破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叛降。继又破清河。于是为公然犯顺，对明称兵之始。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即太祖称天命之四年，明发大军分四路讨建州，用杨镐为经略。镐固承平时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镐等方倚李氏余威以自壮，固为敌人所嗤。命将调发，期日道路，尽泄于敌，太祖得设伏以待，尽覆其师。师号称四十余万，并调朝鲜兵为助。明四路将帅，忠勇骁健者皆殉，刘蜒、杜松，世尤惜之，坐为经略非人所误。独李如桢迟迟不进，闻败，全师而还。镐之私李，李之通敌，益为世口实，是败也，天下震动，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镐，太祖遂敛兵不动，间以零骑掠边，如向来之草窃故技。

廷弼方规画大举，事未集而中朝群议其老师怯战，排击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敌，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丧失为功，而以不急挞伐为罪，于廷弼所图制胜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问，以袁应泰代之。太祖知新经略易与，又大入边。天启元年（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即取辽阳。袁应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复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则已由故居赫图阿喇移辽阳，谓之迁都，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扬去之故态矣。

清朝大历史明既复用熊廷弼，时廷臣只有党派，无一主持之人，偏私乖戾者不必言，即最和善之首相叶向高，亦以座主袒护门生王化贞，以辽东巡抚抗经略，不用其命，是为经抚不和。而内阁本兵皆袒化贞，再济之以多数之台谏，毁经而誉抚，廷弼无所措手足。李永芳在太祖军中，勾通化贞部下游击孙得功，诳化贞谓永芳内应，共图太祖。化贞恃为立功之奇秘，益藐视廷弼。廷弼乞休，廷议已允之，而太祖于天启二年正月，已攻化贞防辽河之兵。得功欲执化贞归太祖，为他将挟化贞以走，遂弃广宁；遇廷弼来救，知广宁已不守，遂偕入关。其实太祖未敢即入广宁，未敢即犯河西，廷弼愤化贞所为，以为偾事非已之罪，不以死争广宁，不以身殉关外，唯冀廷臣败后觉悟，知重己之才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此则廷弼之忿懥失计，亦不得为无罪也。当时经抚已尽弃关外，太祖兵所不到，亦尽为蒙古占领。明旋用孙承宗，以阁臣督师，又渐收辽西地。太祖不敢逼，于其间笼络蒙古，使与己合，以孤明边。又自辽阳徙沈阳，盖由西窥关门、北略蒙古皆近捷也。启疆心虽切，而明守关有人，即不敢动。太祖之善待时机如此。迁沈在天启五年（天命十年）三月，与承宗相持者三年。

天启时，魏忠贤肆恶，逐年加甚，阉党与承宗不相容。五年十月，允承宗致仕，以高第为经略。太祖知有可乘，六年正月，大举西攻。第急檄尽弃承宗所复地，退守关门。宁远前屯卫道员袁崇焕，以职守所在，固守宁远城不奉命。第无如何，但撤他列城，委宁远不顾。将吏不欲弃地者，忿第所为，从崇焕死守。太祖视宁远城小，围攻意可立拔，两日为崇焕再挫，死伤多，乃撤围还，咄咄自恨，谓生平未遇此败，疽发背，以八月殁。称号十一年。迹太祖所为，谓有积功累德，应主中国，在清代自言之则然，就史实考之，则实无有。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太祖实录》载初起时，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载在清官书，不具录。要其以勇悍立威，为众所戴，遂能驱率其族，裹胁益多。自是以训练族众见长，《清实录》转不载，而《明实录》载之，录数则，可知太祖之养成武力，实已横绝一世。古云：“女真兵满万不可敌。

”正以骑射之长，在汉人为特殊艺业，在女真为普通生活所必需。所未能得志于中国者，无大队部勒之法，虽有长技，亦只能零钞取胜耳。中有大豪，能取得众人信仰，再以天然识力，悟行军部勒之道，是即金世阿骨打之流矣。

《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所为，与西北虏精锐在前，老弱居后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所能抵敌也，唯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又：“天启元年正月壬寅，户科给事中赵时用疏请练兵，言：臣闻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凡此皆明廷之所闻奏，事在太祖称天命之第五、第六年。此可以知清兴之武力。

太祖又习知中国事，据《明实录》，朝贡亲到北京者三次。

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真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按上年九月乙卯，始命建州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盖受此升职以后亲来朝贡也。《清实录》叙太祖清朝大历史受明都督职，在二祖为李成梁所毙时，并将授龙虎将军亦并为一时之事，皆故事简略之语。

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是为二次入京。

又：二十九年十二年乙丑，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亦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是为三次入京。

又有言太祖以佣工禁内，窥多年者。

《明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保京师三议。一曰皇城巡视应议：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悬首藁街时，奴怀忿恚，寻即匿名，佣工禁内，窥多年。夫大工讵今日急务，已停而复兴，就里夹杂奸人，亦所时有，今须急停，以防意外。”按乾清、坤宁两宫灾，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后乃有所谓大工。太祖或冒名充工入内，但亦传闻之词，似无确据。官应震意在请停大工，述此流闻语耳。

又：“五月癸未朔，户科给事中李奇珍，以陷城覆将，疏论原任辽东巡抚利瓦伊翰、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并应逮问。又称：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速当械系，以快公愤。不报。”此事当是事实。太祖与李成梁结托极深，中间并有此女为李妾之援系，又不待勾结叛将佟养性、李永芳而始一一赘为额驸也。

壮志未酬的太宗皇太极太宗名黄台吉。往时蒙古酋长每有此名，即华言“皇太子”之音译。译音无正字，或又作“皇太极”。《清实录》以为天意预定，有此暗合之佳名。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

蒋氏《东华录》：“太宗文皇帝，大祖第八子，讳皇太极。史臣云：太祖名子为者，国中原无汉与蒙古籍。及为汗，阅汉、蒙古书，汉之储君曰皇太子，蒙古继位者曰皇太极，天意已预定矣。”太祖创业，以军队立国，军编为八旗，每旗主以一贝勒，八贝勒并立。崩年遗训，以此为后金国定制，不立一人为主器之子。太宗在八贝勒中，其序为第四，谓之四贝勒。在太祖时，四贝勒战功独多。太祖崩时，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独挟两旗，势陵诸贝勒上。兄代善为大贝勒，与其子岳托、萨哈廉两人议戴太宗为八贝勒领袖，始犹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并坐而治，余称小贝勒，不敢与诸大贝勒齿；然太祖八旗并立之遗训，未遽改也。

既为领袖，乃自称天聪皇帝。天聪四年，以罪废镶蓝旗贝勒阿敏。

阿敏有弟济尔哈郎，早与本旗攻战之事，与兄共为旗主，故阿敏废而旗属济尔哈郎，然并坐之大贝勒则已少一人矣。至天聪六年元旦，乃正位南面专坐，代善、莽古尔泰旁侍。是为后金国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莽古尔泰死。后三年，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又清朝大历史死。未几，所属追首莽古尔泰兄弟罪恶，削爵除宗籍，收所部正蓝旗归太宗自将。太宗独领三旗，盖两黄始终由太宗兼领，至是并正蓝得三旗，而诸贝勒分领各一旗，其势力大不侔矣。是为后金国又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为明崇祯八年，即天聪九年，得传国玉玺于元裔插汉林丹汗之太妃苏泰所。明年四月，遂废后金号，改号曰清，亦创年号曰崇德。以前天聪皇帝乃与太祖之天命同为尊号，用以纪年，乃相沿借用。至是则有年号，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崇德元年矣。是为更进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体。

太宗始被推为八贝勒首，袁崇焕遣使来吊，以觇金国内情。太宗以礼报使，而明廷哗然，谓崇焕通敌。太宗以其间与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鲜，以绝其从后牵掣之患。朝鲜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之盟，多所约束，使朝鲜不为明助。旋以袁崇焕约和无成，遂回军指中国。明廷论方指摘崇焕，太宗乘机以反间中之，兵越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龙井关入遵化，京师戒严，崇焕入援。

明廷有右毛文龙者，有不慊于通吊建州者，并为一谈。虽无反间，崇焕犹将不免。太宗之用间杀崇焕，直袭小说中蒋干中计故事，本极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见，与相凑合，坏此干城，而崇焕被杀，为清室驱除矣。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明能战之将，赵率教、满桂先后战没。清兵薄德胜门，起前大学士孙承宗视师，清兵退，历破京东各州县，大掠数月。至崇祯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边，永平、遵化及所属各城皆复。时山陕乱势已炽，清兵又屡侵扰，明廷大困。明崇祯九年，即太宗天聪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号曰清。

天聪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即以是年为崇德元年。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

昌王，祖为福王，上太祖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太后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

定太庙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后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皇伯祖礼敦神位。礼敦亦于是时追封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时之意识，据《东华录》所载如此。此合后来纪载，有可考证者数事：（一）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余向者持论，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闻者驳之，谓金清非同音字，金为侵覃韵之合口音，与庚韵之清大不同。吾以为女真何知音韵之学，从其效汉语时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汉语呼夫人，则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晋。金与晋固非音韵学家所谓同音，金与晋及人字，不更相距尤远乎？而满汉译文可以相通，何必金之不可为清也？然此究为无据之空谈。近乃得一确证，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二）太宗追先代。太祖本已用汗与帝并称，显祖以上，乃仅称王号。后至顺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兴、景、显四祖之称。在太宗时，唯以始受明都督官职者为始祖，谓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则自高祖起，为追所及之限，故此时所封庆王，后来所为兴祖，不必有何勋望。毋庸疑其为建州左卫以外，别有传说。（三）当太宗时，高曾祖考，俱在四亲之内，不应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与始祖俱安奉后殿者，以别于手创大业之太祖而已。

清朝大历史后世乃以后殿为祧庙，此中国士大夫之礼学，实非太宗所知，顾一成不改，遂为清一代之庙制。自雍正以后，显祖以上适在可祧之列，遂以后殿为祧庙耳。（四）后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礼敦，俨然与四祖并。此亦当时草昧之制。后于崇德四年八月，退礼敦为配享之列。此唯见《清史稿-礼敦传》，而清史于乾隆间补武功郡王等列传，直以礼敦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庙，配享则应在两庑。且《东华录》对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为费英东、额亦都两人。时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盖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庙制之非，后殿乃独存四祖矣。（五）崇德建元，实是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说已见前。

太宗之建清国，其动机在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玉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林丹汗为元顺帝后，居察哈尔逼明边，明谓之插汉，自以为蒙古大汗。虐视近边蒙古诸部，为诸部所不附。清子天聪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传国玺，乃定立国之计。先由诸王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劝进，并告朝鲜，使预劝进之列。朝鲜忠于明，不肯从。太宗既改号，首伐朝鲜，灭其国，胁其君伏罪而复置之，自是朝鲜不敢复通于明，称臣质子，永为清属国矣。明方苦于内乱。崇德二年，即明崇祯十年，既下朝鲜，明年即复入塞，明督师侍郎卢象升战死。又明年，移蓟辽总督洪承畴御清，内乱益炽。承畴与清相持于宁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畴降，遂下锦州。冬十一月，又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至明年四月乃北还。时为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势力已遍及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龄嗣位，遂为代明有国统一华夏之主。

父辈辉煌下的世祖顺治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郎同辅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清朝大历史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摄政王时非一人，故文中累称摄政诸王。清侥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足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此文为文程预定大计之始，盖犹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东华录》所载如此。清《国史》本传已修饰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虽未见初修之《太宗实录》，要知《东华录》中文程之文，必犹近原状，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唯要结关内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丙寅启行，十三日庚午，次辽河，已知北京破。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指，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多尔衮之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承畴略言：我兵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流寇遇弱则战，

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明守边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来攻，流寇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承畴此言，已知自成据京师，犹未料其先已东来及吴三桂导引入关，并不用马步迭代之法，悬兵渡险，天之所启，事半功倍。然承畴固老谋深算、久熟内情之言也。

先是京师日危，明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弃关外诸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抵丰润，闻燕京已陷，不敢前。自成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将唐通、白广恩率兵向关门。三桂闻家口被掠，怒作书绝父，且急遣使至多尔衮军前乞师。多尔衮时尚未至宁远，得书即进，途次复得三桂趣进之书，兼程而行，距关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锋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多尔衮逆击，败通等于一片石。翌日，师至关，三桂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军少，不及自成之半，多尔衮命三桂兵居右，满洲兵在其左，令曰：“敌阵大，首尾不能顾，可鳞次集我兵，对贼阵尾突之，必胜。

”三桂受命，先搏清朝大历史战当之，风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军士呼噪者再，风旋止，满洲铁骑横跃入阵，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太子诸王于高冈观战，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惊曰：“满洲至矣。

”遂土崩，逐北数十里，斩获数万。自成离京师，焚宫殿，载辎重西走。多尔衮令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击，勿入京。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令关内军人皆剃发，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官民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剃发迎降，用文程、承畴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尔衮至燕京，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尔衮入居武英殿。盖宫殿遭焚残破，唯此殿独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寇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初八日乙未，阿济格等报及李自成于庆都，击败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诸郡县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先是，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礼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并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护焉。

霸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向关内军民布告，此于收拾人心有何益处？岂明之军民见此榜而代为不平，亦有仇明顺敌之意乎？固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昔。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中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节录文程清《国史》本传如下：文程从师渡辽河，吴三桂来乞师，文程曰：“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于是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既败流贼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谕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唯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北京，建议备礼葬明崇祯帝。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需，事无巨细，咸与议焉。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议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

《文程传》又言：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唯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清朝大历史求新册，文程不可，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除天启、崇祯年间诸加派，民获苏息。

摄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员率师先定山东、山西，盖由近渐及远省。明福更以五月戊子朔，由马士英以兵拥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监国位，十五日进称帝，建号弘光。当拥立福王时，向时持清议者，皆以北都党案反复，王为郑贵妃孙，郑氏乃造成各案之主体，又以王失教无善行，意不欲赞定策议。为士英所胁，而诸不快意于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挟有意见。以诸正人于拥立有异议，激王疏远正人，出史可法于外，以士英当国，起用阉党阮大铖，尽翻逆案。国事皆在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为。而摄政王于六月十一日丁卯，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车驾。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阳门入宫。十月乙卯朔，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颁大清《时宪历》。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土等官袭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乃议佐命开国亲郡王及满洲诸臣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并察归降文武官绅，其先后轻重之序如是。诏中除宣赦外，悉数蠲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盐法亦然。凡加派各饷，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额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数十种款目钱粮，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当是指虽无民欠实据，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后之蠲免，则大军经过地方，仍免征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

关津商税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税则永豁免。曾经前明因兵灾全免钱粮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

卫军人，明时派供内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办买充用。京城行商车户佥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截银，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现行事例蠲除。京师东、中、西三城，因屯扎禁卫军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迁让，其迁居之户，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三年。南北城居家虽不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于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一年。丁银不照原有定额，查核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银两，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挂欠及明系侵没之钱粮，已经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释放。经寇劫失之钱粮亦同。凡此皆从明末人民生计之苦，曲折体贴，又于明时已有之惠恤，不因现在加惠之通令，转有废阁。此诏适合人民苦于征纳、思解倒悬之心理，与未入关前对待关内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极诏书，实即摄政王听纳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结果，其余培风化、收人望、敬礼先代帝王贤圣、守护明代陵寝诸端，皆合中国旧来崇尚，无复夷风。摄政王乐引汉人，为满洲旧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诏榜今尚有存者，《东华录》亦载全文，不能备录。《清史稿-世祖纪》已有所删节矣。

方世祖将即位时，明使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奉金币求和，为割地偏安计。不报。既继位后，逾两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军民屯堡，所过悉平。阅数日，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两王皆摄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绥德取延安、鄜州，断自成军西窜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军于潼关，连败之，至西安，自成被迫东走出陕。乃命豫王移师向江南，英王专事自成，时在顺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师至扬州，谕明督师阁部史可法等降，不从。二十五日丁丑，克扬州，可法不屈见杀。五月初五日清朝大历史丙戌，清师渡江，明守将郑鸿逵等舟师溃，遂陷镇江，由丹阳、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拥狱中所囚崇祯太子出监国。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勋臣赵之龙、阁臣王铎、部臣钱谦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尽。以后隆武之在闽，鲁监国之在海上，永历之在两粤、滇、黔，奔迸流离，保存名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