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本书的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语言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法国谚语如此说到：“风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

作为对这些论题的补充，我将另用两章来揭示在这个问题上被视为权威的一些外国人，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的。著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阿瑟史密斯（1），在我看来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翟理斯博士（2），他被认为是真正的汉学家，在我看来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他缺乏哲学的远见以及因之而生的博大，我原本想把我写的对于布兰德和白克豪斯著名的关于前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评论文章收入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该文章的复件，此文大概四年前发表在上海的《国家评论》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像布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3），他们没有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布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拥有的是扭曲了的理智（4）。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

毋庸讳言，美国人难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说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欧洲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精神的最好著作是G.E.西蒙的《中国城》），他曾是法国的驻华领事。剑桥的洛斯狄金森教授，亲口对我说，正是本书激发他写了著名的《某个中国人的来信》。没错，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即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精深；英国人将变得博大；德国人将变得淳朴；所有的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按我的愚见，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一般都将获得一种心灵品质，即优雅。最后，法国人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将得到所有--精深、博大和淳朴，以及比其现在更精致的优雅。因此，我相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对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都有益。因此我在本书中再加一章关于中国语言的学问--学习中国语言的步骤的一个概述，这是三十年前，当我从欧洲回来时，下决心开始学习自己国家的文明的时候为自己制订的；但愿这个中国语言的学习步骤的概述对那些想要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明的人有所助益。

最后，我收入了一篇关于时政的文章作为附录--即“战争与出路”。众所周知，谈论现实时政是危险的，但我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说明的是，学习中国文明如何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拯救欧洲文明免于崩溃。事实上，我想表明的是，学习中国语言、中国著作和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汉学家的爱好。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因素；因为，除非战争的真正原因的道德被理解并修正，否则无法找到解决之道。在文中我尝试揭示，战争的道德因素，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在文章中，相对于德国的强权崇拜来说，我更强调英国的暴民崇拜，因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正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事实上，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现在人人痛恨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这里，我首先要说，德国的道德水准，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非正义同等憎恨，对所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使德国人信任并崇拜强权。任何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的人，都倾向于信任和崇拜强权。比如苏格兰人卡莱尔就信任和崇拜强权。为何？因为卡莱尔具有德国人的道德水准，憎恨非正义。我之所以说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正是因为道德水准--德国对非正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导致他们憎恨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当德国人看到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的政客如何发动非洲布尔战争时，他们天生的对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的痛恨，使德国甘愿作出重大牺牲，整个德国甘愿以挨饿来建立海军去镇压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发现自己在欧洲被英国怂恿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四面包围，这使得德国更加相信强权，使德国把崇拜强权作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手段。德国的强权崇拜起因于英国的暴民崇拜信仰，进而发展成为现在人人痛恨谴责的、残暴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

因此我重申，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进而导致了今日欧洲反常的、残暴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因此，如果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人民想要制止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必须首先制止本国的暴民、暴民崇拜者和暴民崇拜信仰（5）。对于欧洲和美国，也包括日本和中国，今日谈论和向往自由的人们，我愿冒昧告知，在我看来，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循规蹈矩；是学习正确地循规蹈矩。试看革命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没有牧师，没有警察，没有地税，没有所得税烦扰他们--中国人比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有更多的自由；为何？因为在这次革命前，中国人循规蹈矩；知道如何循规蹈矩；知道如何循规蹈矩做个好公民。但是革命以后--中国的自由少了，为何？因为现代盲目的、新潮的中国人、留学欧美的归国学生--从上海的欧洲暴民那里学到如何行为不拘；不做好公民，而是当暴民--被英国外交官和北京的英国海关检察长怂恿、纵容和崇拜的暴民。（6）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想要制止德国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把本国的暴民管理好；他们应使本国的暴民正确地循规蹈矩；事实上，他们必须制止本国的暴民崇拜信仰和暴民崇拜者。

但是，尽管我说英国人由于其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德国军国主义，不过我必须同时指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战争的直接原因主要在德国人，在德国民族而不是别人及其他民族。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谈一下欧洲的德国军国主义历史。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后，日尔曼民族，具有道德水准的日尔曼种族，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憎恨所有的混乱和无序，德意志人民以军国主义为手中剑，成为欧洲文明的公正卫士。换言之，维护欧洲的秩序和整齐的责任，事实上，可以说欧洲的道德霸权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在宗教改革后，弗里德里克大帝，像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开始举起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来维护欧洲，至少是成功维护了欧洲北部的秩序和整齐。弗里德里克大帝死后，他的继任者不知道如何用德国军国主义之剑保卫欧洲文明；事实上，他不适合把持欧洲的道德霸权。结果，整个欧洲，甚至德国法院，成为文明虚饰下仇恨的无底深渊；终于，苦难的人民，法国的普通百姓举起锄头反抗仇恨。起义反抗仇恨的法国普通百姓很快成为暴民，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7）。他领导暴民掠夺、凶杀、毁灭和蹂躏整个欧洲，直到欧洲国家团结在以德国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周围，在滑铁卢终结了这个伟大领袖。此后，道德霸权本该重返日尔曼种族--普鲁士，这一德意志的脊梁。可是，建立了奥地利王朝的其他种族对此嫉妒并加以阻止。结果，由于没有德国的道德水准和军国主义之剑来制止暴民，这些暴民在1848年的猛烈起义打破了欧洲文明。再一次，德国--日尔曼国家的脊梁，具有道德水准和军国主义之剑的普鲁士人从暴民手中拯救了欧洲--拯救了君主政体（俾斯麦称其为王朝），拯救了欧洲文明。

但奥地利人--建立奥地利帝国的其他种族再起妒意，不让德国--日尔曼民族的脊梁--普鲁士人，接管欧洲的道德霸权，直到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尔海姆和俾斯麦及莫尔特克用武力镇压了奥地利人的妒意，德国才重新掌握欧洲的道德霸权。此后，路易斯拿破仑，他不像他叔叔那样是个领袖，而是个暴民中的骗子，或者是爱默生（8）所谓的成功小偷，率领巴黎的暴民企图阻止并夺取德国手中的欧洲道德霸权。结果，威尔海姆皇帝手持德国军国主义利剑远征色当，镇压了这个可怜的成功小偷和暴民骗子。信任暴民和暴民骗子的巴黎普通百姓的家园，不是被德国军国主义，不是被德国人和普鲁士人，而正是被他们信任的暴民洗劫烧光。1872年后--不但欧洲的道德霸权，而且欧洲的实际政治霸权终于转移到了灵魂中有日尔曼种族的道德水准、手中有德国军国主义之剑的德国手中，由此压制了暴民，维护了欧洲和平，由于德国的道德水准和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欧洲自1872年到现在享有了43年的和平。辱骂和谴责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应该明白，欧洲恰恰应该感激而不是辱骂和谴责德国和普鲁士军国主义。

上文我不辞辛苦地给出欧洲德国军国主义的大略描述，是为了让德国人知道，我并不是对他们有偏见才说出下面要说的话，以此来说明这场战争真正的直接责任主要在他们，在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别人。我说这场战争真正的直接责任主要在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别人；为何？--因为权力意味着责任。（9）

我说过，德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非正义的憎恨，对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使得他们信任和崇拜强权。我要说的是，对非正义的憎恨，对混乱和无序的憎恨，当它过于强烈，当它达到过分的程度时，也就成了一种非正义，一种可怕骇人的非正义，甚至比混乱和无序更为罪恶和错误。正是这种对正义的热爱所导致的对非正义的过分憎恨，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在古希伯来人那里达到过分的程度--欧洲人是从古希伯来人那里学到知识和对正义的热爱，正是这种憎恨毁灭了以色列国。耶稣基督把他的人民从这种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中拯救出来。基督，用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妙不可言的福音对他的人民说：“记住，我是温和谦卑的，要给你们心灵的和平”。但是犹太人--他的人民不听他的；他们非但不听，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犹太国毁灭了。接下来罗马人成了欧洲文明的卫士，基督说，“拿剑的人会和剑一起毁灭！”（10）但是罗马人也不听他的，相反，却赞同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罗马帝国和古老的欧洲文明毁灭消失了。歌德说：“人类一定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要对罪人温和，对犯人仁慈，对野蛮人有人性。最先教导和为了实现这种可能并推进它的实行而献身的人，一定是具有神性的人。”

按照不朽伟人歌德的话，我想呼吁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除非他们找到了制止自己对非正义那狭隘、固执、刻板、过分的憎恨的办法，除非他们抛弃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他们，德意志民族，如犹太国一样，将会毁灭，而需要有力护卫的欧洲文明，也会像古代欧洲文明一样崩溃消失。因为，正是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让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信任和崇拜强权；正是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使德意志民族、德国外交官、德国官员和德国人，在对待别人的行为上轻率无礼。我的德国朋友曾要我给出德国的强权崇拜、德国无礼的证据，我只需指点北京的科特勒纪念碑给他们看就可以了。北京的科特勒纪念碑是德国强权崇拜、德国外交无礼、德国外交事务无礼的纪念碑。（11）（德国大臣科特勒男爵，他在中国义和团狂热爆发的时候被一名疯狂的军人失手杀死。作为对那个疯子行为的惩罚，德国外交官坚持在中国首都大街上建立科特勒纪念碑，要在整个中国的额头上烙下一个去除不掉的耻辱烙印。义和团爆发前，俄国大臣卡西尼伯爵，后来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是有教养的人民，英国和德国大臣则缺乏教养，--特别是在北京的德国大臣，简直蛮横。”）正是德国的强权崇拜，以科特勒纪念碑为明证的德国外交的无礼，让俄国沙皇说出：“我们忍了七年了，该结束了。”德国外交的无礼让真正热爱和平的沙皇和欧洲最好的人民，最通情达理、最可爱、最亲切、最不记仇的欧洲人--俄国人，站在英国和法国的暴民和暴民崇拜者一边，签订了三方协议；让俄国最终站在塞尔维亚的无政府暴民这边，于是战争爆发。一言蔽之，德国外交、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无礼，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

因此我说，如果德意志民族，今日现代欧洲文明真正的、公正的、合法的卫士，不该毁灭，如果现代欧洲文明应该拯救--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就必须想办法制止导致他们绝对信任和崇拜强权的、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事实上，他们必须想办法制止导致他们轻率无礼的、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那么，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民从何处寻找制止他们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的办法呢？我要说，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可以在他们伟大的歌德的话里找到答案。歌德说：“世界上有两种和平力量：正义和礼法。”

正义和礼法，即dasRechtunddieSchichlichkeit，是中国孔子教导我们中国人的好公民宗教的本质；礼法，更是中国文明的本质。希伯来人的文明宗教教导欧洲人正义的知识，但没有教导礼法；希腊文明教导欧洲人礼法的知识，但没有教导正义。而中国的文明信仰同时教导了中国人正义和礼法--dasRechtunddieSchicklichkeit。希伯来圣经，是欧洲人建立现代文明的文明设计图，教导欧洲人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但中国的圣经--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文明设计图，也教导我们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不过补充道：“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但要合乎礼法”。简言之，欧洲宗教说：“做好人”。可中国信仰说：“做守礼的好人”。基督教说：“爱别人”。可孔子说：“爱人以礼”。守礼并对正义的信仰，即我所说的好公民宗教，我认为，它是欧洲人，特别是战争中的各国人民此时想要结束战争，拯救欧洲文明，拯救世界文明的新宗教。这种新宗教，欧洲人可以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因此我尝试在这本小册子中解释和揭示其价值--中国文明的价值。我这样做是希望所有受过教育、严肃思考的人，通过读这本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的道德原因，而理解这场战争的道德原因，对结束这场前所未见的残暴、野蛮、无益、恐怖的战争大有裨益。

如果我们想有助于结束战争，我们所有人应该首先制止今日世界的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如我所言，这是战争的原因。要想制止暴民崇拜，只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首先都不要考虑利益、私利--即有所图，而是考虑歌德所说的那个词--正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有所图。进一步说，我们要制止世界上的暴民崇拜，我们就必须具有即便得不到好处，也要拒绝加入群氓--暴民中去的勇气。伏尔泰说：“懦弱是所谓好人的悲哀”。我要说，正是因为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自私让我们考虑利益、私利、能有所图，而不是正义，而懦弱让我们害怕独立抗拒大众、抗拒暴民--因为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引发了今日世界的暴民和暴民崇拜。人们说德国军国主义是今日世界的敌人和威胁。我说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才是今日世界的真正敌人：我们的自私和懦弱结合在一起，就是重商主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它们的重商主义精神是今日世界的真正敌人。我认为，是我们大家的重商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军国主义，才是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如我所言，因为重商主义，这一自私和懦弱的结合，导致了暴民崇拜信仰，而英国的暴民崇拜信仰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强权崇拜信仰，导致了德国军国主义，最终导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始源，我认为，不是军国主义，而是重商主义，是我所说的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的结合。因此，如果我们要结束战争，我们大家一定要首先制止重商主义精神，制止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的结合；简言之，我们必须首先想到正义而不是利益，并有勇气抗拒大众--抗拒暴民。我认为，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止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而只有制止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我们才能制止这场战争。

一旦我们制止了暴民崇拜，就会很容易制止强权崇拜，就能很容易制止德国军国主义，制止普鲁士军国主义。要制止强权崇拜，制止这个世界的德国--普鲁士军国主义，我们只要考虑歌德所说的另外一个词--礼法，考虑如何符合礼法地做事，也就是正确做事；因为强权--军国主义，甚至普鲁士军国主义对知道如何循规蹈矩的人无计可施，而且会很快意识到自己无益处也无必要。这就是好公民宗教的本质；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秘密。这也是德意志民族的歌德给予欧洲人民新文明的秘密，这个文明的秘密就是：不可以暴抗暴，要用正义和礼法；事实上制止暴力以及世界上任何罪恶的事情，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正确言论和循规蹈矩；正确言论和循规蹈矩，也就是做正确的事并遵守礼法。？穴12？雪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人精神的本质，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解释和说明的。

最后，我要用中国义和团之变后写的《总督衙门的文件》这本书的结尾的话作为结束。这是法国诗人贝朗哥的话，我认为非常适合现在的情形。

我已经看到和平在慢慢地降临，

她把金色的麦穗花儿撒向大地；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

她抑制了让人惊昏的战争霹雳。

啊！她说，大家都是好人，

英、法、比、俄、德人

共同结成一个神圣同盟，

拉起大家的手吧！

辜鸿铭

北京，1915年4月20日

引言

好公民的宗教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看，他们是多么懒惰无能！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时

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歌德

目前的大战吸引了整个世界的注意，人们不再关心其它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场战争自身应该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文明这个大问题上来。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比如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中令人恐怖的物质力量，使得它们不能有害于人类。今天，现代欧洲文明已经连续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至今没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够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一种比自然中恐怖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远远比不上人类的激情给人带来的伤害。因此，在这种可怕的力量即人类的激情能够得到正确地调节和控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文明的，甚至连人类的生命可能性都没有。

在社会的早期和野蛮阶段，人类必须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的激情。因此野蛮部落就受到纯粹的自然力量的抑制。但是随着文明的出现，人类发现了一种比自然力量更为有力和有效的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人中抑制和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这场之前说到的军备战争，似乎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在没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激情的情况下，欧洲人只有再次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确实如卡莱尔（13）说的那样：“欧洲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察。”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最终则导致军国主义。实际上，今天欧洲之所以需要军国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但是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此，欧洲人进退两难。如果他们远离军国主义，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毁坏他们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坚持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也会因为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而崩溃。但英国人说，他们决定击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且基希勒勋爵相信，他能够凭借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来扑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不过在我看来，一旦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扑灭，则会产生另一个军国主义--英国军国主义，而它也必定会被扑灭。因此，似乎看来没有逃出这一恶性循环的道路。

但真的是无路可走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在很久以前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步枪崇拜的破灭，尽管伟大人物是步枪崇拜者；而且确实如此，就像上帝证明一样，武器需要另一个武器，惟有正义和礼法能够产生一劳永逸的革命。”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那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用爱默生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但是现在，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问题是，欧洲人去何处寻找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不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

我认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当然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啊。”确实，在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从孔子以后，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今天在欧洲所见到的那种战争。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然而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然。我们中国也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不断的战争阴影之下。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这种状态中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不是战争，而是每一个个体常常担心他的邻居会像他一旦足够强大所做的那样对他，即来抢夺甚至杀害他，因此他要么武装自己，要么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因此欧洲人身上的重担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持续地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运用自然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的宗教，所以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通过他的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通过他的同类时刻服从道德义务感而得到保护。确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需得到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在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如犯罪分子；在这个世界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不会或者无法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因此也不会或无法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然的或警察力量和军国主义。

但人们会对我说，你如何使得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呢。我觉得，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得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得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但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好，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好公民的宗教在每一个孩子一旦能够理解言词的意义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14）。

今天欧洲文明在本质上的不安全性，在我看来，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是人性恶的观念，由于这一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一直建立在强力之上。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分别是宗教和法律。换句话说，欧洲人是由于害怕上帝和恐惧法律而保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强力的使用。因此，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恐惧，欧洲人首先就得养一大批花费昂贵的闲人，也就是所谓的牧师。不说别的，单就如此高的花费而言，最终都成了人民一项不可承受的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在取消牧师之后，谁来保证人民恐惧上帝以保持秩序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恐惧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恐惧，欧洲人需要养另一个花费更为昂贵的闲人阶层，那就是警察和军队。如今，欧洲人开始发现通过养护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甚至比养护牧师更需要灾难性的开支。确实，就像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中欧洲人想要取消牧师一样，如今在当前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希望的是，取消军队。但是，如果欧洲人想要取消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恐惧，要么就是去找到另一种别的东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白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摆在战后欧洲人面前文明的最大问题。

如今，他们在有了牧师的经历之后，我不认为欧洲人还会想要召回牧师。俾斯麦曾说：“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卡诺萨（15）”此外，即使现在召回牧师也无益，因为欧洲人现在不再畏惧上帝。因此，如果欧洲人想要消除警察和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寻找某个别的东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能够有助于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我相信，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如今这个东西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那里找到。这个就是我说的好公民的宗教。中国的这种好公民的宗教，无需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就能够使人们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确实，有了这一好公民的宗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多）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队的情况下，在实际上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在中国，由于在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上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级才需要牧师，只有最糟糕的犯罪分子阶层才需要警察或军队使他们维持秩序。因此，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消除宗教和军国主义，消除使得他们陷入困境和流血冲突的牧师和军队，他们就要到中国来借鉴我所说的好公民的宗教。

简言之，在这个文明受到崩溃威胁之时，我想要唤起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中国这里存在着一种无价的至今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这一文明财富不是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藏资源、金银铁煤。我在这里想说，今天这个世界的文明财富是中国人，是拥有他的好公民宗教的没有被破坏的真正中国人。我说，真正的中国人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无需花费世界多少成本就能使自己保持秩序的人。我在这里确实想要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坏这一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破坏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现在用他们的新知识试图所做的那样。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了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性典范；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变成了欧洲人或美国人，比如，转变成了一个需要一个牧师或军队来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他们肯定会增缴这个世界的宗教或者军国主义的负担，而后者这时已经成了文明和人性的一个危险和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假设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改变欧洲的或美国的人性，把欧洲人或美国人改变成为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就不会再需要一个牧师或军队来使其保持秩序；想想看，这给世界解除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负担。

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几句清晰的话来总结一下这次战争所引发的文明大问题。我认为，欧洲人首先想通过牧师的帮助来维持文明秩序。但不久就发现，牧师开销太大而且有很多麻烦。于是欧洲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驱逐了牧师而召来警察和军队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警察和军队的花费以及带来的麻烦甚至比牧师还多。现在欧洲人该如何做呢？驱逐军队召回牧师吗？不，我不相信欧洲人会愿意召回牧师。而且，牧师现在也是无益的。那么欧洲人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看到剑桥的路易斯狄金森教授（16）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战争与出路”，文章说：“召回民众”。我担心一旦召来民众来取代牧师和军队，他们会比牧师和军队带来更大的麻烦。牧师和军队在欧洲引起了战争，但民众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如此欧洲的状况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善的目的也不要召来民众，而只要召来中国人；召来具有好公民的宗教的真正中国人，多少年来他们能够在没有牧师、没有军队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和平地生活。

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欧洲人在战后会在中国这里找到解决文明大问题的办法。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无价的、至今仍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文明财富，因为他拥有欧洲人在这次大战之后需要的一种新文明的秘密，这种新文明的秘密就是我所谓的好公民的宗教。这一好公民的宗教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的力量和效用。但什么是爱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是正义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说，正义的法则就是真实、守信和忠诚；每一个国家的妇女必须对他的丈夫无私地绝对忠心，每一个国家的男子必须对他的君主、国王或帝王无私地、绝对地忠诚。最后，实际上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好公民的宗教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是行为上忠诚，而且要在精神上忠诚，或者丁尼生（17）表达的那样：

敬畏国王

就像他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国王就是他们的良心

打破异教而追随基督救世主

中国人的精神（18）

一篇在北京东方协会上宣读的论文

承你们准许，首先让我来说明今天下午我打算论述的东西。我的论文的主题叫作“中国人的精神”，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只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中国人的特性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描述，但是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描述或者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列举，至今还没有为我们给出一幅中国人的内在本质的图画。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时，它不可能是抽象概括的。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非常不同于中国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所意味的是中国人生活所凭藉的精神，一种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独特性的东西，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我通过我们论述的主题最好地表达我的意旨的是中国的人性类型，或者用更为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呢？我敢肯定，你们会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现在尤其如此，当我们从今天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来看，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失，取代其位置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人性类型，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来考察他一番，看看我们是否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种有机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如此地不同于所有其他人，使得中国的人性类型如此地不同于我们在今天中国看到的正在兴起的新的人性类型。

我认为，现在，在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打动你们的第一件事情是，那里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或残暴的东西。用一个适用于动物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驯化了的生命。以中国最底层的一个人为例，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他比欧洲社会同一个阶层的人少一些动物性，更少些野蛮动物的特性，即少有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Rohheit）。事实上，在我看来，概括了中国人性类型给你的印象的那一个词，用你们英语来说就是“gentle”（文雅）。我所说的文雅不是天性柔弱或者软弱顺从。“中国人的顺从，”已故的麦高文博士说，“不是绝望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我所说的“文雅”是说没有生硬、粗糙、粗野或者暴虐，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任何让你震惊的东西。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练后的成熟，如同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属。甚至，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身体上或者道德上的缺憾，即便无法补救，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事实上我想说，即便在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体、心灵和性格的毛病和缺点里面，也不会有什么让你厌恶的地方。即便是在老派的、甚至最低等的真正的中国人那里，你也很难找到一个让你非常厌恶的中国人。

我说，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我曾把中国的人性类型与驯化动物作比较。那么是什么使得驯化动物如此不同于野生动物呢？在驯化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是什么呢？是通情达理。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思想才智。它也不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理智。它也不是天生的才智，比如狐狸的聪明，狐狸的狡猾，知道去那里可以找到小鸡吃。狐狸天生的聪明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拥有的那种聪明。但驯化动物身上的这种可称为人类才智的东西，非常不同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聪明。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同情，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他学过英语语法或者它天生懂英语，而是因为它爱和依恋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谓的人类智慧，这显然区别于狐狸纯粹的狡猾或者动物的聪明。是否拥有这种人类品质是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同样，我要说，正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