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言进退博弈中的玄机

历史孕育了进退博弈的理论，我们现在就用博弈论来解释历史，这既可算作博弈论对历史的“反哺”，也算作我们对于历史的回味。

历史无法复制，无法重演，但可以解读，可以品评，毕竟历史那么真实地发生过，我们津津乐道于一段历史的兴衰成败，跌宕起伏，成王败寇，功过荣辱。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哪些原则和决策有效，以及这些原则和决策为什么有效。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规律--进退博弈，概括了历史的全部真相。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博弈、永不停息的过程。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我们现在品评历史、解读历史，那些强者之间博弈，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联系在一起的。

不以成败论英雄体现的是一种客观，这样的人很多，比如司马迁为项羽写“本纪”。比如鲁迅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正名，说他“至少是一个英雄”。

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如履薄冰，博弈之间，已分胜负。

韬略家运用进退博弈，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知退者，胜也”等基本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从吴越争霸到战国的纵横家时代，从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到袁绍与曹操的生死情结，从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到明清之际的多种政治力量的交汇。成败得失尽在他们的对局中得以展现。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历史，读懂了历史，就读懂了进退博弈的潜规则。

在进与退的取向上，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崩溃已成定局，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战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

与进的根据一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一九三八年的英国外交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首相张伯伦主张的对德国、意大利妥协的路线；一条是外相艾登主张的联合美国、法国抵抗侵略的路线。张伯伦认为艾登的办法太危险，容易开罪德国、意大利而招致大战，因此对这位号召打击独裁者而获致声名的同僚感到难以相处，最后艾登只有请去。艾登辞职获准的消息传出后，令世人震惊，艾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耿介，颇得时人赞许。辞职的第二天下午，他去议会报告，只见人山人海的民众等他来，“好艾登”之声四起，列席报告时，即使反对党也为他高声欢呼。可见艾登这种大臣，他的原则不在长保外相之官，而在为国家做事，为了国家，他退而不进。相对的，张伯伦在大臣进退上，也是一样，他与德国、意大利搞出的“慕尼黑协定”，出了纰漏，他也光明磊落的辞职，他也退而不进。

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

在晚清时期，曾国藩与李鸿章师徒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外交上都具独到的手腕，并且著有高深的思想理论书籍。所不同的是，曾国藩的处世原则是“遇事退三分”，李鸿章则是“遇事进三分”。处世究竟是退或进是有讲究的，要做好衡量，对进或退的利弊进行全面的权衡。

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是极有原则的人，他们对进或者退都很有分寸。只不过曾国藩以矜持和宽容为重，但是并不否认“进”的必要性；同样地，李鸿章虽以一个“争”字优先，激进主义为中心，然而也并不抵抗“退”。他们师徒二人为人原则上的差别似乎只是咬文嚼字。

其实原则是人定的，有原则便好，但是原则又不可是死的，能随机应变的原则不致被生硬的字眼捆绑了手脚。面对“进”或“退”的两难境地，人在意识里总有个先觉，即觉得应该进或觉得应该退。但是这样的感觉是不可靠的，非要经过理性的推断才能推翻肤浅的臆想。关键是能否建立全面的权衡机制，全方位衡量进退的得失利弊。

历史上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一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把对手留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人生路上，知何时进何时退，方可畅通无阻，无视进退规则，可能永远会与失败为伴，甚至遭遇、致厄运。生死存亡人生路，进退选择一念间。有的人之所以一事无成，多是因为不明局势，该进不退，该退不进，历史上，那些在波涛汹的权力旋涡中生存下来的人，皆是善于进退之人。衡量进退，谨慎为之。

一、刘邦的“流氓”路线

历史没有创造博弈，但是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应用博弈，在历史潮流中善于进退的人，往往谙熟此道。

汉王朝是一个传奇的、让人向往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刘邦，也有着传奇一般的人生，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里，刘邦之所以能够扫清六合、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他靠的不是显赫的出身，不是过人的才华，也不是出众的武力。他靠的，恰恰是隐藏在冰山下面的那些知道何时进退的博弈之道，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他的“流氓”路线。他的成功，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他的成功曾经让许多人跌破眼镜，他登上九五之尊之意义，也令后人讨论不已。这位地方小混混，竟然在秦末大乱的天下中，与诸英雄豪杰争强斗胜。他打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悍勇猛的对手项羽，逼得项羽因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一个每战必败、攻无有克的软脚虾，凭什么打败蛟龙称王？处于弱势的可怜虫又是如何抬头挺胸变成大丈夫？这些问题实在引起我们的好奇：他是怎么变成“弱势大赢家”的？

纵观历代开国之君，有两位出生卑贱者，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另一位便是汉高祖刘邦了。俗话说的好“治世书生，乱世英雄。”这两人都是由于时代的风云际会，才显露帅才，平步青云，“朝为天差郎，暮登天子堂”。而刘邦在起义的力量中是最弱的一支，他凭什么？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知进退，懂伸缩，能屈能伸。在与项羽的角逐中，一步步脱颖而出，从而也留下了很多弱中求生的智慧。“如还军霸上”--礼仪为先；“鸿门谢罪”--稳其军心；“亥下之围”--暂草除根；“火烧栈道”--迷惑对手等等，无不体现着刘邦一帮人的智慧。下面这首诗就体现出刘邦的霸气：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刘邦

刘邦的老爸刘耑，通常称刘太公；由于中国历来的重男轻女，人们搞不太清楚他老妈的姓氏，于是就称刘邦老妈为刘媪（“媪”是对年长女子的尊称）。刘邦小时候不学好，等到长大了没有工作，最后没有办法就托关系去当了个亭长。好不容易当了个公务员，也该收敛些吧？结果刘邦依旧我行我素，还是经常性的出去吃喝玩乐，而且还赊账不给钱。刘邦在酒店里吃白食睡着之后，酒店老板发现他的身体上腾起神龙，于是就免除了刘邦积欠的酒钱--这必定是在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原酒店老板的拍马之词！当时肯定是害怕刘邦耍流氓非但不付帐而且影响自己做生意，酒店老板才会出此下策。

刘邦在咸阳服过几年徭役，见到过秦始皇。有感于嬴政同学的威仪，刘邦赞叹道：啊，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我们可以把项羽见到秦始皇时的感慨拿过来比较一下。如果两个人的话都被秦始皇听到，那项羽一定会死翘翘，而刘邦就会没事，甚至还有可能得到嬴政同学的赏识。在这个事件上，刘邦项羽两个人的个性昭然若揭。

陈胜吴广开始造反，秦王朝的地方统治机构乱得一塌糊涂。沛县的县令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最后决定响应陈胜，两个得力助手萧何、曹参建议他不要自己出头而让刘邦去召集造反人员。原因是刘邦很有人望，而自己这伙人本来就是秦朝的官吏，贸然行动恐怕大家都不会听话。于是县令就派人去找刘邦，结果刘邦也找来了，县令自己也后悔了。双方火拼，刘邦很容易的就占领了沛县。

推举老大，萧何和曹参两个人都是文吏出身，在众父老面前也没有多少威望，最后大家一致推选刘邦为老大，因为是“赤帝之子”，所以刘邦部下都用红旗。刘邦聚集了两三千乌合之众开始了自己的造反生涯。

刘邦和秦朝部队交手多次有胜有负，最后他加入项梁领导的反秦主力军，成为项梁的得力部下。项梁帮助刘邦整编了部队，并交给刘邦五千人，经过项梁调教的部队果然不同凡响，和刘邦原来的乌合之众不可同日而语。在被项梁整编之后，刘邦才真正有实力成为一方诸侯。一方面军事实力上升了，另一方面刘邦也获得了一个正统的“名分”。刘邦在沛县赚得自己的“第一桶金”，而在项梁处则是获得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项梁本人没有多少私心，他放手让刘邦去和秦军作战，而自己却率领楚军牵制着秦军的主力。有项梁和秦军主力死抗，刘邦的压力就小很多，他攻城略地，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再加上刘邦特有的人格魅力，许多人才都纷纷投向他。这样，刘邦的实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项梁战死后，项羽秉承他的遗志，继续和秦军主力死抗，最后在巨鹿彻底击败秦军。在这个背景下，刘邦才有机会攻破武关，并在霸上迫降秦王子婴。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从一个造反者然后成为西楚霸王最后又自刎在乌江边上，项羽历经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而且，项羽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千秋霸气，垓下和虞姬凄婉缠绵的生离死别，乌江边上英雄末路的悲壮情怀，无一不为项羽的英雄形象加了分。相比较而言，刘邦待人傲慢，心肠毒辣，不择手段，罔顾信义，怎么最后还是刘邦成为了中国大地的主人呢？

项羽的确是英雄，但是他有很大的缺陷和弱点，刘邦自身的流氓特点，正好反衬项羽所缺乏的王者气质。

刘邦比秦始皇嬴政小三岁，而比项羽大二十四岁。事实上，项羽在乌江自刎的时候年仅三十一岁，领导巨鹿之战的时候项羽只有二十六岁。所以，项羽可以说是少年得志--试问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一个人能够在三十岁之前达到西楚霸王这样的成就？但是，年轻人毕竟也有年轻人的弱点：项羽很有冲劲，缺乏全盘战略的考虑；项羽虽然很聪明，但是缺乏纳谏的睿智和勇气。最致命的，就是项羽的进退之道远远不如刘邦。

想当年，项羽和刘邦一北一南进攻咸阳。项羽打到哪屠城屠到哪，甚至降兵也全都坑杀。一路生灵涂炭，惨不忍睹。沿途各城军民皆是全力死守，因为一旦城破，整座城便是鸡犬不留。显然，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项羽很失败，没有弄清楚与他博弈的对象是谁。

而刘邦却是以怀柔之法，一路收降抚恤，所以虽然项羽军的人数是刘邦军的四倍，但先入关中者是刘邦。最后搞的项羽像强盗一样的进入关中掠夺刘邦的胜利果实。刘邦的军队在人数上没有优势，那么怎么才能在这场博弈战中生存呢？自此，刘邦开始了为自己为后来的进退进行谋算。

刘邦进入咸阳后屯兵霸上，对先秦府库分毫不取，对百姓约法三章，施以宽政。像这种对百姓好的人，才称得上是真英雄。那么，项羽为什么会那么的残暴不仁，刘邦为什么能对百姓这么好呢？问题也许就在于他们的出身。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是贵族出身，不知百姓为何物。刘邦，小沛富农出身，从小出入市井，甚至被称作是市井无赖，所以，刘邦从小就能接触到百姓的疾苦，懂得百姓的需要。

再从两个人的眼界来说。刘邦自不必言，懂取舍，知进退。虽然之前有约定，先入关者为王，但刘邦审时度势，知道项羽的力量比自己强的多，自己硬要做关中王肯定要被强大的项羽击败，所以就对项羽俯首称臣，听从项羽的分派去了巴蜀汉中当汉王。

相较于刘邦，项羽当时的选择却差强人意。封地的不公成了后来各地势力内讧的由头，而对都城的选择更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他的目光短浅。当时，能做天下之都的所在，不外乎洛阳和咸阳。洛阳，地处当时天下的地理中心，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定都于此方便各地朝贡。其实，定都于此，真正的目的是容易向各地番王诸侯施加中央的影响力。当然，那得在中央集权足够强大的前提下，不然，中央也可能被门阀诸侯所操控。

那么，照上面的说法，项羽应该在以上两地选一个来作国都了，但事实上项羽是如何选择的呢？彭城？哪？听说离海比较近。哦，那时候海上贸易很发达，需要找个离海港近的地方作国都以利国家经济发展？可那时候中国是大陆型经济啊，海上贸易几乎为零，那项羽为什么找那么个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都那么远的地方作国都呢？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彭城是他自己的地方，长安和洛阳则是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宁愿在老老东面的地方做他的“西”楚霸王。

如果项羽选择定都关中，或者洛阳也好，刘邦只怕就只能困在群山环抱之中永无出头之日了。而他却把国都放在东边，对西边毫无震慑可言，刘邦利用韩信的暗度陈仓之策，很容易的就在关中出了头，而且一出头就钻进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为今后的楚汉五年战争提供了丰足的后勤保障，令刘邦的军队能承受得住“百败”的损耗，最后在垓下一战定乾坤。

项羽的眼界实在是不高，把那么好的地方留给了对手，自己却偏执的呆在“自己的地方”。所谓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其实，过了江东又能如何？当时的江南远没现在那么发达，虽然连年战乱未曾波及江东，但江东的实力仍远不足以与统一中原的刘邦相抗衡。

项羽注定要失败的。只是司马迁的史记借项羽讽刺刘邦，寄托他个人的一些理想主义及发点牢骚等等。其实项羽不过就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匹夫！他的所谓的英雄色彩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

乱世就是比谁会用人，光有勇猛是不成的。不过项羽有的并非是单纯的匹夫之勇，项羽小时候，季父项梁让他学书学剑，他都没学好，最后学的是万人敌兵法。所以项羽说道用兵还是可以的，关键是大的决策方面，实在是个特等的匹夫，范增的话都不听，刚愎自用，所以能成就萧何韩信功业的，也只能是刘邦，项羽没这肚量。

刘邦历经千灾百难，死里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终于赢来了他人生的春天，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了，然而史学家司马迁却以“不以成败论英雄”，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并煞费苦心将其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流氓形象。而将刘邦的对手项羽描绘成一个失败的英雄。英雄与流氓的衡量标准实在这里实在难以说清楚，如果说以地位和文化水平来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似乎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何况事实也在后来证明刘邦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的施行，使汉初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已经是“衣食滋殖”。到文帝、景帝时，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国土在这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展和强化。刘邦开创了中国的一代新历史，他打破了封建地位决定命运的愚昧理论。无论出身贵贱，王侯将相之位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利。

一代政治霸主刘邦布衣出身，地位低下，居然能在群雄逐鹿中独占鳌头，使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自刎江边，开创了西汉王朝两百年基业。一个精明的政治领袖，一个富有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帝王，在他的背后隐藏的却是非常之多的政治与处世哲学。

历史也许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是人们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却又往往要带上自己的感情色彩。历史是追求结论的，也就是说，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可是，在生活中，在文化氛围中，人们也许要让心灵感受的恐怕就是一种事件发生的过程。因为结论不是生命能够承受得起的一种负重，可过程有时候却是由生命来讲述故事。

作为历史，刘邦毫无疑问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朝代，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没有成就中国的文化和伦理。可项羽就不同了，作为政治和国家的牺牲品，他很好的诠释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刘邦是流氓，刘邦是皇帝。项羽是悲剧，项羽是英雄。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因为刘邦打败了项羽而愤愤不平。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甚至还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著名诗句以表达对项羽的崇敬和惋惜。

刘邦的人品与项羽相比的确让人不敢恭维。说几件小事看看刘邦的德行。有一次，刘邦被追兵所迫，为了减轻车载重量，刘邦便几次将自己的女儿鲁元公主和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推下车子，只顾自己逃命。项羽抓到了刘邦的父亲，将他押到了两军阵前来要挟刘邦，哪知刘邦根本不予理会。刘邦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杀你的父亲，也分给我一杯汤喝！但项羽最后并没有杀掉刘邦的父母和妻子。

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有一次，一个大臣去见他。按理接见大臣也要庄重一些，可这时刘邦正玩着高兴，搂着一个女子在那里戏耍，全然不顾大臣的光临。气得大臣回头便走。刘邦放下女子便去追那大臣。追上大臣后，刘邦将大臣按在地上，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你看我如何？大臣说：我看你就是桀纣一类的君主。还有，刘邦瞧不起儒生，竟拿起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撒尿。就是这样一个痞子模样的家伙竟然开创了四百年的大汉江山。这还不是个别的特例。实际上，很多开国君主在某些方面也都与刘邦类似。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无赖的人能当上皇帝，统治大好江山？原因很简单，刘邦角逐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最高权力之争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任何规则的约束。无论你依靠美德、依靠欺骗、依靠战争，还是依靠残暴，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只要你能夺得国家的最高权力，你就赢了。你取得了最高权力，也就取得了制定规则的权力，正义不正义都由你来确定。皇帝之上再也没有权威来裁决和评判最高权力的取得是否合法。

当然，并不是所有开国皇帝一出场就表现出无赖的嘴脸。马基雅维里分析的好：君主应当装作是一个集美德于一身的人：孝顺、忠实、信义、慷慨；但是，一旦情势需要，君主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所有道德的限制。

刘邦的“无赖”行径，其实有一些也应该算作优点，比如，不拘小节，豁达大度。

当时那个大臣来觐见，刘邦在和女人亲热并不是故意的，那个大臣通报了吗？直接就进去了，这个大臣要放别的皇帝早砍了，放着是朱元璋说不定还会弄个株连九族，杀个万儿八千的才放手呢，可刘邦没说什么，心里有气这才追出去开个玩笑，谁知道这大臣竟敢当面说：陛下桀纣之主也！这样的大逆不道要放别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但刘邦哈哈一笑，放他走了。

当然，刘邦的“无情”是所有政治家的先决条件，在当时的乱世里，人命多贱！很多父母出卖儿女甚至“易子而食”。刘邦的老爹被项羽拿住，要挟刘邦屈服，那是怎么可能的事？就算刘邦答应，他手下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能答应么？所以，刘邦拒绝了，表面上做得很轻松，这是种临慌不乱的本领，如果刘邦一乱，向项羽求饶，更加会把老爹推向死亡，可能这样做很残忍，但当时确无第二个办法了，从刘邦当了皇帝后对他爹的态度看，刘邦即使成了九五至尊还是个很孝顺的儿子，这是难能可贵的。

刘邦赢了，项羽败了。在这场博弈游戏中，刘邦战胜项羽，是五十岁的睿智战胜了三十岁的刚勇，是有进有退打败了趑趄不前。在困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典型模式，在困境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面对几种选择，但是最后作出的选择都是对自己来说，利益最大的，这时候，弱者和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使是那些没有能力扭转困局的人，也会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并且得到最大的回报。这就是博弈中的进退理论。

当弱者作为图谋大计的人，不限于与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通过各个重要的步骤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因为他人的原因，陷入困境，不妨把这个人同样放进困境，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做出选择，是背叛，也是谋略。

刘邦利用这一点，完成了自己下一步计划，当合作无法获得自己的期望时，那么合作就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困境中的，当困境已经摆脱了，合作的基石不复存在，所以从合作走向非合作也是自然的选择。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英文是gametheory。起源于本世纪初，199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近20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经济学、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简单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又可以译为参与人或局中人；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可以理解为参与人可选择的策略和行动空间，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也是所有参与人真正关心的东西，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参与人，策略集和效用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博弈。

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倘若不能，则称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现代博弈论的研究重点。比如两家企业A、B合作建设一条VCD的生产线，协议由A方提供生产VCD的技术，B方则提供厂房和设备。在对技术和设备进行资产评估时就形成非合作博弈，因为每一方都试图最大化己方的评估值，这时B方如果能够获得A方关于技术的真实估价或参考报价这类竞争情报，则可以使自己在评估中获得优势；同理，A方也是一样。至于自己的资产评估是否会影响合作企业的总体运行效率这样的“集体利益”，则不会非常重视。这就是非合作博弈，参与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诸葛亮的“隆中对”

每一个正确决策的产生，来自于才智之士的高瞻远瞩，所决之策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揭示问题的实质。诸葛亮“隆中策”的产生，来自于他看出动乱时代的演变趋势，并能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决策，而并非天才头脑的神机妙算。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主要业绩，无论是隆中决策、赤壁之战，还是执政蜀国的文治武功、六出祁山偏师北伐，其中一条贯穿全过程的线索，就是联吴抗曹的进退战略方针。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一条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出、建立和捍卫这一政治纲领，使之成为维系蜀汉政权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

良好的决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必须具有实行的条件和机遇，更要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孙、刘联盟抗曹，是隆中策的关键内容，也是蜀、吴两国能与魏国三分鼎立的柱石。它的重要意义，孙、刘双方曾有共识，在诸葛亮、鲁肃等人努力下，双方以各自独有的方式促成了这一联合，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其实，诸葛亮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相当背景的人物，其先祖诸葛丰曾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元帝时诸葛丰曾案劾贵幸的外戚许章，成帝时则劾奏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司隶校尉除监督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督察三辅和京师地区，起到和刺史相同的作用，但它比刺史地位高。相当于当今的中纪委和国家安全局的一种合并。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当过当时的郡丞，应该是一个朝中的大臣。叔叔诸葛玄当过太守，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

从以上关系来看，诸葛亮是一个有背景有关系的高干子弟。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单凭诸葛世家的这种关系还不足使诸葛亮这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有多大的帮助，要想实现他的“每自比管仲、乐毅”的政治抱负，必须经过其他外力，于是他娶了一个丑老婆，可能是为了美化诸葛亮，一些人说他老婆很有才，其实这种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东汉时期或者说是封建时期，女人社会定位角色就是贤妻良母，不可能有多大的才能。诸葛亮娶丑老婆的目的就是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因为其岳父黄承谚是当地一位很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与当时的大军阀刘表是连襟关系，其岳母的家族蔡家也是当地的望族。

诸葛亮娶老婆来看，就是有目的的。难怪当时就有人嘲笑他，“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但为何诸葛亮却没有去帮刘表或去做做官，其中必定有原因，不外乎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吧，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怎么能为几斗米折腰，况且他有吃有穿。

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山野的士子，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一直未有机会施展才华“凤翱翔于千仞兮，百梧桐不栖；士估外于一方兮，非明主不依”。他期待着明主的出现。难得刘备，不辞辛劳，毫无架子，三顾茅庐，求贤若渴。诸葛亮深深为之感动，终于弃隐入仕，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施展平生所学，以实现自己的宏图远志。

当年的隆中，山高林密，曲径通幽，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诸葛亮在这里饮酒下棋吟诗，其情也融融，其乐也陶陶。外面战争连绵，这里却是世外桃源。然而，诸葛亮在饮酒下棋之际和朋友们谈起国家大事。偶然谈一谈国家大事倒也无妨，可他一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涛涛不绝，让人们肃然起敬，满腹经纶的美名就不胫而走。最后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刘备正愁眉苦脸的时候听说有这样一个高人，自然是要来请的。诸葛亮到这个时候才后悔了，于是就避而不见，但刘备又特别有耐心，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这个世外高人也顶不住了，看来，中国人最难过的是情字关，诸葛亮也不另外。

诸葛亮为何选择刘备？当时有几个选择，一是曹操，但曹操手下能人太多，一个政客而没有其他军事等能力，在曹操那里是得不到重用的。一个是袁绍，但袁绍是一个刚愎的人，且袁家家族人太多在那里也发挥不了权术。另一个刘表，一是刘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政治上没有霸心。二是当时诸葛亮仅仅是一个小辈，从心里可能就有些轻视。因此，选择刘备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提出促进天下三分的战略决策，努力使预见成为现实，基本上揭示出了三国历史的进程。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二十七岁，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家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隆中策”中诸葛亮首先以极高的战略眼光系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当时曹操占据中原，控制着中央政权，有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因此应排除向曹操控制地区发展的可能，暂时把他放在一边。而刘备要“兴汉室”“伸大义于天下”的对象是曹操，现在虽不能与之抗衡，却是争夺天下的最终对手。那么，联合孙权就是不容忽视的策略手段：“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孙权集团的势力仅次于曹操，根基较深，地势险要，欲成霸业就要争取他的协力合作，是战略性的联盟对象。诸葛亮不管曹操视为退，主动与孙权谋和视为进。

那么，刘备应往何处图谋发展呢？第一步是夺取刘表的“用武之地”荆州，第二步再往巴蜀取刘璋的“天府之国”益州。占据荆、益两州作为根据地，建立基业，稳定后方。同时“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孤立曹操，诸葛亮就此提出了建立联吴抗曹统一战线的设想。这样就可守可攻，能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

最后，待到时机成熟就可图谋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分两路发动北定中原的强大攻势，收复长安、洛阳，击灭“汉贼”曹氏集团。到那时，东吴也只有纳土归降的出路了，实现最终政治目标、成就统一帝业了。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统率80万大军饮马长江，席卷荆襄，直逼江南。想乘势一举歼灭占据江东的孙权及正待发展地盘的刘备，从而吞并天下。当时刘备仅1万兵力，孙权也只有5万精兵。曹操的一纸讨伐檄文传到东吴，令孙权集团一片震惊，主战与主和两派争斗激烈，主和派占上风，孙权则动摇难定。在这种危急复杂的情况下，诸葛亮肩负起联吴抗曹的重大使命，作为刘备一方的代表，只身出使江东，与东吴上下各方进行斡旋、说服和斗争。

诸葛亮的出现引起了投降派的敌意，面对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挑战和责难，他义正辞严、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运用多种语言技巧“舌战群儒”，将投降派的观点一一驳倒，使群儒“满面羞惭”、“尽皆失色”。基本上扫清了东吴集团内的降曹论调。

面对东吴主战派将领周瑜的摆架子、卖关子的态度，诸葛亮又用激将法，正话反说：“曹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与为敌。今数人皆被操灭，天下无人矣。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与争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又从其痛切之处着手，巧妙改动《铜雀台赋》，提议只要献出“二乔”送与曹操，如范蠡献西施之计，保证能让曹操百万雄师卸甲卷旗而退。年轻气盛的周瑜果然勃然大怒，发出“吾与老贼誓不两立！”的宣言，并求孔明助他一臂之力，激励周瑜协力抗曹的目的达到了。

再说诸葛亮在曹兵败溃的亡命途中，令关羽把守最后一道防线。曹操被捉，“义重如山”的关公却动故旧之情而放虎归山。这就是后人评说不一的“华容放曹”。惋惜之余，掩卷思之，并不是诸葛亮用人失误，使曹操得了逃逸的机会；诸葛亮以大政治家的眼光把握全局，看清了孙、刘联军打败曹操后的形势。此时刘备力量还很弱小，若杀曹操，其子必置东吴于不顾而倾力复仇，刘备将腹背受敌。北方将重陷军阀混战的局面。况且曹操战败，已无南下进攻、消灭孙刘联军之力，而弱小的刘备就能在曹、孙之间并立，在互相牵制的间隙中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发展地盘。权衡利弊，诸葛亮宁愿暂且放掉曹操，以便统一北方，形成鼎足之势，才能有机会图谋天下。

当曹操败退，原本是主要矛盾的曹与孙、刘的矛盾，随着北方压力的减轻退而成为次要矛盾。战略要地荆州的归属问题，使得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如何处理孙刘关系，是否继续维持联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战略原则问题，将是能否真正建立和维持“鼎足”格局的关键所在。战后诸葛亮趁周瑜、曹仁厮杀之际，派兵巧妙地从曹军手中袭取南郡、荆州、襄阳，为刘备谋取了安身立足之地；而周瑜空费兵马钱粮却一无所获，必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放弃荆州这块根据地，也不能由此引起孙、刘自相杀伐。诸葛亮从维护联盟大局出发，灵活处理矛盾。他劝刘备“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便交付还东吴”。“今只要两家和气，休教曹贼笑话。”当刘备要求都督荆州全境、孙刘联姻之事传到曹操之耳时，他正在写字，竟“手慌脚乱，投笔于地”，可见曹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刘备向西发展占领益州入川，关羽镇守荆州。诸葛亮郑重叮嘱关羽牢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关羽没有真正领会其重要意义，而是两个拳头打人。当曹操诱使孙权联攻荆州时，孙权派诸葛瑾上门找关羽“求结两家之好，并力破曹”，关羽却口出狂言拒绝联姻，触怒了东吴，使得孙刘联盟破裂，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因此就在关羽北拒曹操节节胜利之际，急功近利的孙权乘机“白衣渡江”偷袭荆州，造成荆州失守、关羽败亡的惨剧。刘备的版图顿时削减了一半，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仍以大局为重，不主张东征伐吴。而刘备不理解伐吴与蜀汉存亡利害相关，怒发冲冠为义弟报仇，听不进诸葛亮、赵云的劝阻，将十几年辛苦经营的局面置之不顾，定下先灭吴后灭魏的错误决策，倾举国之兵讨伐东吴。这场战争极大地损伤了蜀汉的元气，蜀汉政权从巅峰一落千丈，往日兴盛景象一去不复返，刘备也走上覆灭之路。虽说关、张、刘三人之死各有原因，或骄傲自大，或粗暴寡恩，或义字当头，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致孙刘联盟破裂。诸葛亮隆中拟定的从荆、益两路北伐的钳形攻势计划，也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从而使后世同情蜀汉事业的人们，面对滔滔东逝之水，抒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感叹。

刘备创业未半，饮恨白帝城而终，将风雨飘摇中的蜀国和懦弱无能的幼子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丞相独立支撑起蜀汉江山，这就为调整政策，重修东吴旧盟提供了可能。吴蜀化干戈为玉帛，一洗前朝旧怨，从此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贯彻了隆中策的外交路线。吴蜀重修旧监，令曹丕大惊，亲征伐吴。诸葛亮派赵云领兵出阳平关直取长安，从而协助了东吴战胜魏军。

孙权称帝，引起蜀汉朝臣不满。诸葛亮却派陈震为使前往祝贺，并写下“绝盟好议”说服群臣认识此乃抗曹的需要，亦可免除蜀汉北伐时的东顾之忧。因此，在刘备死后的几十年里，蜀国和东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盟邦关系。不仅未发生冲突、战争，东吴还曾出兵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吴、蜀两国成犄角之势牵制着曹魏，谁也消灭不了谁，使弱小偏僻的蜀国能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显示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