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新闻史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新闻学研究都是从新闻史开始的。西方最早的新闻学著作是德国1845年的《德国新闻事业史》，美国最早的是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中国最早成书出版的是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改革开放后，新闻学开始招硕士，最早招收的就是新闻史方面的。80年代后期我国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址设在北京，会长在北京的教学研究单位中遴选。这是民政部领导下的唯一一个新闻传播方面的一级学会，鼎盛时期有三百多个会员，主要进行海内外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绩很大，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和改革开放后，据统计，建国后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144种，论文和文章5203类，其中论著的数量是建国前的三倍，论文的数量几乎是建国前的100倍。

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天着重说一说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这一点无可置疑。1921年12月4日，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美国编辑与出版者协会会长、有“新闻教育之父”之称的威廉博士到北大做演讲，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中国的报纸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中国的报纸起源于什么时候，学者中有众多的阐述。

改革开放前的新闻史著作多数认为中国的报纸起源于汉朝。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曾经提出过“汉有邸报乎”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汉朝已经有邸报了（中国古代的官报纸）。首先他指出汉朝已经有邸，邸实际上是地方诸侯王等派驻长安的办事机构，负责中央地方间信息沟通、文书传递。《史记·汉书》中有记载，燕王刘旦曾打报告给汉昭帝，说霍光造反，理由是他擅自调动御林军，有谋反嫌疑。霍光因此诚惶诚恐，汉昭帝去安慰他，说我不信，还说燕王驻地离长安那么远，信息不会那么快传到燕王那儿，所以是莫须有的事情。戈公振引用这段史料的意思是说，燕王为什么会知道霍光在长安调动军队，可能是看到邸报了。这只是一种揣测，所以用了“汉有邸报乎”这样的语气来介绍，似乎并不十分肯定。但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戈公振已更多地倾向于汉朝有邸报。之后，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台湾）都沿用这一说法。也有提出报纸在周朝就有的。建国后，我们新闻史的教材接受的是戈公振的说法。这是出于“反正中国是最早有报纸的国家，说的越早，就越好”这样一种心态。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研究上更实事求是些。我们目前更倾向于认定的，是唐朝开始有邸报的说法。

邸报是政府官报，宋朝开始建立起比较规范的邸报发行体制：门下省的给事中（编）——枢密院（审）——上都进奏院（发）。最后通过120个进奏官，送达各路州郡，然后，报行天下。这套发行体制在史书中有清晰的记载。唐朝的邸报发行体制则不像宋朝这么完整，但是已经开始有官报。根据之一是有关《开元杂报》的记载。孙樵在他的《经纬集》中有一篇题为《读开元杂报》的文章，说的是：他做官后回忆起当年在湖北襄汉一带赋闲时，曾经看到的数十幅书（几十页的东西），上面讲的都是有关朝廷正事和祭祀活动方面的事。他不知这是什么，这时有客从长安来，说这就是当年在长安出的报纸。而孙樵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晚唐。根据之二是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物中找到的唐朝的进奏院状，即“敦煌进奏院状”。这是80年代时通过新华社的驻英记者在大英博物馆查到的。《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证明唐朝已经有报纸，当然是比较原始状态的报纸。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唐朝还没有邸报的称呼，邸报是宋朝才开始有的称呼。唐朝只有“报状”，和“状”等之类的称呼。戈公振曾引用《全唐诗话》中关于韩竑被告知他将升任驾部郎中知制诰一职记载，其中就提到了邸报，但《全唐诗话》是南宋人写的，不能引来作为唐朝已经有“邸报”这个字眼的确切的证据。第二，唐朝的敦煌进奏院状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她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新闻信的东西，有点像西方国家早期的newsletter。西方的新闻史讲报纸的源头是从新闻信开始的。第三，这些还都不是印刷物，敦煌进奏院状从实物看就知道是手写的。清末民初，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在清末民初，曾经有人看到过七张《开元杂报》，是印刷版，“云是唐人雕本”。改革开放前有人认同这一说法，但是并无实物作证。若是真有，那为什么唐朝之后一千年没有人提起它？孙毓修之后也没有人再见过？所以我们说，唐朝已经有的报纸是指原始状态的官报。

由此，改革开放以后的教材和著作大都倾向于这样的说法：中国报纸起源于唐朝，其成形和体系的完善是在宋朝。但20世纪90年代后，新闻史的学者有人又重新提出“汉朝就有报纸”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复旦的姚福申和中国新闻学院的张涛，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建国后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木简，木简上的字的内容涉及当时的一些政治信息，以此称它们为木简报，或者是叫府报。对他们两位的观点，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如何证明这些木简就是报纸，因为它出土时已经是零散的碎片，根据现在木简上能看到的零碎的字句和信息，很难断定它是官文书还是报纸。所以我们在一些正式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并没有取报纸起源于汉朝的说法。

（二）全面学苏联对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影响问题

我国从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提倡要学俄国，当时强调的主要是学习彼得大帝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十月革命以后，又提出了要学苏联，即所谓的“以俄为师”。建国以后实行“一边倒”的方针，更是全面地学苏联。教育界学习苏联后的一个大的举措，就是进行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但调整后的专业分得太细，有的工科大学里甚至细到设置了专门研究如何制作纽扣的纽扣专业；新闻界建国后也是全面学苏联，人民日报对口学真理报，新华社对口学塔斯社，学校里按照苏联模式成立了教研室，定期聘请苏联专家来讲新闻学方面的课。当时北大的新闻专业还组织了一批老师突击学习俄文，然后集体翻译了《布尔什维克文集》和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讲义，其中就有苏共报刊史教材。全国新闻院校都在学习这些翻译过来的教材。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我们新闻史的教材基本上是按照苏共报刊史的模式来编写的，虽然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有变化，苏联方面撤退了专家，但是苏共报刊史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影响的结果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党史、思想史、路线斗争史取代报刊史。我们编出的中国新闻史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讲党史、思想史、党内的路线斗争史。当时的苏共报刊史就是这样。

其次，用党报史取代中国新闻史。其结果是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全貌得不到完整的反映。建国前的那些旧版的中国新闻史的教材很少提到共产党的报刊史，比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只是几句话简单地提了一下《每周评论》、《新青年》，其他的党报党刊基本没有涉及，从中看不出中国共产党报刊史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极端。而新中国成立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以绝大部分的篇幅去介绍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发展历史，而不太重视共产党报刊以外的其他类型和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的介绍，用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历史取代了中国新闻史。党报毕竟只是历史上众多的各种类型和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中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方面，党报史当然很重要，但党报史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新闻史。

再次，写法上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比如写党报的发展，一开始就是“燎原之势”，而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历史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是由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的。此外，还有以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写法。比如一部中国新闻史的教材对国民党方面的和中国其他力量的报纸的介绍研究和分析评价也有所不及。而且在介绍的时候有很多的叙述不是很准确，比如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报业介绍方面就有所缺失、偏颇。其实对抗日战争本身过去的很多叙述就不是很准确，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好像整个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在准备打内战，在抗战方面妥协、投降、消极，这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领和士兵也是全力以赴的，共产党有狼牙山五壮士，国民党有八百壮士；共产党有平型关战斗，国民党打过昆仑关；共产党有刘家庄会战，国民党有常德会战等。2004年国民党“国防部长”来大陆访问后回去就发表文章说很失望，因为看不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告中肯定了国民党军人的贡献，也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作战，同时还肯定了海外华人对抗战的支持。可见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历史，反而能够团结，所以在新闻史的写作上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教学方法上的影响。苏联专家讲课的特点是念讲稿，照本宣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的教师也照搬这一作法，一上来就埋头念事先写好的讲稿。这一教学方法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完全改变。

所以，新闻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和苏共报刊史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这种影响才逐步弱化，但很多教材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苏联的那种模式的影子，还需要继续消除和摆脱。

（三）对个别报刊和报人的评价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学与研究都曾经有过一定的偏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近代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行为的评价不够实事求是。例如有的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都属于文化侵略，这种说法就过于笼统，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知道，从明朝开始就有外国传教士来华，早期的传教士来中国，多数情况下是从事职业宗教活动的，此外的有些活动，如翻译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等，还带有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在明末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他们的这些活动并不存在文化侵略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力还居于世界的前列，还不存在他们以强凌弱的问题。鸦片战争前后，确实有一些传教士参与了侵华活动，他们所办报刊上有部分文化侵略的内容。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们并不像一些侵华史所描写的那样，通通都是帝国主义的鹰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做过一些对中国人民友好和有利的事，比如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就表明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光绪年间华北地区的旱灾、东北的鼠疫等自然灾害和流行病发作时，做了不少符合人道主义的事情的。这些是不必完全否定的。

二、对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改良派从维新运动后到民国成立期间的办报活动的评价，都有点刻意的贬低。我写的一些书和文章中，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我对康梁的一些办报活动，都有点贬低。特别是在拿他们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对比的时候。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三、对个别党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的评价也有片面性。例如对后期《向导》的某些宣传过于求全责备。这也是不够公平的。当年《向导》的一些言论、主张和它所宣传的内容，是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的，如果有问题，责任不在刊物和主持刊物工作的某些人，而在第三国际。最近，第三国际的档案解密，有关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是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的。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多，经费也很困难。早期的共产党刊物包括《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还有后来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等，都是共产国际出的钱。当时的共产国际还先后派马林、维经斯基等负责《向导》，实际掌控刊物的言论。所以对《向导》的评价，如果不考虑到第三国际的影响，做具体的分析，就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对早期党的报刊工作者的评价也是这样，特别是对陈独秀。陈独秀后期派彭述之主持《向导》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党报上发了很多文章。建国以后，给陈独秀扣了很多帽子，其中最重、最常用的两个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投降主义者。实际上在办《向导》的这一段时期和大革命的最后两年，陈独秀完全是受制于第三国际。很多观点实际上是第三国际通过陈独秀贯彻，并反映在党报上的。比如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持保留态度。他不赞成和国民党靠得太近，希望保持一点距离。1925—1926年，陈独秀三次提出自己的意见，都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主张，陈独秀是代人受过。

说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很多是不符合实际的。陈独秀一共被扣了五顶帽子，除了前面讲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投降主义者，还有叛徒、汉奸和托派等。所谓的叛徒是指他1932年入狱以后，投降妥协，投靠蒋介石了。但事实上，陈独秀在监狱中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坚持了他的革命气节和立场，没有任何妥协言论。当时的《新华日报》在王明的把持下，说他是汉奸，说他一个月拿汉奸组织提供的300块钱，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陈独秀倒是的确当过托派。托洛茨基是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时期的总指挥，后来斯大林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暗杀了托洛茨基，并诋毁他为叛徒、特务、苏奸、恶棍。中共根据苏共的评价，也将托派看做十恶不赦的敌人。这个帽子也曾经被硬戴在陈独秀头上。对陈独秀这样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党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都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者，我们此前对他的评价还是有欠公道的，但是这个不是学术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近些年大量的研究成果已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四）对中间报刊的评价问题

社会上的群体在政治上是分左中右的，报刊也有左中右之别，各时期除了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外，都有属于中间这一块的报纸。解放以后我们的新闻史对历史上的左派报刊的研究加强了，成果比较多。对右翼的报刊特别是“报右”的报刊介绍得不多，但是批判得也不多。因为这一类报刊多数已经是“死老虎”了。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活动中批判最多的，反而是中间报刊这一块。因为它还有一定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中间力量这一块，从阶级上来看，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职业上来看主要是工商业者、民族资本家、企业家、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中，知识分子这一块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都是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群体。连累所及，对中间的报刊批判也因此是比较多的。

其中受批判最多的是《大公报》，因为它是中间报刊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影响比较大，得过国际上的一些奖项，受到的推崇比较多，出的人才也比较多。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公报》都是批判的对象。过去对《大公报》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说它是政学系的报纸。实际上，《大公报》和政学系没有关系。《大公报》没有拿过政学系的钱，没有接收过政学系的人，也没有宣传过政学系的观点。第二，说它是大资产阶级的报纸，但事实上，《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是一位小职员出身的报人，他办报的经费主要靠集资，从教会、法国使馆、商会、民间银行等方方面面凑的钱。三是说它小骂大帮忙，替国民党说话。实际上它对国民党不同意的地方，也有大骂，有时还骂得很重。比如骂国民党抗战不力，骂重庆官员贪污腐化，骂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大员搞所谓的“五子登科”，骂蒋宋官僚资产阶级怙势揽权，都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和老百姓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愤慨。要说帮忙，他诚然帮过国民党，但更多情况下是帮了共产党。比如它派记者去苏联访问，派范长江前往边区和延安做系列报道，增加了民众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虽然在一些评论文章和报道中，《大公报》以国民党为正统，支持蒋介石执政，但相对之下，它对共产党帮的忙更多。

我们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一部分是对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观点的批判，除了对《大公报》的批判外，也有对《观察》的储安平、《新路》的萧乾等这些中间报刊、中间新闻工作者的批判。《观察》属于解放战争时期，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报刊。它追求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对的对共产党、对解放区倒是有很多褒义的介绍和言论。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观察》的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向往解放区，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其言论对国民党是不利的，最后《观察》也是国民党查封的。但其资产阶级民主的理念在解放后也受到了严厉批判。

历史上这些中间派中间路线中间道路中间类型的报刊在新闻史上还有很多，如《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五四前后，胡适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之类的文章，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他有所指摘和批评，是很自然的。连带所及，对中间报刊和报人的研究、分析、评价也因此受到影响。其实对这些报刊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功过得失，还应该做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全部抹杀，全盘否定。还是有一些需要斟酌，中间报刊这一块还是值得研究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有关新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主要是上面这四个方面。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在受到了更多的新闻教学研究之作者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扶持。新闻史的研究从面上来看，有了一些基础，相关的教材也出来了将近60部，但是在同水平上有一些重复，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个别报刊、个别报人的个案研究上，逐步加强研究的深度。只有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做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的工作，才能够比较丰满地完成一个个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再去写文章，编教材，才能使新闻史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据2007年9月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次讲座上的讲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