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的形成和早期历史

犹太民族形成和早期活动的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它位于地中海东南之滨的西亚北非地区，即今天人们所习惯称呼的中东地区。如果从埃及起画一条线通过今日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后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到达波斯湾，这整条线就形成了一个清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中东文明、人员交流示意图晰的新月形状，史称“肥沃的新月”。肥沃的新月地区在上古时期孕育出了一连串的灿烂文明，其中尤以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最为著名。作为人类文明的曙光，这些文明的出现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十分巨大。

历史背景

对于犹太民族和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而言，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应该说最为直接和具体。史书通常根据希腊人的称呼把两河流域冠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即“Mesopotamia”，古希腊语，意为河流之间地带。来指代幼发拉底河（The Eupharates）和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流经的区域，其最南部的区域由两河之间平坦的冲积平原构成，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摇篮和中心地区。它包括平原南部的古代苏美尔王国和北部的阿卡德王国的所在地。这里地势平坦（从巴格达到波斯湾入海口的落差仅为10米），其南端是广阔的沼泽和苇塘地带，土地肥沃。传说认为这里就是人间“伊甸园”的所在地。

两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公元前6000年，游牧民族开始在这里聚居，特别是它的下游南部地区成为越来越多游牧民的定居点。游牧民在向农人过渡的过程中，开始建造村舍、开垦荒地。其结果是农业和饲养业出现，并成为一部分人生活的主要方式。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是两河流域由史前时期转向历史时期的开端。生活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居民基于生存的需要，在掌握人工灌溉技术和兴建灌溉系统的过程中，逐步组织起来，相继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城邦，完成从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苏美尔城邦群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崭新的、人类社会闻所未闻的文明样式——城市生活的开始。而城市生活对当时的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飞跃。

被誉为“人类文明摇篮”的两河流域文明并不是由一个民族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众多民族相互吸收、相互继承和相互促进的基础上，经过上千年的漫长历程，从萌芽到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这一文明既呈现出多样性，又体现出某些一脉相承的统一性，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

考古研究表明，苏美尔人是人类群体中有史料证明最早创造出城市文明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始年代一般被认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3100年之间。在这期间，苏美尔人发展农业，建设城邦，开创人类文明之先河，并在文学、艺术、建筑、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随后苏美尔人占主导地位的900年间，两河流域并没有统一的政权出现，社会主要由众多独立的城邦构成。但历史资料表明，苏美尔时代的晚期已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有数百个城邦出现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平原上。在该地区，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要高于以后的其他任何一个时期。人们在苏美尔时代，第一次看到了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甚至看到有历史意义的特殊事件，单个的人开始从其环境中凸现出来。苏美尔人创造出的社会具有（在当时条件下的）公正、稳定、繁荣和多彩的文明特征。其社会生活样式成为后人憧憬的目标。她所留下的丰富文明遗产为该地区的所有民族，无论是其友邦还是仇敌，所吸纳和继承。苏美尔最有创见的王国是在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当政的吉尔伽美什。他因其不凡的生平和业绩成为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主人公和不朽的英雄。不过，由苏美尔人开创的两河流域的文明史并未以直线方式发展，先后有若干个城邦国家在不同时期轮换统治着这一地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民族也同时生活在这一地区。

两河流域地区的这一散合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350年，由苏美尔人为主导的时代终为阿卡德王朝所取代。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50—前2000年）的出现是两河流域历史的转折年代，是统一帝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年代。一个使用塞姆语的阿卡德人首先以征战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在随后的年代，两河流域成为群雄争起、帝国纷争的时代。尽管阿卡德人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宰地位，但由于在文化上远远逊色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在征服了苏美尔人的同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因此在阿卡德人手中得到继承和弘扬。譬如，阿卡德人对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符号的采用不仅为自身的语言找到了书写形式，而且还扩大了楔形文字的影响。此外，到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称雄时，苏美尔文化再度受到抬举，出现了新的繁荣。阿卡德人国王乌尔纳木颁布的《乌尔纳木法典》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其文明成就可见一斑。

然而，阿卡德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在来自两河流域上游的阿摩利人（历史上的闪族亦称之为“闪米特人”，闪族人包括巴比伦人、迦南人、阿拉米人、犹太人等。血统的游牧部落）和东方埃兰人的夹击下于公元前2006年灭亡。两河流域历史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乌尔第三王朝的覆灭不仅敲响了一个古王朝的丧钟，而且标志着最初开创城市文明的民族——苏美尔人作用的终结。阿摩利人尽管对于这一地区而言是“外来”民族，但其建立起的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3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一跃成为该地区的主宰。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全境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特别是在该王国的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期间，古巴比伦王国涵盖从波斯湾至地中海的广大区域。汉谟拉比王因此不无自豪地自称是“强大之王，巴比伦之王，阿穆鲁全国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及世界四方之王”。汉谟拉比本人由于其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更是永垂青史。

至此，在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两河流域文明的大厦已经建成，文明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并相对稳定。随后年代的历史尽管多彩纷呈，群雄崛起，时代变迁，但均为这一文明的延续，或者是在这一文明的影响下出现的。

走进历史

本书所重点论述的犹太民族就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出现的。从民族起源一般意义上来说，犹太人显然是两河流域古代诸民族中的一员，被犹太人称之为族长的亚伯拉罕就出生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中心地带的一个名为吾珥（Ur）的苏美尔城市。“……他们出了迦勒底人的吾珥”，记录着犹太民族早期历史的《圣经》对犹太人的出处如是说。从种族起源上看，犹太民族是与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同一来源的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闪族语系的一支。

与其他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许多民族相比，犹太民族的出现相对较晚（约在两河流域文明出现的1500年之后）。如前所说，在他们进入历史之前，由诸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亦称古巴比伦人）创造的文明早已发展到了辉煌。根据有关史料推算，犹太人进入历史应当是汉谟拉比时代，是古巴比伦王国的“黄金时期”。出现在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地区和氛围中，犹太民族显然受益匪浅，犹太文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文化性的特征很可能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后来，由于两河流域其他民族逐渐在人类历史上“消失”，留存下来的犹太人便自然成为这一地区上古文明的保存者和集大成者。

不过，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犹太人对本民族在历史上出现的认知十分独特。尽管所有古老民族的历史都是以传说开始的，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开端追溯到某个个人，特别是一个普通人身上。可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犹太人将犹太民族的开端一直追溯到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最初叫亚伯兰，后更名为亚伯拉罕——在希伯来语中有“多国之父”的涵义）的普通人身上，把他作为犹太民族的“始祖”。虽然人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父母、家人以及所属的群体，然而，在犹太人看来，那些人却并不属于犹太民族之列。严格地说，亚伯拉罕是在离开了原居住地后，是在离开了那些人后，才有了“犹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其次，亚伯现代画家笔下的亚伯拉罕（奥地利犹太画家利林绘，1908年）拉罕尽管身世并不贫寒，拥有财产和侍妾，但无疑仍然属于普通人之列，起码在他离开自己出生地之前是这样。他之所以成为，或者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始祖，完全是由于他思想的变化和他所采取的颇为奇特的迁徙行动。以这一方法叙史，特别是把一个民族的开端与一个普通人联系在一起，在我们所了解的上古人类历史上不仅是第一次，而且很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开端说有可能是在预示犹太文化对人（个体的人）和人的价值的独特认知作用的同时，还表明犹太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一点“与众不同”。本书在随后部分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

传说史

由于史料的匮缺，犹太人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其早期的历史是朦胧不清的，传说便成了构建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来源《圣经》是主要来源。据他们自己保存下来的传说记载，亚伯拉罕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财产，离开两河流域，前往被视为“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最早是一神学用语，意指上帝允诺给予犹太民族作为家园的土地。后包含希望之邦之意。的古迦南地，即犹太人所说的“以色列地”，或今日所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称谓最早由希腊—罗马人使用，犹太民族传统上称之为“以色列地”。迁徙到迦南地的犹太人从当地人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希伯来人”，这是最早用来称呼犹太人的一个专门称谓。该称谓中的“希伯来”（它的英文拼写为Hebrew，一般认为该词汇来源于“Habiru”有“渡河者”涵义，亦译哈卑路人。）一词的涵义为“自河（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边过来的人”，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籍贯来历。不管怎么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伴随着这一新的称谓，一个新的、独特的民族也就出现在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上。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该地区的民族迁徙史，便不难发现，在上古时代，迁徙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游牧民族而言，十分常见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形象描述，尽管这类迁徙的半径通常有限。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这里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都要周期性地向外迁移一次。史学家希提对这一迁徙做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大蓄水池一样，池里的水太满的时候，难免要溢出池外的。”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12页。犹太人很可能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大蓄水池中溢出的水的一部分。

不过，亚伯拉罕的这一迁徙唯一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与绝大多数通常是从贫困地向富庶地迁徙不同，他做出的迁徙是一次从被认为是富庶之地向贫困地的迁徙行动。因此，一些犹太学者对于亚伯拉罕率领家人离开祖辈生活的家园，从相对富庶发达的地区吾珥迁徙到相对贫瘠的迦南地一事则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离开意味着“背离”、“决裂”，迁徙意味着“追求”。犹太史学家埃班据此认为：（犹太人的这一迁徙）是为了与两河流域盛行的偶像崇拜决裂，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页。犹太学者罗斯的解释更为理想化，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看到了某种更崇高的事物，并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更为完美的精神境界才离开他自己的家园的”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尽管这类解释不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却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历来把信仰作为生活最高目标的特征，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属于另一层次上的“历史真实”。

古迦南地尽管与两河流域，特别是亚伯拉罕祖辈生活的苏美尔地区相比，显然属于“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险恶，饥荒频繁，然而，古迦南地亦并非是蛮荒之地。早在人类文明史开始之初，它就是连接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纽带，是该地区以外政治力量（如埃及）的交通要道，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商路。埃及自其两部分——上下埃及统一后，就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在迦南时代的早期，即公元前第3个一千年中，定居点就一直存在，如在青铜时代早期（大约公元前28世纪），罗什哈尼卡拉已经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与定居点紧邻的、将迦南地与黎巴嫩划分开来的山脉的战略位置说明了为什么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在该地区进行的数次考古发现证实，沿海地区相当数量的物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这些物品表明该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若干民族和部落在亚伯拉罕到来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生活了。

迦南地作为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之地，不仅各种古老的文明在这里留下烙印和影响，而且各个时代的列强，如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都曾在这里厮杀争夺过。这一地理特征对来到这里生活的犹太人文化的孕育、发展和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迦南地的历史历来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当地居民长期以来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保持着联系，人员往来和交流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凡此种种，使得迦南地成为上古时期人类世界的一个大舞台。也正是在这个舞台上，犹太人在随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演绎出了本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部分，同时还演绎出了具有犹太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元典意义的部分。

来到迦南地的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三代人的时间，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这三代人由于在以后的犹太人眼里一直被视为是犹太民族的族长，他们生活的时期亦被称为“族长时期”。在这三代人中，唯雅各子女众多，仅儿子就有12个。他们分别是：利未、流便、西缅、犹大、以萨迦、西布伦、约瑟、便雅悯、迦得、亚设、但、拿弗他利。同样，根据犹太人的传说，这12人的后代繁衍众多，经数百年逐渐发展成为犹太人的12个支派需要指出的是，犹太历史上所说的12支派并不完全与雅各的这12个儿子的名字吻合。利未的后人成为祭司阶层，专职在圣殿侍奉，不作为一个支派存在，也没有参加后来的支派土地分封一事。不过，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作为两个独立的支派存在，故犹太人支派的总数仍为12。雅各由于早年的经历（曾有一次与神角力），获得“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的人”）这一称谓。犹太人因此在随后的年代亦被称为“以色列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拼写中，涉及这一时代以色列人的词汇为“Israelite”，而用于现代以色列国人的词汇则拼写为“Israeli”。或“以色列”。“以色列”是犹太人在历史上有过的第二个称谓。《圣经》中大多以此称呼犹太人，以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都是雅各的子孙。

迦南地一向以饥荒频繁出现闻名。在雅各生活的年代，迦南地出现的一次大饥荒，使得雅各及其家人不得不跑到邻近的埃及避灾。埃及是古代中东地区另一重要文明所在地。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古埃及文明几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时出现、齐头并进的一种文明。埃及人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就走出史前历史的阴影，步入文明阶段。生活在上埃及的美尼斯首先崛起，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开创了以法老人们对埃及人如何称呼自己的统治者并不得而知，目前流传的称呼埃及统治者的“法老”一词来自《圣经》，后成为通用。这一事实间接说明犹太文化对中东上古文明的意义。为君主的专制制度。数百年的发展，上下埃及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此后，尽管朝代不断更迭，埃及人对牛崇拜雕塑以法老为君主的国家形态却以不变的方式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统治。埃及所处的与外界隔绝和不受外族侵扰的自然环境，不仅为生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古埃及的历史由此呈单一稳定状，建立的王朝按序列世代相传，很少间断。作为一个国家，古埃及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约2500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保持着国家的大一统。这在古代诸文明中实为仅见。

埃及奴隶工作图象征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

到了古王国时代，埃及便已经进入了相对繁荣时期。政治走向成熟，文学活动开始出现，金字塔的建造进入鼎盛时期。众多屹立在尼罗河畔的巨型金字塔从一个方面见证着它的兴旺发达。肥沃的尼罗河不仅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而且它的三角洲地区是中东地区的粮仓。生活在埃及周边地区的人，特别是生活在迦南地的人在饥荒降临时去埃及避居是司空见惯的事。相传，亚伯拉罕就曾带着家人去那里躲避过饥荒，不过，饥荒过后不久，便又返回了迦南地。

约瑟基雅各及其家人来到埃及的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期。犹太人最初受到统治埃及的法老的善待。据称，他们在埃及生活了约400年的时间，史称“寄居”埃及，以突出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的暂时性。《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对这一经历的开端进行了极富戏剧性的描述。不过，到了后来，历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是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约公元前1304年—前1237年），犹太人在埃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开始沦为奴隶，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不仅如此，当时新上台的埃及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排斥和迫害政策使犹太人面临民族灭亡的危险。为了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犹太人在一个名叫“摩西”（Moses）的犹太伟人的带领下逃离埃及，开始了返回“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行动。《出埃及记》把犹太人的这一行动描写得绘声绘色，特别是摩西与法老的斗法更是引人入胜。犹太人为了摆脱奴役，获得自由而离开埃及之举，具有特别的意义，犹太人第一次显示在他们的记忆中，迦南地，上帝允诺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是他们的故土、故乡，是他们在外乡罹难时，唯一能够想到返回的一块土地。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犹太人极可能在这一时期在埃及沦为奴隶公元前14世纪前后在埃及为奴的闪米特人头像据信，在重新进入迦南地的途中，犹太人在西奈半岛的旷野中游荡了近四十年，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其间，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加强，以一神思想为基础的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开始出现。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神谕，从上帝手中获得“十诫”法版的故事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犹太文化的核心部分——犹太教对这一传说历史十分重视，认为犹太教的成文法和口传律法均是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对此进行专门的叙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叙述的关于犹太人的一切活动基本没有为有价值的史料证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完全不能同意对犹太人历史进行上述这一叙述。他们认为，上述的一切过于戏剧化而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于公元前13世纪在定居迦南地以前，所谓的“以色列人”并不一定是源于同一祖先，有同一血统，来源和历史背景也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极有可能是操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部落群体的组合。然而，基于传说的上述这一切却早已深深融入犹太人所认同的“历史”之中，成为犹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无论是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还是对于犹太文化而言，这样的“历史”才算是犹太民族的“真正历史”。实际上，这一传说史不仅重要，而且成为影响日后犹太人思想的决定性因素。正因如此，犹太人才有了统一的历史渊源。犹太人把自己视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代的观点与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具有同等的历史“真实”和意义。可以说，在这一意义上，那种把古老文化说成是最初建立在传说基础上的观点显然是十分“准确的”。

不仅如此，犹太人的上述部分传说经历还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极具寓意意义的事件，如犹太人出埃及一事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在上古时代，一个民族（或部落）沦为另一个民族（或部落）奴隶的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对待受奴役一事，把民族的自由，把人的自由权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此外，他们反抗奴役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揭竿而起，用武力进行反抗，而是用脚“投票”，以全民集体离开奴役他们的国家的方式对人类的暴政说“不”。正因如此，犹太人当年出埃及、跨红海事件历来被看成是人类“摆脱奴役，奔向自由”之举，是“挑战性地宣布了人类的权利”之举，是代表革命的激情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事件。参见埃班：《犹太史》，第15页。

士师时代

犹太人离开埃及，返回上帝的“应许之地”，重新定居迦南地，标志着犹太民族历史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同时，其历史也进入了有史可据的年代。

犹太人于公元前13世纪重新进入迦南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和定居，因为这时的迦南已经被另外一些个同属闪米特语系的迦南人系对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的一种统称，并非特指某一个民族。占有和定居，犹太人不得不打进迦南，重新征服之。对迦南重新征服被证明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行动，而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过程。在犹太人终于进入迦南后，当时的统帅约书亚将征服的土地在犹太民族的12个支派（即组成犹太民族的部落）中进行了划分，由各自自行管理。进入迦南的最初150年为犹太人历史上的“士师时代”，一群被称为士师（希伯来文的涵义为“审判者”）的人在组成犹太民族的12个支派中起着组织、领导和调解社会矛盾作用的时代。

士师时代是一个犹太人不断定居和巩固其在迦南地存在的过程，同时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和部落与犹太人时而发生战争，时而共享和平。返回的犹太人以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联系在一起，有战事时，走到一起打仗御敌；没有战争，则分散各自务农放牧。犹太人在那里定居的活动从总体上看取得了成功，在大约150年的时间内逐步占领了迦南地的大部分地区。迦南地成了犹太人的真正家园，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以色列地”犹太人对迦南地的传统称谓，通常在英文中用“Land of Israel”表示，希伯来文则为“Erets Yisrael”，即为“以色列故土”。但他们的敌人也一直存在，尤其是公元前1050年前后来自地中海岛屿的“海上民族”——非利士目前广泛使用的对以色列地的称谓“巴勒斯坦”就来源于“非利士”一词，巴勒斯坦亦有“非利士人的国家”之意。对他们的威胁巨大。非利士人依靠先进的铁制武器和精诚团结，屡屡从沿海向内陆推进，给犹太人造成极大的威胁。《圣经》中提到的力士参孙故事讲述的就是犹太人与非利士人惨烈冲突的情形。

撒母耳膏大卫为王在士师时代，犹太人一直不是一个团结紧密的群体，士师权力的局限和不稳定决定了他们无法改变犹太支派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此外，各犹太支派不仅各行其是，有时还相互间发生冲突。为了有效抗击来犯的非利士等外族的需要，分为12个支派的犹太人开始意识到统一王权对于民族存亡的重要，产生了希望有一个“民族王”的想法。德高望重的士师撒母耳，根据民意，挑选出了犹太历史上的第一位国王——扫罗（Saul，约公元前1028年起在位）。这样犹太历史上的“士师制”便过渡到了“君主制”。

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通常把王的出现看成是历史之使然，但犹太人的典籍却在一开始就把王的出现描写成是一种“恶”（若是用后来人们对王权的认识来解释，也许可以用“必不可少的恶”来形容），撒母耳对有王统治的“恶”和弊端有过一段入木三分的精彩揭露。他对要求立王的犹太人说：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撒母耳记上》第8章10—17节。

在王还没有出现，就如此描写有王的“恶”和弊端，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如此把人的权利与王权对立起来，反映了犹太民族早在数千年前对统治者固有压迫本性一面的深刻认识。而同样的认识，西方社会是在文艺复兴后才真正获得的。

士师时代是犹太各支派形成共同体的时代，而王权的出现则把分散和各自为政的犹太共同体完全统一了起来，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犹太民族开始出现。

统一王国

扫罗成为犹太人的王一事标志着犹太民族统一的开端和统一王国建立的开始。农民出身的扫罗王为了犹太民族的统一大业一生征战，出生入死，率部击败了若干土著人的进攻以及从沿海向山地扩张的非利士人，曾先后占领了谢费拉地势较高的地方，控制了中部山地和约旦河东岸，最后战死疆场。

大卫杀死哥利亚

犹太人在著名的大卫王（David，在位时间约公元前1013年—前973年）时代终于完成对异族的征战，建立了以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为首都的统一王国，史称“希伯来统一王国”有关史料并没有记录当时国家的名字，这一名称是史学家冠之的。王国的建立可以说开创了犹太古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大卫王通过征战和盟约的方式拓展了王国的疆域，使犹太人控制下的地域大大超出了古迦南地的范围：东北到幼发拉底河，东南至亚喀巴湾，西南抵埃及边界。耶路撒冷，这个原来叫“耶布斯”的外邦人城池，由于被选定为王国的首都而与犹太人的王朝联系在了一起，并从此成为犹太人心中永恒的都城。大卫王的名字也紧紧与耶路撒冷联系在了一起（耶路撒冷亦被称为“大卫城”）。大卫王本人不仅是一位英明的统帅和天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文采飞扬的杰出诗人，《诗篇》中的若干诗歌都被认为是出自其手。大卫王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犹太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

耶路撒冷发掘出的古大卫城遗址大卫王死后，其子所罗门（Solomon，在位时间约公元前973年—前933年）继位。所罗门王在位的时代是犹太人享受和平的时代，国家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蹂躏。王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友好的关系。处于太平盛世的所罗门王，于公元前956年前后，根据其父的遗愿，在耶路撒冷兴建了犹太教的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建造和启用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是犹太人信仰生活上的一件大事。圣殿旋即成为犹太人的祭祀中心，所有对上帝的献祭仪式都在圣殿举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因圣殿得到了增强。从该圣殿的建成到该圣殿的毁灭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圣殿时期”。也正是由于圣殿的存在，作为希伯来统一王国京城的耶路撒冷从此成为犹太民族心目中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位从此确立。《圣经》对耶路撒冷的直接提及就多达677次，间接提及则达上千次，足见它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其他城市，在如此之长的历史时期，享有耶路撒冷在一个民族心目中所享有的荣耀。不仅如此，建在该城的圣殿后来在犹太人面临一系列民族灭绝危险时还成为鼓舞人心的一种象征，为犹太民族的长存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撑。

所罗门王功勋卓著，除了建造圣殿外，他开辟了商路并开发了自然资源，在国内大兴土木建设国家。通过订立条约和联姻，所罗门王进一步巩固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希伯来统一王国因此成为该地区一个繁荣的国家。所罗门王本人还因其智慧被视为古代国王智慧的典范。

在所罗门王统治下，希伯来统一王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显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引人瞩目成就，国家得到发展，人口和城市的数量都有大的增长。《圣经》中提到了沙隆和谢费拉地区的一些城镇，例如，沙宾、阿亚隆、伯·示麦、多珥、阿鲁波特、赫弗等。但所罗门王实行的高税赋增加了民众的负担，而对南方支派的不当偏袒使得北方支派深为不满，南北支派出现了矛盾，为他身后王国的分裂打下了伏笔。公元前933年，所罗门王去世，犹太人内部的不和以及对权力的争夺使希伯来统一王国难以为继，终于一分为二，分道扬镳。

犹太人历史上的统一时期尽管不长，国力也谈不上特别巨大，在中东上古史上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小型帝国。但是，统一王国时期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却是其民族史上的“黄金时代”，是犹太人引以自豪的时代，犹太民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统一王国时期建立起来的首都耶路撒冷和圣殿成为犹太人的永远向往之物，在维系民族生存和民族情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国分裂时期

犹太人12个支派中位于京城耶路撒冷以北的10个支派在所罗门王去世后不久分裂出去，组成了北方王国，史称“以色列王国”，最后定都撒马利亚。由其余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明支派）则组成了南方王国，史称“犹大王国”，仍以耶路撒冷为都。分裂后兄弟阋墙，纷争不断，时而还兵戎相见，致使犹太人的总体实力大减。在当时群雄争夺的近东地区，没有实力实际上意味着灭亡。事实上，这两个分裂的犹太人国家的存亡，由于自身实力不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与周边大国的关系。

位居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尽管一开始倚仗人多势众，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实力较强，所处的战略位置也较为重要，一直试图控制和吞并犹大王国。然而，王国内部严重不和，权力争夺激烈。在其存在的200余年中，九次“改朝换代”，王位的继承基本上靠武力或阴谋实现，先后有19人称王，在位最短的仅为七天。与此同时，国人信仰混乱，偶像崇拜盛行，世风日下，上下风气败坏，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最为不幸的是，统治者对时局判断失误，在与周边强权打交道时不能把握方向。对以色列王国造成威胁的先后有埃及人、亚兰人和亚述人。公元前722年，在近东地区崛起称霸的亚述帝国挥戈南下，此时错误地与埃及结盟的以色列王国无法抵御亚述强大军队的进攻，被一举消灭。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为防止占领地的民众聚集造反，通常执行一种将被征服民族分散到本民族居住地以外地区的政策。这样，组成以色列王国的10个支派的犹太人在亡国后被分散流放到亚述各地，远离故土，加之王国的民众早就传统丢失，无法保持犹太人的固有文化，久而久之被当地人同化，从此不知去向，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丢失的十支派”之谜。

被掳以色列王国国王耶户向亚述王

下跪图（浅浮雕）（公元前7世纪）犹大王国人少国小地偏，长期生活在以色列王国的阴影之下，在地区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内部纷争不多，王室基本一脉相传，可谓偏安一隅，以致强大的征服者对其没有多大兴趣，较少受到外部侵扰，并侥幸躲过了亚述人对耶路撒冷的洗劫，没有落到以色列王国那样亡国的地步。不过，亚述帝国当时在整个地区称霸的态势，使得犹大王国成为亚述帝国事实上的附庸。附庸的地位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依附和听命于亚述，而且还反映在社会生活和思想上，亚述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影响日渐扩大，异神崇拜甚至进入圣殿，造成国内信仰混乱，民心不一。到了约西亚王时代，犹大王国乘亚述式微，进行了一场清除异教影响的运动，史称“申命改革”。据称，改革的起因是在修复圣殿的过程中，大祭司发现了一部藏匿多年的《律法书》一般认为只是《圣经》的《申命记》的部分。手稿，约西亚王深为《律法书》内容打动，故以此为契机，以《律法书》中内容为准绳，下令在圣殿和民众生活中清除外来文化的影响，净化民族信仰，确立一神教思想的独尊地位。这实际上是一次围绕犹太民族信仰进行的全民宗教纯洁运动，运动触及到王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人。申命改革的成功进行尽管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犹大王国逃脱亡国之命运，但是，应该说，对于犹太人民族信仰的加强和民族的留存却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的犹太人主要是由组成犹大王国的两支派的后代构成。“犹太”一词亦由“犹大”转换而来。

唯一保存下来的新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头像随着亚述帝国的土崩瓦解，犹大王国曾试图借机向沿海扩张，但持续的时间甚短。当历史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又一个帝国——新巴比伦决意在该地区称霸时，犹大王国的灭亡也就在所难免。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攻破耶路撒冷，掳走犹大王约雅敬，立西底家为傀儡国王。十年后，犹大王国试图借埃及力量反叛新巴比伦，导致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率军前来征讨。公元前586年，在新巴比伦的强大进攻面前，犹大王国无力对抗而遭受灭顶之灾，京城耶路撒冷连同圣殿一道被毁。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圣殿时期”就此结束，犹太人的独立历史也就此了结。

囚虏时期

失国的犹大王连同数万名犹太上层人士和学者被征服者掳至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着囚虏般的生活，史称“巴比伦囚虏”。“巴比伦囚虏”时期尽管只持续了半个世纪，但在犹太人历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历史经历对于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对于犹太人宗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对“犹太回乡观”即犹太民族的复国思想。19世纪末在犹太民族中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思想与此有关。的根植都具有重要影响。

犹太人自出埃及以来一直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国土上，从来不用担心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主权民族且人口在所生活的社会上占大多数时，其民族性根本就不是问题，也用不着去考虑。然而，在巴比伦囚虏期间，情况就不同了，犹太民族不再是一个主权民族，在人数上也不再是大多数，四周异族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民族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丢失的十支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踪的。然而，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却并没有因此走上中东地区无数古老民族所走过的自然消亡之路，而是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将犹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方法。

客观地说，犹太民族的留存与巴比伦人对犹太囚虏的处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这些被掳者生活的资料表明，巴比伦人并没有奴役他们，没有对他们施以监狱式的囚禁，也没有将他们强行分散开来，而是允许他们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生活。这一结果对保持犹太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被掳和遭流放的犹太人流而不散，并有可能经常聚集在一起。巴比伦的统治者，特别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继任者以米罗达，还善待犹大的一些上层人士，如，公元前561年，犹大王约雅斤被释放出监狱并获得一笔膳食费。因此，严格地说，在近50年的巴比伦囚虏时期，只有公元前586年至公元前562年可以算是受难期，公元前562年至公元前538年，已经可以说是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的自由期。此外，犹太人固有的宗教习俗基本上不受干扰，除了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外，犹太人仍然是自由人，有权从事任何职业，经营任何行当，富有者甚至可以拥有奴仆。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能够相对自由地生活，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中，巴比伦犹太人不仅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水准很快就超过他们在故土时的水平，而且在人数上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据认为，在巴比伦囚虏之初，世界上犹太总人口大约只为12万5千，50年后，单是巴比伦的犹太人数就已超过15万。Dimont，Max I.Jews，God and History，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2，p.67.巴比伦犹太人的繁荣和强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犹太民族未来的希望。

巴比伦囚虏事件在犹太民族心灵上造成的最深远影响莫过于犹太人对故土、对圣殿、对耶路撒冷不尽思念之情的培育。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的“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由于身居异乡巴比伦，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他们为自己所独钟的上帝建造了圣殿的耶路撒冷。《圣经·诗篇》第137篇对沦为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思念故国的内心世界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描述。

犹太人因沦为巴比伦囚虏而对故国产生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回乡观”。随着巴比伦犹太人不能在短时间内返回故国，这种思乡观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国、重返锡安、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兴邦的思想开始在犹太民族心中深深植根。当这种思想与犹太先知所宣扬的特殊宗教救赎信念结合在一起后，便逐步形成后人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形式。尽管这种思潮在当时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但它的存在一直影响着犹太人与其故土——以色列地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犹太民族沦为巴比伦囚虏时产生的期待上帝救赎，救世主降临，帮助犹太民族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宗教信念对犹太民族与故国之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的联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19世纪导致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和现代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专家拉克就曾指出：“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应以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思想、祈祷文和梦想中的锡安山这个中心为起点。”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51页。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为了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忠诚，举起右手，借用上述《诗篇》中的词语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足见巴比伦囚虏事件影响之一斑。

圣殿被毁和巴比伦囚虏事件最重要的影响自然是犹太民族宗教意识的增强。鉴于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的一条重要纽带，因此，考察犹太民族在巴比伦囚虏时期宗教思想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发展首先表现在犹太民众对待先知的态度上。从犹太教发展的历史看，先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待先知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希伯来学家许鼎新指出：“在巴比伦囚虏事件之前……犹太民众对先知的预言一直将信将疑，经历被俘的严酷事实，他们感悟了先知在各个时期对君王和众民的警戒、劝勉和谴责，以及预言和应许都是真实可信服的。被俘时期中，先知的权威地位在犹太民众中大大提高了。”许鼎新：《希伯来民族简史》，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1990年，第48页。在这一形势下，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这种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犹太人新宗教思想的酝酿。首先，各种各样的异神和偶像崇拜被彻底清除，“申命运动”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完备的一神论思想最终形成。在犹太先知的宣传鼓吹下，原先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民族神现已被视为世界性的神，一个掌管治理着整个宇宙的神。先知所教导的上帝既不看重礼仪，也不喜爱祭祀，他对人的唯一要求是遵守道德诫命、行善和认识上帝等一系列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接受。其次是犹太会堂观念的出现和祈祷的运用。由于圣殿被毁和囚居巴比伦，犹太人再也无法在圣殿祈祷和敬献祭品，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已不能通过有形的教会来组织传播。特别是犹太圣殿的丧失使得犹太信仰开始失去了其传统的实体性表现形式。巴比伦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将直接影响到其宗教是否能够得到保存。先知耶利米根据犹太人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即使远离圣殿，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心祈祷接近上帝。这一解释，对于圣殿祭祀中心的神学传统来说显然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而对于被掳之民的现实处境来说，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先知以西结的指导下，巴比伦的犹太人开始在安息日和其他犹太人节日到来时聚集在一起，或是祈祷，或是学习，或是回忆以色列曾有过的荣耀，或是讨论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渐渐地聚集场所固定下来，成为人们定期前来举行集体祈祷和表达信仰的地方，其宗教上的作用相当于圣殿。这种民众聚集场所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犹太会堂的最初形式。以会堂代替圣殿，以会堂的聚会代替去圣殿的崇拜，以无形言辞的祈祷代替有形物质的献祭是巴比伦犹太人的伟大创举。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发展成为犹太教正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即犹太社团的会堂崇拜。犹太人在囚居巴比伦时期创造出的这一崇拜形式，在犹太人大流散时期（135—1948）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和推广。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会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犹太圣殿的替代物。圣殿是以其位置和建筑为其中心，主要功能是向上帝祭祀和宗教崇拜。祭祀活动和宗教崇拜有其严格的礼仪程序和规定，必须由祭司主持和在圣殿内举行。而犹太会堂是以组成它的人为中心，主要作用是祈祷、学习和管理（一种会众的自我管理模式，在犹太民族大流散期间，成为犹太人的基本自治模式）。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别表明，“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圣殿崇拜活动的替换物，而应更多地注意到它与圣殿崇拜并立而存的内在原因。正因如此，在圣殿最终被毁之际，犹太会堂才可能合格地担负起维持民族信仰的全部责任。”加百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58页。此外，犹太会堂与异教庙宇（这在当时中东地区极为常见）也大不相同，“因为这里的宗教活动没有献祭，不拜偶像，也无需祭司；主要崇拜对象只是一个写有文字的经卷。以往的古代世界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这里的活动是由会众们诵读经文、祈祷、唱赞美诗，以及口头讲解经文、念诵劝戒辞等构成的。”同上。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犹太会堂和祈祷，犹太民族不再与任何特殊形式的祭司、圣殿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店设厂并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原先是僵化刻板的犹太人的宗教现在变成了一种可出口的商品，既具有伸缩性又是无形的。确保了处于囚居状态或流散状态犹太人的生存。”Dimont，Jews，God and History，p.65.正因为犹太会堂的这一独特之处，即使在巴比伦囚虏生活结束，犹太人获准返回家园，圣殿得到重建后，巴比伦犹太人的这一创新之举也没有被抛弃，而是由于它所具有的革命性思想，越来越成为时尚，并最终成为犹太民族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意义在第二圣殿被毁后显得格外明显和重要。再次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因有了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圣殿”而可以不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了。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因此有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确保民族宗教信仰、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公元前538年，在西亚地区崛起的波斯帝国出人意料地迅速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获胜的波斯王居鲁士大帝亦译为古列大帝。以少有的宽容政策善待在巴比伦过着屈辱生活的犹太人，不仅允许犹太人重返自己的家园，而且同意他们重建圣殿。犹太人囚居巴比伦的历史从此结束。不过，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没有因此结束。若是考虑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经历还在后头，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的流散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巴比伦囚虏事件不啻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流散史上的一次精彩绝妙的演习，由此而得到的经验使得犹太人有了一种无坚不摧、随时随地可以对付犹太的敌人采用逼迫犹太民族流亡散居办法消灭犹太民族罪恶伎俩的武器。由此可见，犹太民族的不灭之谜、不朽之谜的种子在巴比伦已经种下。

返乡和圣殿的重建

大批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巴比伦后，最先由所罗巴伯（大卫王家族的一个后裔）带领返回了故土，开始了家园和圣殿的重建。当时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地遭到很大破坏，真可谓满目疮痍。原来作为犹太人京城的耶路撒冷连城墙都已不复存在，圣殿只残留下几片废墟。耶路撒冷城中居住的是当年没有被巴比伦掳走的贫民以及他们与外族人通婚后形成的撒马利亚人。这些人对从巴比伦返回的犹太人存有戒心。与此同时，耶路撒冷城周围地区的其他民族也不愿看到自己身边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团体。他们与返回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重建家园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可以想像。

通往圣殿山的台阶（第二圣殿时期）对于那些在民族宗教意识的驱使下返回家园的犹太人而言，重建被毁圣殿显然是当务之急。虽然圣殿的重建工作是一波三折，但在最高祭司约书亚和先知哈该的领导下，圣殿终于还是在公元前516年建成，共历时20年，史称“第二圣殿”。尽管第二圣殿的规模和外观不像第一圣殿那样雄伟和壮观，但圣殿得到重建一事本身意义巨大。它象征着犹太民族不屈不挠的再生精神，象征着遭受灭顶之灾的犹太民族具有重新崛起的能力。在犹太历史上，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大得多，正如《圣经》所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哈该书》第2章9节）随着第二圣殿的建成，犹太人的历史便进入了“第二圣殿时期”。

第二圣殿时期

犹太历史上的第二圣殿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外部强权——波斯、希腊和罗马——对近东广大地区，其中包括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地，实行征服性统治的时期，犹太人事实上是没有主权可言的，但在不同的统治者统治下，实际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在第二圣殿时期的最初2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的家园一直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只是凭借波斯的宽容生存一种观点认为，波斯对犹太人的宽容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用犹太人抵抗当时尚未被征服的埃及帝国。但从总体看，波斯并没有过多地干涉该地区犹太人的日常事务，通常只派驻一位波斯官员负责保证该地区的安全并监督税收，内部事务基本全部由犹太人自己管理。

内部宗教整肃

从巴比伦返回的犹太人在建成了圣殿后，重建家园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除了与外邦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外，犹太人内部的贫困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是重建家园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重新定居，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扩大犹太人的居住范围等，对于人数有限的犹太人而言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所幸，不断有更多的犹太人自愿从巴比伦返回，为恢复被毁家园的重建出力。在重建家园和保持犹太民族纯洁性的过程中，有两位著名犹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尼希米和以斯拉。

曾经在波斯宫廷任职的尼希米两度受波斯人任命出任犹太省长当时以色列地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在任内为确保犹太民族的独立性和社会的稳定，他指挥修建了耶路撒冷城墙，有效加强了围绕圣殿而居犹太人的自卫能力。他招聚贵胄、长老和百姓，整理犹太社团家谱，并对犹太人社会进行了各种整顿，设立生活规范，纠正违法乱纪行为，甚至罢免与外邦人结婚的祭司，确保犹太社团的稳定发展和民族的团结。

作为通晓律法的祭司和文士犹太教对犹太学者的一种称谓，最初指主张拥律法重新整顿社会生活的学者。以斯拉对律法和传统忠贞不渝。当他率众从巴比伦返回看到在以色列地的犹太民众对信仰和传统淡漠时，忧心如焚，决心以维护犹太民族的纯洁和恢复犹太民族的传统为己任，大力在犹太人中推行一系列严格的宗教整肃措施。他宣讲律法，恢复律法的权威，劝戒百姓遵守律法和守安息日，与民众立约签名，发誓遵守律例。为了消除外邦人的影响，他还严令禁止犹太人与外族人通婚，甚至勒令已经结婚的离异。以斯拉推行的整肃措施虽然有过于严厉之嫌，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无疑还是必要的，对犹太人民族性和宗教日后的留存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在这以后，犹太人与传统的联系变得异常紧密，犹太教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的确立，成了犹太民族的生活之道。犹太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以圣殿和宗教忠诚为标志的团体，成为在失去独立的国家形态之后的真正“上帝之民”。因此，在犹太教历史上，以斯拉被认为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人们通常将其与早期人物摩西相提并论，认为如果没有摩西，以斯拉也会将上帝的律法交到犹太人手中。

此外，在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犹太人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许多后来被收入到《圣经》中的篇章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特别是犹太教经典的核心部分《托拉》的正典化过程也在这一时期完成。犹太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形容为“一个在人类文化编年史上只有雅典的‘黄金时代’或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能与之相媲美的文学活跃时期”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74页。

在经过这一系列家园建设，内部整肃，消除外邦人影响后，犹太人社会平静，生活稳定，传统文化得到巩固和加强，犹太民族得到休养生息，人口得到增长。政治体制上，由于波斯帝国仍为实际统治者，君主制一直没有在犹太人社会得到恢复，社会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主持圣殿祭祀的祭司阶层手中。这在客观上更加加强了宗教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尼希米和以斯拉之后的时期，由于没有更多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也就不多。

然而，到了公元前331年前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对近东地区的占领打破了犹太人家园的平静。希腊统治者取代波斯统治者，犹太人生活的家园和近东其他地区一道旋即成为希腊帝国的一部分。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分裂为三个部分：在欧洲的马其顿王国，包括希腊及周边地区；托勒密王国，主要统辖埃及、巴勒斯坦地区和爱琴海诸岛；塞琉古王国，统辖着叙利亚、黎巴嫩、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伊拉克和伊朗。这三个希腊人王国之间交替战争，争夺对周围地区的控制权。犹太人的家园先后为盘踞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朝管辖。在随后出现的希腊化时期，席卷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运动在犹太人的家园也声势浩大，例如，马其顿和希腊的移民在这里建立了近30座设有希腊式祭坛、竞技场和剧院的新兴城市。希腊式生活方式尽管对一部分犹太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广大犹太民众对此却提不起兴趣。希腊统治者对其生活方式的执意推行不可避免要导致对犹太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决意固守自身文化传统的犹太人不得不进行一场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斗争。

玛喀比起义

这场斗争随着塞琉古王朝对犹太人家园的统治，特别是安条克四世时期实行的敌视犹太教的犹大—玛喀比像政策而加剧。安条克四世不仅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圣殿进行了掠夺，在圣殿从事异教崇拜，而且下令宣布犹太教非法，焚烧《托拉》经卷，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和其他犹太节日，禁止犹太人为新生儿行割礼，和强迫犹太人放弃犹太教饮食礼仪和吃不洁的猪肉，并对违反这些禁令的犹太人实行严厉的迫害，无数犹太人因其宗教信仰遭到杀身之祸。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严重打击，但他们的宗教活动从来没有被禁止过，现在塞琉古王朝竟然宣布他们的宗教为非法，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为非法，对于固守自己文化传统的犹太人来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受到如此迫害的犹太人终于在公元前168年揭竿而起，举行了史称“玛喀比起义”。起义由哈斯蒙尼家族领导，在犹地亚一个被叫做莫迪因的小镇首先打响，并很快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面对强大的塞琉古王朝，犹太起义者采取灵活游击战术，以少胜多，逐步赢得了战斗的主动。公元前165年犹太历基斯流月（相当公历11—12月）25日这一天，玛喀比在胜利进军中进入耶路撒冷，收复遭希腊异教亵渎的圣殿。起义者净化了圣殿，清除了异教痕迹。为了纪念这一事件，犹太人将每年的基斯流月25日作为庆祝这一胜利的节日——哈努卡节的首日不少犹太节日都要持续数日，哈努卡节也不例外，共持续八日。不过，第一日往往最为重要。

面对玛喀比起义的节节胜利，疲惫的塞琉古王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允许犹太人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犹太教重新受到了尊重，犹太民族获得了相当的自主自治权利，在自己的故土上建立起了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哈斯蒙尼王朝。

由于玛喀比起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政治运动，也不是民族独立战争，而是一场捍卫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斗争，是一种有意识地抵制异质文化之举，显然可以说是一次文明的冲突。因此，起义获得胜利的意义不仅仅在政治上，在犹太人获得了自主自治权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犹太民族捍卫自身信仰的胜利，是犹太人创造并坚持的一神信仰思想对希腊人所推行的多神偶像崇拜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得犹太人开创的一神信仰得以留存。

玛喀比起义完全可以被视为是犹太民族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犹太民族把自己创造的文化看成如同生命一般珍贵的东西，需要用血来捍卫的一种表示。历史表明，这同一时期基本上是中东众多民族消亡的年代，是中东诸民族创造的辉煌灿烂的上古文明丢失的年代。正是由于犹太人对自己文化的固守和捍卫，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化不久得到了保存，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留存下来的一种文明样式，而且还得到发展，犹太教在玛喀比起义胜利后成为一种对外传教的宗教，许多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土著民族纷纷皈依犹太教一事就是最好的说明。后来成为犹太人王的希律实际上就是来自以土买人皈依家庭，犹太教的影响可见一斑。

设想一下，倘若玛喀比起义失败，犹太人宗教思想便很可能从此不复存在。如果以一神信仰为基础的犹太教在当时消失，那么，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西方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伊斯兰教大概就根本不会出现，因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信仰基础（一神思想）均来自犹太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在犹太历史上，玛喀比起义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直接成果，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会过高。

哈斯蒙尼王朝

哈斯蒙尼王朝的建立是犹太民族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哈斯蒙尼王朝的几位王扩大了王朝的版图，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在亚历山大·耶奈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01年—前76年），王国的疆域扩张达到了最大限度。在他之前，他的兄弟犹大·亚里士多布鲁（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已经征服了加利利。亚历山大·耶奈王从塞琉古那里得到了沿海的斯特拉顿诺·佩各斯城（后来称之为凯撒利亚）以及多珥城。耶奈王还占领了迦萨，并继续向南推进，直达安蒂多城。耶奈王时期，以色列地的沿海平原的犹太化进程得到了加强，统治者用驱逐非犹太人和将犹太人定居该城的方式使城市犹太化。自此，沿海城镇的希腊化特征逐渐消失，开始与哈斯蒙尼王朝融为一体。

哈斯蒙尼家族的安葬地

不过，哈斯蒙尼王朝的建立并没有能够阻止希腊思想影响的深入，特别是在耶奈王之后，王朝的继任者对当时在世界上成为主流的希腊化生活方式的追捧，以及家族内部出现的分歧，导致正在崛起并迅速成为帝国的罗马人对王朝内部事务的干涉。罗马将军庞培于公元前63年乘哈斯蒙尼王朝内乱之际率军占领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家园从此成为罗马行省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开始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而哈斯蒙尼王朝独立时期则随着罗马统治的开始而宣告结束。

希律时期

罗马人对犹太人的统治是双重的，一方面派出罗马巡抚，另一方面又任命犹太王。而成功获得王位的是希律家族，他们统治的时期史称“希律时期”。

尽管大希律王（公元前37年—公元前4年在位）在罗马人的庇护下实行极端的专制统治，但他的在位期间却是一个繁荣兴盛的时期。大希律当政后在以色列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先前任何一个时期，这场大兴土木运动的顶点是对圣殿山上圣殿的重新维修，维修规模之大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其辉煌壮丽的程度令他的众多对手都感到吃惊。希律还建造了凯撒利亚城和撒马利亚城。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对都城耶路撒冷的不断扩建，在城里建造了许多公共建筑，尽管建筑的风格以希腊式为主。保存至今的著名西墙（或曰“哭墙”）实际上就是希律王维修圣殿时建造的墙体的一部分。

在这期间，暴政和异族统治造成了犹太人社会的急剧动荡和不安，并导致了犹太文化生存危机感的出现。此外，由于犹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和对异族统治的不同政治态度，犹太民族内部自哈斯蒙尼王朝以来开始出现的不同派别种类越来越多，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这些派别中，主要有：

撒都该派：由犹太民族中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的一个阶层。在巴比伦流放归来后的犹太社会中，祭司一直被视为犹太民族的精神领袖，无论占据高位的亚伦系祭司还是占据低位的利未系祭司，都以他们对圣殿的神圣义务和严格的祭祀仪式统治着这个由犹太教教义所维系并以圣殿为中心的犹太社会。不仅如此，祭司还是社会事务的仲裁者和对族人进行文化控制的执行者。到了罗马时代，以祭司为代表的圣殿当权派与希腊化上流贵族和富商组成犹太历史上的撒都该派。在政治上，撒都该派基本屈从于罗马人的统治。在生活上，由于享有管理耶路撒冷圣殿的特权，以圣殿为生活中心的撒都该派具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在他们的心目中，圣殿是神圣和纯洁的中心，越是远离这个中心，世界就变得越污秽，因此，他们并不关心以色列在世界各民族关系中的历史意义。在文化上，撒都该派坚持要按字面意义解释被视为成文法的《托拉》，一切观点如果不能直接出自《托拉》或直接从《托拉》引申而出，都将受到怀疑和拒绝。这种教条主义的僵化做法使得犹太文化失去了应有的生气，无法解决新形势下犹太民族所面临的问题。

法利赛派：主要由当时以解经为生的文士阶层组成，可以说是犹太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法利赛派认为在解释《托拉》时不应盲从《托拉》中的文字，而应该用上帝赋予的理性进行解释，因此，他们拒绝撒都该派那种只按字面意义解释《托拉》的做法和对成文法以外犹太律法进行排斥的观点，而是在尊重成文法的同时接受犹太民族的口传法传统，主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把握《托拉》的精髓。在具体解释每一条律法时，更是着眼于其精神，挖掘其深层涵义，不断赋予律法新的、更加切合此时此地条件、易为人接受的意义。圣殿被毁后，法利赛派即成为史书所说的“拉比”派。

艾赛尼派：其成员主要来自以农牧民为主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但信仰虔诚。出于对罗马统治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悲观态度，多避居偏僻山区死海沿岸，建立互助集体社团，注重虔修，过着清贫苦修的生活，以期从日常生活的污秽中隐退到自己纯洁的修所，等待救世主弥赛亚的到来。注重虔修祈祷，殷切盼望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与法利赛派不同，他们脱离社会，脱离圣殿，比法利赛派更严格禁欲；他们反对世俗的奢华安乐，主张过淡泊清贫的生活，严守安息日。安息日全部时间用作祈祷、默想与读经。艾赛尼派社团组织严密，加入者需经一年的考察期，然后举行正式的入会仪式，包括宣誓和行洁净礼。誓词包括对上帝始终虔诚；对人公正，憎恨邪恶，维护正义；不存非分；不偷窃，不隐瞒，不出卖兄弟。

很可能是由艾赛尼派组成的库姆兰犹太社团遗址

奋锐党人：由激进好战的犹太人士组成。罗马人的统治和暴政，特别是对犹太教的迫害导致了这一派别的出现。尽管奋锐党人在宗教观点上与法利赛派相近，但他们是弥赛亚救世主义者，相信异族统治者将被驱逐出圣地，上帝将统治犹太人。在政治斗争上与法利赛派走截然不同的路线，他们崇尚军事民族主义，不断进行针对罗马统治者的武装反抗，是公元66年至70年那场犹太战争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

犹太战争

希律时期，罗马当局的暴虐和对犹太教的亵渎，以及希律王朝对罗马人的言听计从和对其暴行的纵容，迫使犹太人多次举行反对罗马人的起义。公元66年由于罗马巡抚对圣殿财物的抢掠导致一场大规模的起义爆发。这是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的最大规模的起义，史称“第一次犹太战争”。起义迅速在以色列地全境展开。起初，起义者击败了罗马雇佣军，控制了耶路撒冷。面对犹太人的起义，身在罗马的帝国皇帝尼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派韦斯巴芗大将率领罗马军团前往镇压。在强大的罗马军队面前，犹太起义节节败退。以色列北部地区首先被从北方开进的罗马军队占领。公元70年，犹太人当时的政治中心耶路撒冷终于被罗马军队攻破，战死者数以万计。破城的罗马人放火焚毁了犹太人的第二圣殿。第二圣殿时期到此结束。近千名犹太将士及其家人在耶路撒冷失陷后，退守死海西岸的马塞达要塞，在那里坚守了三年时间，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集体自杀，全军壮烈牺牲。由于马塞达抵抗是犹太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抵抗，再加上惨烈的结局，马塞达的英勇抵抗成为犹太民族“宁死不愿成为奴隶”英雄气概的象征，一件值得在犹太史上大书特书的事件，历来为人们所崇敬。马塞达的沦陷标志着第一次犹太战争的结束和彻底失败。

犹太战争期间被罗马人掳的犹太人

起义的失败，使犹太人不仅失去了圣殿和自玛喀比起义以来获得的政治上的自治权，而且在自己家园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除了成千上万犹太人作为俘虏被带到以色列地以外的地方，有更多的犹太人向家园以外的地区流散。耶路撒冷残垣断壁的局面持续了六十多年。129年，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来到耶路撒冷，决定在那里建造一座异教徒的新城，取名为“爱利亚·卡皮托林纳”（Aelia Capitolina），“爱利亚”是根据哈德良本人名字所起（哈德良的全名是爱利亚·神普伯留斯·哈德良［Aelia Publius Hadrianus］），“卡皮托林纳”是根据卡皮托尔山朱比特神庙中朱比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捏瓦（Minera）三位一体而起的名字。密捏瓦是罗马城的庇护神。哈德良还打算在其中建造一座罗马神殿，并禁止犹太人在新建的城中居住。

巴尔·科赫巴写给其部下的信消息传开后激起了犹太人的极大愤怒。终于在公元132年建城这一天到来时，忍无可忍的犹太人在大卫王家族后裔巴尔·科赫巴领导下再次揭竿而起，发动了第二次反对罗马统治的大起义，史称“第二次犹太战争”。起义活动持续了三年半之久，一度还成功地夺回了圣城耶路撒冷，但在强大的罗马军团面前，犹太人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起义于135年被彻底镇压下去。反抗罗马人统治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主要发生在犹地亚和耶路撒冷南部的贝塔村。在起义遭到镇压之前，贝塔村既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这次犹太战争最后据点的所在地。巴尔·科赫巴起义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起义失败后，不仅起义者遭到杀害，一些支持起义的学者，包括著名的阿奇巴也遭到杀戮，而且犹太人被赶出犹地亚和耶路撒冷南部这两个地区。罗马统治者为了防止犹太人再进行反抗，宣布禁止犹太人在圣城居住。

庆祝罗马人胜利的硬币，上面文字为“犹太被掳”这两次犹太人大起义以及两度被罗马统治者用暴力镇压下去一事给犹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历史学家估计，至少有159万以上犹太人在这期间惨遭屠杀，1000座以上的犹太村镇被摧毁，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逃离故土，向世界各地流散。犹太民族不仅蒙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彻底丧失了独立地位，并失去自己的家园。只有少数犹太人在以色列北部留存，向外流散过程加剧。

从总体上说，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失败标志着犹太民族在自己固有家园——以色列地生活历史的结束。犹太民族的古代历史部分也到此结束。在这之后，犹太历史便进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犹太人把在以色列故土以外的生活称之为“Diaspora”，即“流散或散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