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转型社会的传播观念

一个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过程也就是整合信息传播能力的过程，传播成为社会生产和知识更新的催化剂，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动机。换言之，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追求信息权利的平等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如果说经济系统的功能属性在于效率，社会系统的功能属性在于秩序，那么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有序管理则是秩序得以产生的前提。从传播学规范理论的角度出发，传播行为的透明性、传播活动的社会开放性，以及传播对市场逻辑的质询是传播的本质功能。

现代西方的专业主义新闻价值观之所以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从思想根源来说，是继承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科学、进步和真理的承诺，在专业思维和报道格式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手法。因此专业是指新闻产品制作程序上的专业和客观而不是新闻本身。按照一般的西方新闻价值观，一起事件的新闻价值往往在于该事件与某种规范之间存在的负面比较关系，换言之，即所谓的事件冲突性。由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许多“硬新闻”往往关注的是政府、商业以及公共机构背后的错误而非成功，是问题而非问题的解决，报道所采取的风格是批评而不是表扬。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主张对理性的公共使用。因此公共领域的意图在于，以一种解放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名义，来表达对政治支配的公共批评，对真理的追寻经过有争鸣的和理性的公共批评，是一种对检验的接受和在公众面前对力量的检验。公共领域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寻求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为国家和政治子系统奠定合法性基础，参与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认可政治秩序的过程。概言之，公共领域的意义就在于：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

在现代民主社会，舆论具有公共性，它本身来自社会。从政治上来说，是从政治权力外部来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在公开性的前提下，舆论监督本身是使政治权力合法化、合理化、法制化的重要保证，亦是连接政治与道德的纽带。从行政上来说，舆论调动社会大众自由讨论所扩散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对公共决策的压力。作为知情权的体现，舆论对决策的影响成为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形式。媒体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其作用就是要监视其他公共机构，审查他们所做的有关真理的声明，并暴露他们的缺陷。因此，我们所理解的媒介传播的要义，就是要借助知识来建立客观性和真理的解释秩序，来实现伦理意义上的公正和规范，给人的解放性自我反思一个社会理想的希望。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系统的道德律令。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本质即制度的现代化建设。而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解决信息问题，使人们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期，从而降低人与人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讲，工具理性的增长导致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和技术进步，而传播理性的增长则使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成为一个开放、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因此，社会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如何在公共层面上组织和参与信息传播、重新确立主体性的过程。

信息总是和知情权的展示连在一起的，而且知情权必须是具体的、细节的知情权利，没细节就没有情绪感染和道德立场。知情权作为人权的组成内容，是指公民有权了解社会诸活动的权利。其中，对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公民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用权利来制约权力，也就意味着用社会来制约国家，从而推动实现政治文明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传统社会总是偏向于超验性的价值与信仰，而现代社会总是强调个人的参与作用，强调人与机器、人与组织的关系。

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制度建设过程中，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从传播的角度考虑，文化民主是一个居中调节的重要环节。它意味着每个作为文化成员资格的文化个体在信息通畅的保障下所做出的自愿选择，通过民主程序把公共选择化为法律保障。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而不是平息冲突，调节冲突而不是激化冲突。其目的在于，避免经济、文化和政治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经济越发达，社会批评资源越丰富，通过讨论和对话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冲突也就越难以避免，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奠定的社会传播，就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知识传递的有力工具。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无法给公众提供参与的渠道，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增长，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基于《传播的观念》的观点表述，我以为当下转型中国的传播观念就是要为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提供合法化的社会建构叙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