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亚洲部分国家传播制度与传媒政策变迁的关注，始自2001年。当时，在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的过程中，我曾对中外的新闻调控与政策进行比较，特别是在分析日本和韩国的传媒发展和政府规制方面有关资料时，重点研究了它们的新闻传播制度与政策。自2002年起我在学校开设的公选课“中外传媒管理与政策比较”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使我在讲授这门课的同时持续地关注了亚洲主要国家不断发展分化的传媒政策走向。2004年至2005年我在韩国首尔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亦重点研究了这个领域的课题，特别是传媒制度领域的新趋势。新世纪初，韩国与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政府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和较大影响。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传媒的体制创新和产业提升，进而推动和促进了国家的“软实力”和对外传播实力，带来这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和价值观的输出。

我国对传媒的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越来越重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正式提出。而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也提上重要日程。2006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及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对各国在传播体制改革方面的做法进行比较分析。对传播制度、体制、政策层面的研究既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也是对现实决策的研究，而且要关注其未来发展。这三方面密切相关，在宏观领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媒体结构、市场规模和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所以此项研究必须以一个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和研究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传播制度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本书主要以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为研究对象，从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为主要的时间范畴，以大众传媒的体制与政策变迁为主线，力图梳理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民主化过程中，传媒制度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互动，并试图从中发现和总结出一些规律。由于亚洲的四个国家（地区）均属于儒家文化圈，虽然在政治制度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在社会领域和伦理观念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他国家或地区传媒发展的成功或者教训，都会对中国的传媒发展提供借鉴，寻求媒体发展与国家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俄罗斯虽从地理范畴方面属欧洲国家，但因其曾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政治制度，而它的社会转型选择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战略模式，所以俄罗斯的传媒制度重构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历史文献研究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办法，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为支撑，同时也引用了各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评价与看法，更客观全面地观察和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中传媒的作用、价值、变迁。特别是在政治的视野中更多关注了俄罗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力量与传媒发展的互动，民主政治中传媒的角色，复杂多变的关系博弈、相互牵制等；对中国大陆的传媒体制与政策变化研究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背景，重点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的渐进过程，传媒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中的双重身份、多种功能，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的政策、体制瓶颈等；对日本侧重研究了它较为强势的出版业，以及报业、电视体制的独特性及其行业自律制度。

在这五个国家（含地区）的对比研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国家（地区）的基本国（区）情，尤其是领土规模大小，从地缘政治学角度，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制度选择的基础和前提。虽然五个国家（地区）在历史、文化传统有相近之处，但在这一点上存在最大的不同，而经济实力的落差和人口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各国（地区）不同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战略选择。传媒的制度与体制、政策变迁往往是亚制度层面的，是附属性的；同时，传媒领域与行业内又会因为自律组织、传统习惯或者行业潜规则形成行业规制，成为主导的管理调控模式。因此，该研究主要是实然层面的研究，而非应然层面的研究，它可以让我们对中国大陆传媒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尊重历史与现实，正视问题，借鉴他国（地区）经验对中国大陆的传媒制度、体制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战略规划，使传媒业持续、快速发展。

本研究得到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研究资助，同时该研究项目也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支持项目。在此一并致谢！

郎劲松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