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研究背景

从汶川地震报道到玉树地震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响应和报道取得了明显进步。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开放的危机管理带来的媒体报道环境变革，另一方面则在于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理念的转变和应急机制、体系等的变革。

有学者将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报道看作国家应急传播体制的构建发轫。2008年1月18日，我国南方出现大暴雪，次日灾情初显。20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新闻直播间》原定节目取消，改为全面关注雪灾的内容，调动一切资源采访连线，包括现场的司机，发动全国听众帮助被困的人们。1月21日7时，该频率打破既定节目编排，临时推出48小时不间断特别直播《爱心守望风雪同行》，全力关注各地因雪灾长时间滞留在公路上的司乘人员和受灾群众，并联系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实施救援。此后，随着灾情的发展，该节目不断延长，一直持续到2月12日，在全国所有媒体同类报道中最为迅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2008年5月12日14时4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地震，影响我国多个省市，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报道内容包括灾情、死亡人数、地震局权威信息发布、政府采取的救援措施、专家解读、各方反应以及地震发生时的应对办法等。其中，广播媒体再一次凸显了广播在灾害性事件传播中无可替代的角色。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主持人孙静在地震发生后仅27分钟，就坐在直播室开始播音，该台随后开始播出直播节目《我们在一起》；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在地震发生后一小时紧急推出全天24小时滚动直播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中国之声”于当晚19时推出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抗震救灾进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陆路、水路、空中三路记者跟随救援部队到达映秀，成为最早报道映秀灾情的媒体，及时地把灾情告诉了受众，也为政府组织救援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信息。在茂县被围困的五天五夜里，广大灾民也是通过仅有的收音机收听广播信息，了解国家救援的情况，“每台收音机的周围都会围满七八十名群众聚精会神地收听”[1]，广播成为信息孤岛上照亮万人的生命之光。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次突发事件报道中，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打破原有节目安排，通过24小时不间断直播和大量的现场连线报道，开放式、互动性地进行抗灾救灾的报道，广播媒体即时传播信息、主动引导舆论，对受灾群众进行情感慰藉，进而发挥媒体的社会动员组织功能，配合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抗灾救灾工作，一度成为突发事件的信息平台和应急指挥中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李长春同志在接见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一线记者时所说的那样“在重大灾情的情况下，广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不管各种多媒体怎么发展，广播的作用是别的新闻媒体不可替代的”。

在看到广播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后，社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将中央广播纳入国家应急体系，在当年“两会”上，民革中央提出的议案后来得到有关部门批复认可。2010年1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与中央台特别节目《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时指出，广播在抗击自然灾害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尽快建立应急广播体系，它应该是整个国家应急机制的一部分。广播应急体系同其他应急系统结合起来，可以把信息很快传到灾区群众，可以指挥救灾工作，速度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建立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实现应急广播的全国覆盖和稳定运行。

目前，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已列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

从国际范围看，广播媒介在重大突发事件管理中的优势地位自广播媒介产生之日起就已得到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大突发事件管理是广播媒介出生的摇篮。“泰坦尼克”沉船事件直接刺激了第一台收音机与广播事业的诞生。[3]。

相对于纸质媒体、网络和电视等媒介，广播信号覆盖面广，接收过程简便。即使在荒漠之中，也可接收到发射功率较强的无线广播信号，而且接收设备耗电量极低。民众用电池便能维持收音器材的正常运转，也可以手摇发电等方式获得所需电能。民众可以在接收广播信息的同时参与其他活动，相互之间互不干涉。广播这一高存活性与高伴随性媒介在灾难救助等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管理过程中屡显其功。

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广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政府与民众的广泛认可。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收音机年销售量高达400万台，当年日本的收音机总数猛增至1.6亿台，而日本的全国人口是1.2亿。[4]在日本的商店中，带有手摇发电装置、手电筒等救急装置的收音机非常普遍。

无独有偶，英国居民应付紧急事故，储备的一项必备物品就是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以及备用电池。英国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中的行为指导》明确地提出：在紧急事故发生时，“进入屋内，留在屋内，收听广播（当然地震时另当别论）”。

美国为了避免民众因核弹攻击而受害，建构了紧急广播系统，希望以广播与电视网络来传递紧急讯息。“9·11”恐怖袭击与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灾难之后，美国的紧急广播系统透过更多外围与通讯网路，希望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紧急讯息的布达。

二、文献综述

西方危机报道研究基于风险社会和危机管理研究之上。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84年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后，人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探讨“风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人类可能的应对状态和方法。对作为潜在灾害和危机的“风险”本身的研究，以及如何利用大众传媒降低风险，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传媒学家研究的前沿课题。劳伦斯·巴顿（Laurence Barton）的《组织危机管理》、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的《危机管理》、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的《危机管理：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及威廉·L.沃（William L.Waugh）的《应对危机四伏的生活》等成为相关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继贝克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及风险社会进行了揭示和探讨：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从风险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考察风险社会；沃特·阿赫特贝格（Wouter Achterberg）探讨了风险社会与生态民主问题，提出自由民主政治不一定适合风险社会，协商民主政治才是风险社会的适宜模式；莫里·科恩（Maurie J.Cohen）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试图找出适合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如莱恩·威尔金森（Lain Wilkinson）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与忧虑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马克·海恩斯·丹尼尔（Mark Haynes Daniell）为了脆弱的下一代，提出了逃避风险的新全球战略等。有研究者认为，风险语义正逐渐覆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5]。

在新闻传播领域，“9·11”以后，西方学者出版了《危机传播：9·11的经验》和《有效的危机传播》等对危机传播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新闻从业人员则出版了《危机中的广播电视报道》等报道指南类图书，指导记者如何做好危机报道的心理、后勤等准备，与政府、听众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03年的“非典”爆发，此后管理学者和新闻传播学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相关话题进行研究。其中对危机传播和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侧重于对政府的信息管理和媒体应对以及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方面。

就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而言，以“突发事件报道”、“灾难报道”、“灾害报道”、“危机报道”等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在2008年后迅速增加，以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论文为例，2003—2007年间，以上述四词为标题关键词可分别搜索论文91篇、39篇、17篇和30篇，2008—2010年间则为206篇、134篇、47篇和73篇，标题中未出现以上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更多。

当前对突发事件、灾害事件、灾难事件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报道观念和模式研究，如孙发友的《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6]、王润泽的《探寻灾害报道的模式突破》[7]等；报道方法研究，如沈正赋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8]；报道中的新闻伦理研究，如赵志立《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冲突》[9]；中外报道比较研究，如熊纬的《西方突发事件报道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10]以及其他相关议题。

总体来讲，对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偏重新闻传播的操作性，呈现出几“多”几“少”：

对自然灾害报道的研究多（尤其是地震报道），对其他突发事件的研究少。

对纸质媒体的研究多，对广播电视的研究少（广播研究更少）。其中关于广播媒体应对危机或突发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广播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优势和作用的研究；关于如何完善广播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机制、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研究；专业广播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案例的研究等。

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对具体事件的报道技巧、舆论引导的研究多，对危机预警、应急机制的研究少。已出版的著作多偏重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发展历程、媒体危机报道的原则和技巧等，对媒体预警和应急机制较少涉及，仅《政府媒体公众：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应急机制研究》（杨魁、刘晓程）一书对媒体信息传播应急机制进行了专门章节的论述，但篇幅较少，不够详细。

论文数量多，专著数量少。将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结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赵士林）、《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田中初）、《媒体危机报道：原理与策略》（王朋进、颜彦、高士屹）、《危机传播概论》（赵志立）、《突发事件与对外报道》（贺文发）、《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沈正赋）、《突发事件报道》（谢耘耕、曹慎慎、王婷）等。

我们认为，对广播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不能完全放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之下，而应当拓展到多学科综合的背景中，从新闻传播学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有关理论，对媒体危机传播和应急报道体系，尤其是广播媒体的应急体系及信息传播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突发事件媒体传播及其应急体系，使广播电视媒体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1]《信息生命线》，《中国数字电视》2008年第5期，第4—5页。

[2]http：//www.cnr.cn/zgzb/wjbkc/ssbb/201012/t20101226_507502285.html.

[3]端木亿万：《美国传媒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6页。

[4]中村宏：《对21世纪广播的思考》，http：//www.gznet.edu.cn/gdernet/rgd/festival/cch.html.

[5]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53页。

[6]刊载于《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7]刊载于《中国记者》2006年第9期。

[8]刊载于《新闻大学》2002年第2期。

[9]刊载于《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

[10]刊载于《新闻知识》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