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可以说是我30余年呕心沥血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里，斯宾诺莎一直是忠实陪伴我的挚友，他的观念和思想几乎已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的出版不得不使我对自己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坎坷生活做一番回忆，它特别勾起了我对这些年来一直关怀我研究的三位现已相继去世的老师的追忆。

还是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时我曾读过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尽管当时我才16岁，但对陈康先生在该书序中说的这样一段话深觉感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著作如若“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世界”。这是一位真正有胆识的中国学者的心声，作为一个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有这种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应当以自己艰苦的探索性的劳动实现陈康先生这一宏愿。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年轻人的狂热、执拗甚至稚气充塞于心灵，幸喜在第一学期我就认识了自己一生中受惠最大的老师贺麟教授。一天晚上，我冒昧地去燕东园拜访贺麟教授。

像我这样刚入学的年轻人竟敢去造访这位西方哲学权威，心里本来就忐忑不安，但当贺师在书房里给予我亲切而又仁厚的接待后，就使我顿时恢复了平静。贺师首先问我读了哪些西方哲学的书籍，在我据实回答之后，贺师告诉我：“一般的西方哲学史知识只是一个初步，还不是基础，基础应当从某一位哲学家研究开始。”我请贺师具体指示一位哲学家，他立即说：“当然是斯宾诺莎啊！黑格尔早就说过，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继后，贺师又问及我的西欧文学知识和外语水平，我说自己正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他听了很高兴。当了解到我可以用英语看书时，他要求我再学一门德语，并且抽空学些拉丁文，以便直接掌握斯宾诺莎原著。

这次拜访可以说是我哲学研究生涯的一个起点。我在完成北大哲学系规定的一般课程外，重点是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同时我在西语系选修了谭玛丽女士教的德语课以及李赋宁教授的拉丁文课。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我边读斯宾诺莎著作，边写注释和体会，我暗暗构思，试图撰写一部斯宾诺莎哲学的专著。

正当我风华正茂、怀着美好的憧憬在哲学大道上向前迈进时，不幸却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我当时既未写一张大字报，又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唯独在学习上偏重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谁知这一点在按比例定右派的形势下却成了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证据。当你被打成右派后，周围的人立即疏远你，甚至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要与你划清界限，以免给自身带来麻烦。在北大哲学系我原认识好几位教授，此时却都不敢与我有什么接触，神情非常冷淡。但是，唯有贺师似乎还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研究，尽管他此时也已被认为走在右派边缘。不久，我终于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乡劳动。

当一辆中吉普车载着我们这些哲学系和西语系的所谓“极右分子”来到斋堂乡上清水村时，我似乎看见在那里守候的乡村干部和农民有一种迷惘的表情，因为按照上级事先通知他们的说法，这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敌人，本应该个个是青面獠牙，可是下车的却个个是白皙皙的文弱书生，难道这些人会造反吗？忠厚质朴的农民心里似乎在嘀咕。我们都被编排在北大下放干部的队伍里，按校党委的指示，唯有老老实实的劳动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年仅19岁的我，虽然家境贫寒，然而却一直是家中的娇子，从小除了读书外，什么都未做过，特别是在中学期间，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是市里有名的三好学生，现在来到这偏远的山区，周围的人以敌人对待，自尊心顿时使我想到了死。尽管我从未上过树，但是照样设法攀登到树梢去打核桃，心想即使摔死，也不以为憾。记得我有次从山岭背了二百多斤木柴沿着一条只有一尺宽的崎岖小路下坡，稍不注意，就有滚下万丈深渊的危险，可是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没有害怕，死生命定，何足为惧！正是在这种轻生的悲观情绪充塞于心的时候，斯宾诺莎对我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当时正值贺师翻译的斯氏《伦理学》出版，我在夜晚的油盏灯下默默读着这本书，我不止一次地为斯宾诺莎这样一句话所打动：“自由的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脑海里不断地涌出贺师告诉我的文德尔班在纪念斯氏逝世200周年时说过的一句名言：“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我必须振作，摆脱轻生的念头。孟子不是说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我在斋堂忍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沉重负担，艰辛地走上了满是荆棘的人生之路。

1960年，我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仍回到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不过，“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和其他同学仍有严格的政治界限，行动仍受监督。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畸零人，我如同一株被人抛弃的孤独小草，在周围满是荆棘的环境中挣扎着。我在周围所看到的面孔都不是笑脸，而是冷冰冰的严肃表情，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都是轻视或鄙弃的目光。尽管还达不到当年斯宾诺莎被逐出犹太教后，禁止有人与他交往、与他同住一屋、与他同在两米距离之内的那种非人性的惩罚，但这一时期却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和最为孤寂的岁月。我唯一的安慰就是钻入自己心爱的哲学书籍中。贺师此时已从北大调至科学院，家也迁到沙滩，当然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出入他的家。不过，即使这样，我们的几次接触仍是以斯宾诺莎为主要谈话内容的。有一次贺师拿出王荫庭先生从俄译本译出的斯宾诺莎的《笛卡尔哲学原理》译稿，要我根据德、英译本校对一下。这项工作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益处，一方面暂时使我忘却了周围世界的冷漠和孤寂，另一方面仔细逐句推敲斯宾诺莎著作，这无疑为我以后的斯宾诺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在斋堂劳动两年，我的毕业从1961年推迟至1963年。作为“摘帽右派”，当然我也不奢想会被分配到一个好的单位。但究竟何处去呢？我带着未来去向的问题去请示贺师，贺师告诉我，今年科学院哲学所招收研究生，不妨试一下。我本想考贺师的黑格尔哲学方向，但贺师说，最好考温锡增先生的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温先生刚从英国回国，与国内政治没有什么牵连，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又远离现实，可能对我更合适。当时我并不认识温先生，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位斯宾诺莎研究者，他翻译的斯氏《神学政治论》就在该年出版。我从小就有这样一种品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管我也明知一个“摘帽右派”是不可能被录取为研究生的，但我仍要硬着头皮试一试。

温先生当时是典型的英国学者派头，他的试题全部是英文，这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件好事，我也以英语作答。考试的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随着反右倾变得更严峻，反对白专道路的斗争已进入白热阶段，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录取呢？

为了不辜负温先生的期望，我在一天晚上去中关园拜访了温先生。

温先生一听是我拜访他，很高兴地出来接见我，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身后，温先生一开头就说国内哲学系的学生质量太差了，二十几份试卷只有我一人使人满意，有些人连英文也看不懂。温先生的话当时在我眼里凝成感激的泪花，我很感激这位老学者对我的评价，但我又感到如果不将自己所谓政治问题说出来就是欺骗了他。我踌躇了半天，终于把自己的政治身份摆出来，我说：“温老师，我感谢您对我的评价，但由于我的政治问题，科学院是不会录取我的。”我的话刚一落，谁知这位刚回国的教授立即说：“政治问题我不管，我只招收优秀的研究生，如果他们不录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满含着泪水离开了温先生的家，微微的凉风似乎使我感到一种彻心的温暖。很快，科学院就发榜了，我当然是名落孙山的，可是正如温先生所说的，这年他就没有招研究生。当我在1978年重新回到北京见到温先生时，温先生对我说：“汉鼎，你早先的考卷我还保存至今。”够了，人的一生再能有什么比这知遇之恩更令人快慰呢？我心里汹涌着一股语言无法表达的对这位老先生的感激之情。

在等待毕业分配的时间里，我和中学时代两位同学孙祖培、程曾厚一起翻译了斯宾诺莎的《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这本是贺师的提议，但对我来说，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本书是斯宾诺莎被逐出犹太教后第一部哲学著作，我很想知道斯宾诺莎在遭受到人生最大苦难后是怎样进行哲学沉思的。我们的翻译是根据英、德、法三种译本进行校勘的，贺师看了最初几章，感到很满意，最后让我把全部译稿留在他处，他将来设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分配的名单最后总算下来了，我被分配到大西北。临行前我再一次到贺师家告别。贺师也感到很惋惜，但也无能为力。最后，他慎重地告诉我，人要有志气，不怕环境的艰险，一生只追逐一个目标，目标必然会达到。临走时他还送了我一册《斯宾诺莎书信集》英译本，嘱咐我有空时翻译出来。我从贺师家出来，人生渺茫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天涯海角，我将在何处藏身？

在去大西北报到之前，我转乘火车回到无锡探视多年未见的老父母。自从被打成“右派”后，我再未见到他们。记得当时我只简短地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再不要期待我这个不肖的儿子。我很能体会老母的心情，她对我很早就有一种自豪感，当上中学时我品学兼优，曾给她赢来不少安慰，她盼望我将来有突出的成就。她整天不停地为人做鞋，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造就成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心爱的儿子成了一个“右派”，她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但她不甘心死，她盼望终有一天会弄明白这一切都不是事实。当我看到老母斑白的头发，我情不自禁地大哭了起来。我知道，她所忍受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更大，那是一种心灵被绞割的痛苦。至今我还记得在无锡火车站她目送我踏上去大西北的火车的情景，她那瘦弱的双手颤巍巍地高高举起，银丝的头发随风飘扬，深陷的双眼透出期待的目光与我道别。我不忍回头再看她了，我背转身走进了车厢。也可能是命运，我母亲活到了15年后我重新回到北京，并得知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位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据说1979年她去世时手里还紧握着《光明日报》当年6月刊载着那篇有关我的报道的报纸。

我原本是分配到陕西省高教局，谁知一到高教局，就被下分到咸阳地区文教局，当我再到咸阳文教局时，又下分到永寿县文教局。主管人的口气都一致：“其原因你本人知道。”我没有任何异议就带着一只皮箱和一麻袋书籍从西安乘长途汽车到了永寿县，这是一个穷困的山区县城，水源不足，是克山病流行区。我已做了最后的准备，到了永寿县文教局，最多是又被下分到某个公社或大队当社员。但老区人的见解似乎不一样，他们只让我留在县委里，后来我才得知县委领导的意见，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不可能有什么严重的反动思想，他们这里从未有过北大毕业的学生，因此宁愿让我留在县里担任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只是工资应当比其他大学毕业生低一级。

不管怎样，我的工作总算暂时定下来了，我现在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安定我的情绪和志向，制定我的生活目标。斯宾诺莎在被逐出阿姆斯特丹来到莱茵斯堡时，最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目的的问题，在他看来，财富、荣誉以及感官快乐尽管常常为人所追求，但这都是虚幻的、短暂的和无谓的，心灵应当追求永恒无限的东西，这样才能使得心灵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

我现在似乎也陷入这种地步，别的同学都进了大专院校做老师，我却被发配到偏僻的小县城，我没有任何荣誉和财富可享，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情爱，我孑然一身，而且是苦难的孑然一身。现在已不是什么由我选择的问题，摆在自己面前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沉默的和艰苦的学习和研究，假如我不自甘堕落或自杀的话。记得在当天夜里，我就打开了贺师给我的《斯宾诺莎书信集》阅读了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还很年轻，初涉人生，不仅有心灵的追求，而且还有生理的要求，世俗欲求与灵魂的斗争久久不能平息；特别是想到我现在的处境，将来是否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呢？我曾经把自己当时内心的烦躁和不安写信告诉了贺师。不久，贺师回信了，信是用整洁的毛笔小楷书写的。贺师首先批判了我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他要我注意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人是主体，环境是客体，因此人主动环境被动；其次，他再次提醒我研究斯宾诺莎应当与自己的德性培养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学会用哲学指导自己的生活；最后他还以他自己的经验教导我从一点做起，从一地做起，关键在深钻，将来必有普及到面的可能。贺师的话富有哲理，而且深刻，一直作为我这一时期生活的座右铭。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我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在这里我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运动。尽管历尽了各种苦难和浩劫，然而这一时期却是自己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尽管以前我读了很多哲学书，但究竟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思考，都是不清楚的。我没有人生经验，只有一种天真的执著的追求，因此所理解的哲学只是一种束之高阁的纯粹知识。可是在这苦涩的15年中，我懂得了哲学与人生的根本联系、哲学思考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真正的哲学家不是知识的贩卖者，而是知识的履行者。哲学家的知识应与哲学家本人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首先应以指导人生为重点。在这过程中，特别使我懂得了人生苦难和背负十字架苦行的意义。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曾经说过，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人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联系。静观这些年来自己智性的发展，我不能不佩服此一真理。一个人承受的苦难越大，就越能凝聚起与命运搏斗的抗衡力。

我没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也没有怨天尤人，憎恨人生，我只是不停地读书、写作和沉思。在这期间，我不仅把《斯宾诺莎书信集》全部翻译出来，而且写了自己这部哲学专著近百万字的初稿。

当然，这项工作只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进行的，有时甚至是隐蔽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每在半夜乘人家还在熟睡的时候偷偷地进行。我为此曾受了不少呵斥和批判，但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着我自己的路。斯宾诺莎研究不仅使我冷静地忍受了人生的各种磨难，而且也使我得到了最高的理智享受。我常说自己一生中有两位患难知己，一是斯宾诺莎，另一是香烟，前者使我永远享受着精神的欢乐，后者使我暂时摆脱了身体的疲劳。

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我的政治生命有了转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贺麟教授决定以招收研究生的名义让我回到北京。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只读了八个月就提前毕业，担任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我哲学生命最为旺盛的时期，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我写了不少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论文，我的目标就是把我断断续续已撰写了近20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一书完成。在此期间，我得益的老师除了贺麟教授外，主要是齐良骥先生。齐先生原先在北大给我们讲过西方哲学史，这次我重回北京后，我们经常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斯宾诺莎哲学。齐先生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待人随和，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齐先生非常关心我的斯宾诺莎研究，他不仅抽出时间帮我校对了《斯宾诺莎书信集》部分译稿，而且一直敦促我尽早把《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完成。在此期间，我们几乎成了忘年之交。

1983年，我获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资金，在德国进修两年，这无疑给我开辟了潜心研究的新天地。我的重点课题是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的关系，试图探讨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代哲学的影响。我利用这有利的时机尽量收集有关斯宾诺莎研究的材料，并与德国的斯宾诺莎研究专家进行深入的讨论。我的研究成果最后汇成《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一书（德文版）在德国出版。这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到荷兰莱茵斯堡斯宾诺莎故居的拜访，关于这次拜访我曾有如下记载：

1984年夏，在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系主任盖尔德赛策教授的建议下，我们一起驱车前往荷兰莱茵斯堡参观斯宾诺莎故居。这是一幢坐落在一条以斯宾诺莎命名的小巷里的大屋顶老式平房建筑，它的造型相当优雅，深棕色的房屋，浅黄色的老式木门窗，配上绿油油的花草树木，形成了一幅与现代化楼房建筑相比别有风味的朴质的农家画面。据说在斯宾诺莎的房东死后，这所房屋已逐渐坍坏，在1896年曾为两个工人家庭所占有，后来有一个名叫威廉·迈耶尔的斯宾诺莎研究者和翻译家借成立斯宾诺莎学会的机会购买了这幢房屋，并按照17世纪的风格重新加以修建，使这所房屋成为斯宾诺莎博物馆。其中一间是斯宾诺莎起居室，除一台大书桌在中间外，四周满是书柜，存放了斯宾诺莎当时自己拥有的书籍、斯宾诺莎自己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后人研究斯宾诺莎的论著。起居室旁有一间小偏房，存放了一架17世纪末的木式磨制镜片机，房屋阴暗潮湿，以保持当年斯宾诺莎生活的原状。1941年德国占领军曾将这幢房屋卖给私人，并掠夺了这里大量的书籍。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书籍终于被全部归还了，但这所房屋已成了私人的财产。不过这位房主很敬爱斯宾诺莎，当时他之所以购买这所房屋，就是为了不让它被德国侵略者毁坏。为了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1945年他在后花园里建造了一座斯宾诺莎半身铜像，以表现斯宾诺莎终于经过战争的涤荡而不朽。

这的确是一个不朽的象征。尽管斯宾诺莎清贫凄惨地度过了他的短暂一生，但由于他的思想的伟大和人格的高尚，他的形象以及他的遗物终能经受战争的涤荡而永远留存于人间。这里我特别有一种生命永恒的感觉。我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那些威严不可一世的犹太教拉比们宣判这位摩西律法的轻蔑者被永远逐出教门时，他们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这种判决只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可耻的一页。斯宾诺莎自己在其《神学政治论》中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把正直的人士像罪犯似的加以流放，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无法隐蔽，一个国家的不幸还能想象有甚于此的吗？我是说，人没有犯罪，没有作恶，只是因为他们开明，竟以敌人看待，置之死地，警戒恶人的断头台竟成一个活动场，在那里把容忍与德性最高的实例拿来示众，加以治权所能想到的污辱，还有比这个更有害的吗？自知是正直的人并不怕人按一个罪犯把自己处死，不怕受惩罚，他的心中没有因做了丢脸的事而起的那种懊悔。他认为为正义而死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光荣，为自由而死是一种荣耀。”

30多年过去了，我生活中的不少悲欢苦乐似乎都是与斯宾诺莎联系在一起的。记得小时候母亲给我算了一卦，说我前半生不幸，后半生大幸。巧得很，40岁确实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20年中，我生活于不幸之中，而在此之后15年，应该说我生活于幸之中。但无论是在不幸还是幸中，斯宾诺莎都一直是我真挚的朋友，他始终如一地陪伴着我：在我不幸时，他使我没有悲观和消沉，他鼓舞我勇往直前，进行生的沉思；在我幸时，他又使我不盲目乐观，戒骄戒躁，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继续艰辛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去。其实从哲学上说，幸与不幸都是相对的范畴，即使在顺境中，又何尝不隐含厄运的危险呢？我现在特别有一种紧张感，尽管我现在还不过50多岁，但谁又能保证我不会由于一场偶然的交通事故或癌症之类的病情（特别是我嗜烟如命）而死亡呢？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在苦中看到乐，在乐中看到苦，在生中看到死，在死中看到生。特别使我感触良深的是，尽管我这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终于出版了，但上述三位一直关怀我这些研究的老师贺麟教授、温锡增教授和齐良骥教授近几年却都已相继去世。我现在特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真是如陈子昂所说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斯宾诺莎哲学可以说是苦难人的福音书。每当人遭受到人生的最大不幸，往往把自己关闭在个人悲伤的天地里，以致绝望或自杀。但斯宾诺莎却教导我们对于命运中的幸与不幸皆以同样的心情去冷静地观看和对待，他要求我们对一切都从大自然的必然性去加以理解。他说，如果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依必然的法则出于神之永恒的命令，正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必然出于三角形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一种极端的痛苦情感所压倒，我们会继续生存下去，并为争取自身存在的权利而生活下去。他教导我们从整体出发去理解一切事情，把任何事物都当做整个自然大法的一部分来看，即把任何灾难都看成那上起于时间开端、下止于时间尽头的自然因果链条的一环，借此使自己在苦难中振作起来，这确实是一种只有苦难人才能体验的人生哲学。有人说，这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消极人生观，我不能同意。试想当你遭到一场大的灾难或不幸，如果不凭冷静的理智而光凭一时的悲痛或愤怒，其结果又能是什么呢？我很同意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里讲的这样一段话：“假若你合该不得不忍受比人的通常命运坏（或在你看来坏）的什么事，斯宾诺莎讲的想整体，或总之去想比你个人的悲痛更远大的事情，这样一条做人原则仍旧是有用的原则。甚至也有些时候，我们细想人类的生活连同其中含有的全部祸害和苦难，不过是宇宙生活里的沧海一粟，让人感到安慰。这种思想可能还不足构成宗教信仰，但是在这痛苦的世界上，倒是促使人神志清醒的一个助力，是救治完全绝望下的麻木不仁的解毒剂。”

更重要的是，斯宾诺莎哲学不仅是教导人冷静地观察和对待他的苦难，而且还教导人充沛热情地去振作和生活，去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和认识周围世界。人生在世，最可怕的是愚昧无知，不知自己、不知人和不知世界。世人常赞“难得糊涂”一语，我甚不理解。

糊涂固然也能暂时忘却痛苦，但这只是麻木不仁，更何况自作糊涂并不是一种真正糊涂。与此相反，斯宾诺莎认为，人要摆脱痛苦情感，首先要理解和认识痛苦情感，他说：“我们对于情感的理解愈多，则我们愈能控制情感，而心灵感受情感的痛苦也愈少。”斯宾诺莎并不教导人们去否定生活或超脱世界，而是要求人们认识自己的存在、保存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自己的存在，他把保存自我存在的努力称为“德性的首要的唯一的基础”。他说：“心灵愈善于依据第三种知识来理解事物，那么心灵的这种德性将愈大，所以谁能够依据这种知识来理解事物，谁就能发展到最高的完善。”在这方面我们把他与庄子做一比较是有意义的。尽管庄子也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死生存亡、穷达贫富、毁誉饥渴”乃是“事之变，命之行”，因而“不足以滑和”（即不足以扰神），但斯宾诺莎并不像庄子那样主张完全去知，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反而以知识作为摆脱情感奴役而达到自由的必然之路，因而他的解救方法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在苦难的生活里我曾不止一次地背诵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结尾写的关于智人是如何地强而有力，是如何地高超于单纯为情欲所驱使的愚人的一段话：“因为愚人在种种情况下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他生活下去，似乎并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亦不知物。当他一停止被动时，他也就停止存在了。相反，凡是一个可以真正认作智人的人，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绝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

这是一种深悟人生真谛的哲学。智人之所以高超于愚人之上，就在于他能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自知其自身，自知神，自知物。

这里所谓某种永恒的必然性，我们首先应理解为历史理性，即任何非正义的不合理的事物都只是暂时的存在，它们只是为历史理性实现自己正义而合理的事业去鸣锣开道。黑格尔曾把这称为“理性的机巧”，即理性假借非理性的事物以实现其自身，而我国哲学家王船山则称之为“势”，即天假借私心以行其大公。智人的认识达到这种哲理的高度，即使再大的苦难他也都能忍受，他的灵魂不仅不受激动，而且享受了真正的灵魂满足。

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就是求真与至善的统一，他把这种统一建立在“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的基础上，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圣人与理为一”的境界。这里所谓理，即天理，也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自然的永恒必然秩序。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人的心灵如果认识自然的这一永恒必然秩序，其行为又与此一永恒必然秩序相符合，人的心灵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他说，人的灵魂的最高满足就在于人的决定和活动与宇宙的永恒必然性和谐一致。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而是一种深邃的人生洞见。世界上大致有两种人，一种人尽管有其辉煌的业绩和显赫的名声，不幸却成为历史理性或天理实现自身目的的假借手段或工具；另一种人尽管看来并无辉煌的业绩和显赫的名声，但却是历史理性或天理的直接支柱，他们不是假借的工具，而是历史理性或天理的把握者、保持者和拯救者。我常常记起贺师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的论述，王船山说：“陈涉、吴广败死而后胡亥亡；刘崇、翟义、刘快败死而后王莽亡，杨玄感败死而后杨广亡；徐寿辉、韩山童败死而后蒙古亡。犯天下之险以首事，未有不先自败者也……然则胜、广、玄感、山童、寿辉者，天贸其死，以亡秦、隋；而义也、崇也、快也，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诛者也。”（《读通鉴论》卷五）贺师认为王船山在此区分了两种人，胜、广、玄感等之叛乱是基于自私，他们的死是被天利用或假借作为达到灭亡秦、隋的理性目的之工具，他们的死是被动的；但翟义、刘崇等起义诛莽则不然，他们是基于自己的自动自发，他们的死，不是被天假借利用的工具，而是“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使正义伸张出来，使衰微的天意得以明白表现出来，得一支持，得一拯救的助力。换言之，前者是理性用机巧假借他物，曲折以求实现；后者是理性自身的支柱，直接的表现，“当天下纷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

贺师说：“凡是基于理性的道德律令而自发的行为，不惟不是被动的为天所假借利用并加以否定的工具，而乃是绝对的自身肯定，‘独握天枢’、‘拯天之衰’的刚健的行为。一种人是天理、理性的负荷者、把握者，甚至当天理晦否微弱、天下纷乱无真是非之时，他们又是理性的拯救者、保持者，其自身即是目的；一种人只是工具，被理性利用假借之，同时又惩罚之、废弃之，以达到理性的目的。”（《文化与人生》）尽管王船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研究，但贺师这里发挥的所谓理性的负荷者、把握者、拯救者和保持者，正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其决定和活动与自然的永恒必然秩序相一致的人，亦即与天理为一的圣人，正是这种人承受着背负十字架的苦行，并为这痛苦世界的苦难人们带来了拯救的希望。

近世大哲海德格尔强调人要摆脱物欲、异化和自我束缚等等“沉沦状态”，复归于人的“本真状态”。在我看来，斯宾诺莎所谓“由于对神有直观知识而起的心灵的满足”，正是对这种人的本真状态最好的诠释。心灵的满足或心灵的快乐，在斯宾诺莎看来，就是在永恒的形式下观认万物而享有的一种对神的理智的爱。斯宾诺莎说，我们的心灵只要能在永恒的形式下认识万物，则我们的心灵就必然具有神的知识，并知道自己是在神之内，并通过神而被认识，由这种知识必然产生对神的理智的爱，而“心灵愈能享受这样神圣的爱或幸福，他便愈能理解万物，换言之，心灵控制感情的力量将愈大，而且心灵受恶劣情绪的损害将愈小”，因此我们的得救、幸福或自由就在于“对神的持续的永恒的爱，或在于神对人类的爱”。这里斯宾诺莎特别把个人和整个宇宙视为一体，非常类似于我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破除自我与他人、事物的对立，达到人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境界。按照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人对天的知就是天对自身的知，人对天的爱就是天对自身的爱，“知天即天自知，爱天即天自爱”。同样，斯宾诺莎认为，人的心灵既然是神（自然）的理智的一部分，那么人的心灵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借以认识它自身的知识，人的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就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爱，也就是说，“神爱人类，神对人类的爱与人的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是同一的”。

我们在西方文化中通常看到两种精神，即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希腊精神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感性和理性，从而产生艺术和科学，相反，希伯来精神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强调虔诚和信仰，从而产生宗教。斯宾诺莎哲学似乎正是这两种精神的综合，它一方面强调理性认识和知识，注重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虔诚和爱，注重神和人类。“对神的理智的爱”这一术语正是这两种文化精神结合的体现。斯宾诺莎哲学的这种精神与中国老庄道家的哲学旨趣显然不同，道家哲学一方面强调“去知”、“坐忘”，即贬低知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为”、“出世”，即要超出人类社会而独善其身，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与此相反，斯宾诺莎一方面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之重要，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应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人类社会的公益事业中，要热爱人类，关心社会，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积极进取精神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知识与爱的情感相结合，这本身就已超越了单纯知识范围而进入实践领域，人已由被动的认识主体而成为肯定自身存在的实践力量。近年来我国有人强调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区别在于“为学”和“为道”的区别、“智人”和“贤人”的区别，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至少斯宾诺莎是强调“为学”和“为道”的统一、“智人”和“贤人”的统一。他所谓求真和至善的统一、知识和德性的统一就是强调“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与他本人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人生的道德理想有紧密的联系，他可以说是一位集“为学”和“为道”、“智人”和“贤人”为一身的真正的哲学家。这里特别使我想到了斯宾诺莎所谓“心灵的永恒”的意义。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二十三里说：“人的心灵不能完全随身体之消灭而消灭，但是它的某种永恒的东西仍然留存着。”他的证明是：在神内必然有一个概念或观念表示人的身体的本质，而这个概念或观念必然是某种属于人类心灵的本质的东西，因此我们只有当心灵表示身体的实际存在时，才能说心灵有可以受时间限制的绵延，然而，假如心灵有某种东西只有通过神的本质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才能被认识，则这种属于心灵的本质的东西必然是永恒的。他说：“只要我们的心灵从永恒的形式下包含着身体的本质，则我们的心灵即是永恒的，而且心灵的这种永恒的存在既不是时间所能限制，也不能用绵延去说明的。”我常用中国古代不朽的观念来解释斯宾诺莎这里所说的心灵的永恒性。《左传》鲁襄公二十四年穆叔答范宣子曰：“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是说一个人肉体死亡，个体消失，但他在世的一言一行会对社会总体留下影响，而这些影响也会随社会总体的不朽而不朽。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认为，尽管斯宾诺莎已去世300余年，但他的哲学精神和高贵德行至今仍存活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并鼓舞正直的人们不断为真理和进步的正义事业而奋斗。

德国著名政论家和诗人海涅在上一世纪就说过：“一旦有人把斯宾诺莎从他那呆板的、古老的笛卡尔主义的数学公式中拯救出来，使得广大读者更能理解他，那么我们也许将会发现，斯宾诺莎比任何人都更该控告别人剽窃了他的思想。所有我们现代的哲学家也许常不自觉地用斯宾诺莎所磨制的眼镜在观看世界。”综观现代哲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不佩服海涅这一论断的预见性。斯宾诺莎在当代哲学思考中愈来愈表现出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对科学和认识论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以致专门从事于语言逻辑分析和科学理论的分析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形而上学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作用，以致像雅斯贝尔斯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都专门撰写了一本《斯宾诺莎》。当代哲学家之所以对斯宾诺莎感兴趣，不仅在于他的思想深远，而且也在于他个人的人品，他为人公正、善良、满腔热情，终身为人类的进步和正义事业而奋斗，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道德美誉。他那光明磊落的一生，甚至使那些强烈反对他的思想的人，也不能不对他个人的德行表示崇高的尊敬。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尚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按照贺麟教授原先的想法，本书应名为《斯宾诺莎学述》，以补充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编辑出版的那套“哲学家学述”丛书（包括《黑格尔学述》、《康德学述》等），但最后按照出版社几位编辑的意见，本书改名为更有学术分量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正如前面所述，本书是我在漫长的不幸岁月里断断续续撰写的，因此它不免包含着我各个时期认识水平的不足和局限。尽管我在最后统稿时尽力想删去一些过时而不恰当的东西，但难免还有不少痕迹，希望读者能批评指正。

二、从总体上说，我这本书是属于哲学史家历史性和考证性的解释著作。鉴于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是一个从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许多概念和术语无疑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我试图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一些主要概念进行历史探讨和具体解释，来寻找一条正确理解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途径。我的任务在于指出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它的根本性质和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它的真实意义和局限性。

三、本书的完成和出版，首先我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最后才得以问世。另外，我也要感谢汪子嵩、王太庆、陈修斋、谭鑫田、武维琴和姚介厚诸位先生和同学，他们均为本书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德国朋友L.Geldsetzer教授，正是他提供的国外新资料，本书最后才得到新的补充和充实。最后我也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田士章、方鸣、刘丽华等同志，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我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洪汉鼎

一九九三年于北京怡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