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以往为多部学术著作作序,都无犹豫,欣然受邀。这次蒙李老昌远之托写序,始有怯步。因为:李老昌远是我崇敬的长者,年龄大我10岁,党龄多我12年;他又是河北省委正厅级原副秘书长,我乃一介学人,自感身份不配。今年7月中旬有事去石家庄,相约李老昌远,坦诚面陈胆怯,建议他请熟知他的省级老领导作序。他也坦诚相告不作此打算的想法,且言之成理,并称我俩乃同辈,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让我破除陈旧的等级观念。我过去对李老昌远有一个印象,他是一位相当正宗、非常传统的老干部。实际上他没有这种旧观念,且真诚相待,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甫定受命奉之。

事后估摸,李老昌远找我写序,也许是缘分所致。

我与李老昌远相识交往20多年,任职上海大学《秘书》杂志副主编时,采访过他;后多次去石家庄调研,常向他请教。他因约稿在《秘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重头文章,退休后,在内地秘书学界、公文学界的学术活动中,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汉语现代应用文研讨会上,与我多次相遇交流,并常赠书给我,彼此十分熟悉。李老昌远作为秘书学界、公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早已被我列入学术研究对象,7年前我写过《秘书界的一位学者型领导——李昌远》一文(见“附录”)。

前年春节,我向他电邮拜年,祝他福寿绵长,建议他编纂《李昌远文集》。因为:我的心目里,在我国当代秘书业界和学界崇敬的长者中,继《李欣文集》之后,李老昌远是完全有资格出版文集的学者型领导之一。今年5月在天津,我俩一起应邀参加首届“方放秘书学著作奖”评审工作。他告之,已采纳我的建议,正着手编纂文集,全书分两卷共五编;还征询我另起书名的意见,因为他觉得以《李昌远文集》作书名有点张扬。经两人一番琢磨,书名初定为《耄耋秘苑文集》(现已作为文集副题)。6月,他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制作成光盘邮我,附信嘱我“提出修改意见”。我搁下手中事情,开始拜读书稿。7月1日,我发电邮给他,提出完善五编编名表述的建议,他次日来电表示全部采纳。无意之中,我与这部文集就有了缘分。

李老昌远这部文集所辑录的文章,我以往拜读过大半。《秘书生涯三十六年回眸》(代绪论)一文,“秘书理论与秘书历史探索编”“公文写作与公文工作研究编”“人物书刊与学术问题评论编”中的文章,在公开发表时,我几乎都认真读过,不少文章还被我收集到研究所用的资料库中。这次,温习这些内容,初读另两编文章,我有以下学习感受:

感受之一,李老昌远退休之前的理论研究,坚持立足本职工作,坚持紧密结合实际。

他或因岗位工作之需进行理论研究。例如《做好机关公文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他主管省委办公厅公文草拟和审核工作后,为主持召开全省党委系统公文工作座谈会,根据亲自起草的讲话稿的部分内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整理而成的。又如《群众集体上访猛增的情况、原因和对策》一文,是他分管信访工作后,为开会部署1993年全省信访工作,根据会前调研活动材料整理而成的。

他或因业务培训之需进行理论研究。例如《秘书工作引言》一文,是他在省委办公厅和省委党校联合主办的地市县委办公室主任进修班上,根据“秘书工作”讲座开篇“引言”整理而成的。又如《关于调查研究的若干问题》《调查报告的撰写》《论总结和工作总结的写作》等文,是他在省直部门和人民团体举办的培训班上作辅导报告后,根据讲课内容整理而成的。

他或因问题研讨之需进行理论研究。例如《社会主义民主与人民政协刍议》一文,是他任省委副秘书长期间,兼任省政协七届常委及文史委副主任时,在省政协举办的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后被整理成文。

他或因调查实践之需进行理论研究。例如“调研理论与调研实践撮要编”中的几篇文章,都是这样形成的。

李老昌远在“编后记”的“在秘书岗位上兼作理论研究工作”中说,为了使理论研究同本职工作结合进行,他总结了面向“两个实际”和坚持“三个结合”的经验。面向“两个实际”,即“一方面要面向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另一方面要面向秘书工作的实际”。坚持“三个结合”,即一是“理论研究课题与领导决策需要相结合”,二是“秘书科学研究与秘书业务相结合”,三是“秘书工作研究与领导工作研究相结合”。

李老昌远在《秘书生涯三十六年回眸》(代绪论)一文中,谈到他能实现秘书工作与理论研究的结合,有三个“外在推动力”:一是工作“逼”出来的;二是研究环境“促”成的;三是上级“推”着走的。

感受之二,李老昌远的理论研究,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善于抓住能够利用的机会。

他善于结合学习总结进行理论研究。其中,有结合进修学习的理论研究,例如《把握工作规律力争主动服务》一文,是他在中央党校进修时写的结业论文。有结合文件学习的理论研究,例如《〈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比较研究》一文,是他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最新公文法规后写的体会,作为他和任群主编的《现代通用公文写作学》一书的跋文;《新世纪呼唤秘书职业道德建设》一文,是他学习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后所写的论文,用于湖南省秘书学会和《当代秘书》杂志社举办的“华人杯”21世纪秘书工作理论研讨会的交流。又如《人民主体地位与秘书工作刍议》一文,是他学习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科学发展观核心问题论述后所写的论文,用于北京现代秘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秘书工作论坛的交流。有结合座谈学习的理论研究,例如《关键是搞好共产党内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起来》两文,都是他参加省政协座谈会的发言。有结合教训总结的理论研究,例如《建立起倡廉反腐的“钢铁长城”——谈谈李真等秘书犯罪给人们的警示》一文。有结合反思总结的理论研究,例如《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反思》《河北省特大洪灾后引发的几点思考》等文。

他善于结合纪念活动进行理论研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他写了《坚持和发扬党的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他写了《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创秘书科学研究新局面》;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他写了《谈谈新中国前期的秘书工作》;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他写了《坚持走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道路》;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他写了《河北省对外开放二十周年的回顾与前瞻》。

他坚持结合编书活动进行理论研究。例如,他主编《河北经济发展五十年》,撰写了“前言”,即《河北经济发展五十年的成就与特点》一文;他与李秉新主编《河北历史名人传》大型图书,共同撰写了“绪论”,即《爱国主义与河北历史名人的作用与风范》一文。

他坚持在参与学术活动中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他退休后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退而不休’所干的主要事情”(“编后记”)。文集中的不少重头文章,如《毛泽东与公文写作》《中国现代公文演进过程及其规律探讨》《浅议中国内地现代通用公文的语体风格》《中国现代通用法定公文文种简论》《公文写作的价值、特征和内在矛盾》《中国公文的历史分期及其演进规律初探》《现代公文的写作章法及其比较研究》《关于我国现代公文规范化的问题》等文,都是他参与各种学术活动而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

李老昌远在“编后记”中深有感触地说:“我和许多人一样,享受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待遇,生活无忧,不需再靠劳动‘谋生’了。研究点问题,写点东西,对于退休的我似乎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种‘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感受。”所以,“我参加历次学术活动,通常不是空手而去,而是以文会友”“只要出席就‘逼’着自己带上论文。”

感受之三,李老昌远的理论研究,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问题。

无论是作为领导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还是作为学者对学术课题的理论研究,李老昌远都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问题。前者较集中地体现在《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与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人民政协刍议》《关于河北省“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建议》等文章中。这里主要例举后者:

他研究秘书工作,指出秘书工作者要处理好“秘书工作的被动性与主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为领导主动服务,秘书工作者“要把握和坚持适度原则”,处理好辅助决策与参与决策、直言敢谏与组织服从、先“奏”后“斩”与先“斩”后“奏”、协调各方与擅越职权的关系(见《把握工作规律力争主动服务》)。

他研究秘书工作基本规律,指出“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源于秘书工作的基本矛盾”,认为秘书工作的“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两对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于秘书工作的全过程”“构成秘书工作的基本矛盾”(见《秘书工作引言》)。

他研究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提出了“秘书与领导关系的两重性”的命题,通过对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两重性阐述,提出要纠正秘书处理与领导关系的错误倾向(见《论秘书与领导关系的两重性》)。

他研究秘书学和领导学,提出了“秘书学与领导学是一对姊妹科学”的命题,通过两者辩证关系的阐述,提倡秘书工作者在学习和研究秘书学之外还要学习和研究领导学,提倡领导工作者在学习和研究领导学之外还要学习和研究秘书学。

他研究中国现代公文,从体系着手,指出它由公文自身和公文处理工作两个基本方面构成;中国现代公文科学体系的建立,要探究中国现代公文的演进规律,并概括出“行文宗旨的依存律”“公文改革的通变律”“集思写作的互补律”“内容体式的统一律”“处理程式的有序律”(见《中国现代公文演进过程及其规律探讨》)。此后,他进而研究整个中国公文史,认为公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植根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之中,对整个中国公文史演进的一般规律作了深入研究(见《中国公文的历史分期及其演进规律初探》)。

李老昌远能始终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得益于他青年时期就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所打下的扎实基础。在《母校教我掌握马克思理论思维》回忆文章中,他深情地说:“回眸往事,我感到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始终伴随着我、指引着我”“我体会到学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方法,是一件终身受用的事情”(见“编后记”)。

感受之四,李老昌远的理论研究,还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问题。

他重视历史分析,惯于历史回顾,探究历史演进,作出历史分期。

在对我党我国秘书工作历史的研究中,他认为:“80年来党的秘书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前的28年是秘书工作的奠基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前29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期,是秘书工作的完善阶段,后23年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秘书工作的继续发展阶段。”(见《坚持和发扬党的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他把新中国前期29年的秘书工作称为“现代秘书工作”,把新中国后期的秘书工作称为“当代秘书工作”(见《谈谈新中国前期的秘书工作》)。他认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前期29年的秘书工作遭受重大挫折,但是,“这一挫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29年秘书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见《谈谈新中国前期的秘书工作》)。

在对我国公文历史的研究中,他认为:“公文(或公务应用文)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同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因此研究中国公文的历史分期,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历史划分”。据此,他把我国公文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奴隶社会公文时期,约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从夏代开始,经商(殷)、西周、春秋,共经历近1600年;二是封建社会公文时期,从公元前475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共经历了2300多年;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时期,从1840年至1949年,共经历100多年;四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文时期,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今。他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公文称为古代公文,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称为近代公文,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公文称为现代公文(见《中国公文的历史分期及其演进规律初探》)。他认为,我国现代公文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解放初期,即5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现代公文的初创阶段;二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是中国现代公文的完善阶段;三是60年代后期至今,是中国现代公文经历曲折后继续前进的阶段。

在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中,他也习惯进行历史进程的分析。例如,对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他作过梳理: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建议权,到具体化为“密切联系群众,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见《社会主义民主与人民政协刍议》)。又如,对河北省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梳理成准备和起步、全面推开、纵深加快发展的三个阶段(见《河北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

李老昌远善于结合历史分析的方法,使他的理论研究有了宏观的高度和纵向的深度,这是他研究秘书工作和公文工作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他作为学者型领导与不少学者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之一。

感受之五,这部文集具有论述严谨、表述细致、内容实在、观点鲜明的特点。

论述严谨。它主要表现在文章的逻辑结构、论证的逻辑思辨、论据的可靠有力等方面,尤其表现在对概念的定义、含义的阐述、命题的界定、问题的提出诸方面。在《人民主体地位与秘书工作刍议》一文中,他首先阐述了“人民主体地位的依据及其含义”。在《谈谈新中国前期的秘书工作》一文中,他先作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秘书工作的分期界定”。在《中国现代通用法定公文文种简论》一文中,他开篇就阐述“中国现代通用法定公文文种的界定”。在《关于我国现代公文规范化的问题》一文中,他首论“公文规范化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这些严谨的论述,在这部文集里几乎俯拾即是。

表述细致。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正文后的说明性文字中。这部文集每篇文章在正文结束后,都有几句或一段说明性文字。除按惯例说明本文原载及被收入的书、报、刊外,或点出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成因,或补述文章发后的有关反应及获奖情况,或列出参与调研和草拟文稿的人员名单及其分工,为读者提供与本文有关的信息。这种细致的表述,在个人文集中,有助于起到释文补注的作用。

内容实在。文如其人,李老昌远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其文章的内容也是实实在在的。他敢想敢说,说真话实话,表真情实意,求真知真理。在《人民主体地位与秘书工作刍议》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确立和践行“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是“加强秘书工作者思想修养的根本之道”的见解,提出了要“坚持以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指导秘书辅政工作”的观点。据我了解,他干秘书工作一辈子,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这是他的深切体会。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这一实实在在的体会升华到理论高度加以论述。我个人认为,这是秘书业界和学界多年来关于“秘书辅政工作”和“秘书思想修养”课题研究中出现的立意最高、论述最精的突出成果。

观点鲜明。李老昌远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作文,其观点必然是鲜明的。在《秘书和秘书工作“界说”之管见》一文中,他对“秘书”和“秘书工作”这两个秘书学中最基本的概念进行了研讨。在研讨“秘书工作”的定位时,他先引述了秘书学界两位学术带头人李欣和常崇宜当时的不同观点,接着表明“为了表示对李欣、常崇宜两位长者对秘书事业的突出贡献和尊敬,我从心底呼之为‘北李南常’。正因为他们在秘书界的独特地位,所以对秘书工作的上述看法分别对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有广泛的影响。我是赞同‘北李’,而认为‘南常’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他经过一番论述后,接着指出李欣当时的观点“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最后他提出了自己对“秘书工作”的定义。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创秘书科学研究新局面——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作》一文中,他针对“有的学者认为上世纪后期有关当代秘书学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手册体系时代’”的观点,针对个别学者照搬当代西方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离开社会实践去进行科学‘范式’研究”的做法,都观点鲜明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并予以反驳证伪。

李老昌远36年的秘书生涯,如老黄牛苦干实干的精神,不图名利清正廉洁的品格,专心事业潜心研究的作为,是我对他崇敬的根本原因。李老昌远52年的研究生涯,背靠马列身接地气的思索,独特扎实深入的研究态度,长期积累下来的等身著述,为秘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这部文集辑录的百篇文章,虽是李老昌远的部分成果,却是已有业绩的集中体现,让我学习后感到受益匪浅。谨以这篇学习体会式文章,权且作为这部文集的序言。

刘耀国

2013年8月22日于上海

(刘耀国系上海大学《秘书》杂志原副主编,中国秘书科学联盟(网)副主席,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顾问,方放秘书学与公文写作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顾问,武汉秘书速记进修学院秘书专业研究员,中国公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秘书工作研究百篇——耄耋秘苑文集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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