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好望之源

我是一只鹰，在云端翱翔，我极目张望，也看不见我家乡。

——南非茨瓦纳民歌《恩瓦托》

一、乡村童年

在青山环绕的一片狭长的谷地之中，坐落着一个黑人村庄——库努村，清澈的河水绕村而过。村里只有几百人，住在被称为“让德威尔”的小房子里。房子是用泥和茅草建的，地板是用拍扁后的蚂蚁窝拼成的；唯一的出口是一扇矮矮的门，高个子必须躬着腰才能进去。姆巴谢河流过玉米田和种满金合欢树的农场，一望无际的草地一直向东流入印度洋。村里没有公路，有的只是赤足的男孩和女人们在草地上踩出的小路。女人和孩子们都披着染成褐色的毯子，只有几个信奉基督教的人才穿着西方化的衣服。土地本身归白人政府所有，非洲人没有土地，而是像佃户那样每年向政府交纳地租，只有很少几个部落例外。在这个地区有两所规模很小的小学，一间普通的商店，和一个可以让牲畜免生跳蚤和疾病的消毒池。玉米、高梁、豆角和南瓜是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吃不起更好食物。村里一些富有的人家可以偶尔吃些茶、咖啡和糖以做调剂，但是对于大多数库努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种田、做饭和洗衣服的用水必须用桶从河里运回来。头顶水桶行色匆匆的女人是这里的一道风景。实际上，库努是女人和孩子的村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男人在遥远的农场和瑞福山上的矿山工作，瑞福山在约翰内斯堡南郊，山中有含金的石头和页岩。他们每年大约回来两次，主要是为了耕地、锄草。播种和收割是女人和孩子们的事。村里的人绝大部分是文盲，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得近乎原始的地方，一个日后成为南非叱咤风云的黑人领袖的小婴儿安静地诞生了。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生于1918年7月18日。也许这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几个月后——11月11日，德国签订了和平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夺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这是否预示着，这个黑人的孩子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呢？

曼德拉出身的家庭属于滕布人中高贵的克拉尔家族，他父亲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族长，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南非军队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作战。亨利·曼德拉还是特兰斯凯地方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称为“班加”，是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协助比勒陀利亚政府处理地方事务。亨利·曼德拉共有四个妻子。纳尔逊的母亲楠卡普希（一般称作诺赛卡妮）是一位很有性格、高贵的女人。

在曼德拉的记忆中，母亲负责三个“让德威尔”，那里总是挤满了亲戚们的孩子。依非洲的传统，叔叔或阿姨的子女被视为自己的兄妹，而不是堂兄妹。母亲的姐妹也是母亲；叔叔的儿子也是兄弟；兄弟的孩子也是子女。在曼德拉回忆中，库努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吃的一切都是自己生产的。女人们种植和收割玉米，收割以后，女人们用石头将玉米粒碾碎。一部分用来做面包，剩下的晒干后存在罐子里，玉米有时不够吃的，但牛奶和羊奶是充足的。

“母亲负责的三间小屋分别用于烧饭、睡觉和储存物品，纳尔逊兄妹们睡觉的小屋中没有西方人所说的家具。他们睡在草垫上或坐在地上，直到上学后纳尔逊才知道了枕头是什么。”曼德拉说，“从很小开始，我就与村里的男孩们一起在草原上玩耍、打闹，这用去了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待在家里、围在妈妈身边的男孩子会被视为女孩子气。晚上，我与这些男孩共享食物，同盖一条毯子。我开始放羊的时候不到五岁，我发现科萨人对畜群着迷似的喜爱，不仅把它们视为食物和财富，还把它们看成是上帝的赏赐，是幸福的源泉。我能用弹弓射下天上的小鸟，能采集野蜂蜜、水果以及可以食用的草根，能直接从牛乳头上喝到热乎乎的甜奶，能在清澈冰冷的溪水中游泳，还能用几股拧在一起的尖头铁丝捕鱼，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野地中学到的。我学会了非洲农村的每个男孩都掌握的棍战知识，并精通它的各种技巧：避开击打，声东击西，快速逃离对手。从那时起，我就爱上草原，爱上了这广阔的天地、质朴的自然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线。”

除了用幼稚的眼睛开始领略大自然神奇的美之外，小曼德拉还和小伙伴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让自己开心。——无论多么穷困贫瘠的生活，也不能抹煞孩子们快乐的天性。

作为男孩子，曼德拉和他的伙伴们必须自己制造玩具。他们用粘土制成各种动物和小鸟，用树枝做成一个牛拉的雪橇。大自然是他们的游乐场。库努周围的山上有许多光滑的大石头，他们把这变成了自己的滚轴滑板，一个个坐在扁平的石块上，顺着大石头的表面向下滑，直到腰酸背痛无法再坐下去为止。曼德拉坐在刚断奶的小牛背上学会了“骑马”——摔下来许多次，一次还摔在了牛背上。

男孩子中最流行的游戏是“辛提”，像大多数男孩的游戏一样，这也是一种科萨小伙子用来模拟战争的游戏。两根作为靶子的棍子被牢牢地垂直插在地上，相距一百步左右。游戏的目标是每个队向对方的靶子投掷木棍，并把他击倒。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一方的靶子并阻止对方取回已经扔过来的木棍。当孩子们长大一些以后就与邻村的男孩进行比赛，而在这些友谊赛中表现出色的人将会受到很高的尊敬，就像在战斗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将军一样得到赞扬。在曼德拉的记忆中，童年有这样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有一天，一头倔驴给了我一个教训。”他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开始他的故事。“那时，我们喜欢这样的游戏，我们轮流骑上驴背再跳下来，而当我骑上去后，它却发疯地向附近的一个荆棘丛跑去，低着头，试图把我甩下背去，它成功了，而我的脸却被荆棘刺破了，这使我在朋友面前很尴尬。”像东方人一样，非洲人也有很重的自尊感，中国人把这称为“面子”。小曼德拉在朋友中丢了面子。“尽管把我甩下来的只是头驴，我还是明白了：羞辱别人就是让他承受不必要的残酷命运。即使在少年时代，我击败对手时，也不让他们感到难堪。”70年后他“击败”了德克勒克与布特莱齐时，人们果然看到了这种“孩子王”时代养成的风度。

通常游戏是在男孩子之间进行的，但他们有时也会让自己的姐妹们参加。男孩和女孩玩的游戏有“捉迷藏”和“抓人”。但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克亥萨”——找朋友。这个游戏没有太多的规则，是他们在与一群同龄的女孩子打招呼时突然发明的，要求她们每人选择一个自己喜爱的男孩。“我们的规则是尊重女孩子的选择，一旦她选择了自己的最爱，就可以让这个幸运的男孩陪她回家。但是女孩们很机敏——比我们这些傻家伙聪明得多——她们经常相互协商，都选择同一个男孩，通常是最难看的一个，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取笑他。”

像所有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曼德拉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观察得来的。“我们学习的方法是模仿和竞赛，而不是提问。”当他初次拜访白人家庭时，惊讶地发现孩子向父母发问是很正常的事，而且父母也很愿意回答。而在科萨人那里，提问是件讨厌的事；大人们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知识主动传授给孩子们。但是，父母亲讲述的故事和传说同样滋养着曼德拉纯真的心灵。“父亲有时会给我们讲历史上的战斗和英勇的科萨族战士的故事，而母亲却让我们迷上了无数代人传下来的科萨人的传奇神话和寓言。”这些故事激发了孩子的想象力，并且通常都包含着很深的寓意。成人后曼德拉一直记得母亲讲的一个故事：一位旅行者遇见了一个老妇人，她的眼睛上布满了可怕的脏东西。她请旅行者帮助她，而他却不予理睬。后来，又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也遇见了这个老妇人。她请他帮忙攘眼睛，虽然这个男人觉得这个工作并不愉快，却还是照做了。当眼垢从这个老妇人的眼中除去后，她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位年轻的美人。这个男人娶了她，变得很富有而且子孙满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可它的寓意却是永恒的：善良和慷慨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回报。

在库努这个小天地里，部族或部落之间存在的唯一对抗发生在科萨人与少数姆凡古人之间。在1820年到1840年间，沙卡领导下的祖鲁人兴起了，祖鲁战士们力图用武力征服和统一所有部落，因此发动了许多的战争，造成大量的迁移活动。姆凡古人就是在这一持续13年的姆菲卡尼战乱时期为躲避沙卡—祖鲁军队而逃到东开普来的。不会讲科萨语的姆凡古人是这一时期的难民，不得不从事别的非洲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在白人的农场或商店里工作，而这是源远流长的科萨人所瞧不起的。但是姆凡古人更接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且，由于他们与欧洲人打交道，因此比其他非洲民族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也更西洋化。在曼德拉少年时代，姆凡古人是部落中最先进的，他们当上了牧师、警察、教师、官员和翻译。他们也是最先信奉基督的人，房子建得更好，用科学的农业技术种田。他们比自己的科萨族同胞更富裕，他们坚信传教士的真理，认为信奉基督是在接受文明，而接受文明就应该信奉基督。科萨人对姆凡古人怀有一些敌意。“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出于妒忌，而不是部落仇恨。”曼德拉说，“我在儿时看到的这种地方的部落主义危害比较小，在那时，我没发现也没怀疑过会存在后来被南非白人政府大加利用的那种部落之间的暴力冲突。”

曼德拉的父亲没有这种对姆凡古人的部族偏见，而且还与两个姆凡古兄弟交上了朋友，他们是乔治·姆贝凯拉和本·姆贝凯拉。这兄弟俩在库努很特殊，因为他们受过教育，信奉基督。哥哥乔治是一名退休教师，而本是一名警官。“尽管姆贝凯拉兄弟极力劝说，我父亲对基督教仍然敬而远之，他只保持对伟大的科萨精神—夸玛塔的信仰，这是他祖先的上帝。我父亲是个非正式的牧师，他主持杀牛宰羊的仪式，还主持为种植、收割、出生、结婚割礼以及葬礼有关的地方传统仪式，他不需得到任命，因为科萨人的传统宗教认为宇宙一体，以至于在神圣与世俗、自然与超自然之间不做区分。”

虽然姆贝凯拉兄弟的信仰没能打动曼德拉的父亲，却促使他母亲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实际上，“法尼”就是她在教堂得到的教名。也是由于姆贝凯拉兄弟的影响，曼德拉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卫理会教徒，兄弟俩经常看着他玩，看他放羊，还走过来与他说话。命运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小曼德拉怎么知道交的这两个忘年之友会提出改变他一生的建议呢？——上学，接受教育，也许正是曼德拉迈上漫漫伟人之路的第一步。

有一天，乔治·姆贝凯拉来拜访曼德拉的母亲。他说：“你的儿子是个聪明的小家伙，他应该去上学。”母亲没说什么，因为在他们家从没有人上过学，而且母亲对姆贝凯拉的建议毫无准备。但是她却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后者尽管（也许正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却立即决定他的小儿子应该上学。学校只有一间房，屋顶是西方式的，位于山的另一侧。当时曼德拉七岁。

就是在今天，曼德拉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能上学实在是太令一个小黑孩子激动了！“上学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上学必须穿着得体。直到那时，我还像库努的其他男孩一样，只披着一条毯子，从肩上缠下来，系在腰间。父亲拿来一条他的裤子，在膝盖处剪断，然后让我穿上它。我穿上了，长度正好，只是腰太大。父亲又拿来一条绳子，在腰部把裤子系了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可笑，但我从没有一件衣服比父亲这条剪短的裤子更能让我骄傲了。”

开学第一天，老师姆丁根小姐为每个人都起了英文名字，并告诉他们，今后在学校只能用这个名字，这种做法在当时的非洲人中间已成为一种风气，而这毫无疑问是由于英国人的偏见造成的。曼德拉接受的教育是英国式的，英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被自动地认为是高级的，根本没有非洲文化这个概念。

曼德拉这一代非洲人，甚至今天这一代人，一般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和一个非洲名字。白人既不能也不愿意取一个非洲名字，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文明的表现。那一天，姆丁根小姐告诉曼德拉，他的新名字是纳尔逊。不知道她为什么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或许她与英国海军英雄伟大的纳尔逊勋爵有些关系，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

二、篝火旁的少年

库努村所在的特兰斯凯是南非最大的一块黑人保留地。当时南非有许多这类保留地。地狭人稠，以农牧为生，没有城市、矿山与海岸，是这些保留地的共同特点。要说有什么重要的“非农产业”，那就是男人们在外打工谋生。白人统治者当初把黑人赶到这种保留地上，是为了掠夺黑人的土地，而后来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便具有了一箭双雕的用意：一方面统治者用鼓励保留地“自治”以至“独立”的幌子显示其已经迎合潮流给了黑人诸多“权利”，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这种“独立”名义下巩固种族隔离制度，把南非分割成广袤肥沃、拥有一切资源的白人国家与一系列分散闭塞贫瘠穷困的黑人小“国”。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非的10个“自治”的保留地（号称“黑人家园”）中就有4个宣布“独立”。南非本身为了抗拒在种族问题上较为开明的英语世界和国内英语白人的影响，也在阿非利卡种族主义者主持下于1961年退出英联邦而“独立”。于是“独立”、“自治”这些一般人听起来与民族解放相联系的词汇，在南非的特定条件下反而是民族压迫与种族隔离的象征。而反对这种“独立”、“自治”则成了黑人解放运动的目标。

特兰斯凯就是这些“黑人家园”中面积最大、“独立”最早的一个，她一方面深受这种“独立”之苦，另一方面由于毗邻英语文化占优势的东开普地区，风气比阿非利卡人影响下的其他“家园”（如纳塔尔省境内的祖鲁人地区）相对开放，因此后期非国大的许多领导人都出自该地，如曼德拉夫妇、西苏鲁夫妇、姆贝基父子、坦博与拉马弗萨等。而特兰斯凯地方政权中也不乏非国大的同情者，如“黑人家园”的军事负责人霍洛米萨等。几乎可以说特兰斯凯是这一代非国大精英的摇蓝，而长在特兰斯凯农村，进入政坛在约翰内斯堡等中心城市，则成了这些新南非缔造者中许多人都走过的路。

这当然都是后来的事了。对于童蒙初启的少年曼德拉来说，特兰斯凯的特殊文化氛围对他的成长很有意义。他的家乡库努村离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很近，他们克拉尔家族在库努的生活是安定的。纳尔逊除上学外，也帮着大人干活，诸如喂牛、放羊或帮助犁地——然而，他渴望过冒险的生活。夜晚，他着迷地听部落的老人们讲故事，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们围聚在巨大的篝火旁讲述着“在白人到来之前的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他喜欢回忆这些经历，并将这些视为自己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基础：

“那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和长老的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他们不需征求谁的允许，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移而毫无障碍。那时，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与河流；我们从土壤中提取矿物，我们拥有这个美丽国度的所有财富，我们建立并管理着自己的政府，我们控制着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起自己的贸易和商业。”

老人们会告诉你祖先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进行的战斗以及将士们在那些史诗般壮丽的岁月里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祖鲁族的丁干和本巴塔、科萨族的欣查、马卡纳和恩德拉姆比以及北方的塞库库尼等人，这些人的名字被人们记在心中，他们是整个非洲国家的骄傲和光荣。

进入教会学校后，纳尔逊认识了另一个世界。他感到震惊，因为他发现历史书中只承认有白人的英雄，而把黑人描述成野蛮人和盗牛贼，当提及科萨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时，把他们说成是“卡菲尔”战争。

许多年以后，他的姐姐梅布尔还记得，那时他只能穿父亲穿过的衣服，袖子和裤腿都不够长；他并不在乎自己招人笑话，因为他把精力全用到学习上了。

在家里，他更多地知道了历史课上学不到的那些发生在近代的历史事件：他知道了在1921年总理史末资将军派军队在东开普的布尔赫克附近屠杀了163名男女老少；这些人是一个犹太教派的成员，他们拒绝从自己居住的“公共”土地上离开。他还知道，不久之后史末资的飞机轰炸了居住在西南非托管地邦德尔斯瓦特的人民，因为他们拒绝交纳自己无力承担的养狗税。100多条人命在这次轰炸中丧生，和广大非洲人民的感觉一样，“布尔赫克”和“邦德尔斯瓦特”的名字成了他心中痛苦的记忆。

1930年，亨利·曼德拉病得非常严重。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派人把酋长请来并把儿子托付给他。亨利对酋长说：“罗利赫拉赫拉是我唯一的儿子，我把他送给你作仆人。我可以用他对姐姐和朋友们说的话对你说，他的目标是拯救我们的国家。我希望你能按自己的意思把他造就成人，让他接受教育。他会以你为榜样的。”梅布尔当时也在场，她听见酋长对这些请求作了保证。12岁的纳尔逊开始在大卫·达林戴波酋长的监护下生活，父亲死后，他就搬进了酋长的住地姆克凯兹韦尼。梅布尔回忆说：“酋长给他买来衣服，我弟弟也终于穿得有个人样了。”

四年后，纳尔逊16岁的时候，可以参加割礼节了。他和一群同龄的年轻人脸上涂成白色，穿着草编的衣服在山里度过了几个星期。部落的长者为他们举行了仪式，并训练他们为长大成人和参加各种部落会议作准备。

第一天午夜，值班员爬进小屋，悄悄地把他们叫醒，然后指挥他们离开小屋，摸黑走了很远去掩埋他们的包皮。这样做有一个传统的理由：在巫师用它干坏事之前埋掉它，同时，他们也象征性地埋葬了自己的童年。曼德拉并不想离开温暖的小屋而在黑夜中穿过树丛，但他仍然走进了树林，几分钟内，割下包皮把它埋在地下：“我觉得自己抛弃了童年的最后一点遗迹。”

曼德拉他们住在两间屋里，每间13人，在那里等待伤口愈合。走出小屋必须用毯子蒙住自己，因为他们不准被女人见到。“这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们在为以后的男人生活作精神上的准备。在准备回到村庄的那天，我们早早起床在姆贝谢河中洗去白色的油彩，洗净擦干之后，我们又涂上了红褐色的油彩。这是因为男人以后会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睡觉，她的身子会逐渐磨去这些颜料。然而，我身上的油彩却是用猪油擦去的。深山隐居的日子结束后，我们烧掉了住处和其中的全部物品——摧毁了我们与少年时代的最后一丝联系——并且举行了一个盛大仪式欢迎我们以成年男子的身份回到社会。家人、朋友和地方首领们聚在一起，向我们讲话、唱歌、赠送礼物。我得到了两头小牛和四只山羊，因此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得多。从来都是一无所有的我突然间有了自己的财产，这是一种让人兴奋的感觉。尽管我的礼物与佳斯蒂斯的整群牛相比微不足道，我并不妒忌他，他是国王的儿子，而我注定只能当国王的大臣。那天，我觉得很骄傲，走起路来也与以往不同：步子更大了，个子更高了，而且信心十倍，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拥有金钱、财富和地位。”

这一段饶有兴味的叙述，是曼德拉回忆起自己接受入会仪式——割礼节的情景。“割礼”之后，曼德拉就要告别少年，走向成熟了。这时的曼德拉，正在克拉克伯里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学习。他迷上了酋长的部落会议，放假期间，他就去听酋长开庭审案，一些小部落首领把案子送到这里以求解决。虽然当时南非政府已经取消了许多部落首领的职权，而把他们降为白人机构中领工资的公务人员，但在当地他仍是受到人民尊敬的摄政者。对纳尔逊来说，这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经历：先起诉，然后辩护，反复查问证人，最后首领在征求了长老们的意见后作出裁决。

曼德拉后来的领导观念深受摄政者及其法庭的影响。他能旁听经常在摄政者住地举行的部落会议，并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这些会议没有时间的规定，而是在必要时召开，讨论诸如旱灾、宰杀牲畜、上级或地方长官发布的政策、政府公布的法律等重要的事情，所有的滕布人都可以参加会议——许多人也真的参加了，骑马或步行来到这里。

在这些时候，摄政者身边有一群“阿莫帕卡提”，意思是“核心人物”，这些人是高级长老，充当摄政者的议会和陪审团。他们是一群智者，熟悉部落的历史和风俗。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

摄政者发出信函通知酋长和首领们开会，很快来自滕布各地的重要人物就聚集一堂，摄政者的住地热闹非凡。他首先感谢大家出席会议，解释开会的原因，然后就不再发言，直到会议的尾声。

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人会打断他。这是一种古朴的民主形式。发言者的身份和地位也许有高低之别，但每个人都会倾听他的话，这种自治的基础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都具有平等的公民地位。当然，恐怕女人是例外的。

在会议进行中间有一个盛大的宴会，在听一个接一个的发言时，曼德拉经常会吃得太多而导致肚子疼。他发现有些人的发言漫无边际，永远也抓不到问题的关键；而有些人直截了当，说话简洁、紧凑。有些人想用充满感情的、戏剧的语言打动听众，而有些人则冷静、沉着，避免感情用事。

起初，人们对摄政者毫不留情的批评让曼德拉感到震惊。他也逃不过批评，事实上，他经常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但是，无论这些指责多么严厉，摄政者都不为自己辩解，他只是静静地听，根本不表露任何感情。

会议要一直持续到达成某种一致为止。然而，这种一致也许只是对达不成一致的普遍认同。或者同意等到更合适的时候再解决。民主意味着任何人的意见都要尊重，一项决定必须全体通过。多数人决策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少数人不能被多数人压制。

摄政者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讲话，他的目的是总结会议发言，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寻求一致。但是没有人必须服从会议的决定。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还应召开另一次会议。在会议的最后，一个赞美歌手或诗人将歌颂古老的国王，用赞美和挖苦兼而有之的语言评价目前的首领们，而听众在摄政者的带领下发出一阵阵笑声。

作为一名领导者，曼德拉向来坚持自己在摄政者那里学到的原则，在形成自己的意见之前，他总是尽力倾听每位发言者的意见，通常情况下，他自己的意见只不过是简单综合了人们的不同观点。曼德拉永远牢记摄政者的真理：他说，领导者就如同牧羊人，跟在羊群后面，让最敏捷的羊走在前头，而其他的羊跟随它前进，却不知道真正指挥它们前进的人在后面。

三、走向茫茫世界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纳尔逊在希尔德顿的一所卫理公会中学为考大学做准备时，学生们心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而不是考试：一场危机正在影响着全体南非人民，对开普省人民的打击尤为严重。

从1854年开始，在开普地区（包括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在内）的黑人有产者一直都有选举权。传教士们的自由主义影响使非常多的黑人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很多人还是在多种族学校中受教育的。曼德拉的曾祖父恩古本格库塔就曾为一所教会学校捐献了土地。这一切使非洲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教育获得一切公民权利。但是，1867年英国人统治的金伯利地区发现了宝石，接着，1886年德兰士瓦的布尔共和国发现了黄金。这一切使南非突然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随着资本和欧洲人的大量涌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没有止境。而已经被外来侵略者夺去了土地的非洲人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各种税收的逼迫下到矿山劳动。一个黑人无产阶级正在形成。像特兰斯凯和西斯凯这样的黑人保留地成了流动劳动力的蓄水池。布尔人（荷兰人、胡格诺教派和德国人在南非的后裔）因为反对废除奴隶制于19世纪30年代集体从开普的英国统治区迁了出来。现在他们又感到英国人的入侵是一种新的威胁，于是在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

当曼德拉开始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的时候，他认识到这场国内战争留给人民多大的苦难。他也认识到，无论彼此多么仇视对方，一旦这两个白人集团遇到“地方问题”（黑人威胁），他们仍然会联合起来，就像在1910年发生的那样。当时英国人镇压了非洲人领袖、教会以及自由人士的普遍抗议，将南非黑人置于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统治之下。或许最令人感动的要算是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奥利佛·施赖纳说的话了。她预见到南非面临的灾难并指出：在这个国家中白人“被眼前的利益蒙住了眼睛”。在剥夺了黑人的土地和公民权利之后，“为获得廉价劳动力，又迫使他们成千上万地永久居住在城郊和矿工居住区以及城市的贫民窟里。”

1913年的“国家土地法”已经大量剥夺了土地这种非洲人唯一的安全保障，现在800万非洲人得到的土地只占12.7%，而87%的土地被200万白人占据了。

1936年，赫尔佐格总理（一个阿非利卡人国民党政治家）批准了“种族隔离”法案，并得到了旧敌史末资将军的支持。前任大法官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称这个法案带有“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的味道”。

这时的纳尔逊·曼德拉正在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在种族关系复杂的南非，大学也有各种类型：有白人大学，其中又分：（1）以阿非利卡语教学为主的布尔人大学，如著名的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与斯泰伦博什大学，他们多是种族主义的文化中心与白人精英荟萃之地。（2）以英语教学为主的，如开普敦大学与南非大学等。有黑人大学，其中又分：（3）以英语教育为主的西式大学，如黑尔堡大学与北方大学等，黑人自由主义文化往往以这类学校为基地。（4）“黑人家园”大学，主要是70年代后开办的特兰斯凯、祖鲁兰等5所大学，具有浓厚的部落传统色彩，风气保守。（5）亚裔为主的大学如纳塔尔大学等。（6）较开放的多种族大学，以英语教学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即为其中最著名者。各类大学风气各异，在南非社会演进中各有其角色形象。其中与黑人解放运动关系密切的主要是上述第（3）与（6）两类学校。非国大精英辈出的黑尔堡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坐落在东开普的艾利斯村，是1916年建成的。当时，它不仅为南非，也为东非和中非培养了许多未来的领导者，并因此享有崇高声誉。

奥利弗·坦博是纳尔逊在黑尔堡的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年长1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却是庞多人聚居的比扎纳，位于滕布人地区的东北方。身为农民的儿子，奥利弗在一所地方教会学校毕业后成了约翰内斯堡圣彼得学校的高材生。这是由耶酥复活会兴办的中学，有“非洲的伊顿”之称。1938年他以优秀成绩通过了大学考试并获得了特兰斯凯“班加”授予的奖学金而进入黑尔堡大学读书。此时，他正在攻读理学学位。

当时，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的领导下来自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以及其他团体的联合抗议非常强烈，通往普通公民权的最后一道大门还是砰的一声在他们面前关上了。完全由白人组成的议会在开普敦以169票对11票通过决议，将黑人选民从选举名单上拿掉了。这样居住在开普的黑人（曾是这个国家唯一有选举权的黑人）现在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他们的权利仅限于参加选举3名“地方代表”（全是白人）和4名参议员（全是白人）。他们也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市政委员会，不过这些都是纯粹的顾问机构。

《通行证法》在开普也和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一样适用了。从1910年开始，南非已经实行了36个种族歧视的法律，全都遭到所谓非欧洲人口的反对，其中最令人痛恨的就是《通行证法》，它控制着南非黑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黑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旅行以及在宵禁之后外出活动。这个通行证可以由任何白人签发，甚至连孩子也可以。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就意味着要被罚款或（更经常的是）坐牢。牧师、律师、医生以及其他一些黑人中产阶级也只能得到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能证明自己豁免权的证书。警察在执行规定时蛮横无礼，这使人们对这个制度的愤怒憎恨更是强烈了。全国范围的骚乱也唤醒了学生。纳尔逊心中的民族主义萌芽在黑尔堡大学被进一步激发了。奥利弗发现，虽然纳尔逊对侮辱和奖励都很敏感并会迅速作出反应，但他脾气很好也很受欢迎。他们的友谊因纳尔逊的突然离校而中断了：作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一员，他参加了一次联合抵制行动，抗议有关当局削减了学代会的权利。因此他也在被学校开除之列。

回到姆克凯兹韦尼的家中，酋长命令纳尔逊接受学校的最后通牒，放弃抵制行动以完成学业。如果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使他免于妥协，也许他会服从酋长的命令，这将改变他一生的事业。正如他后来说的：“我的监护人认为我该结婚了。他非常爱我并像父亲那样努力地照顾我。但是他没有民主观念，并不认为给我娶妻时应征求我的意见。他选了一个姑娘，胖胖的也很高贵，聘礼已经给了女方，连婚礼的安排都已准备好了。”

纳尔逊决定逃走。在堂兄帮助下，他偷了头牛并用卖牛的钱买了火车票。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曾说过：他反对这桩包办的婚姻有更深的意义。因为他那时已经知道人们想把自己培养为酋长，而他已经暗下决心永远也不统治受压迫的人民。

在22岁那年，纳尔逊赶往约翰内斯堡。年轻的曼德拉开始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