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1)

第1章泛权力公式

大致上,人们公认权力就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一个人拥有迫使你服从的力量,他就对你具有权力。这个概念运用范围很广,举凡生活各领域各方面都能发现权力的影子。而对一个概念定义范围的无限扩展,恰恰是消抹这个概念的开端。中国人的权力最核心的内容、最原始的源头应该是和官府衙门紧密相连的。其他领域的权力用“影响力”来命名,可能更恰当。因此,本书的权力概念更多的是运用于政府范畴,指的是人们从政治体制中获得的、强制性的、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

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力的概念。明清时期,北京的物资供应全靠漕运,有专门的官署管理。官署会为每批漕粮漕银的押解规定到达日期,而无视运输过程中的天气变化和船队的实际情况。船员水手们不敢违抗,想方设法赶在期限前送达。在这里,漕运衙门就对船只水手们拥有权力。这是无法与之理论、带有强制性的权力。

第二个例子是每个衙门中都有文书,就是抄抄写写的角色,看似没有什么权力。他可能字写得歪歪扭扭,力气没有你大,甚至耳聋背驼,老迈无用,但你就是裁撤不了他。如果你得罪了他,文书可以用文件处理的快慢、抄写字迹的清晰潦草与否,来对与你有关的事务设置程序性的障碍。那么,这个文书就拥有你所没有的权力。

古代中国人对官位趋之若鹜。京郊的道路上,一边是有人老态龙钟告老还乡去,一边是有人千里迢迢顶风冒雨赶考来。科举热、升官图、迎来送往、仕途八卦等“官场文化”流行千年。之所以前赴后继不断付出,是因为人们看中的就是各级官位具有的权力。官场结构是一个严密的、科层化、固定的结构,事事处处都有法律规定。从法律上看,官位越高权力就越大,管辖的范围越大权力就越大,收入也越高。比如清朝七品县令管辖一县百里之地,年俸是45两白银;一品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几千里之地,年俸是180两白银。理论上,人们应该都去追逐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许多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人们追逐的并非是那些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而且,同级别的官员之间权力也有大有小,说话声音也有高有低,一些官员发挥了远大于朝廷授予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他的上级。可见,在实践中,实际权力的大小与朝廷律法的规定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力大小与他的品级大小、律法的明文规定没有必然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清稗类钞》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雍正年间,内阁有个供事(也就是办事员,属于“吏”而不是“官”)蓝某,老实上班认真做事。一年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留蓝某一人值班。蓝某对月独酌,正喝着,有个衣冠华丽的长者走进了内阁。蓝某以为是宫廷值星官前来巡查,站起身来迎接,邀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蓝某官居何职。蓝某说:“我不是官,只是小小的供事。”来人又问蓝某的姓名履历执掌,内阁的其他人都上哪去了。蓝某老实回答说平时收发文牍打打杂,有同事四十余人今晚都回家过节了。来人就问:“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廷公务这么繁重,要是大伙儿都自顾自地,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到时候由谁来负责?”来人又问:“做供事有什么好处?”蓝某说:“希望日后能够‘转正’做一个小官。”清朝为胥吏们设置了转正为官的机制,不过都是些不入流的小官(有官员身份和编制,但没有品级,在九品之外)。来人好奇地问:“做不入流的小官有什么好的?”蓝某笑了:“假如我运气好,能到广东管理个河泊所,那就是大乐趣了!”河泊所是沿海负责征收渔税的机构,负责人没有品秩,连正式官名都没有,是基层得不能再基层的小官。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工作环境和压力来说,河泊所都没法和内阁比。从法定权力上来看,河泊所只能征收渔税,也比不过内阁供事权力大。

于是,来人更不解了。蓝某解释道:“河泊所近在海边,来来往往那么多船,大多会给点好处呀!”原来,河泊所可以借口收税,向渔民们敲诈勒索,又因为天高皇帝远,官府管理不便,有事的时候河泊所就代行管辖之权。所以,河泊所的负责人就在法定的职责之外,成了沿海渔民的父母官。如此一来,河泊所负责人的权力和好处就不是内阁供事能比的了。蓝某的一番话,让来人连连点头。第二天,雍正皇帝下诏书任命蓝某为广东河泊所负责人。皇帝亲自任命一个不入流的官员,真是前所未闻。原来昨天来内阁探望的人正是雍正。蓝某的遭遇让同僚们羡慕得要死。

在这个例子里,河泊所看似偏远,权力很小(只能征收渔税),工作内容又苦又累。但在实践中,河泊所就是沿海渔民的县衙门,实际权力类似于陆地上的州县衙门,其负责人的实权可以与州县长官相提并论了。难怪要引起包括内阁供事在内的众多人的觊觎。

如果说河泊所的职位表面看来还有些权力,争夺它还可以理解,那么许多人争夺医官、阴阳生、库丁的职位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地方官署都有医官和阴阳生,分别负责看病和看风水预报天气。这些职位有三个不好的地方:首先他们连“吏”都算不上,没有正式编制;其次没有编制就没有法定的收入,政府不需要向医官和阴阳生支付薪水;最后,医官和阴阳生还要义务为官府和官吏们看病、看风水,听候使唤。可人们依然对这些职位趋之若鹜,宁愿倒贴银子也要去当。人们争夺国库库丁一职就更加令人费解了。库丁的实质是一种“役”,政府强制征发劳力去国库里搬运官银。库丁这种毫无地位和收益的职位每年轮换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争夺。《清代野记》说有意者每到选派的时候,大家伙儿都争相行贿,数额颇大。交了贿赂当上库丁后,每个库丁还要聘请拳师保护自己,怕遭人抢劫。因为没钱去行贿的人会聚集在一起,等在大堂下,守候着入选的人,乘其不备就把他绑架了去。抓人的目的不是加害,而是让库丁没法上班,误期被除名后可以空出名额来。而被劫的库丁,往往又要花数千银两来赎身。

当库丁的好处就那么大吗,让人不惜血本去争夺?是的。在实践中,库丁能够偷银子。为了防止银子被盗,库丁无论寒暑都必须裸体入库,从堂官公案前鱼贯而入,入库后,里面有工作服可以拿来穿。搬得累了,可以出去稍微休息一会儿,但出来时依然要裸体走到公案前,两臂平张,露出两胁,胯部也要抖一抖,还要张嘴像鹅一样大叫。虽然监管如此严密,库丁们仍然可以把盗银藏在肛门中,厉害的人每次能夹圆锭十枚,足足有一百两之多。江西官银因为光滑无棱,最受库丁们喜欢,被称为“粉泼锭”。如此一来,每个库丁每月不过轮班三四次,每次出入库内外,多则七八次,少也有三四次,每次夹带以五十两计,四次也就有二百两了。每月算轮到三班,也就有六百两了,库丁收入之丰可见一斑。

在这个例子里,苦役库丁的实际权力要比六七千两白银更诱人。库丁盗银成为公开的秘密。《清代野记》作者张祖翼曾经去户部转饷,见国库门前有一间小屋,裱糊工整,门户严密,离窗二尺都用木栅栏围起来。他开始以为是户部司堂官休息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是库丁脱衣卸赃之地,周围用木栅围起来是为了不让他人近窗窥视。在这里,库丁的法定权力(搬运官银)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权力(贿赂长官,半公开地偷盗官银)却令人眼红。“库兵三年更替,役满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他们的管理者银库郎中也是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同样,医官和阴阳生也各有各的实际权力。

罗嗦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官府中人的实际权力往往和明文规定的权力不同,权力是会泛化的。

二张祖翼曾代北洋绥巩军去国库领军饷,军饷总额超过十一万两白银。他向国库文书塞了一千六百两白银的“好处费”,文书随即批准发给张祖翼山西宝银五万两。在这里,国库文书没有权力核定批款的具体数额(那是领饷的军队高层和付钱的户部高层商量的事情),却有两项不在法律文书规定中的权力:支付的速度快慢,具体支付的白银种类。张祖翼的一千六百两白银让文书很快就支付了军饷,而且给的是成色最好的山西官银。俗话讲“凹山西”,就是说山西银为天下之冠,每一宝银中都掺有少许黄金。若张祖翼不给文书这一千六百两,那他得到的就会是成色很差的银子。对此,张祖翼不禁感慨道:“库书之权如此。”户部文书就是刀笔小吏,法定权力只是抄抄写写的,连官都不是,但却能够对高层将领颐指气使。乾隆时代的大将军福康安是皇帝的宠臣,据说还可能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康安出征西南归来,要户部报销军费。一天晚上,户部经办的文书竟然来向福康安索要一万两白银的“办事费”。福康安勃然大怒,你一个小小的文书,竟然向我索贿!但那文书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套大道理后,竟然让福康安乖乖地交了银子,这让后人看到了户部权力运作的若干实情。“军费核算事务繁重,经办的文书只有我们几个人,忙不过来。大将军给我一万两白银,我才好去多找些人来一些核算,迅速给大将军把军费给报销了。不然,我们几个人可能要花上一两年才能核完军费,到时候不知道上面是否有人对军费报销指手画脚,也保不准皇上到时候都忘记了大将军在西南辛苦的事情了。我要这一万两白银,也是为大将军您考虑啊!”福康安无奈,只好掏了银子,果然,军费很快就核完报销了。

这里,户部文书有个白纸黑字外的权力:把事情拖着不办,最后拖得大将军福康安都不得不行贿。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一次大胜后向朝廷报销军费。慈禧太后闻捷大喜,下令这笔军费不需核算直接支付。按说,有了立即拨款的圣旨,户部经办的小吏们就没有上下其手的机会了。可曾国藩还是主动向各位小吏塞上了两万两白银的贿赂。因为,这回你不用求户部的刀笔小吏,日后打仗还是要和他们打交道,关系要维持好。曾国藩主动送贿,恰是他处事稳重周密的地方。

我们分析一下户部文书的权力情况。朝廷律法明确规定的户部文书权力很琐碎,大抵是抄写计算,都是具体事务性工作,没有决策权力。我们可以认定文书的“法定权力”很小。但是文书在实践中衍生出来了许多权力,如上述的掌握拨款速度、支付的白银成色,又比如在核算的时候抹去若干款项、对某些开支提出质疑,最后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影响巨大。所以,户部文书的实际权力很大,连福康安、曾国藩等重臣都不得不屈意结交。

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表达户部文书的权力情况:实际权力=法定权力+衍生权力。

法定权力,是朝廷有明文规定的权力。衍生权力,是权力所有者在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权力。它并非法定权力,但只要政府存在,衍生权力就不会消失。只要朝廷还在,就需要户部之类的机构管理国库和开支,类似的文书角色就有他的衍生权力。衡量一个人实际权力的大小,法定权力只是一个方面,要结合衍生权力一起考察。我们把上述公式称为“泛权力公式”,表达实际权力超出了法律规定或者明面表象而泛化的意思。套用这个公式,户部文书的法定权力的数值可能只有1,但实际权力是10,因为他依附政府产生的衍生权力可能达到了9。

历史上,实际权力和法定权力不相符的情况是常态。衍生权力就成了考察个人权力情况的关键要素。通过分析衍生权力的多少,可以发现权力所有者的情况,可以了解权力泛化的程度:有的人的衍生权力为0,那他的实际权力就是法定权力,名实相符。这是书本上和理论上的权力状态。

有的人的衍生权力为负数,那他的实际权力就小于法定权力。比如《官场现形记》中有个浙江候补道台,科举出身四品顶戴,可惜不会说话办事,很不讨省里领导的喜欢,结果在杭州城里候补了十几年,一直没等到实缺。这个道台后来穷得连饭店都拒绝赊账给他。又比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在南京街头遇到有人挑着二品顶戴叫卖。一问,才知道这是个作战有功的湘军军官,被保举为记名提督。只是清末战争频仍,因功被保举为提督总兵参将者数以万计,僧多粥少,绝大多数发个顶戴让等机会上任。结果就有这么个湘军记名提督穷得连回乡的盘缠都没了,当街叫卖顶戴。在这两个例子中,候补道台和记名提督都有响当当的级别(四品顶戴、二品顶戴),有法定权力,一旦官位出缺即可上任,平时也享受官员待遇,可以参加衙门会议,等等。但他们的衍生权力却是负的,不然也不会落魄到饭店都赊不来吃的、连回家都没路费的境地。他俩的实际权力情况,远比自身品级应该享有的法定权力要小。

另有一种权力形态更加复杂:某人的法定权力和衍生权力都是明确的,但其他人的衍生权力过于强大,侵蚀了某人的法定权力,导致他的实际权力小于法定权力。晚清张集馨担任甘肃布政使(省政府的第二把手)的时候,拥有管辖一省人事的法定权力,加上他正途出身受到过道光皇帝的重视,为人也精干通达,衍生权力也不可小视。但是当时的陕甘总督乐斌(陕甘两省的一把手)和甘肃按察使明绪(甘肃省政府的三把手)关系特别铁,形成了封闭式的小圈子,把张集馨排除在外。结果张集馨对甘肃的人事任免根本插不上话,实际权力远小于法定权力。

历史上还有许多人的法定权力为0,衍生权力却大得不得了。俗语说“宰相家人七品官”,宰相家人只是府中奴仆而已,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公家的差役在身,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权力。可是宰相家人的实际权力并不比七品县令小,一般的县令见到宰相家人还要主动示好套近乎。为什么?因为宰相家人的衍生权力大。前面说的那个张集馨还担任过陕西布政使,上任之初,去拜访陕甘总督,不仅要给总督府看门的塞红包,还因为红包里的银子成色不足被看门人掷了回去,说总督大人不见客。张集馨一点脾气都不敢发,乖乖补足银两重新塞了进去。在这里,没有法定权力的人,实际权力却大得惊人,由此可以推知权力所有者不一定是朝廷命官,也不一定是在衙门中有差使的人,还可能是那些能接触到官府实权的人或者是朝廷命官身边的人。

清末杭州织造选送了浙江杭州、湖州的蚕织妇人数名进紫禁城陪慈禧太后针织刺绣,给老太后解闷。这些民间妇女入内供奉,颇蒙优眷,回浙江省亲后傲睨一切。一个湖州妇人见到县令竟然顶撞道:“我在内廷,见到的大官无以计数,你不过就一个知县,怎么敢这么放肆!”这名县令大怒,可也不能惩治。可见,傍上了拥有权力的“大款”,没有一官半职的平头百姓也能获得锋利的实际权力。权力已经泛出了官府衙门。

权力所有者的范围很广,并不局限于政府中人;这些所有者既追逐法定权力的升降,更追逐衍生权力的多少。泛权力公式在考察所有权力所有者的权力情况的时候都有效。

法定权力也好,衍生权力也罢,运用哪种权力能快捷有效地解决问题,权力所有者就选择哪种权力运作。如果能用法定权力解决问题,那就例行公事。不过例行的公事毕竟少,所以常常要在台面下暗箱里解决,或者一会儿暗箱操作一会儿又冠冕堂皇地在台面上进行,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在这本书中,我们就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案例,用泛权力公式来分析古代权力运作的实际情况。书中选取的案例都是一个个历史案件。这些案件的审理可以充分显示权力运作的来龙去脉,把台前幕后的人物和操作都串起来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一个个历史案件,我们会发现,权力并非落在白纸上的黑字那么简单,而是错综复杂地盘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其发挥作用的各个时刻中,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也是本书要揭示的“泛权力”的本意。

透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法则 - 第一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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