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他们在骚乱非洲

第1章他们在骚乱非洲

Lecture1:They’reRiotinginAfrica 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曾像你们这样年轻——我们常常跳一种摇摆舞。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迷恋的是比尔·哈利(BillHaley)和他的彗星合唱团,他们的成名曲是《昼夜摇滚》(RockAroundtheClock)。后来流行的又是更为深情的节奏布鲁斯。

等我们上了大学,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为成熟的音乐。于是兴趣又转向乡村音乐。我们喜欢鲍勃·迪伦(BobDylan)、琼·贝兹(JoanBaez)的歌,有些人甚至喜欢莱特宁·霍普金斯(Lightnin’Hopkins)那粗嘎喉音的哀伤调子。莱特宁·霍普金斯(Lightnin’Hopkins)。

我记得当时美国生活的主题是人权,尤其是黑人的选举权问题;有些州不让黑人参加选举。我有些同学甚至从当时我们念书的波士顿赶往南方的阿拉巴马州或密西西比州,参加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

悬在头顶的另一件大事是核毁灭的威胁。从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到后来上大学,我们就一直非常真切地感觉到一种恐惧:美国与苏联间随时可能展开毁灭世界的战争。

虽然我们曾在那些年里不只一次地与世界末日靠得很近,但毕竟最终灭顶之灾没有发生。后来我进入一家成立于1973年、名为“联合国协会”(UnitedNationsAssociation)的非赢利性机构工作。这个协会有一本内部刊物叫做《互依共存》(TheInterDependent),专门报道联合国如何处理环境、发展及核扩散等全球问题。我为这本刊物做了十二年的编辑;然后我进入联合国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并最终成为一名联合国发言人。作为一名发言人,我的办公室虽然在纽约,可是我也在纳米比亚呆了一年——那可是在非洲西南部;然后1992年在萨拉热窝,我经历了成为联合国发言人后的第一次战争。

第一讲他们在骚乱非洲Lecture1:They’reRiotinginAfrica 1997年,我受命成为科菲·安南的发言人,这开始了我八年半奔波不定的生活。当我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都接近极限时,我要求退休了。

当我开始收拾东西时,大学时代的另一首歌在我耳边响起。这首名叫《欢乐小步舞曲》(MerryLittleMinuet)的歌是一首有点傻呵呵的像口水歌似的乡村歌曲,是由一个叫做金士顿三重唱(KingstonTrio)的组合演唱的。

这首歌的第一句就唱道:“他们在骚乱非洲。”我有一盘金士顿三重唱在旧金山举办演唱会的磁带,当他们唱到这一句时,观众中发出一阵窃笑。

然后他们接着唱道:

“西班牙饿殍遍野,佛罗里达飓风肆虐,而德克萨斯赤地千里。”

此时观众开始哄笑起来。

“整个充满不幸灵魂的世界正在溃烂。法国人憎恨德国人,德国人憎恨波兰人;意大利人憎恨南斯拉夫人,南非人憎恨荷兰人。而我谁都不喜欢……”

此时,观众中爆发出大笑。

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怎么都笑不出来。它让我想到三十年来我面对的那些仇恨、饥饿与环境灾难。这首貌似有点傻呵呵的口水歌唱的都是极严肃的话题。

然后这首歌继续唱道:

“哦,我们应该安静下来,心怀感激,充满骄傲;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大的蘑菇似的云朵。也许到了某个幸运的日子,祥光一闪,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笑声更大了。

歌的最后一段唱道:

“他们在骚乱非洲,伊朗战火难息。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

此时,观众们笑得声音都粗嘎了。他们笑得越厉害,我就觉得越悲哀。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

在我做发言人的那么多年里,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些什么呀!卢旺达种族灭绝,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萨拉热窝日日不断的轰炸,对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摩加迪沙的巷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无休无止的谋杀,苏丹达尔富尔的大规模强暴,东帝汶的毁灭性杀戮与破坏,印度洋海啸造成的巨大灾害,艾滋病时时带来的可怕死亡,还有全球变暖给全人类带来的威胁……“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对我来说,歌中唱的一切都无比真实。

这首歌写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也就是说,写于冷战期间。现在对你们来说,冷战似乎只是一段历史。柏林墙的倒下意味着冷战的结束,这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你们大概才一两岁大。你们没有真正地看到这段历史。但是冷战真实地影响了你们父母一辈的人生,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核威胁TheNuclearThreat “祥光一闪,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我们小时候,这种念头每天都会出现在脑子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经常练习如果苏联向纽约投放原子弹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得全部躲到课桌下面,用双臂抱住头。

当时的报纸曾刊登过一张很大的图片。图片显示如果纽约遭受核弹袭击,从袭击中心向外的波及范围会有多大。

最中心的一个圆圈里的一切都将被摧毁。我们所在的小镇离时代广场仅12英里。我们就在这最中心的圆圈里!如果核弹落在曼哈顿,我们都会是一个个煎炸了的小小孩子。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既然我们都会被炸成焦炭,那我们还需要用双臂抱住头做什么。

对死亡的恐惧深深地植入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你可以在金士顿三重唱的歌里听到这种恐惧的反应:

“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两次世界大战TwoWorldWars 你们都知道,我从联合国发言人的职位上退休是2005年6月底的事。然后到了9月份,我和妻子就搬到了法国。这次搬家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金士顿三重唱的那首歌是现在写的,那么大概会加上“美国憎恨法国”这一句。不过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曾去巴黎求学一年。法国人留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我。那是1963年的事了,那也是我生命中最刺激的一年。

我记得1963年的11月,我们一帮美国学生在巴黎市中心闲逛,找一家名叫“哈利纽约”的酒吧。我们有点吵闹。街上一个宪兵,也许是警察吧,无意中听到我们说话,于是走上前来问:“你们是美国人?”我们说我们是。“你们没有听说吗?你们的总统遇刺了,他死了。”

我们一下子陷入震惊的沉默。那个宪兵看着我们,很同情地说:“这是你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法国人很喜欢肯尼迪总统。而我们大多数年轻的美国人对他有一种很特别的爱戴。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喜欢法国人。

我的妻子是英国人,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巴黎和日内瓦工作。她学习法语,并且非常喜欢欧洲大陆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生活在欧洲的西北海岸,住在一个只有三千四百人的、叫做圣奎伊泊埆(SaintQuayPortrieux)的小渔村里。我们过得很开心。在纽约城里过了三十年繁忙与吵闹的生活,我们感到小渔村的这种安静使人愉悦。

一个人退休之后就没什么事可忙了,所以我们花许多时间开车在布列塔尼半岛(Brittany)上的各个小村子间到处逛。在这里,天主教的建筑风格仍然占据主要的位置,教堂的尖顶仍然是最明显的标志物。在每个村子的中心、靠近教堂的地方都有一座战争纪念碑。大多数纪念碑上镌刻着本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姓名。名单非常长,姓氏的反复出现意味着同一个家族中有很多人都死于大战。

布列塔尼半岛的海岸线很自然,很美。大自然一如往昔,未受污染,峭壁眺望着英吉利海峡。但是你要想靠近海岸就必须经过一座水泥碉堡,这还是二战时德军占领法国时修筑的。

战后,当地居民曾想拆掉这些碉堡,但是后来有了更好的主意。他们决定保留它们中的大多数,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段可怕的时光。我曾看到说德语的游客爬上这些碉堡,好像不知道这些碉堡的来历似的。

尽管环境如此优美,我们仍然生活在战争和死亡的提醒中。

我们有时候走得很远。我们往东开,到达法国的另一个行政区:诺曼底(Normandy)。那里一望无际的海滩同样有着惊人的美丽,也同样有着大量的死难者纪念碑。

1944年6月,就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联军大规模登陆,打算由此驱逐控制西欧的德国部队。可是联军一靠近海滩,德国士兵就在碉堡中用机关枪扫射。大批联军倒在海滩上。在这次行动中,有10万人死亡,40万人受伤或失踪。

如今在诺曼底的军人墓地,白色的十字架像一片海洋。因为太多的年轻战士尸体损伤过重根本无法辨认,所以其间有无数的无名墓。

在欧洲生活,你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记忆;

20世纪的上半叶里

两次大战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欧洲,发展出了如此高超的科学技术,却把这种技艺应用于大规模屠杀术的改进。战争,在中世纪时几乎是一种有身份的人的运动,在一战和二战中却摧毁了无数城池、杀戮了无数平民。战争的牺牲品中,平民总是多于军人。

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大战是有理由的。从欧洲蔓延到非洲、亚洲,再把美国卷进来;中国和日本最近的战争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扩展战场。1937年末1938年初,日本军队攻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屠杀平民26万左右——有人估计,无辜的受难者高达35万。直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军队才被赶出中国。

对于欧洲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更为遥远一些。但是在我的村子和我周围的村子里,纪念碑上死于一战的人数比二战时还要多得多。

比如说,我住的村子的东面的法国行政区洛林(Lorraine),是凡尔登战役(BattleofVerdun)的遗址所在。该战役是死亡率最高的军事战役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战役发生在德国与法国之间。持续了1916年几乎全年的时间,在三百多天的战斗中,双方发射了两千六百万发炮弹,七十万人死亡,其中无数尸体无法辨认。在凡尔登,最为醒目的纪念标志是巨大的里面保存着无名死难者的尸骨的建筑物。

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血腥的战争还应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德国部队包围了斯大林格勒,但是俄国人拒绝投降。这一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就在100万到200万之间。而二战期间,苏联人民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270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热兵器战争,破坏程度不可想象。我前面提到过,1963年时我在巴黎求学。第二年春天我去了一趟柏林。当时二战都已经结束二十年了,可是德国仍然在清理战争留下的瓦砾残骸!他们为此还制造了专门的机器。这种机器有巨大的轮子,前面有一只巨大的铲子,可以以很高的速度行进。它们铲起大量瓦砾,然后快速地开到城市外面倒掉。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倒掉的瓦砾竟然堆成了一座大山。如今的柏林人到了冬天就在这座山上滑雪。

我不知道,在人类的破坏能力和重建能力之间,哪一个更厉害。你能想象么,首都遭到破坏之后仅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就能在战争的瓦砾上滑起雪来!

在布列塔尼,一个邻居告诉我他们最近去过法国中西部的一个小村子OradoursurGlane,这个村子曾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1944年6月10日,联军诺曼底登陆后四天,德国人烧掉了整个村子,全部634名村民葬身火海。战后,法国人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保留OradoursurGlane的烧毁残骸原地不动,从而时刻提醒下一代居安思危;其二,就在附近重建一个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村庄,从而可以重新开始几乎和从前一样的生活,以此来纪念634名死难者。如今这个小村子成为了旅游者的目的地。

2000年我随科菲·安南访问波兰华沙时,他应邀游览一个中世纪的古老城镇。这个小镇在二战中完全被毁,波兰人按照源于中世纪的典籍记载一砖一瓦地进行了重建。

我们去时,它已经全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德国人憎恨波兰人。”

这种重建的例子遍布欧洲。人类是多么了不起啊!

这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我提到过,1992年战争爆发时,我是南斯拉夫维和任务的联合国发言人。在波黑的历史古镇莫斯塔尔(Mostar)有一座令人惊叹的桥,它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建于16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分别占有莫斯塔尔的不同地区,而这座桥连接了小镇的两个地区。波斯尼亚塞族武装首先袭击了这座桥,后来克罗地亚人的坦克又对它连续开火;最终,桥塌了。有个南斯拉夫人曾对我玩笑着说:“我们会重建这座桥的,你看着吧,它会比以前更美丽更古老。”

后来,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确实重建了这座桥,还有周围的历史建筑。整个工程耗资一千三百万美元。2003年重新对外开放。

“穆斯林憎恨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憎恨塞尔维亚人。”

冷战开始TheBeginningoftheColdWar 我有点儿跑题了。

我正在描述的是热兵器战争。说到热兵器战争,规模最大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冲突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每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的政治领导人都会说“够了,受够了”,然后他们开始尝试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阻止灾难的再次发生。

你们应该都在历史课上学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我不是历史学家,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用说,国际联盟最后以惨败告终,因为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建立了联合国。大家从国际联盟的失败中吸取了一点教训,在建立联合国的过程中进行了改进。

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我才两岁。我当然不记得这件事,但是最近纽约一个名叫斯蒂文·史勒辛杰(StephenSchlesinger)的学者新出了一本书,叫《创造的行动》(ActofCreation)。书中描述了美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了旧金山会议的成功举行、联合国宪章的最终签定。但在那时候,在所谓的“大联盟”(GrandAlliance)的三个成员国——美国、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初见端倪。

普林斯顿大学的刘易斯·加迪斯(LewisGaddis)是美国最早的冷战专家之一。他2005年写了一本新书,名字叫《冷战,一段新历史》(TheColdWar,aNewHistory)。他写到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希望保留赢得二战胜利的大联盟;但是在他看来:“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仅把联盟当作联合打败轴心国的手段,作为战胜国,他们也将联盟视为使自己的影响力在战后世界达到最大化的工具。”

二战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结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战争登峰造极。两颗炸弹,成千上万人死亡。美国声明核攻击是不应受到谴责的,理由是因为它缩短了战争,因而实际上挽救了更多的生命。这也许没错。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的良心上始终带着负罪的印迹,为了所有那些无辜的死难者。

加迪斯认为美国拥有一种军事能力,可以不依靠传统的沙场征战来取得战斗胜利。智力——军事科技——在现代战争中占有极重的分量。他引用斯大林的话:“广岛震撼了整个世界。平衡被打破了……那样可不行!”斯大林决定发展苏联的核武器,他最后成功了。

加迪斯评判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认为战后事务的处理协议在遵守一定规则的同时,应该建立在权力均衡的基础之上。他们希望确保大国之间可以通过联合国这个集体安全机构共同合作。他们希望能得到最大的政治自主权和经济融合,如此,他们所认为的那些战争的诱因就会逐渐消失。

但是加迪斯认为斯大林的想法有些不同。他写道,斯大林希望有一个对他自己和俄国的安全最有利的战后事务处理协议,而且同时激励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形成敌对关系,从而引发新战争。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残杀能够确保俄国对欧洲的长久统治。

三巨头深深地陷入了彼此不信任的漩涡。加迪斯写道,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政府的首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不安全。其结果是欧洲分裂成不同的势力派别,冷战开始了。

1948年,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出版了一本名为《1984》的小说,该小说描写了一个到处充满极权主义色彩的世界。

加迪斯是这样描述《1984》的情节结构的:“个性窒息了,连同法律、道德、创造力、语言的清晰、历史的忠诚,甚至是爱情,都窒息了。当然,有一种爱除外——那种每个人都被逼迫而所感受的、对斯大林般的‘老大哥’独裁者和他的同党们的爱。而正是那些人让这个世界永久性地处于战火之中。”

呀!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多么可怕的未来!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读了《1984》。但在美国,有些人想象这不仅仅是苏联的未来景象,我们也在担心它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祖国。

美国最终实施了冷战政策,这种政策最早是由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F.凯南提出的。

这种政策,简单地说就是“遏制”。

在发往华盛顿的著名“八千字电报”中,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的凯南写道:苏联的首脑们不得不用敌对的态度面对外界,因为这是他们集权主义的惟一借口。西方世界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他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候,未来的苏联领导人会认识到这样做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他说,并不一定需要用战争来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对俄国的扩张势头进行长期而耐心、强硬而警觉的遏制”。

马歇尔计划TheMarshallPlan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在物质和经济上都陷入混乱。但美国的GDP却由于战争消费而在四年中翻了一番。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GeorgeC.Marshall)于1947年6月提出计划,帮助欧洲重建。

马歇尔计划背后的想法是:在欧洲,西方利益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苏联的军事干涉,而是饥饿、贫穷和绝望——这些,有可能使欧洲人推选共产党执政。

斯大林当初并没有预计到很快为人所知的所谓的马歇尔计划,而他最终禁止东欧一些国家接受此计划的援助。因此,就像华生·丘吉尔说的那样,铁幕落下,将欧洲一分为二。冷战全面开始了。

美国方面很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将资源集中于马歇尔计划,这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当时是惟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沙漠中进行的核武器实验取得了成功。现在,冷战牵涉到了核武器的层面。

为了应对斯大林的原子弹,杜鲁门总统决定:提升美国的军备力量、在欧洲大陆驻军、制造更多核武器并且研制热核武器——或者说“氢弹”。

在给杜鲁门政府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乔治·凯南指出:核武器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它们[核武器]能摧毁对手的生命;但是如果政治目的是重塑敌对势力,那核武器起不了作用。”他写道:“核武器没有考虑到人类对彼此的终极责任,甚至也没考虑到人们对彼此错误的责任。核武器意味着承认人类不仅可能是而且正是人类自身最可怕的敌人。”

另一位美国战略家说,有了核武器,“所有一切都置之于战场上了。”译者注:意谓有了核武器,战场可以无所不在,也即所有一切都置之于战场上了。

紧张关系的扩展Wideningtensions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并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商谈两个多月。这个条约与美国和西欧签定的《北大西洋公约》有很多相似之处。冷战扩大到了全球范围。

还有许多代理战争牵连其中。

比如说,斯大林鼓励胡志明强硬抗击在越南的法国军队,他还支持北朝鲜的金日成进军南朝鲜。

在越南,与法国间的战争演变成了与美国间的战争,其结果众所周知。

在朝鲜,金日成的行动引起美国方面的快速反应。美国通过联合国把北朝鲜打了回去。那也成了美国的战争了。

联合国曾宣布,南北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杜鲁门总统将金日成的这次入侵南朝鲜的行为看成是对战后全球安全体系的挑战。“我们不能让联合国失望,”杜鲁门对他的顾问们说。战争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我曾在一天深夜看《冷战,一段新历史》这本书。我原本很瞌睡。加迪斯描述了中国部队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跨过鸭绿江,给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以突然袭击。当时的美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的部队在全面后撤。形势绝望。

“……麦克阿瑟将军利用杜鲁门总统授予他的权力,下令美国空军对由北向南挺进的中国解放军纵队投下五颗原子弹。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挡住了中国部队的攻势。十五万中国军队死于核弹的冲击波。北约对麦克阿瑟的做法非常愤怒,因为他事先没有问过北约。联合国安理会中原本支持南朝鲜的声音逐渐消失了。苏联给美国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在48小时之内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美国拒绝了。于是两架苏联轰炸机在海参崴装载了一些低等的核武器,然后将它们投在了釜山和仁川,摧毁了美军的两个紧急补给港口。为了报复,麦克阿瑟下令对海参崴、以及中国的沈阳、哈尔滨投放核武器。日本爆发反美暴动,因为日本担心可能受到来自苏联的核打击。英国与法国宣布退出北约。然后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汉堡两个城市上空腾起了巨大的蘑菇云……”

我一下子清醒了。什么?当我只有七岁的时候,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加迪斯接着说,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当时并没有发生,只是一种假想。但这一切很有可能发生。在现实中,杜鲁门总统公开声明,美国不打算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美国希望朝鲜战争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下,哪怕这么做意味着会留下一个僵局。当麦克阿瑟将军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政策时,杜鲁门将麦克阿瑟免职。

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是一场让他国代理的战争。美国军队执行了大多数的战斗任务。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有三万六千人死于这场战争。中国也直接参与了这次战争;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估计,中国方面死亡人数接近六十万。最可怜的还是朝鲜人民,战争发生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切都被毁了,有两百万军民死于这场战争。而最终的结果是回到起点:南北朝鲜仍以三八线为界。

朝鲜和越南都没有遭受核打击。加迪斯把这个结果归功于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杜鲁门。是杜鲁门开创了由一个文官而非军队决定何时应该使用核武器的先例。加迪斯写道,杜鲁门也由此颠覆了人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为模式,“这个行为模式太古老了,它的起源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武器发明出来,就要投入使用。’”

杜鲁门也因而肯定了普鲁士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1780—1831)的理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而非其他。换句话说,杜鲁门肯定了乔治·凯南的看法。

当美国和苏联分别在1952年和1953年成功研制出氢弹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几乎同时达成共识——这种武器太危险了,不能使用。看过这些武器试验的俄国人和美国人都得到这样的结论:若在战争中使用这种规模的武器,无论如何都是不理智、不合理的。此外,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能使地球变得令人无法居住。

“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华盛顿和莫斯科迎来了新的领导人——约翰·F.肯尼迪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对他们来说似乎不那么深刻了。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将冷战白热化。那时候我正上大学二年级——大概就是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时候——当时的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决定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部署苏联的导弹,而导弹发射场离美国的佛罗里达仅90英里!

加迪斯说,当时的历史学者们错误地分析了赫鲁晓夫做此决定的原因:此前肯尼迪总统披露了苏联的核力量从来都没有能接近或超越美国,赫鲁晓夫做此决定是为了要挽回面子。而随着一些苏联档案的解密,现在看来赫鲁晓夫当时是想在拉丁美洲全面推行革命。

但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好自己要如何应对肯尼迪的反应。这差点导致了两国间的核战,直到赫鲁晓夫最终放弃原来的打算,同意从古巴撤出苏联的导弹。加迪斯写道:“古巴导弹危机也显示出,在国家间关系高度紧张、风险极大的局势下,大国竟会如此严重地失算。”

让学校的孩子们练习躲在课桌下面是浪费时间吗?显然不是。

如今我们都年过花甲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当然,在朝鲜、越南、阿富汗、中东、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地都有一些军事行动,但是并没有全面卷入美国、苏联及其盟国的大规模战争。

加迪斯总结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能保证能在大战中取得胜利,甚至能保证活下来。”战争已经置健康于危险之境译者注:原文中的幽默感此处无法译出。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时代的错误。

资本主义对峙共产主义CapitalismversusCommunism 最终,冷战包含了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较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加迪斯援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话,后者将战后的一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称为“黄金时代”(TheGoldenAge)。之前所有缠着资本主义的问题似乎都不见了。他写道。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世界制造业的产量翻了两番。制造业的贸易额增加了十倍。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西欧几乎无人失业。霍布斯鲍姆最后写道:“对于那些希望拥有自己的车子、希望在西班牙海边度过每年的带薪休假的工人来说,共产国际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有什么意义?”

霍布斯鲍姆写道,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决定于它与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显然落后了,它不再有竞争力。

纽约城市大学的三名教授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名叫《超越期待》(AheadoftheCurve)。这本书于2001年出版,科菲·安南为之作序。书中说人们很容易就会忽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

他们在书中写道,这些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消除了公开失业,虽然这是以低生产率为代价的。70年代以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相对较好,但70年代之后增长趋缓。而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体系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矛盾。

但是他们也指出,即使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0、1980年的波兰发生动乱期间,也并没有人提出要废除相对平等主义的模式或取消充分就业的政策。作者们认为这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

加迪斯建立了资本主义做到了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其做不到的理论。资本主义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由于愤怒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资本主义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其理论可消除歧义,穿透复杂性,而且相信只有拥有必要的修养和决断力的独裁者们,才能确保成功。

但加迪斯说,这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历史的正确理解,对理论的正确理解,和正确、合适的独裁领导者本身。如果有任何以上环节出错,成功就无法保证了。

加迪斯认为,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世纪有大约一亿人过早地死去。他最后写道:“历史上只有很少的例子可以说明更大的不幸产生于更好的意愿。”

“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

联合国和冷战TheUNandtheColdWar说到联合国,冷战期间的联合国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将在第二课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加迪斯认为,这一阶段的联合国更像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团体,而没能成为一个可以为各国制定原则、使各国对这些原则负责的组织。他引用了194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一份文件,其中说道:没有人会相信,像现在这样架构的联合国能够保护美国的安全。

他写道:“联合国宪章中最根深蒂固的宪章和它的原则,是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尽管大国依然侵犯了这样的原则。”他举到了以下例子:苏联使用武力迫使东德(1953)、匈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等国屈服于自己;美国暗中推翻伊朗(1953)、危地马拉(1954)政府,十年后又想对古巴和智利政府故伎重施。

他写道:“无论当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他的战后大清洗时,还是当美国联合一些独裁国家以阻碍共产主义势力向‘第三世界’延伸时,联合国都未能就其间所付出的人类代价提出抗议。”

随后加迪斯总结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如果出于安全公正的目的,有对强国进行遏制的任何可能的话,那么其遏制的政策将未必会来自于联合国,而是来自于那些加入冷战的国家们本身。”

人类攻击行为HumanAggression 在西方,婚礼上有这样一种习俗:新郎要将新娘抱过自家的门槛。我听说这个习俗源于罗马时期。罗马人认为门槛外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因此新郎把新娘抱过门槛,意味着把她从危险之处接到他们安全的新家。

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家庭是人类组织的最小单位,是我们抵抗潜伏在门外的罪恶力量的最后防线。可是谁的家庭内部又是没有矛盾的呢?我认识的每一个家庭内部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某家庭成员正在不与某个另外的家庭成员说话。我错了吗?在座的哪一位知道某个完美的家庭?

1965年到1967年,我在刚果做学生时,上过物理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课。有时候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浅尝辄止是一件挺危险的事。这些课上学到的一点皮毛留给我各种各样的想法。当我现在退了休没事操心的时候就让我脑子里冒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要长得多。在我们自立之前,我们在父母那里寻求保护,年复一年地从父母那里得到滋养——这个过程至少有二十五年。事实上,在现在的美国社会,有些人在经历了失业或婚变之后还会回到父母家居住,哪怕他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我们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成长。门槛外的世界充满危险,而孩子在家里可以得到安全。

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就能明白我的话了。你会竭尽所能地照料你的孩子,祈望他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来。

生存本能是人类本能的重要部分,老师这样教我。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本能是如何与生俱来的吧:小兔子知道某种阴影是鹰隼猛禽投下的,需要赶快逃走躲起来。兔妈妈并没有教过小兔子这样做,这是本能。

而我们人类已经进化了千万年,我们遗传了多少种生存本能呢?这些生存本能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的呢?这是我们变得如此具有侵略性的原因吗?

离开刚果后,我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非洲语言学,时间是1967年到1968年。你们有谁记得1968年的春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东京、巴黎、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学生风潮,其讨论的焦点就在于人类侵略性的错置。我的同学们吵翻了校园,因为学校计划在莫宁赛德公园(MorningsidePark)的石头上修建新体育馆,学生们声称学校将哈莱姆区译者注:哈莱姆区:纽约市一地区,位于曼哈顿北部,傍倚哈莱姆河和东河。1658年彼得·斯图佛逊在此建立起荷兰人寄居地——新哈莱姆区。自1910年以来,迅速增多的黑人居民使该地成为美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地,20世纪20年代黑人艺术及文学的兴起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二次大战后,许多西班牙人定居在东(或西班牙)哈莱姆区。的孩子们的很珍贵的游乐地方给剥夺侵占了。我看着那些石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小孩在上面玩。事实上,1968年时莫宁赛德公园非常危险,连许多大人走路都不敢经过这里。

不管怎么说,这些抗议者几乎让学校不能正常运转。趁当时有点闲暇,我找来一本书,叫《人类攻击行为》,是英国心理分析学者安东尼·斯多(AnthonyStorr)写的。

在前言中,安东尼·斯多写道:“除了某些啮齿动物之外,没有其他种类的脊椎动物会像人类那样习惯性地杀死自己的同类。没有其他种类的动物会像人类一样在残忍地对待自己同类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安东尼·斯多说,我们把极端的行为称为“兽行”,意将极端行为看作是比自己低等的动物才具有的一种特征。可事实是,斯多总结道:“只有人类才有如此‘兽性’的极端行为;自然界中像我们这样残忍地对待同类的情况别无旁出。”

这真让人感到郁闷,不是么?

记住,他是在1968年写这本书的。在书中的某个地方他说:“鉴于写作这本书时人类正陷入被自己发明的武器所毁灭的危险之中,进攻行为的生物学意义就让人怀疑了。”

“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在安东尼·斯多看来,进攻基本上是一种本能。但他认识到进攻的两面性。有些进攻形式是我们都应该谴责的,而有些进攻形式——如果我们想生存——则是必需的。比如说,孩子反抗权威,这就是一种攻击行为;攻击同时显示了一种趋向独立的动力,这对于成长来说是必需的、有价值的。

斯多又给出了另一个例子。他说,对权力的渴望如果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就会带来灾难,这一点我们都见识过了;但希望征服困难、或是希望控制外部世界的动力却是人类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

斯多坚信,如果希望世界事务有朝一日获得稳定,心理因素应与政治和经济因素并重。因此,他写道,对人类的攻击行为及其控制加以研究,将对今后解决战争问题有重大意义。

他引用了“愤怒”的生理学研究发现。当哺乳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们——被激怒,脉搏会加快,血压会升高,呼吸也会变得急促。我们的肌肉会拉紧,并变得对疲劳不敏感。毛发从根部立起,我们会露出牙齿,并不经意地随之发出一些噪声。感官的灵敏度会降低;因此如果此时打起来,我们会对伤痛不太注意,从而忍受住一些很重的伤。

说到不经意地发出噪声,你们看过最近五年的职业网球比赛吗?发球的选手将球抛向空中,用尽全力挥拍击打,同时嘴里发出用劲时的“哼”声。对方选手选好位置,用尽全力将球打回去,同时嘴里也会发出一些着力时才发出的声音。我想说,双方都处在很极端的攻击状态下。

斯多总结道:自卫的本能要求动物必须在自身中携有攻击行为的潜能。因为外在的自然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威胁的地方,必须克服或躲避这些敌意威胁,以使生存得以继续。

然后他更进一步地论争说,在群居的环境中,攻击本能就如同性能力一样,不仅对于维持个体的生存、而且对于维持物种群类的存续都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功用。

他引用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认为,性别竞争显示了自然选择如何决定,最强壮的雄性动物不仅要生存下来而且要获得最佳的繁殖机会。斯多写道,强壮的雄性动物也会成为有力的父辈,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幼崽。对于共同生存的群体来说,它们也将是更可靠的保卫者,保卫群体不受掠食者的侵害。

斯多总结说,像其他动物一样,攻击行为也是人类的重要生物功能。如果人类不具有攻击性,就不成为人类了。

2005年7月,退休后的第一个月,我阅读了一些工作时根本没有时间阅读的报纸版面。我记得那是科学版,最主要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科学家在识别和改写某种基因方面的一些新成就。这种基因可以决定动物的社会行为,而且估计对于人类本身也有同样的作用。

报道说,雄鼠对待陌生老鼠的方式是,如果来者为雄性就发起攻击,如果是雌性就与之交配。

在我有限的战争经验中,我一直感到震惊的一点是,为什么谋杀与强暴总是如影随形?士兵们攻击了一个村子,杀死其中的男人再强暴其中的女人。这样的事情一再地发生。难道战争激发了某种深藏于我们身体中的某种古老基因?

如果是雄性就发起攻击,如果是雌性就与之交配?

文章还记录了一些老鼠实验。一个实验表明,出生后一周内的幼鼠接受母鼠的舔舐越多,幼鼠长成后就越勇敢、面对压力就越冷静。另一个实验表明,幼鼠大脑中的一组基因会因母鼠给予幼鼠的照顾梳理而发生化学变化。不仅如此,作用还会继续。得到母鼠照顾梳理的幼鼠长大之后还会这样地照顾梳理自己的孩子。行为模式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文章还说,科学家们希望在人类身上找到类似的基因,适当地调整人类的基因从而使我们变得更为温顺和快乐。

希望如此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发条橙》。电影改编自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的小说,1971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brick)拍成电影。由马尔科姆·麦克道尔(MalcolmMcDowell)扮演的主人公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不良青年。每当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他的攻击性就达到最高峰。在犯下强奸与谋杀等罪行后,他被同伙出卖被捕。他急切地自愿加入一个政府计划,想把自己从一个充满暴力的人改造成一个安静的人。他接受了心理治疗,建立了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让他一想到暴力就痛苦不堪。然后他被释放,变成了制造出他的社会的牺牲品。

当我们谈及改变基因以减弱我们的攻击性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电影《发条橙》并紧张不已。

不说它了,回到安东尼·斯多,他估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往来游走的人类群体只有五十人上下时,攻击行为帮助人们在获得优势的情况下建立稳定的社会。

他说,封建社会与此相似,包括有限的人数,生活在小片的土地上,受封建领主的辖制,而封建领主是他们绝对的主人。

他将封建社会与民主社会进行比较,民主社会努力使其领导人没有封建社会中那么集中的权威,并使其每一个成员都有选举的权利因而能在名义上共享政府。

民主社会的目标是在人民中间消除天生的权力和智力差异。但斯多认为,现在的民主社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攻击性?其解决方式是允许对立的存在。他写道:“如果人们之间以兄弟相待、平等地聚合在一起,而不是层层等级分明地相互以权力相向,那么他们就需要对立。不同的团体持有不同的观点,相互比拼而又携手共进。”

斯多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道,面对外界的威胁,和平时期分割不同人群的壁垒会趋于消失。研究表明,在面对自然灾难时——比如飓风或海啸——阶级、信仰、年级、财富和立场的差异统统暂时搁置一旁,人们变得非常团结。人们经常会依靠纵欲来获得心理的安慰。他说二战中经历了德军轰炸的伦敦人都还记得,一夜狂轰滥炸之后他们如何通过在身体上互相拥有而获得温暖,许多人后来还会怀念那段闪电战的日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斯多称,“如果地球有一天遭到来自火星的攻击,俄国、美国和中国一定会联手抗击。也毫无疑问,一旦火星人被打走,新的铁幕又会在这些盟友之间拉开。”

在总结中,斯多说,人类之间身份认同的维持需要对立;如果有一天“敌人”不存在了,我们也会被迫造出一个来。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受到来自自身的破坏力的威胁。除非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不然永远都学不会如何控制这种破坏力。

第2章当代冲突ContemporaryConfict

虽然1945年以来,世界上的大国之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各种冲突、伤害和大量屠杀总是不断出现。

克里斯·赫杰斯(ChrisHedges)是一名外事记者,或者可以说是一名战地记者,他曾为《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美国著名媒体工作过15年。他曾报道过萨尔瓦多、尼加拉瓜、以色列/巴勒斯坦、苏丹、也门、旁遮普地区、波斯湾以及波斯尼亚等地的战事。2002年《纽约时报》由于对全球恐怖活动的出色报道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报道奖,克里斯·赫杰斯是当时团队中的一员。当年他还获得大赦国际的世界人权新闻业奖(theAmnestyInternationalGlobalAwardforHumanRightsJournalism),并且出版了一本书。《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此书乃非小说类书中最后参加国家图书批评界奖(NationalBookCriticsCircleAward)决赛的选书之一。

克里斯·赫杰斯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神学。所以当他经历战争时,即为战争所震动,憎恶战争,有时也会质疑战争的意义。

在书的序言中,赫杰斯写道,战争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容易理解,他们和我们,黑白分明。战争搁置了思想,尤其是自我评判怀疑的思想。

他写道:“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可以接受战争,只要我们能将它纳入一套信仰体系——这套信仰体系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煎熬视作是必要的,是为了得到更高层次的、对人类来说,不仅仅是更快乐、而且也是更有意义的生活。而不幸的是,战争有时是人类社会获得意义的最有力的途径。”

让我再为你们罗列一些来自这本非同寻常的出色著作中的精彩论述:

“战争使人类本性的一面暴露了出来,通常这本性的一面是被将我们粘合在一起的不为人们所认识的压力以及社会强制力所掩盖的。接受教养而形成的规矩、以及礼仪的少许假象哄得我们对自己形成了一种精致而理想的看法。但是现代工业战争可能利用每一次科技进步,一点一点地在将我们引近毁灭。我们也正把爆炸物捆在自己腰间。难道我们也有一个自杀协定吗?”

我记得波斯尼亚战争后我回到了宁静的家乡——新泽西的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看着这里的每一幢房子,心里想着住在这里的人。这里住着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假如马路一边的天主教徒谋杀了马路另一边的新教徒,那会怎么样?战争会在我家门前的马路上爆发吗?我想,如果给予一定的环境,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毕竟天主教和新教徒曾在欧洲相互追杀数个世纪。和平的波斯尼亚地区会沦为战场,布卢姆菲尔德也会以同样的方式遍地硝烟。

赫杰斯简单地列举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冲突以及伤亡情况:

“两百万人死于阿富汗;一百五十万人死于苏丹;约八十万人在90天内被屠杀于卢旺达;五十万人死于安哥拉;约二十五万人死于波斯尼亚;二十万人死于危地马拉;十五万人死于利比里亚;约二十五万人死于布隆迪;七万五千人死于阿尔及利亚;无以计数的人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境上、在哥伦比亚的战火中,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中,在车臣、斯里兰卡、土耳其东南地区、塞拉利昂、北爱尔兰、科索沃以及波斯湾战争(约三万五千名伊拉克平民遇难)中丧生。”

他随后指出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发展情况:

“20世纪的战争中,至少有6200万民众死亡,比4300万的军队阵亡人数还多2000万。”

他总结道:

“内战,残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宽容,阴谋,残酷镇压等,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真的,除了少数幸运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几乎成为了日常的经历。”

在序言的最后,他写道:

“消除人类自我毁灭和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使用武力的解药,是谦逊,而归根到底,是同情心。”

我前面说到过,克里斯·赫杰斯是我们今晚的“历史见证人”。我们将就此观念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

在“战争的诱惑和战争的变态”一章里,赫杰斯写道:

“战争破坏了长久以来建立的抵制暴力、破坏与谋杀的阻止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战场的控制与暴戾进入个人生活,性、社会与政治准则的土崩瓦解也就随之而来。强奸、损毁、虐待、偷窃是一个暴力统治的世界的自然的产物,在那个暴力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物件。那种感染是普遍深入的。”

关于战争与宗教,他写道:

“国家对战争时的道德确认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这种危险的救世主似的教派很少自我反省,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感染到现代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国家中发起战争的人与那些自信他们懂得上帝并且可以作为上帝代表而行动的人之间,存在一种不断融合的危险。”

关于战争与真理:

“发动战争总会与谎言相伴随,而且往往是大范围的谎言——大多数政府都说谎,但在战争压力下谎言尤盛。”

关于反恐战争:

“只要我们的思维是抽象化的,只要我们从爱国主义和不断的战争中获得满足感,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那些与我们打仗的人,无法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们也将永远无法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也将无法面对我们都拥有的施暴的能力,我们只能自取毁灭。我们常常说那句苍白的陈词滥调‘反恐战争是对抗邪恶的战争’,也常常简单地把与我们战斗的人称为野蛮人;而我们自己,其实也像他们一样,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过失。我们忽略了真正的不公,这些不公已经把许多对抗我们的人引向愤怒和绝望。”

在今天刚开始的第一堂课上,我让你们听了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音乐、让你们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同时我很简单地介绍了冷战,超越我专业领域范围地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了人性中攻击性的一面,最后我还向你们介绍了一位反战斗士,克里斯·赫杰斯。

下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后我们将听到我离开布列塔尼来中国前对克里斯·赫杰斯进行的采访。

第3章与克里斯·赫杰斯的会话

2006年2月3日

在联合国的书店里,我偶然看到《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WarisaForcethatGivesUsMeaning)这本书,其作者克里斯·赫杰斯(ChrisHedges)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我很熟悉。在封皮的作者简介中,我注意到作者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神学,后来他成为一名记者,在过去15年里负责报道过一些最糟糕的战争。我记不清是否当年我在波斯尼亚地区做联合国发言人时遇到过他。

阅读这本书时,我可以从他对“人们为什么打仗”及“战争如何改变社会”等问题的评判中,发现其道德上的乃至于宗教上的基本观念。他的评论体现了一名训练有素的战地记者的职业眼光,然而其中又带着看了太多暴力的人的苦痛色彩。

对于我来说,他论述的正是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我不断地在寻问:为什么人类要如此残暴地相互对待?看上去克里斯的书似乎给我的那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并有可能为我有关“冷战之后的联合国”的课程提供一个起点。我必须得和他谈谈。

2006年2月3日,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当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并住在附近。

埃克哈德:克里斯,创立联合国的目的是结束战争,至少是结束世界大战。您在《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一书中写道:“内战,残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宽容,阴谋和残忍等,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那么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这么多冲突、甚至是种族屠杀事件,您对此感到惊讶吗?

赫杰斯:我想,所有的人类历史上都明显有这样的事件,所以,不感到惊讶。我想这有什么新鲜的呢?当然,在当今世界随着现代化武器和工业化战争的出现,现代科技使战争拥有了涂炭生灵的巨大杀伤力;与过去相比,人们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大大增加。我认为战争、种族灭绝是和人类如影随形的东西。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识——或者说,寻找一定的方式机制来防止或阻碍这些伤害事件的发生是我们作为文明人的一种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从法律上否定了种族屠杀,并且决定一旦发生种族屠杀将从外部加以干预,这当然是一个飞跃向前的部分——这是一个进步!虽然如此,我们的路还很长,因为尽管决议已经通过,但当种族屠杀发生时,相关的制止行动并非总是能够得以实施。

埃克哈德:请允许我问一下,作为一个曾经的神学学生,您认为战争的起源是什么?您在书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我们人类始终处于性爱本能(erosinstinct)和死亡本能(thanatosinstinct)的冲突之间,换言之,是在爱和死的冲突之中。您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较量,构成了所有生命的本质。那么,世界上存在好人和恶人吗,存在热爱生命的人和杀人成性的疯子吗,亦或你认为我们每个人心底里都是善恶并存的?

赫杰斯:这个么,很不幸,我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本性中都是善恶并存的。在一定的情况下,或者具体地说,在社会开始分崩离析、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有行恶的能力。煽动者们可以激起人们的战争情绪。混乱的情况可以制造一种陶醉和亢奋,从而导致正常的好人行不义之事——对于我们这些毕生都在报道战争的记者来说,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和我们所必须意识到的最为可怕的事情之一。

不错,我确实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两种不同的本能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性爱(Eros),或者是他称之的所谓生存本能(lifeinstinct)——那是一种为了保存和服务于维系生命的本能;而自然毁灭(Thanatos),或者称之为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那是一种摧毁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切生命的本能。就弗洛伊德看来,这两股力量是处于永恒的冲突状态中的,这两者既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社会当中,通常它们中的一种力量会相对占据上风。

在美国,我们看到在越战溃败之后,我们变成为了比以前好的国家;我们扪心自问那些以前从未问过自己的问题;我们以别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发现自己并不讨人喜欢。简言之,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有作恶,甚至凶残的能力。那是一段让我们感到羞愧,甚至可能是耻辱的经历,但是这使得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更好的民族。因此我认为在越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国家表现出的是爱的本能。

但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战争借着冠冕堂皇的名号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始于里根总统时对格林纳达(Grenada译者注:格林纳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向风群岛的最南端,总面积342平方公里。虽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它据守着加勒比海至大西洋的航道,是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门户。格林纳达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498年被哥伦布发现,在1650年后法国人定居于格林纳达岛,1783年成为英属殖民地。1974年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首都圣乔治,位于格林纳达的西南岸。中国与格林纳达1985年10月1日建交。1989年格林纳达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宣布与格断交。2005年1月20日起复交。

据《联合国手册》第十版中记载:“1983年l0月25日,在格林纳达国内的严重政治动乱持续了一个时期,总理、内阁的一些成员以及许多平民遭到杀害之后,来自美国和几个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军队对格林纳达进行了干涉。”)和巴拿马(Panama)用兵,在老布什总统的波斯湾战争时达到了顶点。战争被重新涂上崇高的、英雄的色彩。这种对战争的热切,我认为部分乃因这个国家的自然毁灭本能所致。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又面临这样的境况了。我看这样的境况总是在周期性地交替出现。很不幸,似乎人类社会的每一代人都不得不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中去学,并且每一次苦难的代价都是极其巨大的。

埃克哈德:您写道:“单单靠爱的力量本身,就足以抵抗诱惑我们进行自我毁灭的冲动。”您能详细地说一说吗?

赫杰斯:在战火纷飞的社会中,有些人支持战争,完全沉浸在盲目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一种民族的狂妄自大当中——我的意思是,那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实质——狂妄自大,同时也必然会导致对别人的贬低和轻视,尤其是对那些被定义为“敌人”的人。爱的行为本身会变得具有颠覆性,依靠爱的力量我们可以跨越种族的界线,接近那些被妖魔化的、被定义为应该消灭掉的人,并且在他们中间感受人性。

你看巴尔干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地区有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三个种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军人上台掌握南斯拉夫的政权后,这三个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此过程中那些最先被杀的并不是敌对种族阵营的领导人,而是那些处于己方的阵营中,但是仍然和其他阵营有联系并试图与之团结共事的人。这些人对于意欲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他们显示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另一种说话方式,另一种行为方式。我把这些称为爱的行为。像这样极端的时刻,爱对于那些渴望战争的势力来说就变得具有极强的颠覆性。

埃克哈德:您在另一个地方也曾谈到过“爱”,您曾将“上帝般地统治他人和嗜战成性所能带来的快感”与“性爱的快感”相较并论。您能否解释一下?

赫杰斯:这个么,在一开始,战争看起来常常让人觉得像爱,但“爱”当然是战争摧毁的主要的情感。当一个国家刚刚开始加入战争时,任何人心中都有一种激动与迷狂。我们看到,随着入侵伊拉克,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急剧膨胀,这是一个在国家的眼中表现得高尚、英勇的机会,是一种升腾凌驾于我们渺小的生命之上的力量,可以让大家团结一心,摧毁一切障碍,可以体验一种普遍的平等、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归属感——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战争在一开始时可以消除我们的隔阂,让我们不再感到孤独——而这也是战争产生的错觉的一部分。

那片刻中,我觉得,那种体验与情爱高潮很像。当然,这其中要培养的是“同志之情”,与友情或爱情恰好相反。同志之情往往产生于战争年代,当共同的敌人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成为“同志”。这种“同志之情”会压制自我、破坏理智,使人们成为没有个人独立意志的群氓。

但是只要人们愿意收起自己的意志甚至是意识,他们就能获得这种归属感。我认为在一开始,人们刚刚投入战争时的体验会非常类似于性爱的初始冲动,甚至类似于浪漫的爱情。而到了最终,这当然是与爱相悖的,但我想这种感觉很容易与爱相混同。

埃克哈德:您在此书简介的结尾部分写道:“消除人类自我毁灭和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使用武力的解药,是谦逊,而归根到底,是同情心。”您说您的书是对忏悔的一种呼唤。您能详细地谈一下吗?

赫杰斯:我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在说话,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非常需要忏悔和反省。“9·11”之后,我们把自己圈了起来,只关注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为了打击恐怖组织,我们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德米尔·普京,以及和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译者注:利库德集团,Likud,以色列右翼党派的政治联盟,长期为以色列执政党。结成同盟。我认为,通过伊拉克、车臣和巴勒斯坦的三棱镜,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穆斯林世界所仇视的对象。而穆斯林——大多数不是阿拉伯人——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成了导火索,引爆穷困的人们反对我们,不仅是整个中东地区,也包括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

我们自大,我们傲慢,我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即使是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朋友都批评我们走错了路——这使得我们现在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还远不如“9·11”之后安全。

“9·11”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我还在《纽约时报》工作。因为我会说阿拉伯语,所以负责报道基地组织在欧洲与北非的情况。当时我驻扎在巴黎。在袭击事件刚刚发生的数日和数周内,欧洲与北非的人们——即便穆斯林世界,都对我们表示了巨大的同情,人们对我们作为美国的人民遭遇的一切感同身受。人们都对“9·11”袭击事件这一人类的巨大罪行感到无比惊骇。

但时日消散,美国将自己彻底卷入其间,并开始用尖刻的言辞攻击每一个反对它的人。我觉得,尤其是穆斯林,于是这种同情就逐渐淡薄了。我们失去了一个增加盟友的绝好机会;相反,由于我们的傲慢,我们伤害了别人。

“9·11”事件发生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权威人士谢赫·坦塔维·赛伊德(SheikhTantawialSeyed)不仅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而且指斥本·拉登是个骗子、一个没有受过宗教培养的人,没有权利做出宗教裁决或是发出宗教命令。而到我们入侵伊拉克的时候——这个行动从国际法的角度说当然是不可辩解的,而且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借以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错误的、不真实的——坦塔维告诉穆斯林们,如果他们感到如果前往伊拉克并与侵略势力做斗争是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想法从伊斯兰法律的角度来看是无懈可击的。而我则认为这显示了穆斯林世界和我们之间关系的前后之巨大变化历程,而且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得归咎于美国对“9·11”初期所赢得的同情基础的失败处理。

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打的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仗,它不是针对一个国家,而是一场智力的战争——或者“战争”这个词在这里并不合适——这是一场针对一个小型的、相对离散的、非组织化的恐怖集团的智力较量。你知道,从古至今——从古老的罗马帝国开始,恐怖组织就一直和我们过不去……和这些组织做斗争的惟一办法就是将他们隔离在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中。“9·11”事件后,为了对恐怖袭击做出反应,我们这样做过。但是很不幸,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这样说,我们反而助长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在中东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实力,甚至可能也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复活了。因此,我在这里讨论由于我们的傲慢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应该反省而求得世界的谅解。

我记得我在巴黎时听到美国针对法国的种种说法。法国当然与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但因为法国不同意我们美国的一些做法——有必要加以提醒的是,事实证明法国是对的,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拉登也与伊拉克政府没有关系,伊拉克并没有打算恢复核武器计划——但就因为法国敢将这些不同意见说出来,我们就攻击法国,攻击美国社会中的法文化。甚至在我的朋友中也经常有人开一些针对法国的有种族色彩的玩笑。我认为种族主义常常是民族主义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

埃克哈德:这里让我们以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下问题。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核武器还没被发明出来。您认为自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核破坏时代的到来已经必然地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吗?

赫杰斯:到现在为止,原子弹只使用过两次,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这些毁灭性的武器威力之大几乎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我想除此之外,它并没有从其他方面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二战结束后,可怕的战争与种族屠杀仍然在不断地发生。但正因为这些核武器的出现,我的确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时代。流氓集团染指这些武器也变得容易些了,或者说起码可以得到些比较粗劣些的这类核武器。我毫不怀疑,如果像基地组织这样的组织能够得到“脏弹”,他们是会使用它的。

而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会怎么做?“9·11”之后,举国充满了嗜血的复仇冲动,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莽撞进军阿富汗的原因。大量的烈性炸药和杀伤性炸弹译者注:杀伤炸弹(fragmentationbomb):一种有杀伤力的空投炸弹,爆炸时使榴霰弹散布于广阔地区。在阿富汗乡村遍地开花,而我想任何一个对打击邪恶恐怖组织略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对占领部队来说,自然其结果是导致阿富汗形势恶化,塔利班借机复兴,而基地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包括领导人在内都逃脱了。

当一个国家遭到攻击时——我想美国不会是惟一的一个——其人民自然会喧嚣着要求做出一定的反击。即便这种反击有时候可能是错的。我担心,如果美国本土受到“脏弹”、化学武器或者生化武器的袭击,美国政府可能会以并不妥当的方式或者针对错误的目标加以强烈还击,只能是火上加油、加剧事态,从而甚至使冲突的战火蔓延到中东之外。

埃克哈德:您说战争是一场有组织的谋杀,这给我印象挺深的,因为这听起来很像约塞连(Yossarian)的口气。约塞连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男主角,他始终不理解德国人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这是否体现了这样的看法:战争是一场有组织的谋杀?

赫杰斯: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的本质是死亡,目标是对他人造成毁灭。那些战绩辉煌的人就是那些谋杀最有效率的人。而在现代社会里,使用“谋杀”这个词是正确的。在战争中,谋杀总是远远多于杀害——此刻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我将“杀害”定义为杀死那些并没有打算用武器来对付你的人,而“谋杀”则是杀死完全没有武装的无辜者。

无论是越战,还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镇压当地武装,还是美军对伊拉克用兵,在任何一场动乱中,如果你的敌人隐蔽得很深,那打击行动的灾难就会落在一般民众的头上,这一点在城市环境中尤为如此。对于这种情况,美军有一个词叫做“间接伤害”(collateraldamage),他们所指的当然是在袭击中受难的平民。

我说的是,美军从科威特进军巴格达的整个入侵过程本身成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场。在部队北移的过程中,如果他发觉有情况,一个负责的美军中尉有权决定是否消灭掉整个的伊拉克村庄。当然了,在挺进过程中,因为恐惧,以及为了在行军中保护自己,他们真的这么干了。所以在这次入侵过程中,有数万——许多人认为有十余万伊拉克平民被杀死,这就是谋杀。很自然,正是占领军队的残暴,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人们对占领的反抗。

埃克哈德:您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乔治·奥维尔译者注: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84》的作者,英国讽刺小说家和散文家。是您心目中的英雄。您能向我的学生们详细地说一下吗?

赫杰斯:从很多层面上说,奥维尔对权力、所有的权力,有一种很深的不信任,不管这些权力是何种意识形态。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就像美国著名记者I.F.斯通(I.F.Stone)说的那样,所有政府扮演的角色是说谎。各政府几乎就是以那样做来保护自身利益和实施他们的议程。做驻外记者二十年,我还没有看到哪个政府是例外。

但奥维尔并不为任何思想意识所限制。他痛恨法西斯,因而前往西班牙并参加了西班牙的内战译者注:“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7月爆发,起因是西班牙的右翼势力(佛朗哥成为其最高统帅,他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最久的法西斯独裁者)发动叛乱,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政府。……在军事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和墨西哥,但来自墨西哥的援助非常少,苏联以援助换得了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最大控制,西班牙共产党也因此成为左翼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力量。另外,还有几万名国际志愿者奔赴西班牙为保卫共和政府而战,奥威尔就是其中一员。”请参看:在战斗中他喉部中弹,负了很重的伤。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一部伟大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国内现在有两个译本,2002年致公出版社译本和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本。在这本书中,他揭露了西班牙共和军内部极权主义的膨胀,记录了巴塞罗那骚乱中共产主义武装试图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就在奥威尔去了前线后不久,左翼内部的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这场内部冲突的一方为全国劳工联盟和与其为盟的马统工党,一方为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里的共产党人。(据《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马丁·布林克霍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事件的导火索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但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1937年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电话局,随即爆发巷战,直到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的安全部队恢复了巴塞罗那的秩序。”其时他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奥维尔认为我们作为作家或者记者一定要首先捍卫自身的诚信,即使这种诚信或者真相可能会在短期内伤害我们支持的那些人。谎言常常在短期内有效,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我们失去了诚信,就失去了我们的作用,失去了我们旨在做出改变、揭示真相、以及最终揭露那些施于无辜的人身上的种种暴行的能力。一个伟大记者首要的是替受害人说话,替那些(假若不是我们)没有说话余地的人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加入新闻行业,为什么我要在发展中国家做一名记者的原因。我要替那些不满美国的人们或者力量说话。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许永远都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埃克哈德:您在书中提到,国家中有一些人发动战争——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保卫现代国家,有的是为了反对现代国家——还有一些人自认理解了上帝的意志,可以代表上帝在人间行事。这两部分人现在逐渐融合在一起,这非常危险。您是否认为目前的状况比2002年您写书时的状况更危险、更严重呢?

赫杰斯:是的,更严重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可怕的国家里,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宗教旗号变得越来越无知狂妄,以我为尊,到处寻衅滋事,而且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同意见,忘记了对民主、自由和宽容的追求,对整个世界虎视眈眈。他们还宣称,个人应该生活在主权、基督教主权之下。将他们称为法西斯或是极权主义也不为过。这是美国一种很可怕的发展现象,不仅在我这辈子存在,也许会与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相伴始终。

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美国本土会遭受到另一次恐怖袭击——这恐怕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在什么时候的问题——特别是如果那袭击很惨重的话,这些人会不会借助这样的机会以我们闻所未闻的方式摧毁这个国家呢?

美国右翼宗教运动兴起,民主武装彻底失败,对立的起来挑战右翼宗教的力量也彻底失败,其后果是很严重的。不仅是对我自己的国家,也是对许多其他的国家——或许是对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都有深深的影响和危害。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得不对付一股帝国势力,这股势力对其他人置若罔闻,极度鄙视也毫不了解其他文化和其他的存在方式,对武力的使用极为迷恋。因为这里没有协商、没有对话、没有讨论。他们最终使用的惟一语言就是武力。我的意思是,美国右翼宗教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是被上帝施以涂油礼,为上帝选定的——其他所有人都不是。甚至像我们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是受其排斥的,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古怪的想法,并且认为他们这帮人才是对基督教精神的亵渎。

埃克哈德:在“战争的诱惑”这一章里,您写道:“在一个由暴力主宰的世界里,强奸、残害、虐待、偷窃是很自然的结果。”为什么您认为在战争时期,强暴总是与谋杀如影随形呢?

赫杰斯:因为在人已被转化成或是用来满足、或是用来摧毁、或是两者兼可的物体的这样一个世界中,强奸就成了一种很自然的衍生。你在战争中要做的事情从语言上来说就是把别人当作物体——对战争的语言、暴力的语言加以注意非常重要,因此它们往往出现在暴力出现之前。你首先把他们从语言上当作物体,然后把他们实际上变成物体,也就是说尸体。因此战时发生的事情——剥夺他人或者说是对手的人格,把他们变成可以被操纵或是消灭的对象——这与在色情片或是性暴力中的剥夺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的过程非常相像。强暴者剥夺被强暴者的力量、剥夺被强暴者的尊严、剥夺被强暴者的人性,把她们转视为物体。

就我报道过的每个战时区域来看,一旦发生战争,必然会引起色情和淫乱的大泛滥。在波斯尼亚地区,当然有强奸营宿处。塞尔维亚武装将穆斯林妇女用武力从村庄中搜罗到一起,经常是母亲们和女儿们在一起,然后抓到一些旅馆里——这些破旧的旅馆基本就成了这些女人们的监狱——一次又一次地强奸她们。接着,常常在数周之后将她们拖到德尔纳河(DrinaRiver)的河堤旁,用子弹打穿她们的头,杀死她们。

在所有我报道过的战争中,性罪恶的爆发是很普遍的。

埃克哈德:您还曾这样写道:“那些过着正直的、对社会有价值的生活的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容易因为轻信而受到惩罚。”您能否描述一下战争是如何破坏社会和文化的?

赫杰斯:在战争中,道德秩序被本末倒置了。你原来受到的教育是要过有道德的生活,而这些在战争中被弃如敝履。在战争中如鱼得水的是那些迷恋暴力甚至以此为乐的人,以及有途径有能力使用武器的人。所有这些都与权力及权力的规则相关。而那些“弱者”、那些不同意战争的游戏规则的人则像多余的东西一样被弃置一边。这就是战时的事实。

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们,尤其在我报道过的种族战争中——你知道,种族战争实际上是一桩买卖。你只要去贝尔格莱德的街头看看那些豪华的奔驰车和军阀们建造的豪宅,你就能明白了——那些权力在握的人生活优越,经济富足,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甚至把别人的生命视同草芥;而没有权力的人则被那些借着国家利益名义、战争的名义用武力控制社会的人践踏得粉碎。这就是战争如此邪恶与危险的原因,不仅对于那些在真实的战场上面对暴力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呆在国内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雅典曾是一个极为民主的城邦;但随着它的扩张,它先是对外变得非常专制暴虐,然后开始对内专制。雅典先将专制加诸他人,最终加诸自身。对战争的狂热、对利益的贪欲、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的虐待,这一切最终摧毁了雅典的民主。

我认为战争本身,我的意思是说致力于战争的国家,尤其是帝国,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施加给其他人的残忍和暴政也会慢慢渗入自己的国家社会中。我觉得这一点在美国已经初见端倪。

埃克哈德:您说“战争的进行引发了欺骗,而且常常是很大范围的欺骗。”这听上去很像海勒姆·约翰逊(HiramJohnson)参议员的说法。您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就引用了他的话,他说道:“战争爆发时第一个遇难的,是真实。”您能否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赫杰斯: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战争中惟一重要的事是己方获胜、对方落败。于是对事实的操作与利用,或者说,使用谎言成为任何战争中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切都被用以迎合宣传的目的,不仅是对外的宣传,还有对内的宣传。因此比如说,如果你想激怒自己的人民,点燃他们对他人的暴力——这种情况可见于巴尔干半岛,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你就会大肆地渲染敌人的残暴,诅咒人性的暴虐。你有时甚至会编造一些故事,一些不真实的故事,从而操纵、驱使人民加入战争。

我们可以在布什政府身上看到这些。布什政府说,我们不能坐等这些枪口的烟雾译者注:smokinggun枪口的烟雾,意谓证据。变成蘑菇云,这就是说我们急需查明伊拉克是否在研制核武器。仅凭非常粗糙不实的报告,布什总统就说,萨达姆政府尝试向尼日尔(Niger)购买富铀矿。甚至后来当明知这种指控是错的时,他仍旧这么说。政府方面抓住伊拉克的生化武器问题做文章,然后当然会有一次伟大的发言——我们现在知道,国务卿鲍威尔那次在联合国的讲话译者注:此指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于当地时间2003年2月5日上午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伊拉克问题进行了75分钟长的情况通报,并以多媒体方式提交了有关伊拉克研制和隐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一直在说谎、说谎、说谎,其目的就是为这次战争找理由,劝说美国人民支持政府打仗,以及向国际社会证明这次战争的合理性。美国政府的这个想法落空了,因为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人支持美国打这场仗。

所有这些都是谎言,而谎言是一种工具,战争的制造者用它们来发动战争、维持战争,而且并不只是美国这样做,我经历过的每个战时社会都如此。

埃克哈德:您说“战争填补了精神的空虚”,您能否解释一下?

赫杰斯:我认为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我们过得孤独而疏离。社会的结构被破坏了,许多人生活在压抑的官僚制度下,一切都让人沮丧。而在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中产阶级逐渐分化瓦解。面对这一切,战争似乎可以、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填补这种空虚。它给我们一种目的感,让不同的人之间建立同仇敌忾的同志情谊,它承诺我们一次伟大的进军。

有线新闻频道确实主要是由、或者说往往是由退役的军人来报道伊拉克的战事的,他们描述我们的武器军备的巨大威力。但我觉得其延伸意就是在表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自身的力量。而这一点是极具诱惑力的,对于那些觉得生活太过平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战争的兴奋,爱国主义的狂热,这些似乎驱赶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之感,使人们有归属感。这一切都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让那些孤独的人们很难站起来抗拒这种迷醉、抗拒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说出反对的话。

埃克哈德:请允许我引用您的另一句话:“战争的最热情的拥护者中,有许多是那些被割裂和孤立的个人;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深深地感到孤独和不被喜爱。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了满足,或许因为那是他们所能感到的最接近爱的一种感觉。”您是否认为好战者是社会异类?

赫杰斯:是的。任何喜欢战争的人都有病。那些在战争和暴力中得到极大满足的人通常是精神上受过很大刺激的人。他们也许是优秀的战士,但其心智往往受到过严重损伤。永远不要信任一个尚武者,除非他们遭遇大悲剧,沉浸在巨大悲伤中。

如果人们在战争中找到人生的目的,那么这些人不仅有可怕的道德观,而且我认为他们在心理上也是有缺陷的。

埃克哈德: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克里斯,你说:“只要我们还从爱国主义和战争激情中获得满足感,那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那些与我们打仗的人。”您还加上了一句:“我们将无法正视我们自身所都拥有的作恶的能力,我们只能自取灭亡。”这是您这本书的底线吗?

赫杰斯:是的,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都从不与其内心的黑暗作斗争。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对其有免疫力或者说可以超越这种黑暗。和这种破坏或死亡的冲动作斗争最好的方法是认识它是怎样的诱惑人,认识我们自身,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我想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后,就更容易和它做斗争。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如果我们把罪恶外化、认为罪恶总是由其他人制造的,我们没有一种安全机制来阻止自己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这个黑洞即是战争。

埃克哈德:克里斯·赫杰斯,非常感谢你。

冷战后的联合国 - 第一卷 他们在骚乱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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