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从国际格局转换的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双方在柏林地区展开的以军事对峙为背景的一次激烈对抗。

一、美苏关系与德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英、法虽为战胜国,但由于战争重创而致国家实力一落千丈;身为战争元凶的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则更因战败而面临同盟国的占领。与此相对,美国和苏联则在经历战争的洗礼后实力不断增强,一跃成为战后世界的两大政治军事强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此终结,世界进入了以美苏竞争和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时代。

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直接触发了其领导世界的雄心壮志,总统杜鲁门曾公开宣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美国拥有挑起领导世界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的力量。社会主义苏联尽管在二战中经济受到重创,但在经历了战争锻造后,军事实力和国家声望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凭借着这些优势,莫斯科也形成了自身对战后世界的构想。苏联的外交传统长期以来都是将意识形态目标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军事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并将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维护国家安全紧密结合。正如斯大林曾在1945年4月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就在那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南斯拉夫\]米洛凡·吉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此外,苏联在二战后已逐渐转向追求世界性的大国利益,这一点可以用1946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一段表态做注释:“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的国家之林,现在如果没有苏联的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严重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苏\]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时期中的演说和声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中文版)1950年版,第24页。具体到欧洲地区,苏联在战后初期视东欧为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容美国插足;而美国则试图凭借自身实力的增长建立世界霸权,不允许苏联对其权威和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要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苏联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东欧,由此欧洲便成了战后美苏矛盾冲突的主要地区。刘金质:《冷战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对于德国问题,美苏在战后有着类似的担心:一方面不希望一个独立的德国力量再次崛起;另一方面更害怕崛起的德国力量可能被融入自己的对手一方。所以美国和苏联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整合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处理德国问题,双方都试图把对方的势力或影响力排挤出自己的占领区。对此,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威胁是德国人技术上的能力和优势将与苏联人在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48.因此,在分区占领制度下,各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起着国界线一般的作用,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该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行而成为一堆废纸。美国顾虑苏联“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自己,双方都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德国境内的“各占领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着,充满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内容”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页。

在战后初期的对德政策上,美国最早执行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摩根索计划”基础上制订的JCS—1067号文件的政策方针。在战争后期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设计并以其名字命名的这一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是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但由于该计划对德国的处置过于严厉,因此一出台便遭到了国务院和军方甚至是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华盛顿在对该计划进行修正后,参联会于1945年5月颁布了JCS—1067号指令。该指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摩根索计划的思维,但在对德改造上采取相对苛刻的政策同时却也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上放弃了战争后期曾出现过的肢解德国的设想。该指令明确了美国对德政治目标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制订统一的对德政策。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1986,pp.15—32.JCS—1067号指令基本体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理念,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规范美国对德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此外,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也曾明确表示:“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德国被看成一个国家,最后由一个政府管理。”\[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224页。在上述政策思维指导下,美国在随后签署的《波茨坦协定》中遵循了“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的原则。

但随着美苏矛盾的显现,美国逐步认识到自身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其对德政策也由限制转为扶植并使之纳入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从1946年开始,围绕着占领区、赔偿、统一、非军事化以及拆除用于战争用途工厂等方面的德国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加深了美苏之间业已出现的裂痕和分歧。美国人认识到盛产钢和煤的德国是关系到欧洲经济复兴的中心,必须进行重建,并要求严格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对待以便提高重建速度。不过,美国并不打算将大量美元用于德国的复兴,他们感到这样做只能是使这些资金作为赔偿流入他国尤其是苏联的口袋。与此相对,苏联人竭力要得到赔偿,在满足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莫洛托夫甚至公开表示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赔偿的支付。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使美国的对德政策更多地融入了反苏成分并开始逐渐转向主动采取行动分裂德国,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

战后初期任驻苏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是首位公开对《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德国统一内容提出异议的美国官员。他在1946年3月6日致电国务院,对政府内部通过建立德国中央机构打破苏联对东德的单独控制的过分乐观情绪提出了批评。凯南认为莫斯科准备巩固在东德地区的势力范围,然后试图借此战胜三个各自孤立的西方占领区,最终将整个德国拉入苏东集团。他表示目前摆在美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其一,让德国实现有名无实的统一,但这样将很难抵御苏联的政治影响力对整个德国的渗透;其二,努力确保西占区对苏东政治渗透的抵制,将西占区纳入西欧政治集团而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凯南认为中央集权的德国政府很可能落入苏联手中,使苏联拥有控制整个德国的机会,相比之下形成一个长期分裂的德国倒是一个两害相比取其轻的方案。FRUS,1946,Vol.5,pp.516—520.凯南的看法得到了其上司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的赞同,后者也认为苏联正在试图将德国纳入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只有对此果断采取措施在西占区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国家政权。FRUS,1946,Vol.5,pp.535—536.在1946年4月和5月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与苏联在德国对苏赔偿物资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执。美国要求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交出一份详细记录苏联已经从东德占领区获取赔偿物资的清单,并试图说服苏联放松在东西方占领区之间设置的经济壁垒,但都没有成功。美国驻德军政府军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D.Clay)在5月26日给国防部的一份长电报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出了建立西部联邦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并提议先将美、英占区合并,作为独立联合经济体的雏形。他认为如果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上述建议大体形成决议,那么美国面临的将是日益恶化的德国经济,由此产生的政治动乱局面将有利于亲苏势力在德国的蔓延,从而严重妨碍德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华盛顿在德国的其他政策目标一并落空。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New York,1950,p.26.克莱接着表示,在苏联人同意组成德国经济联合体之前西占区应停止向其提供赔偿。参见桂立:《苏美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在1946年6—7月巴黎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提出将四国占领区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进行管理并建立相关管理机构。美国主张先通过德国的经济统一为政治统一创造条件,但也意识到要按照自身的思维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现实的做法是抛开苏联先与英占区各并进而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国家。但苏联强调的是政治统一,因此外长莫洛托夫强烈反对美英占领区合并,并认为美国是在酝酿分裂德国的阴谋。7月10日莫洛托夫发表了《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强调在德国复兴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在柏林建立起全德临时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以便于彻底清除德国境内的法西斯残余,完成民主化改造并履行战争赔偿义务。对此,美国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指出:苏联主张在处于苏占区中心地带的柏林建立德国中央政权,“这样他们就能由控制这个政权进而控制整个德国”。\[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著,北京编译社译:《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英国在8月1日公开表态赞同美国合并占领区的建议,两国遂于当年12月2日签订《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

1946年9月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预示着美国对德政策转变的重要演说,阐明了华盛顿复兴德国经济、建立德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他声称美国人民愿意把德国政府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愿意帮助德国人民使后者在世界上自由的、热爱和平的国家之林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声称要采取彻底抛弃之前的摩根索计划、执行复兴德国的各项举措。\[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122页。冷战研究中的传统学派认为,贝尔纳斯的演讲是对7月10日巴黎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所提出的苏联对德政策的回应;而修正学派则认为该演讲是围绕着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大战略而主动提出的对德新政策,是“美国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在德国对苏联发起的进攻”。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6.但无论如何,贝尔纳斯的演说至少说明美国对德政策的重大转折——从战后初期的严惩和压制转向扶植。

对此,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1946年9月下旬的一份名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并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打算使德国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由于该报告是莫洛托夫授意写成的,因此基本反映了苏联官方的观点。左凤荣:《苏联走向走衰弱与解体的深层原因新探——以苏联的对外战略及其对国内发展的影响为视角》,\[姜长斌教授指导\]中央党校2001年博士论文,第58页。其实在战后初期,由于对美国行为认识的主观和偏颇,斯大林非常害怕美国的侵略。早在1945年,他就担心美国军队跨越东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分界线,担心在美国的扶植下而崛起的西德国家会再次带来一场危害巨大的战争灾难。William 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From Entente to Detente to Cold War,New York,1982,p.196.总之,斯大林在战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极不信任的,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伊朗危机、希腊危机和土耳其危机的出现以及美英成立双占区的行动,苏联领导人的上述思维愈加强烈。

1947年是国际局势极为动荡的一年,杜鲁门主义出台、莫斯科和伦敦外长会议无果而终、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苏联及东欧国家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等事件,宣告了冷战的开始。艾奇逊在2月27日的国会发言中声称美苏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思维和意见大分歧,现在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必须在“民主和个人自由”与“专政和服从”之间作出选择。3月18日美国公布了前总统胡佛向政府提出的建议:在西占区单独建立德国政府、单独缔结和约、停止非纳粹化的一切工作、单方面进行币制改革。此项报告的公布说明美国要走背弃《波茨坦协定》单独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177页。

根据从1946年到1947年初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德政策反思,美国基本确立了在西占区组建独立西德国家的方针路线,因此在1947年3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和11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两次拒绝了苏联有关成立全德临时中央政府的建议。同年7月15日,杜鲁门政府正式颁布了新的对德政策方案,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驻德武装力量司令的指令》(简称JCS—1799号文件),该《指令》彻底改变了1945年4月的JCS—1067号文件中所提出的对德管制与占领原则,提出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在德国尽可能快地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和一种政治生活,它将以经济的幸福安康为基础,并且会在德国国内建立平静秩序,同时对其他国家相互间的和平精神有所贡献。”在此基础上,文件还对成立德国政府、占领区机构、政党政治、非纳粹化、战犯处置以及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新政策的经济目标是:“减少过去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军火和战争装备的工业;由联合国向德国索要赔偿;鼓励德国人民重建致力于和平目标并被统一进欧洲经济中心的自助型国家”,并对经济的非军事化、赔偿、金融、工农业以及经济机构的组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政策的文化目标是:“鼓励德国参与文化建设,建立新的国际文化关系,使德国人民能够被吸收到世界民族共同体中。”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1986,pp.124—135.

1947年秋,苏联领导层就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日益暴露的种种矛盾表示出极大担忧。苏联外交部欧洲三部主任斯米尔诺夫在10月3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函中,提到了西方国家在调解德国问题的政策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斯米尔诺夫认为美英在为单独解决德国问题作准备,并强调:“目前的问题已不止于宣传方式和政治恐吓,而是德国正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分裂这一现实威胁,以及将携其全部资源加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欧联盟中去的问题。”斯米尔诺夫致莫洛托夫的公函,1947年10月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82,оп.34,п.146,д.7,л.1。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кризис1948—1949годы: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изРоссийскихАрхивов,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5,№3.苏联领导人力图阻止事态的发展。依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他们打算保持对苏占区的全面监督并且不放弃对整个德国局势施加影响的机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47年11月21日批准的、给参加伦敦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把签署对德和约提到了首位,强调和约的签订是与恢复“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紧密联系的,并指出在伦敦外长会议期间为争取苏联以下两点建议被采纳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1)根据《波茨坦协定》建立民主的、统一的德国政府;(2)召集由与德国紧邻的盟国代表以及曾参加武装抗德斗争的国家代表组成的和平会议否决美国关于召开由对德宣战国家组成的和平会议的建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1947年11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3,оп.74,д.39,л.3。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кризис1948—1949годы: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изРоссийскихАрхивов,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5,№3.但在同年12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英、法、苏四国就德国统一问题的谈判在“冰冷和紧张的气氛”中破裂。当月20日的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甚至公开写到:“德国的分裂将给予我们行动自由,以便将西德纳入西方国家体系。”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кризис1948—1949годы: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изРоссийскихАрхивов,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5,№3.1948年1月,英国驻美大使劳德·英沃切普(Lord Inverchapel)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英国内阁新近批准的文件,该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政府对德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平、民主的德国,以避免最终出现一个共产党控制下的德国。”该文件还表示,如果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无法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英国将与其他西方大国合作,并承诺实施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美国对英国的态度予以积极回应,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认为在该问题(成立西德政府)上应该有一个革命性进展。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61.他在2月20日致函驻英大使:苏联人正在将东德改造成为类似其东欧卫星国那样的极权国家,西方大国现在需要将西德经济与西欧经济相结合。他表示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步骤,“西德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被纳入东方轨道”。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17.马歇尔进一步指出:“一个分裂的德国是不可取的,华盛顿并没有放弃以一个统一国家的方式解决这个中欧问题的希望,但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能成为我们在西德地区无所作为、不利于西欧经济整体复兴的借口。”他继续强调政府将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苏联统治德国,反之将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最大安全威胁。因此,立即将西德经济纳入西欧经济的发展规划是很重要的。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McGraw Hill,1990,pp.184—186.尽管国务卿声称不放弃德国统一的希望,但作为西德地区接受马歇尔计划、融入西欧经济的重要前提,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建立统一的政府组织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至1948年初,冷战背景下东西方关系的不断恶化在德国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与苏联在赔款、鲁尔管制和对德和约等问题上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加无法弥合。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量,美国逐渐转变了对德政策,这与苏联举措互动的直接后果便是推动德国朝着分裂的方向迈进。

二、东西方矛盾在柏林占领区的聚焦

由于分区占领的地缘因素,东西方就对德管制问题的矛盾冲突,在位于苏占区中心的四国共管地——柏林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联在二战末期单独占领柏林的时候,竭力在城市中推广自身的社会制度,苏军于1945年5月17日下令成立市政府,其中的关键职位均被共产党员或者亲苏人员占据。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New York,1950,p.98.在财政经济领域,苏军进入柏林后建立在自身严密控制下的银行信贷机构和“自由德国贸易联盟”。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在政党政治方面,苏联占领当局尽管于1945年6月10日下令准许成立各类非纳粹政党,但他们并没有让所有政党都受到平等的待遇,而是只支持共产党并为其他政党的自由发展设置障碍。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在新闻文化领域,苏方大力扶持受其控制的《每日评论》(Tagliche Rundschau)和《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同时在印刷份额、出版前审查等方面对非亲苏政党控制下的报纸进行严格限制,柏林广播的宣传主题也被限制在苏方许可的范围内。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9.

当美、英、法三国军队在1945年7月进驻柏林各自的占领区履行职责时发现,亲苏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市政机构,苏联对城市政治生活影响巨大。自从西方军队进驻后,柏林城的政治情况变得复杂,从共同占领的最初日子开始,东西方就暴露出政策取向上的尖锐冲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第385页。在市政管理方面,早已在西柏林行政机构中占据重要官位的亲苏人员总是在勉强执行西方的命令,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经常公开违令。例如在美占区的一个社区内,亲苏政党绕开美方直接向自己的成员发布命令。在公共安全领域,在美英法三国军队进入柏林几个月后,仍有部分苏军在西柏林进行物资掠夺活动,最终是在西方的强制干预下才停止这样有计划的行为。此外,苏军还从西柏林绑架了大量德国人前往东柏林,其中不少是市政官员。由于柏林的警察机构处于亲苏官员的领导下,因此,西方对此也无善法。在新闻和传媒领域,西方认为四国协定赋予了他们与苏联分享对位于东柏林的城市电台的控制权,苏联则以电台地处东柏林为由,拒绝让西方介入对电台的管制,在报刊和杂志的出版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最终四个占领国各行其是,在各自占领区内建立了各种新闻媒体。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32—33.或参见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93,p.114,pp.110—112.

面对上述形势,美英法在进驻柏林后采取了对苏友好和反击并举的举措。从对苏友好的角度讲,美国希望能够减少相互摩擦、和平共处。首先,在柏林城防司令部内部关于城市管理诸多问题的讨论中,美国指挥官均适当地作出了让步。例如美国同意西柏林所需的食品和煤炭能源等物资自行解决;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p.57—59.承诺所有在西方国家进驻柏林之前由苏联方面签署或颁布的法令,在接到城防司令部的进一步指令之前依然有效。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30.此外,美国还采取了其他向苏联示好的行动,例如有效地阻止西柏林人批评苏联政策和行为等。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31.驻柏林美军指挥官豪利上校在回忆录中指出:美国的种种政策是为了“向苏联人表示西方国家将与他们和平共处”的愿望,以“缓解苏联人的怀疑并告诉他们,我们是他们的朋友”。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56.

同时,美国也联合英、法在苏占区进行反宣传作为对苏联政策的反击。西方三国驻德军政府采取措施,不仅不允许苏联的影响渗透到西部各占领区去,而且还要削弱苏联在柏林的影响,甚至使自己的政治影响覆盖苏占区。他们尤其加强了在柏林的活动,在那里设立各种专门的宣传中心:有国防部心理处前主任迈克·克留尔领导下的美国情报局;有以经验丰富的军事外交家比肖普和特莱德·沃尔为首的英国情报局。此外,西方当局还在柏林设立广播电台,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组织为数众多的讲座、广泛地提倡学习英语,这些都成了他们在德国人中间进行亲西方宣传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柏林获得美国许可出版的私人英文报纸《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也广泛流传,成为吸引反苏人员的中心。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第398页。

对于美英的一系列举动,苏联驻德情报局在1945年11月3日提交莫斯科的《关于德国政治状况的汇报》有关“柏林状况”的部分中指出:“(苏联)占领当局对各民主党派和自治机构给予积极支持,(西方)盟军对于各政党的重建和自治机构的建立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我们挑选的柏林德国行政管理机构——司法部门和警察局的人员非常不合英美占领军的心意,后者认为这一人员组成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其中多数是左翼民主分子,为此英美当局马上开始攻击反法西斯战士,力争从政治上可靠的也就是右翼的和反动的德国人中间挑选自己人来取代他们。”该文进一步表示:“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以及苏联与英美之间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也反映到柏林的状况中来,英美占领当局越来越努力巩固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同时竭力削弱苏联对居民和市内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英美当局对我们建立的柏林市政厅和其他自治机构的攻击,就是柏林市内这种斗争的开端。”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第385页。

上述东西方矛盾,终于在1946年10月,通过柏林举行的战后首次选举公开爆发出来。早在1945年9月14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宣布允许各党派在英占区内成立组织,以便通过发扬民主精神为日后进行选举作好准备。Times,September 15,1945.该言论成了战后西方主张在德国占领区内实行自由选举的先声。具体到柏林地区,早在为选举起草具有法律依据意义的《临时城市宪法草案》之时,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就已开始明争暗斗。前者主张在《临时宪法》的基础上通过选举,由柏林人的代表自行制定新的宪法,但苏方却竭力阻止《临时宪法》的批准,尽管最终法案还是在管制委员会得到通过但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在选举的准备进程中,苏联当局及其支持的统一社会党在通过各种手段笼络人心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其他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顺利竞选制造障碍;即便是在选举即将开始的时候,苏联军政当局还放出谣言说:西方三国将在选举后的两个月内撤离柏林。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93,p.114,pp.121—129.

但事与愿违,选举结果令苏联大为震动。\[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333页。亲苏的统一社会党获得405992张选票,得票率仅为19.8%,即便是在柏林苏占区的得票率也只有21%,结果仅获得了26个市议会议员席位。相比之下,亲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则获得了999170张选票,得票率为48.7%,获得了63个市议会议员席位。其他两个参选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也分别获得了454202张和192527张选票,得票率分别为22.2%和9.3%,获得的议员席位也各自达到了29个和12个。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p.94.又见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47.

选举的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毫无悬念地控制了柏林市议会和市政府,这显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他们因此竭力在一些重要领导岗位的人选上作梗。例如当市议会选举恩斯特·罗伊特为柏林市长后,驻柏林的苏军指挥官不予批准,在提交盟国管制委员会讨论后也毫无结果,美英无奈之下只得同意由罗伊特的副手路易丝·施罗德女士代理市长。\[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334页。但苏联的反击并不能从根本上抹杀选举带给柏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例如苏联人长期无法有效地控制一些德国当地的行政管理机构,其中位于柏林负责苏占区事务的一些机关直到1948年1月还留任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籍官员。再如反对统一社会党的宣传材料在柏林城中的任意书摊上都可以买到,即使是柏林苏占区也不例外,同时在柏林与来自西方的领导人或政治家会面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p.95.上述现象无疑使西方国家在柏林城内有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周边的苏占区相比则大打折扣,从根本上说这非但不利于它在东柏林有效地实施自己的政策措施,反而可能会因西方在柏林影响力的向外扩散,对苏联加强对周边苏占区的控制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苏联采取了两个措施加以应对。第一,增加柏林统一社会党成员的人数,推动该党认知群体的不断扩大,以至于可以成功地超过其政治对手和国际对立势力在城市中的影响力;此外,竭力将柏林融入苏占区的发展轨道,向统一社会党的对手充分施压。第二,在柏林坚决抵制“西方因素”的进入。在当时的形势下,第二种措施实行的难度会更大。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p.95.

其实,苏联占领当局实施以上两个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将包括美、英、法三国在内的反苏势力排挤出柏林,在手段上则采取了提升亲苏力量和压制反对派并用的方式。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后者的实现难度远大于前者,因为这意味必须针对西方施加实质性的压力。联系一年多之后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以上两个政策措施更加值得分析和回味。苏联在1948年封锁柏林的目的中,蕴涵着将西方赶出柏林的考虑,尽管这不是苏联目的的全部,但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虽然不能因此认为,苏联早在1946年底就意图在柏林使用封锁手段挤兑西方大国,但可以肯定的是封锁柏林是以上两个政策措施的升华和具体化。

对此,人们仍然要问:既然在1946年的柏林选举后,苏联就萌发了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的想法,为什么没有立即将此付诸实施呢?其一,在苏联看来西方在选举中的胜利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自身在柏林乃至于整个苏占区的政治优势地位,而采取压制、逼迫西方的方式蕴涵着爆发战争的危险,两相比较得失关系和风险价值还不足以使莫斯科冒险采取行动;其二,四国对德联合管制机制仍在运行,苏联在解决德国问题的诸多方面仍需要西方三国的配合,因此没有必要加码使东西方的矛盾扩大化;其三,缺乏有利于对西方三国施加压力的国际大环境,东西方冷战尚未公开化,采取违背既有四国协定的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世人面前承担挑起事端的责任,这也是苏联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当苏联感到以上三点因素不再成为羁绊自身政策行为的枷锁之时,也就到了他们公开采取行动迫使西方势力退出柏林之日。随着1948年2月西方六国伦敦会议的召开,美英法三国筹建西德政府、分裂德国的政策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苏联终于得到了迫使西方势力退出柏林的绝好机会。3月26日,前往莫斯科访问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在与斯大林就德国局势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今年10月将在柏林再次举行的市政选举,其结果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来说未必比1946年好”,他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离开柏林,我们会对此感到高兴”,斯大林则回答道:“那我们一起努力试一试,也许会成功”。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及格罗提渥会议记录,1947年3月2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5,оп.1,д.303,л.34。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кризис1948—1949годы: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изРоссийскихАрхивов,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5,№3.

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 -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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